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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槍手》裡,一對寒門天才坐上了賭桌

作者:魯舒天 / 微信公眾號:qspyq2015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588篇原創首發文章

在電影院裡看完《天才槍手》後, 筆者的第一反應是拿出手機查看這部現象級口碑神作是否就是本年度代表泰國去競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那個。

上一部讓筆者有同等震撼的亞洲電影還是印度的《摔跤吧!爸爸》, 雖然它們都不是2017年代表各自國家去“申奧”的寵兒, 但這些離我們最近的鏡子無疑都反襯出了中國主流大片的尷尬與滯後——當我們的電影產業還深陷在“起朱樓、宴賓客”的片刻歡愉, 別人家的電影已經可以隨意叩開那道“傳世”的大門。

《天才槍手》不止是一部把考試拍成驚心“諜戰”的技術神作, 只顧捕捉“舞弊”的具體痕跡而罔顧抽象含義的政治正確黨們也大可不必擔憂“家長帶孩子來看它就會學壞”這類情況的發生, 因為電影本就不是在講考試作弊這碼子事。 《天才槍手》這把槍的槍口,

甚至都不屑于抬向教育制度, 它真正在講的事情是——天才對於突破社會結構固化的短兵接戰。

天才

所謂天才, 其內涵並非僅為“通達”, 更深刻的意義在於“兼顧”。 常人所談及的天才, 實際多是那種此處練達、別處遲鈍的人才, 長處與短板兼有, 在世俗生活中顧此失彼乃是常態。 而真正的天才, 則是在突破“人才”之局限的同時突破了常人對於“天才”的想像, 自然領會行知合一、因勢利導的精髓, 既能廣才、亦可成學。

電影中的小琳就是這樣一種天才, 她不僅學業優異到周遭難以望其項背, 更有一份超越年齡的冷靜與機變。 所以她從一開始就不是慣常概念中的“學霸”, 不是那種高分低能的“做題機器”, 更與“低情商”、“讀死書”、“不靈光”的形象界限分明。 如果小琳不是這樣的一種人物設定, 那就難以解釋後面的劇情中她何以無須磨合便完成“被動配合作弊”到“主動導演作弊”之間的轉換。

《天才槍手》裡饒有意味的一筆在於, 模範生和後進生之間看上去並不存在那麼多的隔閡,

這在現實的教育環境中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庇佑在教職羽翼之下的模範生即使只有分數達到模範, 便足以建立起對“後進者”的隱形鄙視鏈。 雖然他們不會像國內某些輕率應對使命的教育工作者們將“成績好、成績壞”直接與“好學生、壞學生”這樣的概念等同, 但他們肯定也是不屑于同老師重點打擊或者重點放棄的對象為伍的。 從這個意義上看, 泰國電影對此節的回避有些超現實:傻白甜的格雷絲靠著同小琳的閨蜜友誼就嫁接起了“模範”與“後進”之間的橋樑, 而小巴等富二代們則是通過轉帳支付作弊酬勞的手段對這架看不見的橋樑進行加固。

與其說《天才槍手》的匠心是把考場作弊的節奏拍得扣人心弦, 毋寧說它最具獨創性的所在是舒緩了校園環境下不同位置間學生的對立關係, 這種複雜性的解除是小琳與格雷絲、小巴們能夠聯合起來一致對外的前提條件。 當“漢賊不兩立”變成“群眾內部矛盾”後, “群眾內部矛盾”很快就在現實利益面前找到了解決的臺階——小琳的家庭條件並不寬裕, 父母還離婚了,轉入眼下這所貴族學校更是交了一筆數額不菲的贊助費;與此同時,作為富二代的小巴和格雷絲們直截了當地告訴小琳,即便是他們這樣的人也是想取得好成績的。事情自然一拍即合,一邊是天才特別需要解決“錢”的問題,另一邊是“蠢材”就怕天才不喜歡錢。故事的架構就是如此簡單明快、毫不拖遝:富二代們拿錢給小琳,小琳用各種高智商操作幫金主們通過考試,這裡面哪兒有教育制度的事兒了?

