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穎
岳陽日報全媒體訊（李婷婷）日前， 第二屆林語堂散文獎在福州揭曉， 岳陽日報全媒體記者、長江資訊報社副總編輯、知名作家李穎獲獎。
第二屆林語堂散文獎在首屆林語堂散文獎和首屆林語堂小說獎順利舉辦的基礎上， 由福建省作家協會和福建省平和縣人民政府共同主辦， 中共平和縣委宣傳部、平和林語堂文學館、平和縣文廣體局、平和縣文聯、平和縣阪仔鎮人民政府、平和林語堂研究會承辦。 第二屆林語堂散文獎於2016年10月25日啟動以來， 受到海內外華語作家的熱烈響應， 共有526位元作家寄來作品參賽。
經過初評、複評、終評， 評出第二屆林語堂散文獎一等獎2名， 二等獎4名， 三等獎6名， 優秀獎10名。 湖南作家李穎的散文《父親的三個可疑身份》獲得二等獎。
李穎， 1973年生於湖南岳陽， 供職於岳陽日報傳媒集團， 現任長江資訊報社副總編輯。 1990年開始發表散文、評論等。
【獲獎名單】
一等獎：
一幢祠堂的重量 詹谷豐
時間的壓力 夏立君
二等獎：
父親的三個可疑身份 李穎
判斷者說 王族
日子 胡竹峰
青花：狷狂的畫師 江子(曾清生)
三等獎：
鄉愁是與生俱來的胎記 顧曉蕊
節氣是一個一個的美學格子 耿立
光陰裡的南門 曲梵(俞琦傑)
河西， 渡過時光來看你 劉玫華
寄居 陳蔚文
鄉村的遊戲譜 宋長征
優秀獎：
西域何處 楊逍
蘇東坡：從陽羨到儋耳 趙荔紅
大黃的結局 趙晏彪
草木性情 劉學剛
磨損記 楊永康
鄉村安魂曲 向迅
一字藏天機 張金鳳
文化俊彥的風骨 刑增堯
狐 祖克慰
雙重生活 閆文盛
父親的三個可疑身份
文丨李穎
黑夜是穿過黃昏從地上升騰起來的。
但小時候我一直深信不疑， 我認為黑夜是像一塊大幕一樣從天而降的。 於是我的童年一直在尋找那只從天上撒下幕布的手， 在黃昏和小夥伴們捉迷藏時， 聽著他們遠去的腳步， 我偷偷地睜開眼睛， 看這個世界發生的秘密。 我假裝在和他們捉迷藏， 當我躲在暗處時， 我豎起耳朵， 屏住呼吸， 偷聽昆蟲的耳語， 偷看暗夜來臨時正在降臨的飛鳥， 但是小夥伴們嘈雜的腳步聲總是打斷了我的偷窺， 黑夜如期而至， 月光照亮了我童年的那垛院牆， 淹沒了我幼年的疑問和憂傷。
當我在母親的斥責聲中沮喪地回去時，
那時的我對這種笑容習以為常， 多少年後我才奇怪地發現我其實在童年早已了然於心的秘密：父親一直把自己定位在和我一樣的地位， 我們家裡只有一個家長， 那便是我的母親。 很多年後， 我也發現， 在他的一生中， 黑夜是佔有更大比重的。 而屬於他的黑夜， 肯定不是從天而降的， 它是從地底升騰而起的。 我的父親， 他一生最重要的三個可疑身份， 都與之關係緊密。
第一個身份：捕漁人
他馱著自己編織的漁網出門了。
父親馱著漁網的背影， 精瘦， 佝僂， 不動的時候， 像一根被打歪了的木樁。 他馱著漁網從上堤子街走到下堤子街，
那是燥熱而又貧瘠的70年代， 生活平靜又暗流湧動。 清晨， 所有的中國人準時被高音喇叭雄壯的歌聲喚醒。 稍微富足點的家庭， 在早上拿著湯碗和糧票， 去門市部排隊買回油條或豆腐腦當早餐。 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裡， 人們臉上泛著滿足的笑容。 空氣中彌漫的不是愁苦， 更像是近乎誇張的幸福。 世界沒有秘密可言， 所有的意志都通過高音喇叭傳到每一個人的耳膜。 人間也沒有隱秘可言， 每一個人的早餐都在冗長的隊伍裡公之於眾。 而我們家不用排隊， 我們的早餐， 往往是頭天晚上的剩飯剩菜，和在一起用開水煮開，母親說，這叫燙飯。除了燙飯，我小時候吃得最多的，就是魚。
父親背著漁網從堤子街穿過的時候，一路對著早晨諂媚地笑。對著路邊的苦楝樹諂媚地笑。對著一條緩慢或飛速掠過的野狗諂媚地笑。對著虛空諂媚地笑。對著每個生活在這條街上、迎面或路過他去河裡洗菜的人、洗衣的人、洗馬桶的人諂媚地笑。現在想起來，那真是一個盛大而熱鬧的河流，打滿補丁的機帆船停泊在不遠處，婦女們把吃的穿的用的拉的全部拿到這裡來洗洗刷刷。我的父親，是這河流上唯一的男人。
諂媚地笑，是他對付貧瘠生活的唯一武器。
我家就是堤子街上十幾戶人家中的一戶。這條看似淺顯實則深奧無比的河流，它離我家不到百米之遙。濤聲靜謐，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恢弘背景。因此，魚，是我們餐桌上必備的菜肴。直到很多年後我才弄清楚，我們一直稱之為河的這片水域，它是洞庭水入長江處。每年防汛期間，廣播裡都有一個女中音緩慢清晰地播報水文：城陵磯，多少多少點多少米，漲。或者：城陵磯，多少多少點多少米，落。這個聲音安撫了童年的我狼奔豕突無處發洩的乖戾之氣，但那時的我對那些數值全無感覺，我記不住那些徘徊在20和30之間的小數，也從沒有想去探究它的意義。我只是一味地等著那個藏在收音機或者喇叭裡面的她播報城陵磯，無論是漲是落，對我而言，都是溫柔的，都是美好的。很多年後，我做了一名新聞記者，在不斷地報導防汛現場時，才真正懂得，那些細微差別的數字後面，藏著一個真正的苦難的民間。
父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漁民，因為他不曾擁有哪怕是一艘最小的破船。他36塊錢的工資遠遠不夠養活一家五口，所以，我的幼年是在他織的密密集集的漁網中度過的。一把又一把深綠色的粗尼龍線，一根竹子做的小小梭鏢，在他粗礪的手中上下翻飛。他熟諳織網的技術，他沉迷於這種靜悄悄的手藝，他仿佛要織一個足夠網起屋後面那條河流的大網。
而我的幼年從來沒有感覺到，那些平靜的夜晚向一個養家男人背後襲來的深深的寒意。
他織了很久的網，也補了很久的網。那些跟漁網在一起的夜晚，父親沉默不語，他靠著打漁，養活了我們姐弟三個。但是除了養活，他似乎沒有承擔更多的責任。有一次，他把打上來的一籃魚要我們姐弟拿到集市上去賣，興高采烈地在後面追喊著交代：要賣5毛錢啊!我回頭望著他那為了5毛錢像孩子一樣興奮的面孔，也望了周遭望著我們笑的鄰居，我幼小的心裡感到了心酸和疼痛。我想要朝前奔跑，像是要擺脫他的疼痛的追喊，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這種疼痛更像一顆石子，一直生硬地硌在我的胃裡，到我成年後的許多吃魚的瞬間，都硌得生疼。
我們吃了很多年的魚，也由此我總是懷疑，下輩子我們會遭報應變成一條魚，而水，是我們來世的故鄉。
但是這個故鄉在今生的每年夏天都會跟我們過不去。它一直漲啊漲，漲到我們家的臺階上，漲到我們家的床腳上，漸漸地我們家的鞋子漂起來了，我們家的盆子漂起來了，母親趕緊把地上的東西往高處搬。我們三姐弟興奮地沖出家門，看著商鋪裡的人們忙著用小船運送物品，跑到街上和鄰居孩子們一起戲水，撿著整條街上各種漂浮在水面上的東西。這些東西曾經匍匐在地上，也許不過是一個煙盒，也許是一隻爛鞋，也許就是一張糖紙。但此刻它們漂起來了，加上在街道上來來往往的小船，整個街道就不一樣了，就變成另一條幸福的歡樂的充滿魔法的街道了。我們在街道上尋找著另一個隱秘的街道，尋找著夏天的蛛絲馬跡，尋找著地上泛起的每一個秘密，我童年的這條街道像幻境一樣，映出了我們比渾濁的水更加涼薄的現實，母親站在家門口呵斥我們回去，因為，她早有預見性地知道，距我們家數米遠的公共廁所比我們家的地勢更低，我的母親，她看見了屎、尿，以及廁紙漂浮在水面。但我們永遠看不見這些，我們只看得見我們想看見的。也許，在童年，每個人都只看得見自己想要看見的。
