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到底是不是科學？為什麼與自然科學相比， 中國社會科學的地位比較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與國際差距究竟有多大？3月25日下午， 北大博雅講壇邀請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喬曉春， 進行了題為《中國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的講座， 講述中國社會科學存在的“不科學”問題。
喬曉春在講座現場。 趙璐 供圖
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五大怪像
喬曉春剛進入社會科學圈子的時候， 就覺得有“問題”。 在進入人民大學讀人口學研究生以前， 他是學數學的。 “學數學有一個習慣， 每天上課是老師上來先講一個定理， 然後整節課就論證這個定理。 社會科學則不然， 經常是一個結論到另一個結論， 沒有證明或者證據。 有很多結論， 表面直觀感覺好像是對的， 但是往深一想就知道不對。 ”那時候喬曉春學過的社會科學方法就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 用哲學的方法做研究。
經過多年研究， 喬曉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社會科學專業門檻非常低。 任何人都可以做研究， 甚至比受過十幾年專業訓練的人還要好。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問題？喬曉春分別對中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五種怪現象進行分析。
第一， 非專業人員比專業學者在社會上更有影響。 喬曉春以二胎政策為例， 網路上名氣很大的“專家們”長篇大論地探討二胎政策， 但沒有一個是真正做研究的相關學者。 此外， 喬曉春經常發現時下出版的人口學專著， 作者他都不認識， “人口學是小學科， 加在一起沒幾個人， 天天開會就這幾個人， 看來看去都看煩了， 沒有新面孔。 ”不是人口學研究者卻寫人口學專著，
第二， 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可以輕易進入專業領域。 喬曉春回憶， 有一次在人口學研討會上， 一個門口路過的路人舉手發言， 反駁會上一位學者的觀點， 講完後大家都給他鼓掌， 認為他講得非常好。 喬曉春開始反思， 為什麼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者會被一個路人說倒？這些年難道白學了嗎？
喬曉春發現， 社會上所謂的知名學者， 往往是經常在媒體上出現的， 在一些社會活動裡很有影響的人， 但事實上， 通常在媒體上講的都不是專業的話。 “用大眾的話來講學術， 通常來說做不到， 要麼就是在做科普。 ”喬曉春強調， 屬於一個專業社群的人， 是通過專業術語在對話， 普通老百姓是聽不懂的。
“在國外， 一個學科的成熟程度取決於這門學科有沒有一本專業的詞典。 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 是不可能成為專家的， 或者說沒有資格在這個領域做研究。 老百姓只關心結論， 不關心證據， 但是在學術界， 講結論必然要提供證據來源。 ”喬曉春提醒學生們， 真正的學習不是學別人講了什麼， 而是學習分析問題的思路， 如何證明這個問題， 這是作為學者首先要學的東西。
第三， 社會科學很多研究是憑經歷、感受、哲學推理下結論的。 喬曉春發現， 很多社會科學的論文裡沒有資料， 全都是講理論或者感受。 1995年喬曉春受邀參加北京世界婦女大會預備研討會， 會上他提出了很多問題， 最後會場起哄要把他轟出去。
第四， 結論通常是靠爭論得出的。 在喬曉春看來， 社會科學的結論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一定是有條件的。 在學術問題上一味地爭論就像是進行辯論賽， 沒有絕對的對錯， 完全是浪費時間。
那麼結論應該如何得出呢？喬曉春仍以辯論賽為例， 假設辯題是“父母離異是不是子女也更容易離異”， 最好的方法是發放問卷， 用資料模型證明出來自己的觀點。 “科學和不科學的區別就在於， 科學要證明出結論， 除非別人推翻了論證過程，否則無法推翻你的結論。”
第五，不做文獻回顧，研究只憑想像。喬曉春回憶自己當《人口研究》雜誌主編的時候，為了推動學術規範化，規定沒有參考文獻的論文不予發表。但出國以後他反思這其實意義不大，因為中國論文裡引用的許多文獻，本身就是沒有經過證據研究就得出的結論，“絕大多數是別人拍腦袋想像出來的，沒有證據。如果沒有被證明過，它就不應該叫做結論，或者不應該叫做已經做完的研究。”喬曉春建議學生們，可以把這種“結論”作為自己的研究選題，一旦證明出來，真正的署名權就應該歸屬於自己。
