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諾獎得主勒克萊齊奧 他，一個在杭州的“局外人”
在人群中認出勒克萊齊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讓我們認真寫全他的名字：讓-馬里·古斯塔夫·勒克萊齊奧，
前天和昨天，這個一米九零的高大男人帶著夫人走在西湖邊，又逛到浙江大學圖書館。77歲的他，站得筆挺，在接近小長假人群漸多的路上，那麼引人注目。他終於不再在大冷天穿涼鞋了，黑色皮鞋、西裝、西褲，一身黑，跟他的神情一樣嚴肅，惟有眼睛，透著他的故鄉尼斯海岸的藍，憂鬱多情。
4月1日，浙江大學人文學部舉行了兩個重要活動，上午，是法語語言文化研究所師生與校友藝術展，展出了成立了24年的法語所歷屆師生各類作品共40多件，涵蓋攝影、繪畫、電影、舞蹈、設計、散文、詩歌等多種藝術形式。下午，則是第二屆“求是杯”國際詩歌創作與翻譯大賽頒獎典禮。
勒克萊齊奧受邀參加了一整天的活動。除了上臺發言，或者側頭和他三十多年交往的老朋友、翻譯家許鈞交流，
只有在最後和浙大師生合影時，夫人在台下謙讓著不肯上臺，勒克萊齊奧筆直地坐在第一排，遠遠地看著，忽然像個小孩子一樣，雙手彎曲在胸前，可愛地扒拉了兩下，笑著“喊”她上來。
勒克萊齊奧一直在行走，但如他所說，在踏足的地方，又總保有“局外人”的深切感受。
勒克萊齊奧獲諾貝爾文學獎時，評委會的評語裡有一個詞：詩意的創新。
不妨先讀一讀他眼裡的詩意——
他說
如果我們去思考語言的藝術，那麼詩歌將會是第一位的，不管是從時間先後來看還是從價值大小來看。
為什麼詩歌有這個優先權呢？
首先是因為詩歌是語言的本質。它闡述了人性的起源和真理。詩歌隨著語言而誕生，它是語言的本質，是一種物質性，也可能是人類的存在的理由。
其次，詩歌是人類必需的，因為它避開了冗言、暴力和孤僻。詩歌是明顯清楚的。它的語言(口語或書面語，因為詩歌不能僅局限于書本)是必要的，急迫的。同時，詩歌語言是既現實又昇華的，它虛構現實，它承載著感情和智慧。
我們可能過度地想要把詩歌語言和敘述分離開來——敘述展現現實，講述一個故事甚至是歷史。而詩歌語言在物質性、邏輯上是隨意的，它會表達一些情感，在某種程度上它是一種天使的語言——然而這樣的區分過於簡單。同所有武斷一樣，這種武斷需要經過核對總和批判。在世界文學遺產的敘事宏篇裡(例如我們可以想到荷馬的《奧德賽》，蟻垤的《羅摩衍那》)，有一種生命的力量，這種力量是詩歌的源泉。
實際上，詩歌是人類的第一聲呐喊。憤怒、反抗的呐喊或者是愛情和希望的高歌。一種號召，一支舞蹈，一種富於魔力的沉醉，一種不停反復的詢問。
在文學藝術的一開始，詩歌製造了情緒，創造了美，給我們帶來了死亡的顫慄。它所創造的圖景並不都是理想的，如同《詩經》裡這首奇特的詩《野有死麕》中被茅草包裹的鹿的象徵一樣，(《詩經》，作於西元前一千年前)將愛情和死亡聯繫在一起：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
有女懷春，
起士誘之。
……
