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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建設(一):論班組建設

編者:班組建設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基層員工自主管理和技術改善活動, 周和平老師受國務院國資委群工局委託就中央企業班組建設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

老師以此研究為基礎內容開設“班組建設”系列講座, 圍繞“把勞動賦予價值是班組建設的靈魂”這一核心思想和理念, 闡釋班組建設的由來、傳承、發展和創新, 我國企業與國外優秀企業的比較及差距, 以及建議與實施對策等, 敬請廣大讀者關注並參與討論。

班組建設是以馬恒昌及“馬恒昌小組”為代表的中國工人, 在建國初期通過新、舊社會對比而產生“主人翁”意識——認為新社會的工作不僅僅只是謀生, 而是在為自己、也為別人創造幸福及幸福的生活, 從而在班組勞動中開展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基層員工自主管理和技術改善活動。

據此, “馬恒昌小組”被譽為我國“班組建設的搖籃”。 系列講座開篇從“形而上者謂之道”的角度追溯班組建設從“馬恒昌小組”開始的起因, 其60年間到現在以“王海班”為代表的新起點, 是想“正本清源”地闡釋“把勞動賦予價值”是班組建設及活動形式發展的靈魂, 也是班組建設參與者自我支援的源泉,

有利於班組建設系列講座後面“形而下者謂之器”內容的學習與討論。

1948年8月, 41歲的馬恒昌為生活所迫到瀋陽考進了國民黨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所屬的504汽車廠, 不到三個月即1948年11月2日瀋陽解放。 對於變故馬恒昌並不很在意, 僅認為“誰當皇上就給誰納貢”, 工人總是幹活養家糊口而已。 11月3日解放軍駐廠代表召開開工動員大會, 並根據工人家裡人口發放高粱米和法幣。 當時馬恒昌的家屬全在鄉下, 不知道有沒有他的份兒, 看著在場的解放軍代表說話挺和氣, 他才硬著頭皮去打聽, 立刻也領到了一份。 還沒幹活就先給口糧和工錢, 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兒, 出乎馬恒昌的意外。

工廠開工之前馬恒昌被邀請去與解放軍駐廠代表平等討論怎樣起動生產,

再加上過去工人只能從東邊小角門進出工廠, 而現在堂堂正正走在過去只有廠長和技師們能進出的北大門, 使馬恒昌及工友們第一次體會到做人的尊嚴。 特別是馬恒昌從廠長劉斌身上看到了新、舊社會的變化——某天下班, 工廠開進兩節拉高粱米的火車, 由於人們忙著回家而使卸車的人不多, 廠長劉斌腰紮草繩跟大家一道幹活, 他愛人還給大家燒水, 卸完車掏錢給每個工人買了一份煎餅, 直到大家吃完才讓回家。 馬恒昌想到日偽、國民黨時期, 哪有廠長主動關心工人的, 更甭說跟工人一塊幹活了, 強烈的對比使馬恒昌對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

馬恒昌做夢也沒想到當家作主人的事竟落在自己身上——共產黨接管工廠剛三個月(即1949年2月),

由於馬恒昌所在車工一組原組長是國民黨的留用人員, 他仍然沿用過去工頭的那一套方法壓迫工人, 在工廠領導支持下理所當然被工友們趕下了台。 同時, 工廠領導要求大家推選一位信得過的人當組長。 經過認真醞釀, 工友們一致推選忠厚樸實、技術又好的馬恒昌當車工一組的組長。 這可是破天荒的事兒, 馬恒昌和工友們第一次享受到了民主的權利, 感受到了當家作主人的滋味, 也第一次對新社會的新生活充滿了希望。

既然感覺到自己是工廠的主人,馬恒昌就對車工一組的工友們說:“咱們小組這個家不能一個人來當,得大家共同來當。有活大家幹,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管。組裡每個人都得像個當家人似的分工負點責任……”工友們點頭稱是。由此,全組10名工友根據各人特點自報公議,仿照解放軍的稱呼選出了負責各事項工作的“幹事”。此舉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基層民主管理雛形,即為後來以班組長為首、六大員(政治宣傳員、技術品質員、安全設備員、經濟核算員、生活福利員、文體活動員)為骨幹、全體成員為基礎的班組“全員自我管理”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9年4月,馬恒昌小組臨時接受了一項緊急軍工任務——製造14門高射炮的閉鎖機,然而攤開圖紙大家卻面露難色,因為要在一個不規則的圓柱形部件上掏孔很難確定中心。馬恒昌迎難而上琢磨出一個斜度板卡盤幫助定位,使緊急軍工任務提前完成。設計製造高射炮閉鎖機的專用卡具啟迪了馬恒昌和工友們的智慧,他們接著改進了10多種工具並成立了“技術研究會”和“三人技術互助組”,開創中國工人在班組開展技術改善活動即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先河。

