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生命垂危的捐獻者，
她所想的是“我救不了你的全部，
但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
”
全文2636字， 閱讀約需3分鐘
清明將至， 一則視頻在網路悄然走紅， 視頻的主人公叫王璐， 來自北京佑安醫院。
王璐所從事的並非普通的救治診療工作， 而是一份跨越傳統的醫者界限、觸及倫理層面的“新職業”——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
▲器官捐獻協調員王璐。 圖片來自網路
近年， 在北京部分醫院， “器官捐獻協調員”悄然誕生。 在患者逝世之際， 這些“協調員”靜待於病房外， 等著一個合適的時機向家屬問出：“你願意捐獻出逝者的器官嗎？”
為了拯救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 這些協調員們四處奔走， 試圖從死神手中爭搶生命。 但由於器官捐獻的概念在國人心中仍較陌生， 一路走來， 他們也面臨著家屬甚至同行的諸多不解……
今天， 新京君帶你走近這個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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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轉行”協調器官捐獻
在佑安醫院ICU病房裡幹了5年之後， 醫生王璐“改了行”。
那是2010年， 我國首批“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誕生， 佑安醫院也設立了協調員的崗位。 協調員們多為醫院各科室的醫護人員， 主要的“任務”包含識別捐獻者、與家屬進行溝通、協助整個捐獻過程的完成。
王璐協助捐獻出的第一顆腎臟， 來自一位11歲的浙江小女孩。
2012年春節， 女孩來京與打工父母團聚時， 被開卡車的父親倒車時撞傷了頭部，
王璐記得， 女孩去世後的當天上午， 她的父母哭得撕心裂肺， 以至於本該向夫妻倆提出器官捐獻的王璐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但下午， 兩人主動找到了王璐。
“很想回報社會點什麼。 ”在王璐的幫助下， 夫婦倆在同意書上簽了字。 他們說， 想通過這樣的方式， 讓女兒留在北京。
在當時， 主動為逝者捐獻器官的家屬還不多見。 王璐記得， 捐獻當天， 很多醫生趕來為女孩送別， 許多人在現場泣不成聲。
這位女孩所捐獻出的的肝臟、腎臟、角膜總共拯救了3條生命， 讓2人恢復光明。 像這樣的器官捐獻案例， 近7年來， 王璐一共完成了30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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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行驅逐的“協調員”
擁有ICU大夫經歷的王璐， 比常人更能直觀理解“器官捐獻”的急迫。 她說， 自己在ICU見過的很多患者， 包括一些年輕人， 都在等待匹配的移植器官， 並在等待中死去。
不過， 這份“新工作”遠沒有她想像中那麼順利。
在北京各個醫院的ICU病房中， 每天都有患者因救治無效逝世， “潛在待捐”案例便存在于這些患者之中。 王璐需要奔走於北京市各大醫院， 向同行傳播器官捐獻的理念、並爭取合作的機會。 但在最初， 即便是她的醫生同行， 不認可的也不在少數。
她曾不止一次地被醫生同行當面“驅逐”。
有一次， 王璐前往一家大醫院， 與相關負責人商談器官捐獻的事項。 在等候所有患者就診完畢之後， 她上前剛說了開場白，
還有同行曾質問她是哪個科室的醫生、直言“我這兒是救人的， 你是來幹嘛的？”， 似乎斥責她玷污了醫生救死扶傷的職業榮譽。
最難過的時候， 王璐曾哭著跑回佑安醫院。 她說， 自己作為一名年資不低的大夫， 沒有想過有一天會被人“像趕垃圾一樣趕走”。
在面對逝者家屬時， 王璐遇到過更加激烈的拒絕。
佑安醫院曾有一位女性患者腦瘤晚期放棄治療， 丈夫想捐獻妻子的器官， 但是處於悲痛中的患者母親反應強烈， 得知後在辦公室將王璐罵了近兩個小時， 認為醫院沒能將女兒救活、還想摘取女兒的器官， “良心都被狗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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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質疑“動機”的尷尬
器官捐獻必須取得其父母、子女、伴侶等親屬的同意捐獻方能進行。
在通過初篩的190多人與到達待捐狀態的40人之間， 150多人過半數是因家屬的不理解止步於捐獻之外。
“只要家屬有意願， 來一個家屬協調員就去講一次。 ”王璐說， 為一個案例跑上四五次， 是常有的事。
北京友誼醫院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吳平記得， 去年4月， 一位51歲的高血壓患者因嚴重腦出血而腦死亡， 醫院協調員取得了其子女的同意， 但患者的伴侶卻不能接受， 理由是“不能讓老伴在陰間缺肝少腎”。
家屬的不理解， 除了源自對親人罹難的悲痛情緒、新舊觀念的激烈碰撞， 還包含對這些“協調員”動機的懷疑。
另一名協調員、北大人民醫院肝膽外科主任醫師高傑說，他曾被家屬質疑“只是想要患者的器官、因此不會全心全意救治患者”。
