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沒有血性卻最愛造反

中國人缺乏血性，似乎可以從歷史和日常生活中隨處找到無數例子，但如果拉長視野，從大歷史的角度，中國人似乎又是最愛造反的群體，造反次數之多，頻次之密，為世界歷史所僅見。

絕大多數王朝的覆滅，都與各類大規模起義直接相關，陳勝吳廣、赤眉綠林、黃巾張角、瓦崗寨、黃巢、紅巾軍、李自成……這些名字的後面，正是一個個被埋葬的王朝。

規模較小、頻次更密的造反起義，就不勝枚舉了。據統計，“東漢從安帝永初二年（西元108年）至靈帝光和三年（西元180年），七十二年中爆發了三十六次農民起義，差不多兩年就有一次。北宋、南宋共統治三百一十六年，農民起義共有三百五十八次（參見何竹淇：《兩宋農民起義史料彙編》中華書局1976年版），

平均每年一點一二次。清代初年至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之前的二百多年間，散見於《清實錄》的農民起義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上述數字，引自季維龍“中國古代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次數多、規模大的原因”一文）。凡此種種，皆令人困惑：何以一個平時看上去缺乏血性，忍辱偷生的族群，卻如此輕易地衝冠一怒，走上造反的不歸路？要知道，在大一統專制之下，造反可屬於十惡不赦，株連九族之罪。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民眾要“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對比世界歷史，中國的造反傳統更加顯得特別。日本戰國時期的“下克上”、歐洲如德國閔采爾起義之類的事件，

在其漫長的歷史進城中，都是極為稀少的事件。在我的理解，這需要從中國獨特的歷史尤其是政治傳統中去理解，中國是最早建立起中央集權帝國的國家，此後2000餘年，雖有戰亂與分裂，這一統治形態一直得以延續，“千年之獄”，長夜難明，應是解讀造反頻仍的關鍵。

歐洲與日本封建體制下小國林立，歐洲還有教會權力的存在，君主或藩主的統治並不具備至高無上的特性，

同時，在日常生活中，各級領主與臣民之間儘管有著上下之分，但也因各自承擔不同的社會角色，而形成了某種類似共同體的結構。領主固然從臣民中榨取經濟資源，索取包括勞役在內的各種奉獻，但也承擔著諸如戰爭、治安、裁判等職能，這不僅使得政治統治披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也在事實上限制了領主對臣民的無限剝奪。

中國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則不然，

經由軍事征服建立的大一統體制，在其頂端是以軍事力量為根本的皇權集團，其下則是嚴密組織的行政官僚體系，不僅在政治上嚴格禁止挑戰，即使在日常治理中，也賦予行政官僚體系無限的權力，于官員則稱“大人”，民眾則無不為“草民”。一邊是高度集中、高嚴密組織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一邊則是分散、孤立、低生產水準的億兆草民。

官民之間不僅在統治關係上呈現懸殊對立的態勢，更形成了一種單向的經濟攫取。專制體制以少制眾，為了維持統治，多依靠專橫、獨斷乃至殘酷的統治手段，以壓制民眾反抗，而為了維持體制運行，又需要在經濟上持續地從民眾身上進行攫取。兩者結合之下，大一統專制體制成為了一部集壓制和攫取於一身的超級機器。

在大一統專制帝國下，這種政治懸殊對立和經濟攫取的運行，也就為民眾的造反埋下了種子。大一統專制體制的獨大，使得官家恒大，草民恒弱，治人與治於人之間不僅涇渭分明，而且懸隔殊甚，體制可以任意作為，草民卻不能有所抗爭。官僚集團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續膨脹的本能，隨著朝代建立的時間推移，官僚體制越發膨脹，平時的萬馬齊喑，又進一步刺激放大了各級官僚的貪欲，對民眾的盤剝也就越發嚴重，所謂“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加上依附于官僚集團的各種人員的侵漁，最終必然會威脅到民眾的基本生存，最終，這種擴張連同不期而遇的自然災害、戰爭等因素，將民眾逼入到了生存的絕境的時候，造反也就成為了民眾最後的選擇。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沒有血性與頻繁造反，只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其共同根源都是大一統專制體制的獨大。因其獨大而具有壓倒性優勢，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孤立無援，無從反抗，顯得沒有所謂的血性，也正是因其獨大而具有壓倒性優勢，專制政體對民眾的經濟攫取就不會遇到任何可見的抵制，就不會受到約束，而是持續擴張，最終，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大一統帝國的權力無遠弗屆，令草民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官民實力如此天壤之別，專制統治又異常殘酷，但是，已到絕處，草民依舊不得不反。吊詭的是，大一統專制平時的強大，也同時也註定了其覆滅的命運。首先，大一統帝國自上而下的嚴密組織，將其統治推行到了其治下的每一層土地，同時也將其攫取和壓榨送到了每一個臣民頭上，這一統治的均質化，在平時有效地壓制了民眾，使其甘作太平犬，也使得各級官僚得以無所忌憚地放大貪欲，肆行壓榨，而將絕大多數民眾一步步地推向生存的底線，而一旦有人揭竿而起，各地的民眾就會因其共同的處境和命運從沉睡中驚醒，所謂天下景從也就不期而至。縱觀歷代形成規模的造反，無不是起於一點，而迅速蔓延，即可為證。可見，專制統治越徹底、越完備，其造成的苦難就越普遍，後果就越具有爆炸性。大一統專制帝國與生俱來，就攜帶了這種自我毀滅的基因。