我在某一天斷言：中國傑出的詩歌遺產是中國最偉大的藝術珍品，這個斷言也許有些過頭。中國古詩讓世界確信，詩歌是永恆的，它淩駕於當代悲劇和代表現代性的不可一世的技術之上。今天，與美麗城市杭州的會面就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本文節選自勒克萊齊奧第二屆“求是杯”國際詩歌創作與翻譯大賽頒獎典禮的發言）
（宋婭婷 譯 趙佳 修訂）
他一直行走，並在各處“宅著”
勒克萊齊奧像一個不合群的沉默寡言的小男孩。
1963年，攝影大師布列松給勒克萊齊奧拍過一張著名的照片，發線分明，英氣逼人，像個電影明星，現在的他，分明和那時沒有多少差別。他還是像自己小說中不停行走的孩子一樣——在莫里斯島(《尋金者》、《羅德里格島遊記》、《四十來歲》)，南美(《烏拉尼亞》、《歡歌的節日》、《墨西哥的夢》)，非洲(《沙漠》、《非洲人》)和西方文明之間緩緩畫著一個圈。而在現實世界裡，他也總是“在別處”，在法國、墨西哥、摩洛哥、美國等地輾轉。最近四年，他每年有3個月呆在中國教書，去三峽，去浙江的鄉村。
寫作和行走，比參加社會活動更容易。他也似乎沉靜於這種“他者”的觀察中，而他的不活潑並不是缺少情感，就像他在《流浪的星星》扉頁上畫下的一顆小星星，“贈許鈞先生。致以我全部的友情。”
李白詩跟法國的存在主義相近
錢報記者：剛才聽這麼多浙大學生讀了自己寫的詩歌，您的感受是什麼?
勒克萊齊奧：因為不懂中文，我並沒有特別能聽懂這些詩歌，但我能懂這些都是現實主義的詩歌，描寫的是現實的狀況，詩歌中也飽含了特別多的熱情。
錢報記者：我知道您喜歡中國古詩，喜歡杜甫，這四年，您在南京大學還開了一門課叫《世界詩歌的欣賞》，為什麼這麼喜歡?
勒克萊齊奧：李白、杜甫都是我喜歡的詩人。我在南京大學教書時，跟大家討論了許多關於詩歌的問題，尤其是中國詩歌，南大的學生對古詩很熟悉，也試圖在課上把古詩翻譯成英文，借助于英文，我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古詩中非常微妙的東西。
我讀的古詩，基本上都是距今六七百年的，比如李白，古詩的形式非常古老，但我卻能在詩歌中感受到對於生存的拷問，這種拷問，又跟法國的存在主義非常相近，所以李白的詩裡有許多現代性的東西。
再說杜甫，他在一首詩中提到強力徵兵導致一些人家破人亡，詩中的妻子因為丈夫要離開，哀愁又悲憤，我在詩中讀到了很多強烈的情緒，我很喜歡。
我也讀過很多中國女詩人的作品，它傳達了很多古代女性的生活狀況，在當時詩歌也是女性表達自我很重要的方式。雖然時間在改變，但是對於女性狀況的表達，並沒有多少改變，比如中國當代很有名的女詩人翟永明，她的詩中很強烈地抒發了她的情緒。所以，詩歌是連接古代和今天的橋。
錢報記者：這四年您每年有3個月要呆在中國，像杭州您都來了兩次了，去年是和莫言在浙大對談。而過去，您也一直在各地行走，觀察這個世界，體會更多的文化，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還保持這種“在別處”的狀態?