父親看著我們狼狽地被母親拖回家，他嘿嘿地笑著，這種笑跟諂媚地笑區別不大，意思似乎是向我的母親證明，我們又挨訓了，而他是很聽話的。他從不管束我們，因為他自己像我們一樣，也是被管束的物件。他總是這樣一副表情，對著這一副爛攤子無所事事地嘿嘿地笑,對著他狼狽的家人露出高深莫測的笑意。我小時候曾經看我家的戶口本，戶主那一欄填著“李六梅”。李六梅是我母親的名字。很多年後，我一直糾結于“戶主”這個詞，我不能確定它真正的含義，我也不能確定一個過於強勢的母親對於她的孩子的成長到底有多大的影響。“戶主”這個詞對於我的一生有莫名的震懾，乃至我結婚十數年後，戶口仍未遷出娘家，直到現在，原本五個人的戶口本上，還剩下母親和我二人。在童年的記憶中，父親是一個可疑的存在，作為家長的身份他是缺席的，他像一個模糊的符號，既算不上大人，也算不上孩子。他沉默的一生顯得過於漫長，又過於短暫：漫長得他用最後20年在準備他的後事，短暫得我的孩子還沒有記住他，他就去了。
在那個疲倦的水漫街市的黃昏，他被母親吩咐，今晚水繼續漲的話，如果漲到床鋪上的話，他明早得去找單位上要一個安身的地方。
第二天，父親帶回一艘小木船來。父母搬了簡單的生活必須的家當，領著我們划船去了單位上的子弟學校，我們被安置在學校的一間教室暫住。這是父親每年一次的划船，卻不是打漁，而是搬家。對於我們姐弟三個來說，搬家就像過節一樣，住在那麼寬敞的教室裡更是一件奢侈而愉快的事情。我從來沒有想過，對於我的父母來說，帶著三個無家可歸的孩子，拉著烏漆墨黑的鍋碗瓢盆，劃著小船朝著一個門窗破敗的教室駛去，那是一次又一次辛酸的逃難。
父親的同事們陸陸續續搬進了新居，不遠處蓋起了4層樓房，但與我們的生活無關。這樣的逃難在我的童年幾乎每年都有，每年都要直至大水撤離我們家，學校也終於要開學了，我們才搬回那個破敗潮濕的家裡去。水平靜地退了，像它來時一樣無聲無息。但漲水的痕跡還在，家裡的牆壁上攔腰一層又一層青苔，成了我們姐弟的畫牆。每年漲水的水位不一樣，家裡的牆壁上就佈滿高高低低深深淺淺的苔痕。
從那時起，我便知道，水和樹一樣，是有年輪的，只是水的年輪讓人難以估量它的深淺，它一年一年或高或低地刻在堤岸上，刻在它所能至的每一面幽暗破敗的牆上。在無數個暗夜，在5瓦的昏暗燈泡下，父親像一個孩子，用樹枝和我們一起在青苔上畫著各種堅硬的棱角分明的圖案。如果黑夜有一雙眼睛，它一定在冷冷地嘲笑這個頭腦簡單了無心事的中年男人。
三十年後，我回到那條街道，所有的景象都模糊了，被擠進了時代深深的皺褶裡。我看到房屋還在，只是比我記憶中的更矮更破爛。堤子街還在，只是比我記憶中的更短。一位老人守著我兒時隔壁的破房子，我記得她，她曾每天站在門前的地坪裡和我的母親討論各自的家長里短，雖然她的臉現在已經皺成了一個核桃。她顯然認不出我了，但她熱情地招呼我進去坐，她的面容像三十年前一樣平靜而滿足，我想，她一定是叫每一個路過她家的陌生人進去坐。她說：“這是我祖屋，我五十年代就住在這裡，我的崽住了樓房，要我搬，現在不漲水了，我不搬。”
1996年，一場超越了我童年所有水位的巨大的水災淹沒了城陵磯。從那以後，不是不漲水了，只是我們兒時的房子後面已經豎起了一條高高的堤岸，我的童年，被擋在了那個高高的防洪大堤後面，站在屋後放眼看去，駁岸逼仄而來，再也看不到那條濤聲靜謐的河流。
三十年後，我在遊戲廳見到一種叫做“捕魚達人”的遊戲機，一個不到兩平方米的長方形機器，螢幕上閃爍著各種五顏六色或貴或賤的魚，我的兒子興奮地投幾個遊戲幣進去，捕魚炮彈的威力倍增，兒子稚嫩的手指眼花繚亂地摁出一枚枚炮彈，一波又一波的魚們列隊整齊前赴後繼，在螢幕上幻滅消失又重新出動。遊戲廳充滿從顏色渾濁的少年們嘴裡輕蔑地吐出來的各種粗鄙的語氣詞。我坐在聲浪喧囂的遊戲廳，卻恍如置身潮水氾濫的童年，眼前電腦控制著的這一切，讓我回到三十年前那條固定的波濤和岸線上，在那裡，父親從來不是什麼達人，他甚至從來沒有真正掌握過捕魚的技術，他粗礪手指間那巨大的漁網，多數時候只能失望地捕上來一些小魚小蝦，他這一生只碰巧打上來過一條大魚，而那條大魚，被他津津樂道了一輩子。那條大魚活得足夠久了，它不掙扎，瞪著眼睛認命地躺在地上，興奮的父親喊著鄰居來觀看，但他既不敢輕易吃了它，又捨不得賣掉，任它在那個夏天悄悄地散發著腥臭的氣息。
第二個身份：魔術師
父親在他即將退休的時候，開始了他的另一種身份：魔術師。
作為一名魔術師，他有著一段難以啟齒的過往。母親曾當著父親的面旁若無人地告訴我，父親小時候曾經是一名叫花子。是那種馬戲團也算不上的、三個同村孩子組成的走街串巷賣藝的叫花子。
母親在敘述這件事的時候一定會附帶說一件他們結婚的事情。在那樣一個人群被劃分成各個階層的年代裡，父親，以一個劃為貧農成分的良好出身，以一個已經38歲高齡、在大家心目中已經淪為老光棍行列的身份，以一個不名一文的工人形象，拎著一口破舊的木箱，娶了比他小12歲的我的知識份子母親。在那個年代，母親應該是有足夠的理由感謝父親的，因為縱然她的美麗遐邇聞名，卻因出身仍舊差點終老娘家，在那個女孩18歲就能出嫁的年代，她已經26了，終於能夠嫁出去了，她的書香門第高攀了一貧如洗的父親。
在那個一共花了母親的6毛錢買糖的婚禮上，在那個孤獨地立在河邊蕭瑟家徒四壁的新房裡，父親居然穿了一件嶄新的呢子衣!婚禮後的幾天，母親發現新郎官唯一一件像樣的可以穿出去做人的呢子衣服不見了，問他，他說，在工地上烤火的時候，倒在火塘裡，著火了，趕緊把衣服脫下來，想撲滅，但是晚了，於是衣服就燒掉了。
我無法揣度當時的母親對這個火燒呢子衣的說法是不是將信將疑。直到我上初中後，父親的同事、我同學的爸爸陳叔叔有一天毫無預兆地在路上逮住了我，臉上滿是得意：“喊老子!喊叔叔!你爸爸結婚那天都是借的我的呢子衣!不信回去問你爸爸!”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憋了那麼多年以後突然告訴我這件事，我連帶著憎恨了我的陳同學，我滿懷屈辱地回家我問了母親關於呢子衣的事，母親淡淡說了一句：我早知道了。
從母親不斷重複的關於叫花子和結婚的故事裡，以及父親漲紅著臉訕訕的笑意中，我大致知道了這樣一個事實：父親小時候確實是要過飯的，在三個小夥伴組成的要飯隊伍中，父親一無所長，專管拿著盤子討錢。另兩個會翻筋斗。會劈叉。某一天，其中一個夥伴突然輕鬆地變出一條紅綢，驚呆了父親，驚呆了那個只會翻筋斗和劈叉的夥伴。他們用崇拜的眼光盯著紅綢夥伴。
紅綢夥伴很得意，不屑地把唾沫甩到兩個夥伴的鼻尖上：這叫魔術，懂不懂?魔術!
父親仿佛被他這個詞猛地推了一個趔趄，他寂寞了。即便在三個要飯的小夥伴中間，他也是被鄙視的那一個。事實上，他的童年一直是在不斷的趔趄中撞撞跌跌推推搡搡度過的，他被繼父推出家門要飯，被有錢的人家傲慢地推到馬路上，被搶食追趕的窮夥伴們推倒在地……他不斷地爬起來，不斷地被推倒。他從沒有抗爭，是的，他的字典裡沒有尊嚴這個概念，哪怕是一瞬間的念頭。
多年後，我知道一句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於是少年的我不斷拿這句話去嘲弄我的父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你懂不懂?你的魔術師傅呢?”