社會科學面對的難題：研究物件是複雜而不確定的人
科學是什麼？喬曉春引用國外書籍的定義：科學是解釋經驗現象的一套系統方法。而經驗現象指的是可觀測、可測量的客觀事實。因此，社會科學研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方法為手段，進而使得雜亂無章的表像事實呈現出規律。在實際研究中，往往把事實抽象成資料，針對資料進行處理和分析，最後得出結論。“這個結論，是事實，資料得出的結論，不是研究者。研究者只是事實的收集、整理、組織、分析者，而不應該是事實的承載者，個人的經歷和感受是不能作為一般事實來下結論的。”
在喬曉春看來，比起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更難，因為社會科學的研究物件是人，是複雜物件、不確定性物件。
假設你以幸福感為研究課題，收入高是不是一定幸福？受教育程度高是不是一定幸福？其影響因素非常複雜，並且因素和因素之間還會相互影響、相互干擾，這就是複雜性問題。“人的行為決定因素是非常複雜的，不像自然科學的決定因素非常簡單，具有確定性關係，可以用一個數學函數明確地表現出來。”喬曉春說。
再假設研究離婚問題。有兩對夫婦，所有條件都一樣，但結果一對離異，一對沒有。“同一個行為，原因可能不同，反過來說，同一個原因結果可能不同，這是不確定性問題。”喬曉春說，研究社會科學，必須用統計，而不能用確定性函數，因為統計是講究不確定性的方法。
那麼大資料對於社會科學研究是否有所幫助呢？在喬曉春看來，大數據是有局限性的。“社會科學研究反映的是一般人群的結果，而大資料有的時候只針對特定人群。此外，大資料所涉及的往往是獨立變數，很難把所有變數都整合在一起，但是社會科學用的資料有很多變數，變數和變數之間可以聯繫起來。學術研究探討的是因果關係，但是大資料只強調一件事情，只能得出相關關係，所以從科學研究來說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此外，喬曉春預測，當大資料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會出現科學主義盛行的問題，意即當所有人的行為都可以記錄以後，就意味著人的未來可以預測。“比如你找物件，如果大資料搞得好以後，你會上網做預測，因為網上已經把所有人結婚狀況記錄下來了，你把資訊輸進去，系統會告訴你應該找誰。如果他用資料告訴你找難看的你以後會更幸福，你怎麼辦？”
喬曉春分析，社會科學的研究物件較為複雜，其研究方法理應更為複雜，但在實際研究中，一些學者由於自身能力不足，因而憑藉感覺來簡單化處理。“你會發現社會科學很多憑感覺做的研究，結論都是常識性的。你會感覺很對，只是他提前說了出來。”
在喬曉春看來，社會科學容易做得不科學，主要原因是很多學者混淆了研究主客體。“儘管你和研究物件都是人，但是你不能代替你的研究物件來回答問題。有的人覺得他過去有很多經歷，有資格回答，但是他經歷過不代表他的研究物件經歷過。”而自然科學的研究物件是物，人無法體會物的感覺，因此自然科學不會出現這種問題。“比如研究這個桌子，你得把它解剖以後才能知道有什麼成分，你不能代替桌子說，因為你不是桌子。但是人可以這麼做。”
先學習國外理論，再思考如何根據中國文化背景進行改造和完善
按照“把個人經歷和感受作為一般結論，推廣到普通人群中”的研究思路，經歷豐富、口才和文筆比較好的人更容易成為專家，“你會發現社會科學很多論文寫的像詩一樣”，喬曉春說。但是在國外，學術論文最基本的原則是要用最簡單的詞彙和語句，避免用複雜晦澀的文字講學術，“但是在中國越是晦澀的，越是那種大詞，這個文章好像就越容易發表。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過於關注表面的東西。”
喬曉春分析，中國做學問的理念跟西方完全不同，西方是把學問做得簡單，中國的理念是要寫得非常深奧。“我記得我當時進人民大學搞人口理論，原來覺得很簡單的，等聽完課我糊塗了。後來我給理論下了結論，什麼叫理論？理論就是把明白的人給講糊塗了。” 喬曉春以統計學中的名詞“極大似然估計”為例，英文其實是（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即“可能性估計”，“我後來想這肯定是搞文言文的人發明的，沒學之前一棒子打暈了。我當時是先學中文，再用英文學一遍，我發現有上當的感覺，完全被騙了。”
