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戰爭是在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條件下進行的，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 20世紀的戰爭和戰爭理論不斷出現革命性變化。
從世界範圍看， 20世紀出現了三次軍事技術革命。 第一次是20世紀上半葉以坦克、飛機、航母為代表的軍事技術革命， 促進了機械化戰爭的發展。
第二次是60、70年代以核武器、導彈為代表的軍事技術革命， 促進了核威懾和有限戰爭的發展。
第三次是80年代以來以指揮、控制、通信、偵察等數位資訊化裝備為代表的軍事技術革命， 促進了高技術戰爭的發展。 這三次軍事技術革命， 引起了戰爭形態和軍事實踐的躍進性變革， 極大地推動了戰爭理論的發展。 飛機的出現， 使杜黑的“制空權論”得以問世;坦克的出現， 使富勒等人的“機械化戰爭論”應時而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出現了核武器， 核戰略理論在核國家中相繼出現。
20世紀西方的軍事理論， 帶有明顯的“技術決定”傾向， 甚至一再陷入誤區。 如“坦克制勝論”、“空軍制勝論”、“核武器制勝論”、“導彈制勝論”以及現在出現的“高技術武器決定論”、“資訊技術決定論”等。 這些理論在關注軍事技術發展方面不失敏銳性， 但它們都把戰爭的制勝因素完全歸結為先進的武器裝備， 這在根本上是錯誤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德國的閃擊戰失敗了， 美英的戰略轟炸也未達到預期效果。 戰後， 核武器和導彈也沒有成為“決定性武器”， 美國在朝鮮和越南發動的侵略戰爭均以失敗告終， 阿富汗成為前蘇聯的 “滑鐵戶”。
尤應指出的是， 生產力水準較低， 特別是科學技術不佔優勢的一方， 並非不能創造新的有利於克敵制勝的戰爭理論。 只要充分認識到新武器裝備給戰爭帶來的變化， 從戰爭的實際需求出發， 從對抗的需要出發， 照樣可以創造新的戰爭理論， 並以理論的先進性彌補武器裝備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