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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出版傳播學理論體系的基本原則|祥哥談出版(15)

所謂出版傳播學理論體系, 也叫出版傳播學理論框架, 就是在出版傳播學研究過程中用來表徵出版傳播現象的一系列概念、範疇和規律按照一定的邏輯關係而生成的理論系統。 它從總體上反映出版傳播學的學科發展水準、理論成熟程度、學科研究重點和功能。 我們要客觀地、歷史地評價已有的從傳播維度研究出版的成果, 實際地全面地掌握出版傳播工作的發展狀況, 系統地、多維地考慮出版傳播學的體系結構。 具體而言, 構建出版傳播學理論體系應當遵循如下基本原則:

(一)邏輯與歷史相統一

“邏輯”在這裡是指人們對出版傳播現象的理性把握。

邏輯方法從抽象理論的形態上來揭示出版傳播的本質, 通過概念、判斷和推理等思維形式, 揭示出版傳播發展規律和建立理論體系。 “歷史”在這裡是指出版傳播現象發生、發展的演變過程。 它具有客觀性、過程曲折性和時間一維性的特點。 而歷史方法也就是按照出版傳播發展的時間順序、具體形態來建構理論體系, 從而揭示出版傳播的本質和規律的一種方法。 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既互相區別又互相關聯、功能互補, 在具體運用中可以有所側重, 但必須將理論概括與歷史過程恰當地結合起來, 實現有機統一。 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原則是構建出版傳播學理論體系的基本原則。

“出版傳播”是出版傳播學理論體系的核心範疇。 當然, 基本要素的分析和綜合是揭示其內涵與本質的基礎。 出版傳播主體與出版傳播客體(物件)、出版傳播媒介、出版傳播效果和出版傳播技術等範疇是出版傳播基本要素的邏輯再現, 這些要素本身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充實、豐富和發展。 它們相互之間在歷史和現實中形成的邏輯關係, 對出版傳播現象在理論上的整體再現而言, 具有本質的規定和基本屬性的意義。 因此, “出版傳播主體”成了出版傳播學的邏輯起點, 畢竟出版傳播是人的出版傳播, 離開人類, 離開人也就無出版傳播可言。 其他出版傳播要素概念相應地成為出版傳播學的仲介性概念。

“出版傳播規律”是“出版傳播”的後繼概念, 因為討論了出版傳播本質之後, 繼續討論出版傳播基本規律是必然的事。 從出版傳播到出版傳播基本規律, 這是最簡單的一種推導。 出版傳播基本規律包含了出版傳播基本概念, 還增添了基本規律的內容, 所以是比出版傳播更為具體的概念。 從出版傳播本質到規律, 通過對出版傳播與人和社會內在關係的歷史性探討, 對出版傳播的認識加深了, 出版傳播學理論體系中的思維之網更加緊密而清晰。

對出版傳播概念和本質的揭示, 以及對其基本規律的闡述屬於認識出版傳播的活動, 即回答出版傳播是什麼的問題。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

同樣地, 我們認識出版傳播當然也是為了改造出版傳播。 因此, 我們還要回答出版傳播幹什麼和怎麼幹的問題, 需要在討論基本規律之後將邏輯終點落在“出版傳播目的及其實現途徑”上。 出版傳播目的是一個更為具體的概念, 它以先行概念為前提, 而且以主體對需要的自我意識為仲介, 是連接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的重要環節。 因為出版傳播者和接收者之間存在著差距即矛盾, 為了解決矛盾, 實現傳播和接受目標, 就要通過傳播者和接收者的共同努力來實現, 因此它蘊含了出版傳播理論與出版傳播實踐的矛盾及其解決之路。 這一邏輯終點表明出版傳播學理論體系既是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
又是一個開放的體系, 它將在出版傳播實踐和出版傳播理論的矛盾運動中不斷完善其自身, 不斷地得到發展。

