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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締造盛世,要經過幾代皇帝的努力?

貞觀六年(632年)三月的一天,唐太宗退朝後怒氣衝衝回宮,見到長孫皇后,脫口而出:“我要殺了這個老農民。”

“誰惹你了?”長孫皇后問。

“魏征經常在朝堂上公開羞辱我。”

長孫皇后聽後,立即退回內室,

很快換了一身正裝出來。

看到丈夫一臉懵圈的樣子,她解釋說:“我聽過一句話叫‘主明臣直’,魏征耿直,說明陛下聖明。恭喜啊!”

魏征也表達過同樣的意思。他承認他之所以敢於直諫,是因為唐太宗是善於納諫之人,否則給他十個膽子,他也不敢去觸龍鱗。

請注意,這裡有個很重要的因果關係,時常被我們忽視了——先有善納諫的明君,然後才有敢直諫的良臣,而不是反過來。

很多人講到唐太宗和魏征這對CP,都盛讚魏征的膽量與勇氣,忘了給唐太宗點贊。

在唐太宗裝作要殺魏征的這一年前後,大唐迎來了歷史上少見的治世。再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到唐玄宗執政前期,盛世來了。

唐太宗李世民

1、盛世修煉時間表

中國歷史很長,

但敢稱盛世並相對獲得公認的時期很短。秦以前的堯舜之治、成康之治,文獻太少,附會太多,先不去說它們。

秦以後,傳統中國僅有三段盛世時期。由唐太宗揭幕的貞觀之治直到開元盛世,恰好是中間一段。這也是進入狀態最快的一段盛世。

先看看三大盛世的概況——

西漢盛世:從文帝即位(西元前180年)到宣帝去世(西元前49年),持續130年。以武帝即位(西元前141年)為界,前期40年是文景之治,

隨後在武帝時期進入極盛。武帝之後,昭宣兩帝勵精圖治,為盛世續命。

唐朝盛世:從太宗即位(627年)到玄宗開元年間(741年),持續110多年。其中太宗在位22年稱貞觀之治,隨後高宗、武后等繼位者也算給力,直到玄宗前期迎來開元盛世。

清初盛世:康雍乾祖孫三任皇帝在位的時期,從1662年到1795年,持續130多年。這段盛世埋下了晚清衰落的種子,所以目前有爭議,有人稱為“聳人聽聞的盛世”。不過由於兩位超長待機王把控局面,

維持了政策穩定性,在當時條件下稱盛世,沒有大毛病。

漢武帝雕像

但有個問題:這些盛世都以帝號或年號命名,給人一種好皇帝一上位就天下太平的錯覺。其實,好皇帝都是經過努力施政才帶來治世或盛世的。那麼,

治世/盛世的起點在哪裡?

普遍認為,唐太宗經過七八年的治理,國家進入一個較好的狀態,盛世有了眉目。這時,距離唐朝開國大約18年。這個速度相當驚人,創了紀錄,迄今未破。

西漢讓人感覺盛世可期,則大約在平定吳楚七國之亂的西元前154年,距離漢朝開國大約48年。康乾盛世一般以平定三藩之亂的康熙二十年(1681年)為起點,此時距離清朝入關大約37年。

總之,在開國的半個世紀內,就可以窺見這個朝代有沒有衝擊盛世奧斯卡的能力。

秦以後幾個大一統或相對一統的王朝,除了上述三個朝代,有的在半個世紀內就玩完了,有的用武失敗,有的用刑過甚,結果都不行。

2、盛世的評價體系

略懂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歷史上宣稱形勢小好+形勢大好的時期其實很多,有的出自當時皇帝的自我表彰,然後文人臣下跟進,作進一步的闡釋和美化;有的是史家遇到個稍懂事、尊重知識份子的君主就感恩戴德,結果降低了盛世的標準,給這個君主臉上貼金。

這些被歌頌的歷史時期以治世、盛世、中興等名目出現,總共大約有36次之多。這麼多“盛世”,含金量難免受質疑。比如晉武帝司馬炎在位期間,有十年史稱“太康盛世”(280—289年),史家如此描述:“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

這個盛世的標準實在太水了。實際上,與兩漢相比,西晉的稅賦不僅繁重,而且極不平均,社會階層嚴重固化,士族醉生夢死,底層生不如死。只不過三國時期的社會狀況太糟糕了,人們才驟然產生了盛世的錯覺。

還好我們不被古人忽悠。正如最愛君前面所說,相對得到公認的盛世僅有3個,其他時段稱盛世都嫌勉強。

《盛世滋生圖》(局部)反映乾隆年間蘇州的繁華

問題來了:盛世的評價標準到底是什麼?