整個少年時代，我都像對待兄弟姐們一樣隨意地惡毒地嘲笑他。而他，從來都是漲紅著臉，訕笑而去。
多年後，父親當兵了，父親參加工作了。他當了40年的港口工人。那時有句俗話：“男不進港，女不進紡。”這句話雖然充滿怨意，但又深藏了一層說不明白的驕傲與慰藉：我是工人了，我吃上國家糧了。父親成了一名光榮的碼頭工人，最初拖板車，後來開鏟車，最後開吊車。他在實踐中學會了一項項機械技能，和許許多多工人一樣，淹沒在中國大多數光榮而樸素的命運之中。
工會會員，是父親工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身份證明。父親喜歡單位上開職工代表大會，他有神聖的選舉權、投票權，他還喜歡八一建軍節，不出意外會領到老兵才有的慰問金。他更喜歡工會主席笑眯眯地叫他一聲“李師傅”。在那種上級對一名普通工人親切的問候裡，他那似乎得到片刻舒展的人性，其實愈發讓人傷感。
父親終於在要退休的時候想起了童年時代的夢想了。他花一塊錢從地攤上買了本魔術入門的拙劣的印刷品，但他不識字，他一個字也不認識，包括他自己的名字，所以只好要我一句一句念給他聽。有一段時間，每天晚上我都準時給他讀魔術道具的製作方法，指著劣質油墨印製的不清晰的圖片給他講解道具的奧秘。那樣的夜晚對我來說，無比枯燥與不耐煩。
他下班後常常就躲在房裡不出來，翻看著那本書上的圖片，用幾根木條，敲敲釘釘，幾天後就做了一個箱子。然後，他當著我們三姐弟的面，變了一個蛋出來。然後又變了一個蛋。
他變魔術時手一直抖啊抖。這是一種病。只要做稍微精細的活手就會顫抖。每個人都說我像父親。我沒有遺傳母親的美麗，我沒有遺傳她雪白的肌膚，沒有遺傳她漂亮的大眼睛，沒有遺傳她傲慢的從容的態度;我遺傳了父親的一切，遺傳了父親深陷的眼窩，過於堅硬的鼻樑，急衝衝走路的姿勢。是的，我不僅長得像他，習慣也像他。我的手和他一樣顫抖。捏筷子的時候顫抖，拿針的時候顫抖。除此之外，我還遺傳了他的吃相。只要一開始吃東西，我們的頸部以上整個頭部就開始出汗，吃得越認真，汗就越多，滋滋地一直到頭頂熱氣升騰。我的母親總是對他說一句：“吃飯一副哈相。”有時候也會對我說一句：“和你爹一樣，吃飯一副哈相。”對於玩魔術這件事，我的母親不聞不問，只跟我們說過一次，然後再也沒有評價過：“一個手一直在抖的人怎麼可能玩得好魔術。”
變出蛋來的那天，我們三個前後左右圍著他的道具箱，把他的破綻看了個精光。弟弟欣欣一直在旁邊指出來：假的!箱子裡面還有個暗箱!
作為一個在無數個夜晚給他念魔術道具製作方法的女兒，我知曉他魔術裡的全部秘密。
他有好些年都沉浸在魔術這個秘密之中。他聲稱自己會大變活人，只是沒有做道具的材料而已。我知道他不可能擁有這些道具的材料，因為他雖然是家裡收入的主要來源，但他一輩子所花每一分錢都要從母親手裡討要。多少年後，我的父母這種類似于家長與孩子的關係深深地影響了我擇偶的標準，我發誓，我不要一個自卑的男人，我也絕不會管制他口袋裡的錢。啊，我是有多麼不喜歡看見男人猥瑣的模樣。事實上，我在國家規定的晚婚年齡遇見了一個豁達的磊落的男人，我甚至沒有完全地經過初戀，就迅速地把自己嫁掉了。
在父親即將退休的最後一年，“李師傅會玩魔術”的消息，還是像長了翅膀一樣在單位上都傳開了。父親很興奮，而我們姐弟很窘迫。單位上的工會主席上門了，邀請他在元旦晚會上表演一個!他興奮地在家裡搓著手走來走去，現在他最大的問題是，他需要一個幫手。
我立馬躲到了我的書桌上，他的眼光落在他唯一的兒子欣欣身上。
欣欣像他父親的任何一個兒女一樣，對他玩魔術這件事心懷鄙夷，覺得這是一件不可告人的醜事。父親的三個孩子逐漸長大並識文斷字，而他自己卻塵封在原地並未長大。他還是那個在我的母親面前畏手畏腳的孩子。他早已不能跟他自己的孩子對話了。
很多年後，我才恍然發現，我們一直佯裝自己有一個特權，可以鄙視這個叫花子出身、大字不識、做了半輩子工人、從來沒有話語權的父親。
現在這個人，他居然要蹦到舞臺上去丟光全家人的臉了!他的一切我們都瞭若指掌，他笨拙、他猥瑣、他狼狽，他的手一直在顫抖，他的箱子是假的!欣欣絕不答應。
但是父親平生第一次暴怒了，他似乎要把一生儲集的訓斥、責駡、管教全部一次性地補回來，他眼眶通紅，青筋直暴：你去不去?!
欣欣妥協了。於是我們看見單位上元旦晚會的舞臺上，欣欣耷拉著腦袋，當著上千觀眾的面，不情願地配合這個自己瞧不起的父親，在臺上表演了一出蹩腳的魔術。
那晚，父親化了一個濃豔無比的裝，這個妝容像極了所有躺在棺材裡的人，那樣鮮明，那樣豔麗，那樣駭人，讓人一見難忘，顴骨上的腮紅使他瘦削的臉越發凹進去了，濃密的眉毛像兩把利劍，黑色的眼影令他深摳的眼眶摳得更深了，他薄薄的血紅的嘴唇配在乾癟的臉上是那麼不相稱，他穿著明顯大了N碼的地攤上買來的廉價西裝，可疑的布料成分閃著不合時宜的光芒，他在電視上學來的奇怪的鞠躬動作顯得那麼滑稽可笑，聽著台下或善意或鄙夷的笑聲，我坐在人群裡如坐針氈。我在心裡默數著下面稀稀拉拉的掌聲，窘迫、自慚，所有這些負面的詞彙一個不漏地向我襲來，無法抬頭面對臺上小丑般的父親。我落荒而逃。
我的父親，他終於完成了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演出。
那一晚，他是主演，而我們，是不願意配合的配角和觀眾。
我在他死後多年才明白，那個夜晚，那個粗糙的舞臺幕布下，他其實是在試圖用魔術來掩蓋他的一生，來塗改他的一生，來變走他的一生。
他一定認為，他的魔術能抹去他貧窮自卑無人問津的一生，變出一個光明燦爛鮮花簇擁的一生。
事實上，他潦草的一生一直都處在崩潰的邊緣，在他的晚年，他曾想把一切推翻重來，他曾用魔術試圖救贖過一次自己。而我們，與夜色一起合謀，冷冷地忽略了他。
第三個身份：掘墓者
從50歲開始，父親一直在念叨著關於自己的後事。他要“料”。
也是從那時起，我的母親一改她強硬的氣勢，變成了一個嫺靜豁達溫柔的婦人，而我的父親，這個半生鬱鬱寡歡的男人，變得無比乖僻、糾結、暴躁。在他面前，那個曾經優越感十足的倨傲的跋扈婦人，突然在老年的父親面前泯滅了她一切鋒芒。到了父親將去的最後幾年，他的兒女都成家了，父親每日強加于她精神上的折磨讓她度日如年，委屈卻又無處訴說，只有我回去的時候，她才能跟我流著淚說：他怕是真的要去了，人死前三年作惡。
那三年對母親來說，每一天都是煎熬。有一次回去我發現家裡的一張掛曆上有個三角形的洞，母親羞于啟齒。她不好意思告訴我，那張掛曆是市里夕陽藝術團的合唱團製作的宣傳畫，那個上百人的合唱團照片印在掛曆上密密麻麻看不清人臉。但是父親深刻而精准地用小刀狠狠地剮去了其中一個人的頭。那個人就是住在我家樓下的劉伯伯。起因就是父親和母親下樓散步時，母親和劉伯伯打了一聲招呼。父親忿恨地當場垮下臉質問：你們什麼關係!
一輩子作風清白行為端正從未被詬病的母親突然在快60歲的時候被父親問在路上氣得當場石化。當過校長一生清高的劉伯伯在短暫的驚愕之後，投給父親一個居高臨下的同情眼神，揚長而去。
回家後父親依然不依不饒：他有什麼好?會唱歌?我唱九九豔陽天的時候他還在玩泥巴!你以為他比得上我!要是我屋裡條件好，送我讀了書，我哪裡不比他強!暴怒之下，他從抽屜裡刨出一把鏽跡斑斑的小刀，母親驚懼地以為要刺向她，但是刀子卻準確無誤地刺向了客廳那張掛曆上一個螞蟻般大小的人頭。母親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還驚魂未定：“真不清楚他怎麼知道那個照片上的頭是劉伯伯的，掛曆掛了快一年了，我都不曉得劉伯伯是那個藝術團的。”
第二天一早，父親口述了一副對聯“青山不老綠水長流”，要我弟弟拿紅紙寫了貼在單元樓的大門上，還要署上他的大名“李迪吉”。
一不是年節，二不是自己家大門，那幾個刺眼的字莫名其妙地被東張西望的弟弟趁夜貼在單元樓門口，父親從此當上了“單元樓行走”這一職務，他每天早上5點起床，就在單元樓前背著手轉悠，翻著一雙由於過於深陷而顯得陰鷙的眼睛，觀察有誰看了他“作”的對聯。那段時間，母親經常一整天守在屋裡，偶爾從二樓窗戶間向樓下張望，看著他翻著眼睛死死盯著每一個路人的臉，但是除了最初的愕然後，他沒有搜集到更多的表情。熟視無睹的人們已經把這副對聯和它的主人一道當作空氣了。
但是這種最初的愕然被父親 發酵成了欽佩、崇拜。每次回來都跟母親吹噓：又有人誇我對子作得好!
母親沒有戳穿他，任他得意地想像著人們對他滿腹才學的尊敬，對他好學問的欽佩。
很多年後我才明白，父親當年生氣的，並不是母親跟某個男鄰居打了招呼這麼簡單。他只是討厭那些出身名門的男人，他只是討厭那些讀過書的男人;他只是不能理解，最初明明是他自己的貧下中農這個出身令他驕傲，令他身無分文抱得美人歸，為什麼最後這個身份只是像一枚過時的徽章一樣，像一隻被拍死的蒼蠅一樣，胡亂地粘在履歷表上?為什麼最後卻仍是他被人不屑一顧?