槍手

正所謂“千里馬常有,而母千里馬不常有”,如果說女主小琳是《天才槍手》裡的千里馬,與其匹敵的“母千里馬”便是男主班克。當班克的巨幅照片與小琳同框懸掛在教學樓時,所有觀眾都會好奇這個此前隻字未提的另一位模範生究竟是誰。班克面容清瘦、不苟言笑,時而“團結緊張”,時而“嚴肅活潑”。長了一張憂鬱文青的臉卻又不幹憂鬱文青的事兒的班克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做題考試,成為模範;

二、記憶力超強,能背出π小數點後面的數字;

三,以一種窮追猛打的精神給老師打小報告。

班克無意中發現班上同學與小琳的舞弊交易,便當仁不讓地把事情捅到了校方那裡。小琳自然受到了校方的重罰,天才槍手遭遇了職業生涯的首場敗績。實際上,班克這個人物出現的最大意義是引起看官對於串通作弊行為的價值觀討論。在這樣一個黑白分明、政治絕對正確的愣頭青登臺之前,觀眾會不自覺地被代入進一場場“小琳老師”精心策劃的周密計畫之中,會完全略去對於整樁作弊戲碼的指控和批駁。以筆者的感受為例,似乎看到的不是作弊,而是革命戰爭時期我方地下工作者們在完成任務,情感上當然是不希望他們失利的。

好的,你以為你把小琳揪出來批判一番,這就萬事大吉了是吧,就可以結案陳詞了是吧?如果世界真的是非黑即白的,那倒是簡單了。事情吊詭的地方就在於,校長批評小琳不是因為“後者作弊了”,而是因為“後者利用作弊來掙錢”。想到進這所學校前每位學生家長都必須交納的巨額“贊助費”,小琳突然發現自己有了反擊的理由:“要說利用學校掙錢,我跟你們比起來根本是小巫見大巫”。這裡需要明確的邏輯是:到底是小琳們把考試變成了交易,還是原本作為非營利性機構的學校先把教育變成了一盤利益大棋?如果你這個上樑壓根就沒正過,為何指責起下樑偏斜的時候還能如此義正詞嚴?過分之處不是有人雞鳴狗盜,而是雞鳴狗盜之輩尤其愛講禮教。

在對舞弊者進行嚴肅的道德審判之前,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教育機制本身是否充斥著更多的不嚴肅。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以及以傳道授業為名賺得盤滿缽滿之輩皆言“存在即合理”之時,當所謂旁觀者大言不慚道“教育體制本就不是為了教育,只是一種人才選拔機制”之際,筆者更願意把小琳幫助金主們舞弊的行為看成是“狼人殺”裡的攪局步驟,因為它並不會讓事情變得更壞。

在這一問題上,更值得被嚴肅對待的部分是:如果教育體制不覺得自己該為教育負責,那麼誰還有資源或者有資格去培養人才?如果某些被認為已經是最公平、最合理的考試制度只是把它邏輯之下經過篩選的物件批章加印就投入社會,而從來不管這些標籤背後的故事,那麼它的這種經過計算的公平對於一個社會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恐怕正是那種忽視教育本身意義的教育制度,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一個個法學畢業生送上高官顯位,然後重複聽到他們被宣判“知法犯法”或者“涉嫌違紀”的那刻。

在此重新審視電影中小巴招攬作弊生源的那句“讓我們去選擇大學,而不是大學去選擇我們”,即便它確是作奸犯科者們的藉口,但它似乎不復有被過於批判的必要。因為現實很可能是:負心變節的“精英”實在太多,導致可供“仗義”的“屠狗輩”實在不夠用了。如果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後面,最終送去的是一個個康王,那麼這種命題已經失去了全部的意義。對於這種無意義的推倒本身,有時候就意味著一種重建。而小琳一次次在考桌上敲擊作弊暗號的作為,無疑正是這種抽象重建的敘事中最不足為人道的那個組成部分。