除了家屬的因素，另一重“考驗”還包含對捐獻者的身體評估。按照要求，捐獻只能發生在捐獻者死亡之後、器官衰竭之前，且捐獻者需要符合一定標準，包括年齡低於60歲，原發病為腦外傷、腦出血、顱腦腫瘤等腦部疾病，且無惡性腫瘤、傳染病、吸毒史、嗜血細胞綜合症等禁忌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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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槍匹馬”變團隊作戰
為了提高器官捐獻的成功率，北京的試點醫院及協調員們也各出“大招”。王璐說，為了與家屬更好地溝通，協調員們曾專門出國學習過包括肢體語言在內的交流技巧。
但在王璐看來，這些“技巧”能夠更好地幫助家屬理解何為器官捐獻，卻很難改變家屬的固有觀念。普遍來說，受教育程度較高、年齡較小、城市內的居民，要比受教育程度較低、年齡較高、住在郊區或鄉下的家屬更能接受器官捐獻。
社會觀念也在不斷轉變。國家衛計委曾表示，2010年前後，我國公民逝世後捐獻的器官占到器官來源總量的比例幾乎為0。而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提供的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3月26日，中心已見證成功捐獻10986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30213名，有229144人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願者。
雖然工作不易，但協調員們的普遍感受是，公眾的接受度已提高很多。王璐告訴記者，一開始，被患者和醫生拒之門外是家常便飯，現在每週都能接到主動諮詢及提供線索的電話，佑安醫院的協調員也從她“單槍匹馬”變成了9個人“團隊作戰”。
根據國家衛計委公佈的名單，全國有165家醫院被批准開展人體器官移植項目（不包括心臟死亡器官捐獻試點醫院），其中北京有20家。包括佑安醫院、友誼醫院、北大人民醫院、協和醫院、安貞醫院等在內的多家醫院，均設立了協調員。
在採訪中，王璐告訴記者，面對生命垂危的捐獻者，她所想的是“我救不了你的全部，但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
而一對角膜、兩個腎臟、一個肝臟、一顆心、兩葉肺、一個胰腺……一個人可以捐獻出的器官，可能讓9個人重生。
如果有一天面臨死亡，你願意捐獻出自己的器官嗎？
轉：新京報
還包含對這些“協調員”動機的懷疑。另一名協調員、北大人民醫院肝膽外科主任醫師高傑說，他曾被家屬質疑“只是想要患者的器官、因此不會全心全意救治患者”。
除了家屬的因素，另一重“考驗”還包含對捐獻者的身體評估。按照要求，捐獻只能發生在捐獻者死亡之後、器官衰竭之前，且捐獻者需要符合一定標準，包括年齡低於60歲，原發病為腦外傷、腦出血、顱腦腫瘤等腦部疾病，且無惡性腫瘤、傳染病、吸毒史、嗜血細胞綜合症等禁忌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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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槍匹馬”變團隊作戰
為了提高器官捐獻的成功率，北京的試點醫院及協調員們也各出“大招”。王璐說，為了與家屬更好地溝通，協調員們曾專門出國學習過包括肢體語言在內的交流技巧。
但在王璐看來，這些“技巧”能夠更好地幫助家屬理解何為器官捐獻，卻很難改變家屬的固有觀念。普遍來說，受教育程度較高、年齡較小、城市內的居民，要比受教育程度較低、年齡較高、住在郊區或鄉下的家屬更能接受器官捐獻。
社會觀念也在不斷轉變。國家衛計委曾表示，2010年前後，我國公民逝世後捐獻的器官占到器官來源總量的比例幾乎為0。而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提供的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3月26日，中心已見證成功捐獻10986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30213名，有229144人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願者。
雖然工作不易，但協調員們的普遍感受是，公眾的接受度已提高很多。王璐告訴記者，一開始，被患者和醫生拒之門外是家常便飯，現在每週都能接到主動諮詢及提供線索的電話，佑安醫院的協調員也從她“單槍匹馬”變成了9個人“團隊作戰”。
根據國家衛計委公佈的名單，全國有165家醫院被批准開展人體器官移植項目（不包括心臟死亡器官捐獻試點醫院），其中北京有20家。包括佑安醫院、友誼醫院、北大人民醫院、協和醫院、安貞醫院等在內的多家醫院，均設立了協調員。
在採訪中，王璐告訴記者，面對生命垂危的捐獻者，她所想的是“我救不了你的全部，但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
而一對角膜、兩個腎臟、一個肝臟、一顆心、兩葉肺、一個胰腺……一個人可以捐獻出的器官，可能讓9個人重生。
如果有一天面臨死亡，你願意捐獻出自己的器官嗎？
轉：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