時代的颶風並沒有賜予他答案，反而將他拋向了更遠的荒蕪之境。他聽說了，當年被推薦的驕傲的工農兵大學生，現在成了一個帶著特定意味的詞語。他聽說了，下海去賺錢也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了，他曾經羡慕的單位上的採購員不再是最令人羡慕的崗位了，一部分身份可疑的人拿著各種新奇的東西或者一份份保險單敲開了辦公室、居民樓，空氣中彌散著隱秘的激動的氣氛。他也看到打小牌的下崗工人，他們聚集在破爛得像社會底層的環境裡，過早地亮出了自己一生的底牌。那麼多難以言喻的身份，那麼多難以界定的歷史，那麼多難以啟齒的欲望，像一個個永遠無法掙脫的困獸，在他貧瘠的思想裡橫衝直撞。他曾經引以為榮的貧農身份、軍人身份、工人身份，在現在來說都顯得是那麼的別夢依稀。他不能理解這個荒謬的世界。他迫切地需要一個證明，證明那曾經屬於他的時代並未遠去，他迫切地需要一個肯定，肯定他是一個足以值得尊敬和驕傲的人。
在最後幾年，父親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他年輕時在部隊裡得過的木框獎狀拿出來，一遍一遍地放在樓前的地坪裡曬。這些獎狀曾經被我母親咒駡過無數次，因為每次搬家父親都得帶上沉重的它們，它們不像現在的獎狀，它們不是一張張紙或者紅本本那麼簡單，它們鑲了玻璃和結結實實的棗紅色木框。此刻，那些早已發黃黴變的獎狀對他裸露出倦容，玻璃鏡框在陽光下一晃一晃閃著冷冷的光芒。我的父親，他像一個擺攤的貨郎，向世界晾曬著他畢生的榮耀，但是鮮人問津。
就是這樣一個越來越不肯對世界和身邊人善罷甘休的父親，他用盡最後的幾年時間，要求我們給他準備“料”。
但起初我們都聽不懂，他一直要“料”做什麼?“料”是什麼?母親悄悄跟我們說：棺材。
他需要一個體面的死。兒女們不早早地給他準備身後事，就是不孝。他很早就在準備他的後事，他知道，自己這輩子不會有什麼驚喜了，永無翻盤的機會了，他正在向一敗塗地的境地迅速潰退。
那麼，他要一副上好的棺木。
我暗罵他是神經。活得好好的，要棺材做什麼?
他跟鄰居說，孩子不孝順，不肯給他買“料”。不肯給他準備墓地。
我們很委屈：這裡不是鄉下，我們買來棺材放哪兒呢?墓地?他從8歲出來要飯，就永遠失去了可能屬於自己的土地。事實上，他一生從未擁有過土地。再說，政策不允許，我們也不敢土葬啊。那麼，他註定是回不去了。
他又說，每年農曆的七月半，一定要記得給他燒紙，還要記得給送信的小鬼打賞。如果沒有給小鬼打賞，小鬼就不會把錢轉給他，他若沒有收到紙錢，就會像那些孤魂野鬼一樣，摘一片荷葉捂住臉，傷心地哭著回去的。
我不知道他活得好好的為什麼老要說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小鬼跟荷葉有什麼關係。我沒有問過，此生也永遠沒處問了。
他60歲的時候，我出嫁了，嫁到離家30裡地的城市中心，離開了那個家。
我們一生都沒有講過太多的話，但是在我結婚後，也就是他最後的10年，他不斷地要母親召我回去，回去的理由只有一個：給他的左眼拔出倒著長戳著到眼珠的睫毛。
他說，任何人都不會拔，我的母親不會，弟弟不會，妹妹不會，只有我能拔。
我每次回去，他都會鄭重地搬個椅子，坐在陽臺上，把鑷子遞給我。我沉默地扒開他的眼皮，看見那只渾濁的、蒼老的、布滿眼屎的眼睛，它含混不清，它遮遮掩掩，像他的人一樣抖抖索索，我定定神，用他遺傳的那顫抖的手，迅速地堅定拔出那根拔了又長拔了又長的倒睫毛。
他鄭重地收回鑷子，擦乾，放在眼鏡盒裡，收好。
他仍舊不說話，我也倔強地不說話。
我知道他是想見我的，他的老同事告訴我，他跑到單位的辦公室去收集了每一張發表了我文章的報紙，自豪地告訴每一個遇見的人：這是我大丫頭寫的!
我能想像，他臉上掛著驕傲而又鬼鬼祟祟的神情急於向別人證實，他的女兒，骨子裡遺傳了他基因的女兒，能夠識文斷字，並且似乎比別人要多認幾個字。可是自從我知道我成了他炫耀的資本後，我就彆扭地懷著一顆敵意的心，故意在飯桌上報告關於自己的各種令人沮喪的消息。
我並沒有告訴過他我發表了文章。我不知道他從何得知。他大字不識，我不知道他憑什麼在報紙上摸索到了我的名字。他也從來不跟我說知道我發表了文章，更不說他搜集了報紙。他似乎很虛弱，不敢跟眼前這個內心強大的女兒說話，似乎生怕自己的語言過於低劣，而玷污了報紙上那些他並不認識的字。隔在我們心間的，仍是一生的無言。
我們在一起磕磕碰碰撞撞跌跌沉默不語中虛擲時光。
直到有一天，父親的老同事告訴我們，他連續一個月的晚上跑到離家兩公里遠的山坡上挖了一個大坑。
確切地說，他挖了一個自己百年之後要躺的洞穴。
他給自己掘了一個墳墓。
我悄悄對母親提起，卻發現母親早就知道了。起初母親並不知道他晚上出去一身泥回家是幹什麼去了。後來，母親悄悄跟著他去了那個尚未成形的洞穴。那些夜晚，母親跟在他身後，看著他一鋤一鋤狠勁地挖下去，不敢出聲。那個坑越來越大，母親並不知道他挖了坑幹什麼，但是有一晚他突然扔了鋤頭，他跳下去了，他平躺在那個足以容下他軀體的長方形的洞裡，用他一輩子不改的岳陽縣方言，尖聲尖氣地唱起了他最喜歡的那首歌：九九豔陽天。
母親驚駭地聽見他從地底下傳來的妖魅歌聲，這首歌他剛結婚的時候他就一直唱，他那時候曾經唱得那麼歡快，那麼明亮，那麼高亢，從歌裡飛出那麼多美好的風聲掠過她年輕的耳畔，而此刻，這首歌卻顯得那麼陰涼，那麼鬼魅，比夜色更深遠，更涼薄。
母親落荒而逃。她仿佛要逃脫自己的宿命般地奔跑，她向著有燈火的地方奔跑，一路踉踉蹌蹌，她逃到了自己熟悉的床上，無邊的黑夜卻狂拽著她，似乎要將她一併拖進那個和她過了一輩子卻從未真正理解的男人所挖的深邃洞穴裡。那個洞穴，盛滿了一個男人貧寒的一生，落寞的一生，孤寂的一生，蒙昧的一生。
從那夜起，他每挖一鋤，都深深地挖在母親的心上，等那個墓穴挖好，母親的心早已成了無邊的空洞。母親驚駭地發現，他們倆快過完一輩子了，在與父親結婚之時她已經過早地埋葬了自己，任由另一個沒有溫度的自己與這個男人活在世間，而這個男人，此刻也快要與她訣別了。
夜晚。鋤頭。坑。洞穴。墳墓。這些詞語撞擊著我和母親，每一個詞都充滿陷落的語義，都指向消亡。我們狠狠地壓制著它，任它們在胸口左沖右突，我們誰也沒有再提起這件事。我沒有信仰，不能理解他為什麼要去做這種令人汗毛倒立的事情。我甚至深深地怨恨他，給我們姐弟帶來了惡名。就因為他偏執地需要過早安排一個身後安身之所，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是不孝順的孩子了!
我不知道他為自己挖墓穴的那些夜晚，心裡頭是滿足的，充滿希望的，還是悲涼的，絕望的。他生活過的那些日子，已經在他面前一層層垮掉，逐漸變成一堆堆廢墟。我永遠不能揣測那些個黑夜從地下升騰而起的時刻，他是怎麼樣寂寞地與夜色對談，合謀要埋葬自己卑微如草芥的一生、由於乏味而顯得過於冗長的一生。
我結婚10年後，一場家族遺傳的胃病帶走了父親。這時，他掘墓的地方早已建起了一個豆油廠，供應著這個國家最大品牌千家萬戶每天的食用油。
我抱著他去了我們為他選的公墓，西風曾經侵入過的街道顯得過於冷清，在稀稀落落的鞭炮聲中，季節模糊成一片混沌，這是夏末，我們仿佛在試圖走出這個季節，但我很快發現，那一條街，仿佛過於漫長，又過於短暫，我抱著他，既走不出夏天，又走不到秋天。我們一起路過那些他曾試圖抓住過的器物，路過他的竊笑，他的恩怨，他的驕傲，他的獎狀，他的悲憤，如今，一切一切都退場了，我的父親，他退到了一個冰冷的石縫中，蜷起了自己悲涼的骨灰。
我留下他一件破洞的背心，和醫院最後一次給他照的片子。那些體腔內黑白的影影綽綽的鏡頭，像是透明的，又像是虛幻的。我把他的背心、片子以及片子裡從他骨縫中透出的寒涼，掛在了我衣櫃的深處。
在野外，我們燒了他所有的獎狀，連同那些燒不掉的玻璃一齊拋在了灰燼中。在飽含油漆味的刺鼻的火焰邊，我才想起，我從來不曾問過他在部隊裡的事情，從來沒有。那是他此生最驕傲的日子，但現在，他過往的光榮成了一個深深的秘密，他那麼想要世人知道的光榮，到最後，連他最親的人都不曾瞭解。
時間何曾寬恕我們。我窮盡一生用無數光年也不能回到過去，看一眼他當兵的日子，聽他講一回過去的事情。我知道他會唱打靶歸來，但他更喜歡唱九九豔陽天，他心中曾經有個小英蓮嗎?他曾在部隊裡想念著她嗎?她是誰，還在這個人間嗎?