為什麼不能用一些不合理、非常規的手段把主體適當的人送去他應有的位置呢?社會是不是應當更關注這類人坐上那些位置之後的具體作為,繼而反推此前“設卡”的必要性和正當性?不然你以為民國時期或者恢復高考之後的那麼多破格錄取都是幹嘛使的?不然你以為“不拘一格降人才”只應當是古人的玩笑話麼?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小巴或者格雷絲並不會成為筆者所言的“更適當”的主體。但很可惜,現實中的小琳或者班克身上同樣難以覓得這份“更適當”的蛛絲馬跡。

輪盤

《天才槍手》的結構明顯分為上下兩個半場,它的下半場——即從格雷絲找到小琳讓後者替她們通過STIC的考試直到電影結束的部分才是核心主題之所在。上半場結束的時候,被舉報而受挫的小琳把出來混的收益連本帶利都還了回去,所以當格蕾絲告訴她通過STIC的酬勞有60萬泰銖的時候,小琳仿佛一瞬間看到了一個可以翻盤的下半場。小琳捲土重來的野心指向了一場規模龐大的流水線作業,她計算好了槍手的任務、盟友的職責、金主的名額、冒險的上限和分賬的明細,萬事具備只欠班克這道東風——題目太多、小琳一個人記不完,須有記憶力超強的班克上這艘船,納這道投名狀。

電影的主題正是在小琳走進班克家洗衣店的那刻陡然清晰起來,當“冥頑不化”的班克指責小琳的如意算盤打不得時,小琳一句反問就鎮住了班克:“就算你這麼誠實,生活不是照樣在欺騙你嗎?”班克的父親已經去世,母親獨立承擔家裡的洗衣店,班克品學兼優,勤工儉學彌補家用。但如小琳所見,他和家人的生活品質並沒有因為他們的勤勞、敦厚而得到絲毫改變。小琳提醒班克有些東西真的是天註定,小巴和格雷絲們才是天生贏家,而她和班克,雖然照片印成橫幅掛上了教學樓,但那又如何?你日夜期待的獎學金可能只是小巴爸爸隨手撇出的一筆零花,你根本不知道你還要努力多少年才能和人家坐在一張桌子旁喝咖啡。小琳告訴班克的是,不管他們有多不情願,他們從一開始已經身處這場不公平的遊戲。

當你拿到左輪手槍的時候,就意味著你已經進入了賭局;當你執意要殺出血路,其實正印證了你已經無路可逃。小琳希望班克明白的是,即便他把手槍扔掉,對手還是會向他開槍,所以現在拿起槍還不算晚。至少他們手裡還有把槍,而那些無法為富二代提供價值的小琳和班克們,則終生只能被生活掃射。《天才槍手》的社會對於寒門天才的恩惠,只是提供給了他們一些參與權與入場券,但這些天才的對手們,則是從一開始就坐在場內。所謂改變命運,或許只是一種從地獄到人間的相對。而人間到天堂的距離,恐怕更是耗盡精力爬上人間者終生難以跨越之極限。

班克終於被小琳說動,參與他們的合謀。可在槍手CP奔赴考場的前夕,在一次針對事敗所做的預演應急中,班克與金主鬧翻,幾乎退出計畫。原因在於小巴陰謀策劃了對班克的襲擊事件,後者因這次襲擊失去了參加申請高額獎學金考試的機會。當班克得知一切都是小巴幕後所指,他怒不可遏,並對其揮拳相向。他憤怒的理由當然不是自己挨打進了醫院,而是他失去了一條申請獎學金、出國留學、找到高薪工作乃至於跳出階層的通道。“我沒有你那麼有錢,獎學金就是我的夢想。”這種對於班克們來說失去機會的痛苦,是小巴們永遠也理解不了的。