可以看出, 出版傳播學理論體系在邏輯起點開始, 通過中心概念、後繼概念, 落到邏輯終點的行程中, 後繼概念包容了先行概念, 其內涵一個比一個豐富, 概念一個比一個具體, 呈現出必然的邏輯聯繫。 這種邏輯聯繫同時與出版傳播的發展歷史相互契合, 密切統一。

(二)宏觀與微觀相統一

出版傳播是一個多元的複合存在, 任何一種出版傳播現象都應該是出版傳播學的研究物件, 甚至是與出版傳播有關的現象也會經常性地被納入研究的視野。 從不同的角度審視出版傳播, 出版傳播存在宏觀和微觀兩大領域, 出版傳播學的宏觀領域主要側重于揭示作為一種整體的出版傳播(主要是產業和事業的、制度和體制的、歷史和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及其與社會環境的關係的變化,其主要內容是以經濟、政治或文化為總參照展開的。經濟、政治或文化從研究的展開角度講無疑具有本原的意義,因而出版傳播問題可以成為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或文化問題。以此為基本範疇展開研究形成的理論,我們可稱之為宏觀出版傳播學,它主要著力於整體的行業的研究。

然而,每一個社會形態固有的出版傳播系統的多元化和多層次性,出版傳播的內容和形式,出版傳播意識形態和出版傳播行為的複雜性,決定了出版傳播學的研究不能僅局限於宏觀領域。因此,出版傳播學必須擴展自己的研究物件和範圍,開闢新的視角和領域,遵循學科發展規律,展開微觀研究。特別是隨著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現代化,微觀研究也已成為可能。微觀研究在說明各種具體出版傳播的要素、途徑和程式的同時,研究出版傳播運作過程和出版傳播功能,研究出版傳播行為的心理和文化因素,其研究成果往往具有應用價值。由此可見,如果說出版傳播學的宏觀研究具有一般性、概括性、抽象性分析的特點,微觀研究則具有具體性、過程性和動態性特徵。

我們所設計的理論體系應將上述二者結合起來。出版傳播學的基本範疇及相互之間形成的邏輯體系均應具有如此屬性。比如,出版傳播主體既包括個體意義上的出版傳播者和接收者,也包括宏觀意義上的組織、政黨、政府等;又比如,出版傳播目的的研究既包含社會對出版傳播作品的總要求和人類自身發展出版傳播的總目標,又將微觀出版傳播問題引入了分析的視野和研究領域,即具體的出版過程中的出發點。這種宏觀出版傳播研究與微觀出版傳播研究的統一,並非生硬的機械拼圖,更不是為了追求某種時尚,而是根據宏觀出版傳播現象的實際構成和邏輯關係,為科學地揭示出版傳播現象的全貌而實現的微觀與宏觀的內在結合和統一。這種統一勢必增加出版傳播學的科學功能,為人們進一步全面、深刻、具體地認識出版傳播現象提供新的手段和新的視角。

(三)認識與實踐相統一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迴圈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 毛澤東指出的這一人類認識發展的規律對構建出版傳播學理論體系同樣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它要求我們實現對出版傳播現象的認識及其規律的把握同出版傳播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根本而言,即要堅持不斷深入實踐,樹立實踐第一的指導原則。實踐性是出版傳播學的重要特徵之一。理論來自實踐,實踐為解決各種出版傳播問題提供了直接的知識與經驗,是出版傳播理論發展和創新的源泉和動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版活動日趨活躍,為出版實踐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對外開放進入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新階段,也使我國的出版機構面臨國際激烈競爭的嚴峻挑戰。因而迫切要求找出出版傳播實踐活動中存在的問題,探索出版機構在資源開發、編輯策劃、傳播戰略等方面的新思路。這必將大大促進出版傳播實踐的進一步拓展,為出版傳播理論的創建提供無盡的源泉和科學依據。我們要抓住有利時機,發展社會主義出版經濟和文化的同時,進行出版傳播理論的建構;同時,要重視出版傳播案例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總之,我們要不斷深入實踐,對實踐經驗及時進行系統地科學地總結,將其上升為理論的高度,同時注重理論的前瞻性,根據出版傳播理論最新進展,把握發展方向。只有這樣,出版傳播學理論體系才能成為來自實踐並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科學的完整的理論體系。