父親的墓穴旁空著一個洞穴。那是給母親留著的，每年清明掃墓，我都盡力阻止母親去，我無法看著她面對自己最終的居所。
四野寂靜。他遺在這個世間的三個兒女，放棄了他的方言，長著和他相似的面孔，繼續在人間風塵僕僕。
現在，每年的七月半我燒紙錢的時候都會跟他說，我來啦，你不用去摘荷葉啦。
我一生有太多話想跟他說，但直到他死後，我仍然沒有說出口。我心疼他打漁的手，心疼他蹩腳的魔術，也心疼他潰爛的胃。他的一生也許過於乏善可陳，可是我有什麼資格去評判他的一生麼。我知道是沒有的。我們那麼相像。
《散文選刊》曾高度評價這篇作品：湖南作家李穎的《父親的三個可疑身份》可視為新型親情敘事的典範性作品。去除了英模報告式的懸空，也有效根除了情思生髮過程中的諱飾成分，而是回到人本的立場上，書寫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個人與時代間的衝突、磨合、妥協的過程。人的本體性存在的場域，因為鋒利的剖面而被照亮。對於活著或者逝去的親人而言，重要的不僅僅是親情之愛，還有充分理解基礎上達成的和解，而和解則標誌著書寫者與社會生活之間本質性關係的確立，貼近與審視，愛與相擁，人本的向度，皆在和解的態度中被包容。其文直，其事核的文本特性之下，個體的鏡像越真實，散文即人的命題就愈發光輝，恰如孟子所言，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謂之大！
往往是頭天晚上的剩飯剩菜，和在一起用開水煮開，母親說，這叫燙飯。除了燙飯，我小時候吃得最多的，就是魚。父親背著漁網從堤子街穿過的時候，一路對著早晨諂媚地笑。對著路邊的苦楝樹諂媚地笑。對著一條緩慢或飛速掠過的野狗諂媚地笑。對著虛空諂媚地笑。對著每個生活在這條街上、迎面或路過他去河裡洗菜的人、洗衣的人、洗馬桶的人諂媚地笑。現在想起來，那真是一個盛大而熱鬧的河流，打滿補丁的機帆船停泊在不遠處，婦女們把吃的穿的用的拉的全部拿到這裡來洗洗刷刷。我的父親，是這河流上唯一的男人。
諂媚地笑，是他對付貧瘠生活的唯一武器。
我家就是堤子街上十幾戶人家中的一戶。這條看似淺顯實則深奧無比的河流，它離我家不到百米之遙。濤聲靜謐，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恢弘背景。因此，魚，是我們餐桌上必備的菜肴。直到很多年後我才弄清楚，我們一直稱之為河的這片水域，它是洞庭水入長江處。每年防汛期間，廣播裡都有一個女中音緩慢清晰地播報水文：城陵磯，多少多少點多少米，漲。或者：城陵磯，多少多少點多少米，落。這個聲音安撫了童年的我狼奔豕突無處發洩的乖戾之氣，但那時的我對那些數值全無感覺，我記不住那些徘徊在20和30之間的小數，也從沒有想去探究它的意義。我只是一味地等著那個藏在收音機或者喇叭裡面的她播報城陵磯，無論是漲是落，對我而言，都是溫柔的，都是美好的。很多年後，我做了一名新聞記者，在不斷地報導防汛現場時，才真正懂得，那些細微差別的數字後面，藏著一個真正的苦難的民間。
父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漁民，因為他不曾擁有哪怕是一艘最小的破船。他36塊錢的工資遠遠不夠養活一家五口，所以，我的幼年是在他織的密密集集的漁網中度過的。一把又一把深綠色的粗尼龍線，一根竹子做的小小梭鏢，在他粗礪的手中上下翻飛。他熟諳織網的技術，他沉迷於這種靜悄悄的手藝，他仿佛要織一個足夠網起屋後面那條河流的大網。
而我的幼年從來沒有感覺到，那些平靜的夜晚向一個養家男人背後襲來的深深的寒意。
他織了很久的網，也補了很久的網。那些跟漁網在一起的夜晚，父親沉默不語，他靠著打漁，養活了我們姐弟三個。但是除了養活，他似乎沒有承擔更多的責任。有一次，他把打上來的一籃魚要我們姐弟拿到集市上去賣，興高采烈地在後面追喊著交代：要賣5毛錢啊!我回頭望著他那為了5毛錢像孩子一樣興奮的面孔，也望了周遭望著我們笑的鄰居，我幼小的心裡感到了心酸和疼痛。我想要朝前奔跑，像是要擺脫他的疼痛的追喊，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這種疼痛更像一顆石子，一直生硬地硌在我的胃裡，到我成年後的許多吃魚的瞬間，都硌得生疼。
我們吃了很多年的魚，也由此我總是懷疑，下輩子我們會遭報應變成一條魚，而水，是我們來世的故鄉。
但是這個故鄉在今生的每年夏天都會跟我們過不去。它一直漲啊漲，漲到我們家的臺階上，漲到我們家的床腳上，漸漸地我們家的鞋子漂起來了，我們家的盆子漂起來了，母親趕緊把地上的東西往高處搬。我們三姐弟興奮地沖出家門，看著商鋪裡的人們忙著用小船運送物品，跑到街上和鄰居孩子們一起戲水，撿著整條街上各種漂浮在水面上的東西。這些東西曾經匍匐在地上，也許不過是一個煙盒，也許是一隻爛鞋，也許就是一張糖紙。但此刻它們漂起來了，加上在街道上來來往往的小船，整個街道就不一樣了，就變成另一條幸福的歡樂的充滿魔法的街道了。我們在街道上尋找著另一個隱秘的街道，尋找著夏天的蛛絲馬跡，尋找著地上泛起的每一個秘密，我童年的這條街道像幻境一樣，映出了我們比渾濁的水更加涼薄的現實，母親站在家門口呵斥我們回去，因為，她早有預見性地知道，距我們家數米遠的公共廁所比我們家的地勢更低，我的母親，她看見了屎、尿，以及廁紙漂浮在水面。但我們永遠看不見這些，我們只看得見我們想看見的。也許，在童年，每個人都只看得見自己想要看見的。
父親看著我們狼狽地被母親拖回家，他嘿嘿地笑著，這種笑跟諂媚地笑區別不大，意思似乎是向我的母親證明，我們又挨訓了，而他是很聽話的。他從不管束我們，因為他自己像我們一樣，也是被管束的物件。他總是這樣一副表情，對著這一副爛攤子無所事事地嘿嘿地笑,對著他狼狽的家人露出高深莫測的笑意。我小時候曾經看我家的戶口本，戶主那一欄填著“李六梅”。李六梅是我母親的名字。很多年後，我一直糾結于“戶主”這個詞，我不能確定它真正的含義，我也不能確定一個過於強勢的母親對於她的孩子的成長到底有多大的影響。“戶主”這個詞對於我的一生有莫名的震懾，乃至我結婚十數年後，戶口仍未遷出娘家，直到現在，原本五個人的戶口本上，還剩下母親和我二人。在童年的記憶中，父親是一個可疑的存在，作為家長的身份他是缺席的，他像一個模糊的符號，既算不上大人，也算不上孩子。他沉默的一生顯得過於漫長，又過於短暫：漫長得他用最後20年在準備他的後事，短暫得我的孩子還沒有記住他，他就去了。
在那個疲倦的水漫街市的黃昏，他被母親吩咐，今晚水繼續漲的話，如果漲到床鋪上的話，他明早得去找單位上要一個安身的地方。
第二天，父親帶回一艘小木船來。父母搬了簡單的生活必須的家當，領著我們划船去了單位上的子弟學校，我們被安置在學校的一間教室暫住。這是父親每年一次的划船，卻不是打漁，而是搬家。對於我們姐弟三個來說，搬家就像過節一樣，住在那麼寬敞的教室裡更是一件奢侈而愉快的事情。我從來沒有想過，對於我的父母來說，帶著三個無家可歸的孩子，拉著烏漆墨黑的鍋碗瓢盆，劃著小船朝著一個門窗破敗的教室駛去，那是一次又一次辛酸的逃難。
父親的同事們陸陸續續搬進了新居，不遠處蓋起了4層樓房，但與我們的生活無關。這樣的逃難在我的童年幾乎每年都有，每年都要直至大水撤離我們家，學校也終於要開學了，我們才搬回那個破敗潮濕的家裡去。水平靜地退了，像它來時一樣無聲無息。但漲水的痕跡還在，家裡的牆壁上攔腰一層又一層青苔，成了我們姐弟的畫牆。每年漲水的水位不一樣，家裡的牆壁上就佈滿高高低低深深淺淺的苔痕。