喬曉春提倡學習國外的理論，看重的是其經過實證的可信度，“國外理論的形成有一個最基本的前提，它是經過實證的。將以往的研究和結論，整合在一起歸納出一個普遍的規律，這才叫理論。”但是對於國外理論如何適用于中國，喬曉春仍存有疑慮，“比如自信研究中，外國人會直觀地告訴你他的感受，但中國人是繞著說的，研究者要能理解他的意思，這是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喬曉春認為，應該先學習國外理論，再思考如何根據中國文化背景進行改造和完善。“有一點我覺得很遺憾，中國這三四十年的變化，對中國人的改變太大了，但是很可惜，沒有一個能夠反映這個深刻變化的研究，就是我們沒有方法。”喬曉春介紹，他曾在美國聽過一門課《生命歷程》，研究社會事件對人的影響。有一位老師研究美國大蕭條到二戰時期對美國一代人的影響，反映美國性格是如何塑造的。“後來我上課跟這個老師講，你的生命歷程是研究社會事件對美國人性格的影響，但是美國沒發生過什麼事件，把這個方法拿到中國來，中國人從‘文革’、上山下鄉，到改革開放，特別是農民進城，影響天翻地覆，可惜沒有人研究。這個方法拿到中國來不僅能夠做出研究，而且對理論方法都有很大的貢獻。”
對於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現狀，喬曉春表示擔憂，“社會科學如果繼續這麼做的話，結果是不僅製造了大量的學術垃圾，還導致學生不用資料，不懂資料分析方法，看不懂國外的學術論文，不僅是方法看不懂，連思路都不知道。然後還要天天喊我們要進入世界一流。”
事實上，在喬曉春看來，中國學生是具有極大優勢的，“我們在初中、高中時候的訓練太好了，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過中國中學生的經歷，魔鬼訓練、高考，導致我們學生的基礎非常好。”但是進入大學之後，社會科學往往丟棄了數學，而數學是社會科學方法的基礎。在喬曉春看來，只有當專業訓練成為學科必備的准入條件時，社會科學才算成熟了。“實際上是過程塑造了一個學者，如果一個學科是用規範、技術、方法來研究，其他人是進不到你的學科裡來的。”
最後喬曉春總結道，中國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結論是我們還沒有上路，不在同一條路上，無法測量距離。“就像是打架時我們用中國功夫，人家用現代武器。中國學者可以把圖紙畫得很漂亮，但是缺乏方法工具，造不出這棟樓來。”
除非別人推翻了論證過程，否則無法推翻你的結論。”第五，不做文獻回顧，研究只憑想像。喬曉春回憶自己當《人口研究》雜誌主編的時候，為了推動學術規範化，規定沒有參考文獻的論文不予發表。但出國以後他反思這其實意義不大，因為中國論文裡引用的許多文獻，本身就是沒有經過證據研究就得出的結論，“絕大多數是別人拍腦袋想像出來的，沒有證據。如果沒有被證明過，它就不應該叫做結論，或者不應該叫做已經做完的研究。”喬曉春建議學生們，可以把這種“結論”作為自己的研究選題，一旦證明出來，真正的署名權就應該歸屬於自己。
社會科學面對的難題：研究物件是複雜而不確定的人
科學是什麼？喬曉春引用國外書籍的定義：科學是解釋經驗現象的一套系統方法。而經驗現象指的是可觀測、可測量的客觀事實。因此，社會科學研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方法為手段，進而使得雜亂無章的表像事實呈現出規律。在實際研究中，往往把事實抽象成資料，針對資料進行處理和分析，最後得出結論。“這個結論，是事實，資料得出的結論，不是研究者。研究者只是事實的收集、整理、組織、分析者，而不應該是事實的承載者，個人的經歷和感受是不能作為一般事實來下結論的。”
在喬曉春看來，比起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更難，因為社會科學的研究物件是人，是複雜物件、不確定性物件。
假設你以幸福感為研究課題，收入高是不是一定幸福？受教育程度高是不是一定幸福？其影響因素非常複雜，並且因素和因素之間還會相互影響、相互干擾，這就是複雜性問題。“人的行為決定因素是非常複雜的，不像自然科學的決定因素非常簡單，具有確定性關係，可以用一個數學函數明確地表現出來。”喬曉春說。
再假設研究離婚問題。有兩對夫婦，所有條件都一樣，但結果一對離異，一對沒有。“同一個行為，原因可能不同，反過來說，同一個原因結果可能不同，這是不確定性問題。”喬曉春說，研究社會科學，必須用統計，而不能用確定性函數，因為統計是講究不確定性的方法。
那麼大資料對於社會科學研究是否有所幫助呢？在喬曉春看來，大數據是有局限性的。“社會科學研究反映的是一般人群的結果，而大資料有的時候只針對特定人群。此外，大資料所涉及的往往是獨立變數，很難把所有變數都整合在一起，但是社會科學用的資料有很多變數，變數和變數之間可以聯繫起來。學術研究探討的是因果關係，但是大資料只強調一件事情，只能得出相關關係，所以從科學研究來說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此外，喬曉春預測，當大資料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會出現科學主義盛行的問題，意即當所有人的行為都可以記錄以後，就意味著人的未來可以預測。“比如你找物件，如果大資料搞得好以後，你會上網做預測，因為網上已經把所有人結婚狀況記錄下來了，你把資訊輸進去，系統會告訴你應該找誰。如果他用資料告訴你找難看的你以後會更幸福，你怎麼辦？”