解放軍駐廠代表王金平看到馬恒昌及小組其他人幹活又快又好,心想全廠班組都像他們這樣不就好了嗎,把開展勞動競賽的想法告訴了馬恒昌。馬恒昌興奮地說:“對!開運動會賽跑時誰也不願意落到後邊,生產上要是比賽,大家的勁頭不都上來了!” 於是,他們小組訂出條件向全廠工友倡議開展“迎接紅五月勞動競賽”,全廠熱烈響應。在1949年4月28日召開的“迎接紅五月勞動競賽”表彰大會上,廠長劉斌以馬恒昌的名字將車工一組命名為“馬恒昌小組”。由此,也拉開了在中國大地上波瀾壯闊開展的、以班組為單位“比、學、趕、幫、超”愛國主義勞動競賽的序幕——具體體現在1950年1月15日,馬恒昌小組通過《工人日報》向全國班組發出開展愛國主義勞動競賽的倡議,得到全國18000多個班組300多萬職工的熱烈響應,被稱為“馬恒昌小組運動”。

溫故而知新。班組建設及活動在馬恒昌小組誕生的本質原因是勞動者對自己勞動在“自我佔有”基礎上的價值認知——微觀上勞動屬於自己,即“利己”實現個人價值,這是本源;宏觀上勞動屬於他人,即“利他”實現社會價值,這是繼源——同理,“馬恒昌小組運動”在新中國初期產生並蓬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勞動者認為勞動屬於自己”,並具有主人翁意識。

主人翁的本質意義是“得到應當得到的”即勞動佔有,而不是奉獻,人一般只有在“佔有”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奉獻”。

然而60年來,人們對馬恒昌小組精神及“班組建設”活動的闡釋與宣傳本末倒置——注重了“繼源”即利他和奉獻,而忽視了“本源”即利己和佔有。一項正常的活動安排如果經常要求普通成員為了“整體”利益而犧牲或者放棄個人利益,並作為一種理想或者理由要求成員接受,這樣的活動安排是很難維持穩定和持續發展的。

設想現在“王海”班組向全國班組發出勞動競賽的倡議書,將會有多少班組和員工真正發自內心的自覺回應,情況比起馬恒昌小組當年的倡議可能會相差甚遠。所以,在勞動佔有的基礎上鼓勵勞動奉獻,才是我們對班組建設及活動的真正認知。實質上,勞動佔有不僅僅是“物質”佔有,更大層面是“精神”佔有,即關鍵是要讓勞動者感覺到“佔有”,感覺到勞動對個人的價值、從而延伸對社會的價值——“把勞動賦予價值”,馬恒昌小組、王海班組及活動都證實了這一點。

世間本無價值,價值是人賦予的,因人的存在而存在。人為什麼需要價值?因為人與動物不同,動物可以為活著而活著,人如果僅為活著而活著是活不下去的,需要有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不管這個理由是“善”,還是“惡”,總之需要理由,即能讓自己生命活下去的意義,這就是價值。

所以,價值就是客體對主體的意義,也就是勞動對勞動者的意義——勞動對於勞動者不僅僅只是維持自己個體的生命,主要是為別人(家人或者其他人)而勞動的,自己從中得到價值體驗。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勞動者只有感覺到勞動有意義才會自覺勞動,在此基礎上勞動就是勞動者的價值實現過程。

既然勞動是勞動者的價值實現過程,也必然是在一定關係和環境中實現的,班組建設就具有也應該承擔建構勞動者價值實現的有效關係和環境。既然不理想的環境很難輕易改變,但是人對不理想環境及勞動的態度是可以改變的,所以,班組環境越不理想,越需要進行班組建設——如其強迫員工勞動,不如喚起員工重新認識勞動對本人的意義而達到內心和諧,並用集體的力量和智慧建構“生命共同體”共同承受環境的艱苦或者單調,使班組每個成員的生命在班組勞動中活得更有意義。