但鬧歸鬧,最終班克還是拉著小琳去了悉尼考試。在那個慌亂夜晚的高架橋上,拖著行李箱的小琳問猛回頭的班克為什麼?為什麼他們那麼傷害我們,我們還得去替他們考試。班克告訴小琳至少幹了這單,他們還有這單的錢可以賺,自己也不算白挨一頓揍。但這些話並不是班克折返的真實原因,真正的轉折是電影中的一處細節——本是去意已決的班克意外地看到了一則街邊廣告,廣告的內容是一排更先進的洗衣機器的出現。那一刻,班克的心中應當是驚恐萬狀的,他想到了自己的母親整天給人手洗衣服,洗得背都駝了,但一個屬於洗衣房的新時代說來就會來,科技的進步會徹底淘汰掉他們家賴以存活的營生。

班克和小琳都是天才,但在他們不得不坐上那輛去往機場的計程車的時候,他們不是什麼天才,不是掛在教學樓供萬人敬仰的學生模範,他們只是天生贏家們的槍手,是小巴和格雷絲們的墊腳石、鋪路磚。他們不是主宰世界的王者,他們只是一類業務能力出色的馬前卒。就像當初小琳說的那句話——“我們必須付出更多,才能得到我們想要的”,他們在悲涼底色面前別無選擇。等到了悉尼之後,小琳拿著手機和班克拍了一張合影,這是兩個因替富二代們考試才有機會第一次走出國門的天才們的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同框——當他們作為天才學生的符號,他們尚能自我感覺良好,在課堂與考卷之間如魚得水;但當他們作為一對年齡相當的男女組合,他們卻必須首先克服世襲的自卑感和對於結伴出遊的陌生。至於陷入愛情的可能,不知要用多少次替考經歷才能換到。

筆者並不打算把槍手CP在STIC考試中的失利看作是一場意外,這更像是註定會在陰溝中出現的翻船情節。替考天才們的宿命就是在經歷一次次的提心吊膽和丟人現眼之後徹底喪失攬活的本錢,而這一切絲毫不會在幕後金主的世界中留下一絲波瀾。《天才槍手》裡有一處橋段正是對於這一情景的預演,當教學樓前那面小琳與班克的橫幅因東窗事發而緩緩墜落,小巴與格雷絲們慶祝包廂裡的香檳酒也正一排排地打開。當然,富二代們沒有食言,他們給付了酬勞,但他們不可能和小琳們成為真正的朋友或者盟友。

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曾在他標誌性的非虛構寫作中提過太陽在土地上下了三個蛋的比喻,文章如此寫道:“從金蛋裡出來的是先生們;從銀蛋裡出來的是先生們的太太;從銅蛋裡出來的,是那些勞作的人。”縱然小琳告訴小巴和格雷絲,“大學裡的考試不是選擇題,難道你們不知道嗎”,小巴與格雷絲們還是比她更接近出國留學的命題。

很多評論糾結于《天才槍手》的結尾實在是過於政治正確,糾結於批判貪欲和金錢算計對於善良本性的扭曲。但依筆者所見,班克並不是被豪宅跑車的價值觀所浸淫,真正吞沒他的是那種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命運的悲觀看法。既然沒辦法改變身份,不如在現有的層次中過得更瀟灑一些,通過槍手生涯來掙大錢、掙快錢正是對於自身悲劇性的一種救贖,這才是班克的真實想法。至於小琳,她投案自首的意義並不在於揭露什麼,而是要與從前的想法劃清界限,她不想像班克那樣以出賣靈魂作為代價與天生贏家們平起平坐。小琳最揪心的一刻其實是為了掩蓋作弊證據而刪除她與班克合影的時候,把那樣一個純粹的、天才選手間彼此珍視的相依清理掉,對於她來說才是無比沉痛的決定。至於坦白,她早就想好了這一步,正所謂“車塵馬足富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很多人批評小琳敗筆般的“政治正確”,其實是因為他們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像小琳那樣邁出“若將貧賤比車馬,他得驅馳我得閒”的那一步。

作者92年生,金牛座。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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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還離婚了,轉入眼下這所貴族學校更是交了一筆數額不菲的贊助費;與此同時,作為富二代的小巴和格雷絲們直截了當地告訴小琳,即便是他們這樣的人也是想取得好成績的。事情自然一拍即合,一邊是天才特別需要解決“錢”的問題,另一邊是“蠢材”就怕天才不喜歡錢。故事的架構就是如此簡單明快、毫不拖遝:富二代們拿錢給小琳,小琳用各種高智商操作幫金主們通過考試,這裡面哪兒有教育制度的事兒了?