勒克萊齊奧：雖然我給人感覺走動得比較多，但其實我在每個國家中“行動”得並不是很多，比如，我在南大教書，基本上宅在家裡面，所以，我其實並不是一個喜歡旅行的人。但我喜歡和年輕人交往。
城市化進程對人性的損傷
錢報記者：但是，您的寫作中，對於“他者”文明的關注，是一個持續的“特點”。
勒克萊齊奧：我不太喜歡短暫的旅行，我更喜歡在一個國家長住，這是瞭解一個國家最生動的方式，在墨西哥我住了十幾年，能夠瞭解當地的文化。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我都是通過書本，通過和這個國家的作家、學者的交流，瞭解這個國家。比如在中國，我就有很多作家朋友，瞭解了中國文化。
錢報記者：除了許鈞老師跟您認識三十年了，我所知道的還有莫言、畢飛宇、董強。
勒克萊齊奧：在沒來中國之前，聽到一些一直流傳著的關於中國並不真實的說法，我來了之後也是一一檢驗了這種說法是否真實。比如，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國每個地方都是一樣的，但實際上中國地大物博，民族眾多，文化都是不同的。這種多元性遠遠多過美國所謂的大熔爐。
錢報記者：杭州呢？
勒克萊齊奧：乍一看杭州非常美麗，來的次數多了會發現杭州歷史很悠久，給人的感覺很休閒，生活節奏是比較緩慢的，因為我們有秀美的山水，同時也有很好的休閒文化，這可以構成杭州的一個城市名片和地域文化。
錢報記者：您去年還去了許鈞老師家鄉，是我們浙江龍遊的一個小村子塔石鎮錢村，您的感受是什麼？
勒克萊齊奧：我去許鈞老師故鄉的時候，他們故鄉發展還不是很快，生活水準沒有城市那麼高，但是給我印象很深的是村莊的村民，包括許鈞老師的家人都非常的大方。
錢報記者：您以前說過想在中國鄉村住上幾個月，寫寫中國鄉村在城市化過程當中的一些想法。
勒克萊齊奧：胡同這樣古老的建築，它有他美的地方，但是可能包含了一些不方便的因素。城市化也在力圖消減這些不方便的因素，給大家提供某種便利。但是在城市化過程中，也對人性構成了一定的損傷，大家都希望可以既保持便利生活，同時又能維持人性中美好的部分。
談到城市化正面的一面，我認為中國人特別適合處理城市化中的一些問題。比如代際之間的溝通。我看到有些中國老一輩的祖父母，他們會幫助自己的子女照顧孩子。這種家庭和代際之間的聯繫，可能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城市化過程中所帶來的格局下的負面影響。
“局外人”的感覺會一直伴隨我
錢報記者：您以前說過，感覺自己在法國是個“局外人”，不知現在感覺如何?
勒克萊齊奧：今天還是會有“局外人”的感覺。因為我自己從小就有離鄉背井的經歷。我在模里西斯出生，後來回到巴黎長大，這種經歷會讓我感覺我有點遠離故土，進入到自己並不熟悉的文化當中。這種感覺一直伴隨著我。
錢報記者：想問您一個“老土”的問題：作家的責任，或者說寫作的意義對您來說是什麼？
勒克萊齊奧：我只講對於我個人的意義，寫作是和我的生命聯繫在一起的。我不可以想像沒有寫作我還有生命，對於我來說，它和我的每一刻，白天，黑夜都結合在一起。寫作使我幸福，寫作也使我痛苦。在這個意義上寫作就是我的存在。
錢報記者：痛苦是什麼？
勒克萊齊奧：如果說有痛苦，那是因為寫作是一個非常私人的範圍，有些公開的活動我不能參與。可能對大家來說我有點自私，但這就是一種痛苦。
急迫的。同時，詩歌語言是既現實又昇華的，它虛構現實，它承載著感情和智慧。我們可能過度地想要把詩歌語言和敘述分離開來——敘述展現現實，講述一個故事甚至是歷史。而詩歌語言在物質性、邏輯上是隨意的，它會表達一些情感，在某種程度上它是一種天使的語言——然而這樣的區分過於簡單。同所有武斷一樣，這種武斷需要經過核對總和批判。在世界文學遺產的敘事宏篇裡(例如我們可以想到荷馬的《奧德賽》，蟻垤的《羅摩衍那》)，有一種生命的力量，這種力量是詩歌的源泉。