最基本的盛世標準有三條:經濟、軍事和文化。具體來說:

首先,社會要總體安定,人民安居樂業有奔頭。經濟發展,國家富足,國力領先於世界。

西漢初期,國家一窮二白,皇帝在全國都找不到毛色相同的四匹馬,經過70餘年的休養生息,到武帝接班的時候,國庫已經富得流油。唐朝在貞觀、開元年間的盛況,讓我們現在想起來還有點小激動。當時,世界著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都在中國,首都長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常住人口達百萬級別, 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會,聞名於世的“絲綢之路”此時成了熙熙攘攘的繁忙商道。清朝在康熙統治晚期,國力強盛到皇帝發聖旨“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其次,軍力國勢要強盛,國家統一,疆域遼闊,周邊沒有相抗衡的力量。這一點很重要!

歷史上三大盛世都是在打贏決定性的戰爭,克服內憂外患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大國崛起於一系列重大戰爭: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漢武帝大舉反擊匈奴;唐太宗反擊東突厥,唐高宗征高麗;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收復臺灣,抵禦沙俄入侵,征討噶爾丹,乾隆平定新疆……

有強大的軍隊作靠山,國家才有外交底氣。比如,唐太宗對邊疆少數民族並不是一味征戰,更注重和平交往,恩威並舉。該撒錢就撒錢,該秀肌肉就秀肌肉。

相反,一個王朝沒有強大的軍事做保障,即使創造出巨大的社會財富,也極易被周邊強大的國家或民族入侵掠奪一空,不可能形成盛世。宋朝便是典型的例子。宋朝沒有形成盛世,缺乏強大的軍事支撐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再次,文化要繁榮昌盛,對周邊地區有巨大的影響力和輻射力。這是軟實力的體現。

打個比方,三大盛世的文化軟實力,在當時的世界上類似於今日美國的地位。美式英語大行其道,漢唐口音也曾通用東亞文化圈;你有好萊塢,我有唐詩;你有海明威,我有《紅樓夢》……大概就這種感覺吧,你們自己體會下。

3、締造盛世靠舵手

回到文章開頭,唐太宗和魏征這對CP的小故事,不難看出一個盛世的締造,縱有各種利好因素的疊加,但歸根結底離不開好皇帝。

皇權專制時代,人治的本質決定了國運盛衰很大程度上系於一人身上。一國之君勤政幹練,敬畏權力,克制私欲,聽得進批評聲音,警惕唱讚歌者的陷阱,像早期的唐太宗一樣,這個國家就能得到很好地運轉,假以時日,繁榮昌盛即可不期而遇。

皇帝的表現好,其他好的風氣就順其自然而來。假使魏征遇到明朝中後期那些奇葩皇帝,他只有兩種選擇:要麼閉嘴,要麼歌德。有骨氣如海瑞者,抬棺進諫不怕死,仍改變不了皇帝的墮落。

魏征

大海航行靠舵手。回望三大盛世,都有明君領航。漢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們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知人善任,身旁有一批志存高遠、才略卓越的名臣輔佐,共同促成盛世降臨。

所以,盛世與一把手的關係有規律可循。歷次盛世無一不是肇始于第二代君主在位期間(第二代,不是指第二個即位的君主,而是指開國君主的下一代)。漢文帝是漢代開國君主漢高祖之子,唐太宗是唐代開國君主唐高祖之子,康熙是清代入關後第一代君主順治之子。

費成康曾在論文中指出,在第二代君主即位時,新皇朝的基礎尚未穩固,他們不僅要面對先帝遺留的各種困難,還要面對被先帝的鐵腕壓抑著的危機。這些危機集中體現於統治集團內部對皇位的爭奪和各種敵對勢力的乘機舉事。如果第二代君主的素質過差,是不可救藥的昏君、暴君,諸如秦二世、隋煬帝,就會迅速地被淘汰出局。如果第二代出的是平庸的君主,諸如宋真宗、元成帝,那麼國祚尚可延續,但他們的朝代必定與盛世擦肩而過。只有那些第二代君主也是傑出人物的朝代,幾百年一遇的盛世才會降臨。