槍手

正所謂“千里馬常有,而母千里馬不常有”,如果說女主小琳是《天才槍手》裡的千里馬,與其匹敵的“母千里馬”便是男主班克。當班克的巨幅照片與小琳同框懸掛在教學樓時,所有觀眾都會好奇這個此前隻字未提的另一位模範生究竟是誰。班克面容清瘦、不苟言笑,時而“團結緊張”,時而“嚴肅活潑”。長了一張憂鬱文青的臉卻又不幹憂鬱文青的事兒的班克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做題考試,成為模範;

二、記憶力超強,能背出π小數點後面的數字;

三,以一種窮追猛打的精神給老師打小報告。

班克無意中發現班上同學與小琳的舞弊交易,便當仁不讓地把事情捅到了校方那裡。小琳自然受到了校方的重罰,天才槍手遭遇了職業生涯的首場敗績。實際上,班克這個人物出現的最大意義是引起看官對於串通作弊行為的價值觀討論。在這樣一個黑白分明、政治絕對正確的愣頭青登臺之前,觀眾會不自覺地被代入進一場場“小琳老師”精心策劃的周密計畫之中,會完全略去對於整樁作弊戲碼的指控和批駁。以筆者的感受為例,似乎看到的不是作弊,而是革命戰爭時期我方地下工作者們在完成任務,情感上當然是不希望他們失利的。

好的,你以為你把小琳揪出來批判一番,這就萬事大吉了是吧,就可以結案陳詞了是吧?如果世界真的是非黑即白的,那倒是簡單了。事情吊詭的地方就在於,校長批評小琳不是因為“後者作弊了”,而是因為“後者利用作弊來掙錢”。想到進這所學校前每位學生家長都必須交納的巨額“贊助費”,小琳突然發現自己有了反擊的理由:“要說利用學校掙錢,我跟你們比起來根本是小巫見大巫”。這裡需要明確的邏輯是:到底是小琳們把考試變成了交易,還是原本作為非營利性機構的學校先把教育變成了一盤利益大棋?如果你這個上樑壓根就沒正過,為何指責起下樑偏斜的時候還能如此義正詞嚴?過分之處不是有人雞鳴狗盜,而是雞鳴狗盜之輩尤其愛講禮教。

在對舞弊者進行嚴肅的道德審判之前,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教育機制本身是否充斥著更多的不嚴肅。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以及以傳道授業為名賺得盤滿缽滿之輩皆言“存在即合理”之時,當所謂旁觀者大言不慚道“教育體制本就不是為了教育,只是一種人才選拔機制”之際,筆者更願意把小琳幫助金主們舞弊的行為看成是“狼人殺”裡的攪局步驟,因為它並不會讓事情變得更壞。

在這一問題上,更值得被嚴肅對待的部分是:如果教育體制不覺得自己該為教育負責,那麼誰還有資源或者有資格去培養人才?如果某些被認為已經是最公平、最合理的考試制度只是把它邏輯之下經過篩選的物件批章加印就投入社會,而從來不管這些標籤背後的故事,那麼它的這種經過計算的公平對於一個社會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恐怕正是那種忽視教育本身意義的教育制度,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一個個法學畢業生送上高官顯位,然後重複聽到他們被宣判“知法犯法”或者“涉嫌違紀”的那刻。

在此重新審視電影中小巴招攬作弊生源的那句“讓我們去選擇大學,而不是大學去選擇我們”,即便它確是作奸犯科者們的藉口,但它似乎不復有被過於批判的必要。因為現實很可能是:負心變節的“精英”實在太多,導致可供“仗義”的“屠狗輩”實在不夠用了。如果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後面,最終送去的是一個個康王,那麼這種命題已經失去了全部的意義。對於這種無意義的推倒本身,有時候就意味著一種重建。而小琳一次次在考桌上敲擊作弊暗號的作為,無疑正是這種抽象重建的敘事中最不足為人道的那個組成部分。