實際上，詩歌是人類的第一聲呐喊。憤怒、反抗的呐喊或者是愛情和希望的高歌。一種號召，一支舞蹈，一種富於魔力的沉醉，一種不停反復的詢問。
在文學藝術的一開始，詩歌製造了情緒，創造了美，給我們帶來了死亡的顫慄。它所創造的圖景並不都是理想的，如同《詩經》裡這首奇特的詩《野有死麕》中被茅草包裹的鹿的象徵一樣，(《詩經》，作於西元前一千年前)將愛情和死亡聯繫在一起：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
有女懷春，
起士誘之。
……
我在某一天斷言：中國傑出的詩歌遺產是中國最偉大的藝術珍品，這個斷言也許有些過頭。中國古詩讓世界確信，詩歌是永恆的，它淩駕於當代悲劇和代表現代性的不可一世的技術之上。今天，與美麗城市杭州的會面就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本文節選自勒克萊齊奧第二屆“求是杯”國際詩歌創作與翻譯大賽頒獎典禮的發言）
（宋婭婷 譯 趙佳 修訂）
他一直行走，並在各處“宅著”
勒克萊齊奧像一個不合群的沉默寡言的小男孩。
1963年，攝影大師布列松給勒克萊齊奧拍過一張著名的照片，發線分明，英氣逼人，像個電影明星，現在的他，分明和那時沒有多少差別。他還是像自己小說中不停行走的孩子一樣——在莫里斯島(《尋金者》、《羅德里格島遊記》、《四十來歲》)，南美(《烏拉尼亞》、《歡歌的節日》、《墨西哥的夢》)，非洲(《沙漠》、《非洲人》)和西方文明之間緩緩畫著一個圈。而在現實世界裡，他也總是“在別處”，在法國、墨西哥、摩洛哥、美國等地輾轉。最近四年，他每年有3個月呆在中國教書，去三峽，去浙江的鄉村。
寫作和行走，比參加社會活動更容易。他也似乎沉靜於這種“他者”的觀察中，而他的不活潑並不是缺少情感，就像他在《流浪的星星》扉頁上畫下的一顆小星星，“贈許鈞先生。致以我全部的友情。”
李白詩跟法國的存在主義相近
錢報記者：剛才聽這麼多浙大學生讀了自己寫的詩歌，您的感受是什麼?
勒克萊齊奧：因為不懂中文，我並沒有特別能聽懂這些詩歌，但我能懂這些都是現實主義的詩歌，描寫的是現實的狀況，詩歌中也飽含了特別多的熱情。
錢報記者：我知道您喜歡中國古詩，喜歡杜甫，這四年，您在南京大學還開了一門課叫《世界詩歌的欣賞》，為什麼這麼喜歡?
勒克萊齊奧：李白、杜甫都是我喜歡的詩人。我在南京大學教書時，跟大家討論了許多關於詩歌的問題，尤其是中國詩歌，南大的學生對古詩很熟悉，也試圖在課上把古詩翻譯成英文，借助于英文，我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古詩中非常微妙的東西。
我讀的古詩，基本上都是距今六七百年的，比如李白，古詩的形式非常古老，但我卻能在詩歌中感受到對於生存的拷問，這種拷問，又跟法國的存在主義非常相近，所以李白的詩裡有許多現代性的東西。
再說杜甫，他在一首詩中提到強力徵兵導致一些人家破人亡，詩中的妻子因為丈夫要離開，哀愁又悲憤，我在詩中讀到了很多強烈的情緒，我很喜歡。
我也讀過很多中國女詩人的作品，它傳達了很多古代女性的生活狀況，在當時詩歌也是女性表達自我很重要的方式。雖然時間在改變，但是對於女性狀況的表達，並沒有多少改變，比如中國當代很有名的女詩人翟永明，她的詩中很強烈地抒發了她的情緒。所以，詩歌是連接古代和今天的橋。
錢報記者：這四年您每年有3個月要呆在中國，像杭州您都來了兩次了，去年是和莫言在浙大對談。而過去，您也一直在各地行走，觀察這個世界，體會更多的文化，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還保持這種“在別處”的狀態?