然而,第二代君主不是最終射門的那個人。在第二代君主奠定盛世的基礎後,隨後的兩三代君主必須都是或大多是賢明的君主,才能射門成功,真正鑄就盛世。

原因很簡單,盛世從來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代積累的。只有當逐個順位的君主保持優良基因,不亂來,不敗家,才能繼續推行各種富國強民的政策,逐步觸及盛世巔峰。因此,漢代最繁盛的時代出現于第四代君主漢武帝的統治時期,作為盛唐巔峰的開元年間是第五代君主唐玄宗的統治時期,而清代盛世的巔峰則在第四代君主乾隆皇帝的統治時期。

乾隆和華盛頓竟然是同時代人

盛世系於一人,風險也在這裡。整個帝國只能祈禱老天降一個好皇帝,皇后生一個好繼承人,然後繼續祈禱這個繼承人在位期間一直好下去,不變壞。

唐太宗曾被魏征罵得狗血淋頭,都忍了,但他也曾親手砸掉魏征的墓碑,以示不爽。相比之下,唐玄宗執政後期變得更壞。開元二十五年(737年),監察禦史周子諒彈劾身居相位的牛仙客無能,被唐玄宗廷杖流放致死。後人評說:“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 ”

果然,幾年後,開元盛世一去不返。

西元1799年,大清皇帝乾隆死了,美國總統華盛頓也死了。也許,只有在同一年去世,才能讓我們記起這兩個像是活在不同時代的王者,竟然是同時代人。在乾隆手中盛極而衰的帝國,此時顯然被世界拉開了幾個身位。

也許,乾隆沒有變得更壞,但世界其他地方變得更好。他未能率領帝國跟上節奏,本質上已經壞透了。

就可以窺見這個朝代有沒有衝擊盛世奧斯卡的能力。

秦以後幾個大一統或相對一統的王朝,除了上述三個朝代,有的在半個世紀內就玩完了,有的用武失敗,有的用刑過甚,結果都不行。

2、盛世的評價體系

略懂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歷史上宣稱形勢小好+形勢大好的時期其實很多,有的出自當時皇帝的自我表彰,然後文人臣下跟進,作進一步的闡釋和美化;有的是史家遇到個稍懂事、尊重知識份子的君主就感恩戴德,結果降低了盛世的標準,給這個君主臉上貼金。

這些被歌頌的歷史時期以治世、盛世、中興等名目出現,總共大約有36次之多。這麼多“盛世”,含金量難免受質疑。比如晉武帝司馬炎在位期間,有十年史稱“太康盛世”(280—289年),史家如此描述:“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

這個盛世的標準實在太水了。實際上,與兩漢相比,西晉的稅賦不僅繁重,而且極不平均,社會階層嚴重固化,士族醉生夢死,底層生不如死。只不過三國時期的社會狀況太糟糕了,人們才驟然產生了盛世的錯覺。

還好我們不被古人忽悠。正如最愛君前面所說,相對得到公認的盛世僅有3個,其他時段稱盛世都嫌勉強。

《盛世滋生圖》(局部)反映乾隆年間蘇州的繁華

問題來了:盛世的評價標準到底是什麼?

最基本的盛世標準有三條:經濟、軍事和文化。具體來說:

首先,社會要總體安定,人民安居樂業有奔頭。經濟發展,國家富足,國力領先於世界。

西漢初期,國家一窮二白,皇帝在全國都找不到毛色相同的四匹馬,經過70餘年的休養生息,到武帝接班的時候,國庫已經富得流油。唐朝在貞觀、開元年間的盛況,讓我們現在想起來還有點小激動。當時,世界著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都在中國,首都長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常住人口達百萬級別, 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會,聞名於世的“絲綢之路”此時成了熙熙攘攘的繁忙商道。清朝在康熙統治晚期,國力強盛到皇帝發聖旨“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其次,軍力國勢要強盛,國家統一,疆域遼闊,周邊沒有相抗衡的力量。這一點很重要!