從那時起，我便知道，水和樹一樣，是有年輪的，只是水的年輪讓人難以估量它的深淺，它一年一年或高或低地刻在堤岸上，刻在它所能至的每一面幽暗破敗的牆上。在無數個暗夜，在5瓦的昏暗燈泡下，父親像一個孩子，用樹枝和我們一起在青苔上畫著各種堅硬的棱角分明的圖案。如果黑夜有一雙眼睛，它一定在冷冷地嘲笑這個頭腦簡單了無心事的中年男人。
三十年後，我回到那條街道，所有的景象都模糊了，被擠進了時代深深的皺褶裡。我看到房屋還在，只是比我記憶中的更矮更破爛。堤子街還在，只是比我記憶中的更短。一位老人守著我兒時隔壁的破房子，我記得她，她曾每天站在門前的地坪裡和我的母親討論各自的家長里短，雖然她的臉現在已經皺成了一個核桃。她顯然認不出我了，但她熱情地招呼我進去坐，她的面容像三十年前一樣平靜而滿足，我想，她一定是叫每一個路過她家的陌生人進去坐。她說：“這是我祖屋，我五十年代就住在這裡，我的崽住了樓房，要我搬，現在不漲水了，我不搬。”
1996年，一場超越了我童年所有水位的巨大的水災淹沒了城陵磯。從那以後，不是不漲水了，只是我們兒時的房子後面已經豎起了一條高高的堤岸，我的童年，被擋在了那個高高的防洪大堤後面，站在屋後放眼看去，駁岸逼仄而來，再也看不到那條濤聲靜謐的河流。
三十年後，我在遊戲廳見到一種叫做“捕魚達人”的遊戲機，一個不到兩平方米的長方形機器，螢幕上閃爍著各種五顏六色或貴或賤的魚，我的兒子興奮地投幾個遊戲幣進去，捕魚炮彈的威力倍增，兒子稚嫩的手指眼花繚亂地摁出一枚枚炮彈，一波又一波的魚們列隊整齊前赴後繼，在螢幕上幻滅消失又重新出動。遊戲廳充滿從顏色渾濁的少年們嘴裡輕蔑地吐出來的各種粗鄙的語氣詞。我坐在聲浪喧囂的遊戲廳，卻恍如置身潮水氾濫的童年，眼前電腦控制著的這一切，讓我回到三十年前那條固定的波濤和岸線上，在那裡，父親從來不是什麼達人，他甚至從來沒有真正掌握過捕魚的技術，他粗礪手指間那巨大的漁網，多數時候只能失望地捕上來一些小魚小蝦，他這一生只碰巧打上來過一條大魚，而那條大魚，被他津津樂道了一輩子。那條大魚活得足夠久了，它不掙扎，瞪著眼睛認命地躺在地上，興奮的父親喊著鄰居來觀看，但他既不敢輕易吃了它，又捨不得賣掉，任它在那個夏天悄悄地散發著腥臭的氣息。
第二個身份：魔術師
父親在他即將退休的時候，開始了他的另一種身份：魔術師。
作為一名魔術師，他有著一段難以啟齒的過往。母親曾當著父親的面旁若無人地告訴我，父親小時候曾經是一名叫花子。是那種馬戲團也算不上的、三個同村孩子組成的走街串巷賣藝的叫花子。
母親在敘述這件事的時候一定會附帶說一件他們結婚的事情。在那樣一個人群被劃分成各個階層的年代裡，父親，以一個劃為貧農成分的良好出身，以一個已經38歲高齡、在大家心目中已經淪為老光棍行列的身份，以一個不名一文的工人形象，拎著一口破舊的木箱，娶了比他小12歲的我的知識份子母親。在那個年代，母親應該是有足夠的理由感謝父親的，因為縱然她的美麗遐邇聞名，卻因出身仍舊差點終老娘家，在那個女孩18歲就能出嫁的年代，她已經26了，終於能夠嫁出去了，她的書香門第高攀了一貧如洗的父親。
在那個一共花了母親的6毛錢買糖的婚禮上，在那個孤獨地立在河邊蕭瑟家徒四壁的新房裡，父親居然穿了一件嶄新的呢子衣!婚禮後的幾天，母親發現新郎官唯一一件像樣的可以穿出去做人的呢子衣服不見了，問他，他說，在工地上烤火的時候，倒在火塘裡，著火了，趕緊把衣服脫下來，想撲滅，但是晚了，於是衣服就燒掉了。
我無法揣度當時的母親對這個火燒呢子衣的說法是不是將信將疑。直到我上初中後，父親的同事、我同學的爸爸陳叔叔有一天毫無預兆地在路上逮住了我，臉上滿是得意：“喊老子!喊叔叔!你爸爸結婚那天都是借的我的呢子衣!不信回去問你爸爸!”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憋了那麼多年以後突然告訴我這件事，我連帶著憎恨了我的陳同學，我滿懷屈辱地回家我問了母親關於呢子衣的事，母親淡淡說了一句：我早知道了。
從母親不斷重複的關於叫花子和結婚的故事裡，以及父親漲紅著臉訕訕的笑意中，我大致知道了這樣一個事實：父親小時候確實是要過飯的，在三個小夥伴組成的要飯隊伍中，父親一無所長，專管拿著盤子討錢。另兩個會翻筋斗。會劈叉。某一天，其中一個夥伴突然輕鬆地變出一條紅綢，驚呆了父親，驚呆了那個只會翻筋斗和劈叉的夥伴。他們用崇拜的眼光盯著紅綢夥伴。
紅綢夥伴很得意，不屑地把唾沫甩到兩個夥伴的鼻尖上：這叫魔術，懂不懂?魔術!
父親仿佛被他這個詞猛地推了一個趔趄，他寂寞了。即便在三個要飯的小夥伴中間，他也是被鄙視的那一個。事實上，他的童年一直是在不斷的趔趄中撞撞跌跌推推搡搡度過的，他被繼父推出家門要飯，被有錢的人家傲慢地推到馬路上，被搶食追趕的窮夥伴們推倒在地……他不斷地爬起來，不斷地被推倒。他從沒有抗爭，是的，他的字典裡沒有尊嚴這個概念，哪怕是一瞬間的念頭。
多年後，我知道一句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於是少年的我不斷拿這句話去嘲弄我的父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你懂不懂?你的魔術師傅呢?”
整個少年時代，我都像對待兄弟姐們一樣隨意地惡毒地嘲笑他。而他，從來都是漲紅著臉，訕笑而去。
多年後，父親當兵了，父親參加工作了。他當了40年的港口工人。那時有句俗話：“男不進港，女不進紡。”這句話雖然充滿怨意，但又深藏了一層說不明白的驕傲與慰藉：我是工人了，我吃上國家糧了。父親成了一名光榮的碼頭工人，最初拖板車，後來開鏟車，最後開吊車。他在實踐中學會了一項項機械技能，和許許多多工人一樣，淹沒在中國大多數光榮而樸素的命運之中。
工會會員，是父親工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身份證明。父親喜歡單位上開職工代表大會，他有神聖的選舉權、投票權，他還喜歡八一建軍節，不出意外會領到老兵才有的慰問金。他更喜歡工會主席笑眯眯地叫他一聲“李師傅”。在那種上級對一名普通工人親切的問候裡，他那似乎得到片刻舒展的人性，其實愈發讓人傷感。
父親終於在要退休的時候想起了童年時代的夢想了。他花一塊錢從地攤上買了本魔術入門的拙劣的印刷品，但他不識字，他一個字也不認識，包括他自己的名字，所以只好要我一句一句念給他聽。有一段時間，每天晚上我都準時給他讀魔術道具的製作方法，指著劣質油墨印製的不清晰的圖片給他講解道具的奧秘。那樣的夜晚對我來說，無比枯燥與不耐煩。
他下班後常常就躲在房裡不出來，翻看著那本書上的圖片，用幾根木條，敲敲釘釘，幾天後就做了一個箱子。然後，他當著我們三姐弟的面，變了一個蛋出來。然後又變了一個蛋。
他變魔術時手一直抖啊抖。這是一種病。只要做稍微精細的活手就會顫抖。每個人都說我像父親。我沒有遺傳母親的美麗，我沒有遺傳她雪白的肌膚，沒有遺傳她漂亮的大眼睛，沒有遺傳她傲慢的從容的態度;我遺傳了父親的一切，遺傳了父親深陷的眼窩，過於堅硬的鼻樑，急衝衝走路的姿勢。是的，我不僅長得像他，習慣也像他。我的手和他一樣顫抖。捏筷子的時候顫抖，拿針的時候顫抖。除此之外，我還遺傳了他的吃相。只要一開始吃東西，我們的頸部以上整個頭部就開始出汗，吃得越認真，汗就越多，滋滋地一直到頭頂熱氣升騰。我的母親總是對他說一句：“吃飯一副哈相。”有時候也會對我說一句：“和你爹一樣，吃飯一副哈相。”對於玩魔術這件事，我的母親不聞不問，只跟我們說過一次，然後再也沒有評價過：“一個手一直在抖的人怎麼可能玩得好魔術。”
變出蛋來的那天，我們三個前後左右圍著他的道具箱，把他的破綻看了個精光。弟弟欣欣一直在旁邊指出來：假的!箱子裡面還有個暗箱!