勒克萊齊奧：雖然我給人感覺走動得比較多，但其實我在每個國家中“行動”得並不是很多，比如，我在南大教書，基本上宅在家裡面，所以，我其實並不是一個喜歡旅行的人。但我喜歡和年輕人交往。
城市化進程對人性的損傷
錢報記者：但是，您的寫作中，對於“他者”文明的關注，是一個持續的“特點”。
勒克萊齊奧：我不太喜歡短暫的旅行，我更喜歡在一個國家長住，這是瞭解一個國家最生動的方式，在墨西哥我住了十幾年，能夠瞭解當地的文化。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我都是通過書本，通過和這個國家的作家、學者的交流，瞭解這個國家。比如在中國，我就有很多作家朋友，瞭解了中國文化。
錢報記者：除了許鈞老師跟您認識三十年了，我所知道的還有莫言、畢飛宇、董強。
勒克萊齊奧：在沒來中國之前，聽到一些一直流傳著的關於中國並不真實的說法，我來了之後也是一一檢驗了這種說法是否真實。比如，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國每個地方都是一樣的，但實際上中國地大物博，民族眾多，文化都是不同的。這種多元性遠遠多過美國所謂的大熔爐。
錢報記者：杭州呢？
勒克萊齊奧：乍一看杭州非常美麗，來的次數多了會發現杭州歷史很悠久，給人的感覺很休閒，生活節奏是比較緩慢的，因為我們有秀美的山水，同時也有很好的休閒文化，這可以構成杭州的一個城市名片和地域文化。
錢報記者：您去年還去了許鈞老師家鄉，是我們浙江龍遊的一個小村子塔石鎮錢村，您的感受是什麼？
勒克萊齊奧：我去許鈞老師故鄉的時候，他們故鄉發展還不是很快，生活水準沒有城市那麼高，但是給我印象很深的是村莊的村民，包括許鈞老師的家人都非常的大方。
錢報記者：您以前說過想在中國鄉村住上幾個月，寫寫中國鄉村在城市化過程當中的一些想法。
勒克萊齊奧：胡同這樣古老的建築，它有他美的地方，但是可能包含了一些不方便的因素。城市化也在力圖消減這些不方便的因素，給大家提供某種便利。但是在城市化過程中，也對人性構成了一定的損傷，大家都希望可以既保持便利生活，同時又能維持人性中美好的部分。
談到城市化正面的一面，我認為中國人特別適合處理城市化中的一些問題。比如代際之間的溝通。我看到有些中國老一輩的祖父母，他們會幫助自己的子女照顧孩子。這種家庭和代際之間的聯繫，可能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城市化過程中所帶來的格局下的負面影響。
“局外人”的感覺會一直伴隨我
錢報記者：您以前說過，感覺自己在法國是個“局外人”，不知現在感覺如何?
勒克萊齊奧：今天還是會有“局外人”的感覺。因為我自己從小就有離鄉背井的經歷。我在模里西斯出生，後來回到巴黎長大，這種經歷會讓我感覺我有點遠離故土，進入到自己並不熟悉的文化當中。這種感覺一直伴隨著我。
錢報記者：想問您一個“老土”的問題：作家的責任，或者說寫作的意義對您來說是什麼？
勒克萊齊奧：我只講對於我個人的意義，寫作是和我的生命聯繫在一起的。我不可以想像沒有寫作我還有生命，對於我來說，它和我的每一刻，白天，黑夜都結合在一起。寫作使我幸福，寫作也使我痛苦。在這個意義上寫作就是我的存在。
錢報記者：痛苦是什麼？
勒克萊齊奧：如果說有痛苦，那是因為寫作是一個非常私人的範圍，有些公開的活動我不能參與。可能對大家來說我有點自私，但這就是一種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