為什麼不能用一些不合理、非常規的手段把主體適當的人送去他應有的位置呢?社會是不是應當更關注這類人坐上那些位置之後的具體作為,繼而反推此前“設卡”的必要性和正當性?不然你以為民國時期或者恢復高考之後的那麼多破格錄取都是幹嘛使的?不然你以為“不拘一格降人才”只應當是古人的玩笑話麼?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小巴或者格雷絲並不會成為筆者所言的“更適當”的主體。但很可惜,現實中的小琳或者班克身上同樣難以覓得這份“更適當”的蛛絲馬跡。

輪盤

《天才槍手》的結構明顯分為上下兩個半場,它的下半場——即從格雷絲找到小琳讓後者替她們通過STIC的考試直到電影結束的部分才是核心主題之所在。上半場結束的時候,被舉報而受挫的小琳把出來混的收益連本帶利都還了回去,所以當格蕾絲告訴她通過STIC的酬勞有60萬泰銖的時候,小琳仿佛一瞬間看到了一個可以翻盤的下半場。小琳捲土重來的野心指向了一場規模龐大的流水線作業,她計算好了槍手的任務、盟友的職責、金主的名額、冒險的上限和分賬的明細,萬事具備只欠班克這道東風——題目太多、小琳一個人記不完,須有記憶力超強的班克上這艘船,納這道投名狀。

電影的主題正是在小琳走進班克家洗衣店的那刻陡然清晰起來,當“冥頑不化”的班克指責小琳的如意算盤打不得時,小琳一句反問就鎮住了班克:“就算你這麼誠實,生活不是照樣在欺騙你嗎?”班克的父親已經去世,母親獨立承擔家裡的洗衣店,班克品學兼優,勤工儉學彌補家用。但如小琳所見,他和家人的生活品質並沒有因為他們的勤勞、敦厚而得到絲毫改變。小琳提醒班克有些東西真的是天註定,小巴和格雷絲們才是天生贏家,而她和班克,雖然照片印成橫幅掛上了教學樓,但那又如何?你日夜期待的獎學金可能只是小巴爸爸隨手撇出的一筆零花,你根本不知道你還要努力多少年才能和人家坐在一張桌子旁喝咖啡。小琳告訴班克的是,不管他們有多不情願,他們從一開始已經身處這場不公平的遊戲。

當你拿到左輪手槍的時候,就意味著你已經進入了賭局;當你執意要殺出血路,其實正印證了你已經無路可逃。小琳希望班克明白的是,即便他把手槍扔掉,對手還是會向他開槍,所以現在拿起槍還不算晚。至少他們手裡還有把槍,而那些無法為富二代提供價值的小琳和班克們,則終生只能被生活掃射。《天才槍手》的社會對於寒門天才的恩惠,只是提供給了他們一些參與權與入場券,但這些天才的對手們,則是從一開始就坐在場內。所謂改變命運,或許只是一種從地獄到人間的相對。而人間到天堂的距離,恐怕更是耗盡精力爬上人間者終生難以跨越之極限。

班克終於被小琳說動,參與他們的合謀。可在槍手CP奔赴考場的前夕,在一次針對事敗所做的預演應急中,班克與金主鬧翻,幾乎退出計畫。原因在於小巴陰謀策劃了對班克的襲擊事件,後者因這次襲擊失去了參加申請高額獎學金考試的機會。當班克得知一切都是小巴幕後所指,他怒不可遏,並對其揮拳相向。他憤怒的理由當然不是自己挨打進了醫院,而是他失去了一條申請獎學金、出國留學、找到高薪工作乃至於跳出階層的通道。“我沒有你那麼有錢,獎學金就是我的夢想。”這種對於班克們來說失去機會的痛苦,是小巴們永遠也理解不了的。