作為一個在無數個夜晚給他念魔術道具製作方法的女兒，我知曉他魔術裡的全部秘密。
他有好些年都沉浸在魔術這個秘密之中。他聲稱自己會大變活人，只是沒有做道具的材料而已。我知道他不可能擁有這些道具的材料，因為他雖然是家裡收入的主要來源，但他一輩子所花每一分錢都要從母親手裡討要。多少年後，我的父母這種類似于家長與孩子的關係深深地影響了我擇偶的標準，我發誓，我不要一個自卑的男人，我也絕不會管制他口袋裡的錢。啊，我是有多麼不喜歡看見男人猥瑣的模樣。事實上，我在國家規定的晚婚年齡遇見了一個豁達的磊落的男人，我甚至沒有完全地經過初戀，就迅速地把自己嫁掉了。
在父親即將退休的最後一年，“李師傅會玩魔術”的消息，還是像長了翅膀一樣在單位上都傳開了。父親很興奮，而我們姐弟很窘迫。單位上的工會主席上門了，邀請他在元旦晚會上表演一個!他興奮地在家裡搓著手走來走去，現在他最大的問題是，他需要一個幫手。
我立馬躲到了我的書桌上，他的眼光落在他唯一的兒子欣欣身上。
欣欣像他父親的任何一個兒女一樣，對他玩魔術這件事心懷鄙夷，覺得這是一件不可告人的醜事。父親的三個孩子逐漸長大並識文斷字，而他自己卻塵封在原地並未長大。他還是那個在我的母親面前畏手畏腳的孩子。他早已不能跟他自己的孩子對話了。
很多年後，我才恍然發現，我們一直佯裝自己有一個特權，可以鄙視這個叫花子出身、大字不識、做了半輩子工人、從來沒有話語權的父親。
現在這個人，他居然要蹦到舞臺上去丟光全家人的臉了!他的一切我們都瞭若指掌，他笨拙、他猥瑣、他狼狽，他的手一直在顫抖，他的箱子是假的!欣欣絕不答應。
但是父親平生第一次暴怒了，他似乎要把一生儲集的訓斥、責駡、管教全部一次性地補回來，他眼眶通紅，青筋直暴：你去不去?!
欣欣妥協了。於是我們看見單位上元旦晚會的舞臺上，欣欣耷拉著腦袋，當著上千觀眾的面，不情願地配合這個自己瞧不起的父親，在臺上表演了一出蹩腳的魔術。
那晚，父親化了一個濃豔無比的裝，這個妝容像極了所有躺在棺材裡的人，那樣鮮明，那樣豔麗，那樣駭人，讓人一見難忘，顴骨上的腮紅使他瘦削的臉越發凹進去了，濃密的眉毛像兩把利劍，黑色的眼影令他深摳的眼眶摳得更深了，他薄薄的血紅的嘴唇配在乾癟的臉上是那麼不相稱，他穿著明顯大了N碼的地攤上買來的廉價西裝，可疑的布料成分閃著不合時宜的光芒，他在電視上學來的奇怪的鞠躬動作顯得那麼滑稽可笑，聽著台下或善意或鄙夷的笑聲，我坐在人群裡如坐針氈。我在心裡默數著下面稀稀拉拉的掌聲，窘迫、自慚，所有這些負面的詞彙一個不漏地向我襲來，無法抬頭面對臺上小丑般的父親。我落荒而逃。
我的父親，他終於完成了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演出。
那一晚，他是主演，而我們，是不願意配合的配角和觀眾。
我在他死後多年才明白，那個夜晚，那個粗糙的舞臺幕布下，他其實是在試圖用魔術來掩蓋他的一生，來塗改他的一生，來變走他的一生。
他一定認為，他的魔術能抹去他貧窮自卑無人問津的一生，變出一個光明燦爛鮮花簇擁的一生。
事實上，他潦草的一生一直都處在崩潰的邊緣，在他的晚年，他曾想把一切推翻重來，他曾用魔術試圖救贖過一次自己。而我們，與夜色一起合謀，冷冷地忽略了他。
第三個身份：掘墓者
從50歲開始，父親一直在念叨著關於自己的後事。他要“料”。
也是從那時起，我的母親一改她強硬的氣勢，變成了一個嫺靜豁達溫柔的婦人，而我的父親，這個半生鬱鬱寡歡的男人，變得無比乖僻、糾結、暴躁。在他面前，那個曾經優越感十足的倨傲的跋扈婦人，突然在老年的父親面前泯滅了她一切鋒芒。到了父親將去的最後幾年，他的兒女都成家了，父親每日強加于她精神上的折磨讓她度日如年，委屈卻又無處訴說，只有我回去的時候，她才能跟我流著淚說：他怕是真的要去了，人死前三年作惡。
那三年對母親來說，每一天都是煎熬。有一次回去我發現家裡的一張掛曆上有個三角形的洞，母親羞于啟齒。她不好意思告訴我，那張掛曆是市里夕陽藝術團的合唱團製作的宣傳畫，那個上百人的合唱團照片印在掛曆上密密麻麻看不清人臉。但是父親深刻而精准地用小刀狠狠地剮去了其中一個人的頭。那個人就是住在我家樓下的劉伯伯。起因就是父親和母親下樓散步時，母親和劉伯伯打了一聲招呼。父親忿恨地當場垮下臉質問：你們什麼關係!
一輩子作風清白行為端正從未被詬病的母親突然在快60歲的時候被父親問在路上氣得當場石化。當過校長一生清高的劉伯伯在短暫的驚愕之後，投給父親一個居高臨下的同情眼神，揚長而去。
回家後父親依然不依不饒：他有什麼好?會唱歌?我唱九九豔陽天的時候他還在玩泥巴!你以為他比得上我!要是我屋裡條件好，送我讀了書，我哪裡不比他強!暴怒之下，他從抽屜裡刨出一把鏽跡斑斑的小刀，母親驚懼地以為要刺向她，但是刀子卻準確無誤地刺向了客廳那張掛曆上一個螞蟻般大小的人頭。母親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還驚魂未定：“真不清楚他怎麼知道那個照片上的頭是劉伯伯的，掛曆掛了快一年了，我都不曉得劉伯伯是那個藝術團的。”
第二天一早，父親口述了一副對聯“青山不老綠水長流”，要我弟弟拿紅紙寫了貼在單元樓的大門上，還要署上他的大名“李迪吉”。
一不是年節，二不是自己家大門，那幾個刺眼的字莫名其妙地被東張西望的弟弟趁夜貼在單元樓門口，父親從此當上了“單元樓行走”這一職務，他每天早上5點起床，就在單元樓前背著手轉悠，翻著一雙由於過於深陷而顯得陰鷙的眼睛，觀察有誰看了他“作”的對聯。那段時間，母親經常一整天守在屋裡，偶爾從二樓窗戶間向樓下張望，看著他翻著眼睛死死盯著每一個路人的臉，但是除了最初的愕然後，他沒有搜集到更多的表情。熟視無睹的人們已經把這副對聯和它的主人一道當作空氣了。
但是這種最初的愕然被父親 發酵成了欽佩、崇拜。每次回來都跟母親吹噓：又有人誇我對子作得好!
母親沒有戳穿他，任他得意地想像著人們對他滿腹才學的尊敬，對他好學問的欽佩。
很多年後我才明白，父親當年生氣的，並不是母親跟某個男鄰居打了招呼這麼簡單。他只是討厭那些出身名門的男人，他只是討厭那些讀過書的男人;他只是不能理解，最初明明是他自己的貧下中農這個出身令他驕傲，令他身無分文抱得美人歸，為什麼最後這個身份只是像一枚過時的徽章一樣，像一隻被拍死的蒼蠅一樣，胡亂地粘在履歷表上?為什麼最後卻仍是他被人不屑一顧?
時代的颶風並沒有賜予他答案，反而將他拋向了更遠的荒蕪之境。他聽說了，當年被推薦的驕傲的工農兵大學生，現在成了一個帶著特定意味的詞語。他聽說了，下海去賺錢也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了，他曾經羡慕的單位上的採購員不再是最令人羡慕的崗位了，一部分身份可疑的人拿著各種新奇的東西或者一份份保險單敲開了辦公室、居民樓，空氣中彌散著隱秘的激動的氣氛。他也看到打小牌的下崗工人，他們聚集在破爛得像社會底層的環境裡，過早地亮出了自己一生的底牌。那麼多難以言喻的身份，那麼多難以界定的歷史，那麼多難以啟齒的欲望，像一個個永遠無法掙脫的困獸，在他貧瘠的思想裡橫衝直撞。他曾經引以為榮的貧農身份、軍人身份、工人身份，在現在來說都顯得是那麼的別夢依稀。他不能理解這個荒謬的世界。他迫切地需要一個證明，證明那曾經屬於他的時代並未遠去，他迫切地需要一個肯定，肯定他是一個足以值得尊敬和驕傲的人。
在最後幾年，父親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他年輕時在部隊裡得過的木框獎狀拿出來，一遍一遍地放在樓前的地坪裡曬。這些獎狀曾經被我母親咒駡過無數次，因為每次搬家父親都得帶上沉重的它們，它們不像現在的獎狀，它們不是一張張紙或者紅本本那麼簡單，它們鑲了玻璃和結結實實的棗紅色木框。此刻，那些早已發黃黴變的獎狀對他裸露出倦容，玻璃鏡框在陽光下一晃一晃閃著冷冷的光芒。我的父親，他像一個擺攤的貨郎，向世界晾曬著他畢生的榮耀，但是鮮人問津。
就是這樣一個越來越不肯對世界和身邊人善罷甘休的父親，他用盡最後的幾年時間，要求我們給他準備“料”。
但起初我們都聽不懂，他一直要“料”做什麼?“料”是什麼?母親悄悄跟我們說：棺材。
他需要一個體面的死。兒女們不早早地給他準備身後事，就是不孝。他很早就在準備他的後事，他知道，自己這輩子不會有什麼驚喜了，永無翻盤的機會了，他正在向一敗塗地的境地迅速潰退。
那麼，他要一副上好的棺木。
我暗罵他是神經。活得好好的，要棺材做什麼?