既然感覺到自己是工廠的主人,馬恒昌就對車工一組的工友們說:“咱們小組這個家不能一個人來當,得大家共同來當。有活大家幹,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管。組裡每個人都得像個當家人似的分工負點責任……”工友們點頭稱是。由此,全組10名工友根據各人特點自報公議,仿照解放軍的稱呼選出了負責各事項工作的“幹事”。此舉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基層民主管理雛形,即為後來以班組長為首、六大員(政治宣傳員、技術品質員、安全設備員、經濟核算員、生活福利員、文體活動員)為骨幹、全體成員為基礎的班組“全員自我管理”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9年4月,馬恒昌小組臨時接受了一項緊急軍工任務——製造14門高射炮的閉鎖機,然而攤開圖紙大家卻面露難色,因為要在一個不規則的圓柱形部件上掏孔很難確定中心。馬恒昌迎難而上琢磨出一個斜度板卡盤幫助定位,使緊急軍工任務提前完成。設計製造高射炮閉鎖機的專用卡具啟迪了馬恒昌和工友們的智慧,他們接著改進了10多種工具並成立了“技術研究會”和“三人技術互助組”,開創中國工人在班組開展技術改善活動即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先河。

解放軍駐廠代表王金平看到馬恒昌及小組其他人幹活又快又好,心想全廠班組都像他們這樣不就好了嗎,把開展勞動競賽的想法告訴了馬恒昌。馬恒昌興奮地說:“對!開運動會賽跑時誰也不願意落到後邊,生產上要是比賽,大家的勁頭不都上來了!” 於是,他們小組訂出條件向全廠工友倡議開展“迎接紅五月勞動競賽”,全廠熱烈響應。在1949年4月28日召開的“迎接紅五月勞動競賽”表彰大會上,廠長劉斌以馬恒昌的名字將車工一組命名為“馬恒昌小組”。由此,也拉開了在中國大地上波瀾壯闊開展的、以班組為單位“比、學、趕、幫、超”愛國主義勞動競賽的序幕——具體體現在1950年1月15日,馬恒昌小組通過《工人日報》向全國班組發出開展愛國主義勞動競賽的倡議,得到全國18000多個班組300多萬職工的熱烈響應,被稱為“馬恒昌小組運動”。

溫故而知新。班組建設及活動在馬恒昌小組誕生的本質原因是勞動者對自己勞動在“自我佔有”基礎上的價值認知——微觀上勞動屬於自己,即“利己”實現個人價值,這是本源;宏觀上勞動屬於他人,即“利他”實現社會價值,這是繼源——同理,“馬恒昌小組運動”在新中國初期產生並蓬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勞動者認為勞動屬於自己”,並具有主人翁意識。

主人翁的本質意義是“得到應當得到的”即勞動佔有,而不是奉獻,人一般只有在“佔有”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奉獻”。

然而60年來,人們對馬恒昌小組精神及“班組建設”活動的闡釋與宣傳本末倒置——注重了“繼源”即利他和奉獻,而忽視了“本源”即利己和佔有。一項正常的活動安排如果經常要求普通成員為了“整體”利益而犧牲或者放棄個人利益,並作為一種理想或者理由要求成員接受,這樣的活動安排是很難維持穩定和持續發展的。

設想現在“王海”班組向全國班組發出勞動競賽的倡議書,將會有多少班組和員工真正發自內心的自覺回應,情況比起馬恒昌小組當年的倡議可能會相差甚遠。所以,在勞動佔有的基礎上鼓勵勞動奉獻,才是我們對班組建設及活動的真正認知。實質上,勞動佔有不僅僅是“物質”佔有,更大層面是“精神”佔有,即關鍵是要讓勞動者感覺到“佔有”,感覺到勞動對個人的價值、從而延伸對社會的價值——“把勞動賦予價值”,馬恒昌小組、王海班組及活動都證實了這一點。

世間本無價值,價值是人賦予的,因人的存在而存在。人為什麼需要價值?因為人與動物不同,動物可以為活著而活著,人如果僅為活著而活著是活不下去的,需要有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不管這個理由是“善”,還是“惡”,總之需要理由,即能讓自己生命活下去的意義,這就是價值。

所以,價值就是客體對主體的意義,也就是勞動對勞動者的意義——勞動對於勞動者不僅僅只是維持自己個體的生命,主要是為別人(家人或者其他人)而勞動的,自己從中得到價值體驗。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勞動者只有感覺到勞動有意義才會自覺勞動,在此基礎上勞動就是勞動者的價值實現過程。

既然勞動是勞動者的價值實現過程,也必然是在一定關係和環境中實現的,班組建設就具有也應該承擔建構勞動者價值實現的有效關係和環境。既然不理想的環境很難輕易改變,但是人對不理想環境及勞動的態度是可以改變的,所以,班組環境越不理想,越需要進行班組建設——如其強迫員工勞動,不如喚起員工重新認識勞動對本人的意義而達到內心和諧,並用集體的力量和智慧建構“生命共同體”共同承受環境的艱苦或者單調,使班組每個成員的生命在班組勞動中活得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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