中國歷史上造反頻仍、王朝更迭的現象，也被總結為所謂的王朝週期律，早就為歷代儒生們所熟知，為統治者建言獻策的儒生們絞盡腦汁，試圖為此開出矯正的藥方，但細究其藥方，不外道德性的勸誡，試圖在統治階層的內心植入約束的訓令，尤其是通過最高統治者皇帝的垂范，上行下效，阻止或者至少減少毫無節制的壓榨攫取，以避免造反所帶來的社稷傾覆。

不用說，儒生們的努力是沒有效果的，這不僅因為道德的訓誡在人性的貪欲面前往往是無效的，更因為儒生們沒有認識到，這種王朝週期律的背後，是一種由特定統治方式所造就的正回饋機制，沒有反向的制約，只有猶如癌細胞一般的單向擴張。而要結束這種正回饋，不可能僅僅依賴道德的力量，而是必須在制度運行中引入反向的力量，也就是通過社會集團之間的制度性博弈，形成約束機制，這一惡性循環才能夠得以結束。用今天的術語而言，也就是以權利為基礎的憲政體制。而只要沒有能夠有此種制度上的安排，只要權力依舊是無約束的運行，看似沒有血性的芸芸眾生，轉眼之間就會發出怒吼，所謂的王朝週期律，也就將再度降臨。

作者：莫之許

更形成了一種單向的經濟攫取。專制體制以少制眾，為了維持統治，多依靠專橫、獨斷乃至殘酷的統治手段，以壓制民眾反抗，而為了維持體制運行，又需要在經濟上持續地從民眾身上進行攫取。兩者結合之下，大一統專制體制成為了一部集壓制和攫取於一身的超級機器。

在大一統專制帝國下，這種政治懸殊對立和經濟攫取的運行，也就為民眾的造反埋下了種子。大一統專制體制的獨大，使得官家恒大，草民恒弱，治人與治於人之間不僅涇渭分明，而且懸隔殊甚，體制可以任意作為，草民卻不能有所抗爭。官僚集團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續膨脹的本能，隨著朝代建立的時間推移，官僚體制越發膨脹，平時的萬馬齊喑，又進一步刺激放大了各級官僚的貪欲，對民眾的盤剝也就越發嚴重，所謂“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加上依附于官僚集團的各種人員的侵漁，最終必然會威脅到民眾的基本生存，最終，這種擴張連同不期而遇的自然災害、戰爭等因素，將民眾逼入到了生存的絕境的時候，造反也就成為了民眾最後的選擇。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沒有血性與頻繁造反，只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其共同根源都是大一統專制體制的獨大。因其獨大而具有壓倒性優勢，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孤立無援，無從反抗，顯得沒有所謂的血性，也正是因其獨大而具有壓倒性優勢，專制政體對民眾的經濟攫取就不會遇到任何可見的抵制，就不會受到約束，而是持續擴張，最終，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大一統帝國的權力無遠弗屆，令草民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官民實力如此天壤之別，專制統治又異常殘酷，但是，已到絕處，草民依舊不得不反。吊詭的是，大一統專制平時的強大，也同時也註定了其覆滅的命運。首先，大一統帝國自上而下的嚴密組織，將其統治推行到了其治下的每一層土地，同時也將其攫取和壓榨送到了每一個臣民頭上，這一統治的均質化，在平時有效地壓制了民眾，使其甘作太平犬，也使得各級官僚得以無所忌憚地放大貪欲，肆行壓榨，而將絕大多數民眾一步步地推向生存的底線，而一旦有人揭竿而起，各地的民眾就會因其共同的處境和命運從沉睡中驚醒，所謂天下景從也就不期而至。縱觀歷代形成規模的造反，無不是起於一點，而迅速蔓延，即可為證。可見，專制統治越徹底、越完備，其造成的苦難就越普遍，後果就越具有爆炸性。大一統專制帝國與生俱來，就攜帶了這種自我毀滅的基因。

中國歷史上造反頻仍、王朝更迭的現象，也被總結為所謂的王朝週期律，早就為歷代儒生們所熟知，為統治者建言獻策的儒生們絞盡腦汁，試圖為此開出矯正的藥方，但細究其藥方，不外道德性的勸誡，試圖在統治階層的內心植入約束的訓令，尤其是通過最高統治者皇帝的垂范，上行下效，阻止或者至少減少毫無節制的壓榨攫取，以避免造反所帶來的社稷傾覆。

不用說，儒生們的努力是沒有效果的，這不僅因為道德的訓誡在人性的貪欲面前往往是無效的，更因為儒生們沒有認識到，這種王朝週期律的背後，是一種由特定統治方式所造就的正回饋機制，沒有反向的制約，只有猶如癌細胞一般的單向擴張。而要結束這種正回饋，不可能僅僅依賴道德的力量，而是必須在制度運行中引入反向的力量，也就是通過社會集團之間的制度性博弈，形成約束機制，這一惡性循環才能夠得以結束。用今天的術語而言，也就是以權利為基礎的憲政體制。而只要沒有能夠有此種制度上的安排，只要權力依舊是無約束的運行，看似沒有血性的芸芸眾生，轉眼之間就會發出怒吼，所謂的王朝週期律，也就將再度降臨。

作者：莫之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