他跟鄰居說，孩子不孝順，不肯給他買“料”。不肯給他準備墓地。
我們很委屈：這裡不是鄉下，我們買來棺材放哪兒呢?墓地?他從8歲出來要飯，就永遠失去了可能屬於自己的土地。事實上，他一生從未擁有過土地。再說，政策不允許，我們也不敢土葬啊。那麼，他註定是回不去了。
他又說，每年農曆的七月半，一定要記得給他燒紙，還要記得給送信的小鬼打賞。如果沒有給小鬼打賞，小鬼就不會把錢轉給他，他若沒有收到紙錢，就會像那些孤魂野鬼一樣，摘一片荷葉捂住臉，傷心地哭著回去的。
我不知道他活得好好的為什麼老要說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小鬼跟荷葉有什麼關係。我沒有問過，此生也永遠沒處問了。
他60歲的時候，我出嫁了，嫁到離家30裡地的城市中心，離開了那個家。
我們一生都沒有講過太多的話，但是在我結婚後，也就是他最後的10年，他不斷地要母親召我回去，回去的理由只有一個：給他的左眼拔出倒著長戳著到眼珠的睫毛。
他說，任何人都不會拔，我的母親不會，弟弟不會，妹妹不會，只有我能拔。
我每次回去，他都會鄭重地搬個椅子，坐在陽臺上，把鑷子遞給我。我沉默地扒開他的眼皮，看見那只渾濁的、蒼老的、布滿眼屎的眼睛，它含混不清，它遮遮掩掩，像他的人一樣抖抖索索，我定定神，用他遺傳的那顫抖的手，迅速地堅定拔出那根拔了又長拔了又長的倒睫毛。
他鄭重地收回鑷子，擦乾，放在眼鏡盒裡，收好。
他仍舊不說話，我也倔強地不說話。
我知道他是想見我的，他的老同事告訴我，他跑到單位的辦公室去收集了每一張發表了我文章的報紙，自豪地告訴每一個遇見的人：這是我大丫頭寫的!
我能想像，他臉上掛著驕傲而又鬼鬼祟祟的神情急於向別人證實，他的女兒，骨子裡遺傳了他基因的女兒，能夠識文斷字，並且似乎比別人要多認幾個字。可是自從我知道我成了他炫耀的資本後，我就彆扭地懷著一顆敵意的心，故意在飯桌上報告關於自己的各種令人沮喪的消息。
我並沒有告訴過他我發表了文章。我不知道他從何得知。他大字不識，我不知道他憑什麼在報紙上摸索到了我的名字。他也從來不跟我說知道我發表了文章，更不說他搜集了報紙。他似乎很虛弱，不敢跟眼前這個內心強大的女兒說話，似乎生怕自己的語言過於低劣，而玷污了報紙上那些他並不認識的字。隔在我們心間的，仍是一生的無言。
我們在一起磕磕碰碰撞撞跌跌沉默不語中虛擲時光。
直到有一天，父親的老同事告訴我們，他連續一個月的晚上跑到離家兩公里遠的山坡上挖了一個大坑。
確切地說，他挖了一個自己百年之後要躺的洞穴。
他給自己掘了一個墳墓。
我悄悄對母親提起，卻發現母親早就知道了。起初母親並不知道他晚上出去一身泥回家是幹什麼去了。後來，母親悄悄跟著他去了那個尚未成形的洞穴。那些夜晚，母親跟在他身後，看著他一鋤一鋤狠勁地挖下去，不敢出聲。那個坑越來越大，母親並不知道他挖了坑幹什麼，但是有一晚他突然扔了鋤頭，他跳下去了，他平躺在那個足以容下他軀體的長方形的洞裡，用他一輩子不改的岳陽縣方言，尖聲尖氣地唱起了他最喜歡的那首歌：九九豔陽天。
母親驚駭地聽見他從地底下傳來的妖魅歌聲，這首歌他剛結婚的時候他就一直唱，他那時候曾經唱得那麼歡快，那麼明亮，那麼高亢，從歌裡飛出那麼多美好的風聲掠過她年輕的耳畔，而此刻，這首歌卻顯得那麼陰涼，那麼鬼魅，比夜色更深遠，更涼薄。
母親落荒而逃。她仿佛要逃脫自己的宿命般地奔跑，她向著有燈火的地方奔跑，一路踉踉蹌蹌，她逃到了自己熟悉的床上，無邊的黑夜卻狂拽著她，似乎要將她一併拖進那個和她過了一輩子卻從未真正理解的男人所挖的深邃洞穴裡。那個洞穴，盛滿了一個男人貧寒的一生，落寞的一生，孤寂的一生，蒙昧的一生。
從那夜起，他每挖一鋤，都深深地挖在母親的心上，等那個墓穴挖好，母親的心早已成了無邊的空洞。母親驚駭地發現，他們倆快過完一輩子了，在與父親結婚之時她已經過早地埋葬了自己，任由另一個沒有溫度的自己與這個男人活在世間，而這個男人，此刻也快要與她訣別了。
夜晚。鋤頭。坑。洞穴。墳墓。這些詞語撞擊著我和母親，每一個詞都充滿陷落的語義，都指向消亡。我們狠狠地壓制著它，任它們在胸口左沖右突，我們誰也沒有再提起這件事。我沒有信仰，不能理解他為什麼要去做這種令人汗毛倒立的事情。我甚至深深地怨恨他，給我們姐弟帶來了惡名。就因為他偏執地需要過早安排一個身後安身之所，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是不孝順的孩子了!
我不知道他為自己挖墓穴的那些夜晚，心裡頭是滿足的，充滿希望的，還是悲涼的，絕望的。他生活過的那些日子，已經在他面前一層層垮掉，逐漸變成一堆堆廢墟。我永遠不能揣測那些個黑夜從地下升騰而起的時刻，他是怎麼樣寂寞地與夜色對談，合謀要埋葬自己卑微如草芥的一生、由於乏味而顯得過於冗長的一生。
我結婚10年後，一場家族遺傳的胃病帶走了父親。這時，他掘墓的地方早已建起了一個豆油廠，供應著這個國家最大品牌千家萬戶每天的食用油。
我抱著他去了我們為他選的公墓，西風曾經侵入過的街道顯得過於冷清，在稀稀落落的鞭炮聲中，季節模糊成一片混沌，這是夏末，我們仿佛在試圖走出這個季節，但我很快發現，那一條街，仿佛過於漫長，又過於短暫，我抱著他，既走不出夏天，又走不到秋天。我們一起路過那些他曾試圖抓住過的器物，路過他的竊笑，他的恩怨，他的驕傲，他的獎狀，他的悲憤，如今，一切一切都退場了，我的父親，他退到了一個冰冷的石縫中，蜷起了自己悲涼的骨灰。
我留下他一件破洞的背心，和醫院最後一次給他照的片子。那些體腔內黑白的影影綽綽的鏡頭，像是透明的，又像是虛幻的。我把他的背心、片子以及片子裡從他骨縫中透出的寒涼，掛在了我衣櫃的深處。
在野外，我們燒了他所有的獎狀，連同那些燒不掉的玻璃一齊拋在了灰燼中。在飽含油漆味的刺鼻的火焰邊，我才想起，我從來不曾問過他在部隊裡的事情，從來沒有。那是他此生最驕傲的日子，但現在，他過往的光榮成了一個深深的秘密，他那麼想要世人知道的光榮，到最後，連他最親的人都不曾瞭解。
時間何曾寬恕我們。我窮盡一生用無數光年也不能回到過去，看一眼他當兵的日子，聽他講一回過去的事情。我知道他會唱打靶歸來，但他更喜歡唱九九豔陽天，他心中曾經有個小英蓮嗎?他曾在部隊裡想念著她嗎?她是誰，還在這個人間嗎?
父親的墓穴旁空著一個洞穴。那是給母親留著的，每年清明掃墓，我都盡力阻止母親去，我無法看著她面對自己最終的居所。
四野寂靜。他遺在這個世間的三個兒女，放棄了他的方言，長著和他相似的面孔，繼續在人間風塵僕僕。
現在，每年的七月半我燒紙錢的時候都會跟他說，我來啦，你不用去摘荷葉啦。
我一生有太多話想跟他說，但直到他死後，我仍然沒有說出口。我心疼他打漁的手，心疼他蹩腳的魔術，也心疼他潰爛的胃。他的一生也許過於乏善可陳，可是我有什麼資格去評判他的一生麼。我知道是沒有的。我們那麼相像。
《散文選刊》曾高度評價這篇作品：湖南作家李穎的《父親的三個可疑身份》可視為新型親情敘事的典範性作品。去除了英模報告式的懸空，也有效根除了情思生髮過程中的諱飾成分，而是回到人本的立場上，書寫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個人與時代間的衝突、磨合、妥協的過程。人的本體性存在的場域，因為鋒利的剖面而被照亮。對於活著或者逝去的親人而言，重要的不僅僅是親情之愛，還有充分理解基礎上達成的和解，而和解則標誌著書寫者與社會生活之間本質性關係的確立，貼近與審視，愛與相擁，人本的向度，皆在和解的態度中被包容。其文直，其事核的文本特性之下，個體的鏡像越真實，散文即人的命題就愈發光輝，恰如孟子所言，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謂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