【祥哥教研室】浙江傳媒學院教授、直播與網紅研究所所長、今日頭條-悟空問答簽約答主李新祥博士負責運營。內容涉及網路與新媒體、出版與閱讀、廣告與品牌等。原味刊出,敬請吐槽。

出版傳播學的宏觀領域主要側重于揭示作為一種整體的出版傳播(主要是產業和事業的、制度和體制的、歷史和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及其與社會環境的關係的變化,其主要內容是以經濟、政治或文化為總參照展開的。經濟、政治或文化從研究的展開角度講無疑具有本原的意義,因而出版傳播問題可以成為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或文化問題。以此為基本範疇展開研究形成的理論,我們可稱之為宏觀出版傳播學,它主要著力於整體的行業的研究。

然而,每一個社會形態固有的出版傳播系統的多元化和多層次性,出版傳播的內容和形式,出版傳播意識形態和出版傳播行為的複雜性,決定了出版傳播學的研究不能僅局限於宏觀領域。因此,出版傳播學必須擴展自己的研究物件和範圍,開闢新的視角和領域,遵循學科發展規律,展開微觀研究。特別是隨著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現代化,微觀研究也已成為可能。微觀研究在說明各種具體出版傳播的要素、途徑和程式的同時,研究出版傳播運作過程和出版傳播功能,研究出版傳播行為的心理和文化因素,其研究成果往往具有應用價值。由此可見,如果說出版傳播學的宏觀研究具有一般性、概括性、抽象性分析的特點,微觀研究則具有具體性、過程性和動態性特徵。

我們所設計的理論體系應將上述二者結合起來。出版傳播學的基本範疇及相互之間形成的邏輯體系均應具有如此屬性。比如,出版傳播主體既包括個體意義上的出版傳播者和接收者,也包括宏觀意義上的組織、政黨、政府等;又比如,出版傳播目的的研究既包含社會對出版傳播作品的總要求和人類自身發展出版傳播的總目標,又將微觀出版傳播問題引入了分析的視野和研究領域,即具體的出版過程中的出發點。這種宏觀出版傳播研究與微觀出版傳播研究的統一,並非生硬的機械拼圖,更不是為了追求某種時尚,而是根據宏觀出版傳播現象的實際構成和邏輯關係,為科學地揭示出版傳播現象的全貌而實現的微觀與宏觀的內在結合和統一。這種統一勢必增加出版傳播學的科學功能,為人們進一步全面、深刻、具體地認識出版傳播現象提供新的手段和新的視角。

(三)認識與實踐相統一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迴圈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 毛澤東指出的這一人類認識發展的規律對構建出版傳播學理論體系同樣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它要求我們實現對出版傳播現象的認識及其規律的把握同出版傳播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根本而言,即要堅持不斷深入實踐,樹立實踐第一的指導原則。實踐性是出版傳播學的重要特徵之一。理論來自實踐,實踐為解決各種出版傳播問題提供了直接的知識與經驗,是出版傳播理論發展和創新的源泉和動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版活動日趨活躍,為出版實踐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對外開放進入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新階段,也使我國的出版機構面臨國際激烈競爭的嚴峻挑戰。因而迫切要求找出出版傳播實踐活動中存在的問題,探索出版機構在資源開發、編輯策劃、傳播戰略等方面的新思路。這必將大大促進出版傳播實踐的進一步拓展,為出版傳播理論的創建提供無盡的源泉和科學依據。我們要抓住有利時機,發展社會主義出版經濟和文化的同時,進行出版傳播理論的建構;同時,要重視出版傳播案例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總之,我們要不斷深入實踐,對實踐經驗及時進行系統地科學地總結,將其上升為理論的高度,同時注重理論的前瞻性,根據出版傳播理論最新進展,把握發展方向。只有這樣,出版傳播學理論體系才能成為來自實踐並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科學的完整的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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