歷史上三大盛世都是在打贏決定性的戰爭,克服內憂外患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大國崛起於一系列重大戰爭: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漢武帝大舉反擊匈奴;唐太宗反擊東突厥,唐高宗征高麗;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收復臺灣,抵禦沙俄入侵,征討噶爾丹,乾隆平定新疆……

有強大的軍隊作靠山,國家才有外交底氣。比如,唐太宗對邊疆少數民族並不是一味征戰,更注重和平交往,恩威並舉。該撒錢就撒錢,該秀肌肉就秀肌肉。

相反,一個王朝沒有強大的軍事做保障,即使創造出巨大的社會財富,也極易被周邊強大的國家或民族入侵掠奪一空,不可能形成盛世。宋朝便是典型的例子。宋朝沒有形成盛世,缺乏強大的軍事支撐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再次,文化要繁榮昌盛,對周邊地區有巨大的影響力和輻射力。這是軟實力的體現。

打個比方,三大盛世的文化軟實力,在當時的世界上類似於今日美國的地位。美式英語大行其道,漢唐口音也曾通用東亞文化圈;你有好萊塢,我有唐詩;你有海明威,我有《紅樓夢》……大概就這種感覺吧,你們自己體會下。

3、締造盛世靠舵手

回到文章開頭,唐太宗和魏征這對CP的小故事,不難看出一個盛世的締造,縱有各種利好因素的疊加,但歸根結底離不開好皇帝。

皇權專制時代,人治的本質決定了國運盛衰很大程度上系於一人身上。一國之君勤政幹練,敬畏權力,克制私欲,聽得進批評聲音,警惕唱讚歌者的陷阱,像早期的唐太宗一樣,這個國家就能得到很好地運轉,假以時日,繁榮昌盛即可不期而遇。

皇帝的表現好,其他好的風氣就順其自然而來。假使魏征遇到明朝中後期那些奇葩皇帝,他只有兩種選擇:要麼閉嘴,要麼歌德。有骨氣如海瑞者,抬棺進諫不怕死,仍改變不了皇帝的墮落。

魏征

大海航行靠舵手。回望三大盛世,都有明君領航。漢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們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知人善任,身旁有一批志存高遠、才略卓越的名臣輔佐,共同促成盛世降臨。

所以,盛世與一把手的關係有規律可循。歷次盛世無一不是肇始于第二代君主在位期間(第二代,不是指第二個即位的君主,而是指開國君主的下一代)。漢文帝是漢代開國君主漢高祖之子,唐太宗是唐代開國君主唐高祖之子,康熙是清代入關後第一代君主順治之子。

費成康曾在論文中指出,在第二代君主即位時,新皇朝的基礎尚未穩固,他們不僅要面對先帝遺留的各種困難,還要面對被先帝的鐵腕壓抑著的危機。這些危機集中體現於統治集團內部對皇位的爭奪和各種敵對勢力的乘機舉事。如果第二代君主的素質過差,是不可救藥的昏君、暴君,諸如秦二世、隋煬帝,就會迅速地被淘汰出局。如果第二代出的是平庸的君主,諸如宋真宗、元成帝,那麼國祚尚可延續,但他們的朝代必定與盛世擦肩而過。只有那些第二代君主也是傑出人物的朝代,幾百年一遇的盛世才會降臨。

然而,第二代君主不是最終射門的那個人。在第二代君主奠定盛世的基礎後,隨後的兩三代君主必須都是或大多是賢明的君主,才能射門成功,真正鑄就盛世。

原因很簡單,盛世從來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代積累的。只有當逐個順位的君主保持優良基因,不亂來,不敗家,才能繼續推行各種富國強民的政策,逐步觸及盛世巔峰。因此,漢代最繁盛的時代出現于第四代君主漢武帝的統治時期,作為盛唐巔峰的開元年間是第五代君主唐玄宗的統治時期,而清代盛世的巔峰則在第四代君主乾隆皇帝的統治時期。

乾隆和華盛頓竟然是同時代人

盛世系於一人,風險也在這裡。整個帝國只能祈禱老天降一個好皇帝,皇后生一個好繼承人,然後繼續祈禱這個繼承人在位期間一直好下去,不變壞。

唐太宗曾被魏征罵得狗血淋頭,都忍了,但他也曾親手砸掉魏征的墓碑,以示不爽。相比之下,唐玄宗執政後期變得更壞。開元二十五年(737年),監察禦史周子諒彈劾身居相位的牛仙客無能,被唐玄宗廷杖流放致死。後人評說:“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 ”

果然,幾年後,開元盛世一去不返。

西元1799年,大清皇帝乾隆死了,美國總統華盛頓也死了。也許,只有在同一年去世,才能讓我們記起這兩個像是活在不同時代的王者,竟然是同時代人。在乾隆手中盛極而衰的帝國,此時顯然被世界拉開了幾個身位。

也許,乾隆沒有變得更壞,但世界其他地方變得更好。他未能率領帝國跟上節奏,本質上已經壞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