喬曉春分析，社會科學的研究物件較為複雜，其研究方法理應更為複雜，但在實際研究中，一些學者由於自身能力不足，因而憑藉感覺來簡單化處理。“你會發現社會科學很多憑感覺做的研究，結論都是常識性的。你會感覺很對，只是他提前說了出來。”
在喬曉春看來，社會科學容易做得不科學，主要原因是很多學者混淆了研究主客體。“儘管你和研究物件都是人，但是你不能代替你的研究物件來回答問題。有的人覺得他過去有很多經歷，有資格回答，但是他經歷過不代表他的研究物件經歷過。”而自然科學的研究物件是物，人無法體會物的感覺，因此自然科學不會出現這種問題。“比如研究這個桌子，你得把它解剖以後才能知道有什麼成分，你不能代替桌子說，因為你不是桌子。但是人可以這麼做。”
先學習國外理論，再思考如何根據中國文化背景進行改造和完善
按照“把個人經歷和感受作為一般結論，推廣到普通人群中”的研究思路，經歷豐富、口才和文筆比較好的人更容易成為專家，“你會發現社會科學很多論文寫的像詩一樣”，喬曉春說。但是在國外，學術論文最基本的原則是要用最簡單的詞彙和語句，避免用複雜晦澀的文字講學術，“但是在中國越是晦澀的，越是那種大詞，這個文章好像就越容易發表。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過於關注表面的東西。”
喬曉春分析，中國做學問的理念跟西方完全不同，西方是把學問做得簡單，中國的理念是要寫得非常深奧。“我記得我當時進人民大學搞人口理論，原來覺得很簡單的，等聽完課我糊塗了。後來我給理論下了結論，什麼叫理論？理論就是把明白的人給講糊塗了。” 喬曉春以統計學中的名詞“極大似然估計”為例，英文其實是（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即“可能性估計”，“我後來想這肯定是搞文言文的人發明的，沒學之前一棒子打暈了。我當時是先學中文，再用英文學一遍，我發現有上當的感覺，完全被騙了。”
喬曉春提倡學習國外的理論，看重的是其經過實證的可信度，“國外理論的形成有一個最基本的前提，它是經過實證的。將以往的研究和結論，整合在一起歸納出一個普遍的規律，這才叫理論。”但是對於國外理論如何適用于中國，喬曉春仍存有疑慮，“比如自信研究中，外國人會直觀地告訴你他的感受，但中國人是繞著說的，研究者要能理解他的意思，這是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喬曉春認為，應該先學習國外理論，再思考如何根據中國文化背景進行改造和完善。“有一點我覺得很遺憾，中國這三四十年的變化，對中國人的改變太大了，但是很可惜，沒有一個能夠反映這個深刻變化的研究，就是我們沒有方法。”喬曉春介紹，他曾在美國聽過一門課《生命歷程》，研究社會事件對人的影響。有一位老師研究美國大蕭條到二戰時期對美國一代人的影響，反映美國性格是如何塑造的。“後來我上課跟這個老師講，你的生命歷程是研究社會事件對美國人性格的影響，但是美國沒發生過什麼事件，把這個方法拿到中國來，中國人從‘文革’、上山下鄉，到改革開放，特別是農民進城，影響天翻地覆，可惜沒有人研究。這個方法拿到中國來不僅能夠做出研究，而且對理論方法都有很大的貢獻。”
對於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現狀，喬曉春表示擔憂，“社會科學如果繼續這麼做的話，結果是不僅製造了大量的學術垃圾，還導致學生不用資料，不懂資料分析方法，看不懂國外的學術論文，不僅是方法看不懂，連思路都不知道。然後還要天天喊我們要進入世界一流。”
事實上，在喬曉春看來，中國學生是具有極大優勢的，“我們在初中、高中時候的訓練太好了，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過中國中學生的經歷，魔鬼訓練、高考，導致我們學生的基礎非常好。”但是進入大學之後，社會科學往往丟棄了數學，而數學是社會科學方法的基礎。在喬曉春看來，只有當專業訓練成為學科必備的准入條件時，社會科學才算成熟了。“實際上是過程塑造了一個學者，如果一個學科是用規範、技術、方法來研究，其他人是進不到你的學科裡來的。”
最後喬曉春總結道，中國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結論是我們還沒有上路，不在同一條路上，無法測量距離。“就像是打架時我們用中國功夫，人家用現代武器。中國學者可以把圖紙畫得很漂亮，但是缺乏方法工具，造不出這棟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