但鬧歸鬧,最終班克還是拉著小琳去了悉尼考試。在那個慌亂夜晚的高架橋上,拖著行李箱的小琳問猛回頭的班克為什麼?為什麼他們那麼傷害我們,我們還得去替他們考試。班克告訴小琳至少幹了這單,他們還有這單的錢可以賺,自己也不算白挨一頓揍。但這些話並不是班克折返的真實原因,真正的轉折是電影中的一處細節——本是去意已決的班克意外地看到了一則街邊廣告,廣告的內容是一排更先進的洗衣機器的出現。那一刻,班克的心中應當是驚恐萬狀的,他想到了自己的母親整天給人手洗衣服,洗得背都駝了,但一個屬於洗衣房的新時代說來就會來,科技的進步會徹底淘汰掉他們家賴以存活的營生。

班克和小琳都是天才,但在他們不得不坐上那輛去往機場的計程車的時候,他們不是什麼天才,不是掛在教學樓供萬人敬仰的學生模範,他們只是天生贏家們的槍手,是小巴和格雷絲們的墊腳石、鋪路磚。他們不是主宰世界的王者,他們只是一類業務能力出色的馬前卒。就像當初小琳說的那句話——“我們必須付出更多,才能得到我們想要的”,他們在悲涼底色面前別無選擇。等到了悉尼之後,小琳拿著手機和班克拍了一張合影,這是兩個因替富二代們考試才有機會第一次走出國門的天才們的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同框——當他們作為天才學生的符號,他們尚能自我感覺良好,在課堂與考卷之間如魚得水;但當他們作為一對年齡相當的男女組合,他們卻必須首先克服世襲的自卑感和對於結伴出遊的陌生。至於陷入愛情的可能,不知要用多少次替考經歷才能換到。

筆者並不打算把槍手CP在STIC考試中的失利看作是一場意外,這更像是註定會在陰溝中出現的翻船情節。替考天才們的宿命就是在經歷一次次的提心吊膽和丟人現眼之後徹底喪失攬活的本錢,而這一切絲毫不會在幕後金主的世界中留下一絲波瀾。《天才槍手》裡有一處橋段正是對於這一情景的預演,當教學樓前那面小琳與班克的橫幅因東窗事發而緩緩墜落,小巴與格雷絲們慶祝包廂裡的香檳酒也正一排排地打開。當然,富二代們沒有食言,他們給付了酬勞,但他們不可能和小琳們成為真正的朋友或者盟友。

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曾在他標誌性的非虛構寫作中提過太陽在土地上下了三個蛋的比喻,文章如此寫道:“從金蛋裡出來的是先生們;從銀蛋裡出來的是先生們的太太;從銅蛋裡出來的,是那些勞作的人。”縱然小琳告訴小巴和格雷絲,“大學裡的考試不是選擇題,難道你們不知道嗎”,小巴與格雷絲們還是比她更接近出國留學的命題。

很多評論糾結于《天才槍手》的結尾實在是過於政治正確,糾結於批判貪欲和金錢算計對於善良本性的扭曲。但依筆者所見,班克並不是被豪宅跑車的價值觀所浸淫,真正吞沒他的是那種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命運的悲觀看法。既然沒辦法改變身份,不如在現有的層次中過得更瀟灑一些,通過槍手生涯來掙大錢、掙快錢正是對於自身悲劇性的一種救贖,這才是班克的真實想法。至於小琳,她投案自首的意義並不在於揭露什麼,而是要與從前的想法劃清界限,她不想像班克那樣以出賣靈魂作為代價與天生贏家們平起平坐。小琳最揪心的一刻其實是為了掩蓋作弊證據而刪除她與班克合影的時候,把那樣一個純粹的、天才選手間彼此珍視的相依清理掉,對於她來說才是無比沉痛的決定。至於坦白,她早就想好了這一步,正所謂“車塵馬足富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很多人批評小琳敗筆般的“政治正確”,其實是因為他們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像小琳那樣邁出“若將貧賤比車馬,他得驅馳我得閒”的那一步。

作者92年生,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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