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行業核心其實是年輕女性的性交易， 她們就像商品， 掌握經濟和藝術主導權的電影人大多是白人直男。 ”
布麗特馬靈
馬靈的代表作《另一個地球》
i愛電影訊 北京時間10月25日消息， 演員、編劇布裡特·馬靈（《另一個地球》《先見之明》）在《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 由韋恩斯坦性騷擾事件談起， 馬靈稱她也曾遭哈威·韋恩斯坦騷擾， 並進一步揭露此類醜聞頻出， 根源是男女在經濟層面、話語權的極度失衡。
韋恩斯坦事發後， 我想起小時候母親的話：“要成為自由的女人， 你首先得經濟上獨立。 ”她是對的。 我大學學了金融， 畢業後在紐約成為了一名投行從業者。 想要的就是用錢買到自由。
在高盛當暑期實習分析師時， 我有優越的職位， 但心態突然變了：如果我必須出賣人生來換食物、水和住所， 那至少得做我內心渴求的事。 大學時我愛上了表演、做電影， 變得更仔細傾聽、有激情和創造力。 我覺得這些是正在消退的品質， 我們的文化喜歡思想前衛、能說會道的人， 能獲取利益卻不考慮誰來承擔後果——通常是窮人、有色人種和女性。 我感覺表演是崇高的追求、小小的反抗。
好萊塢很快讓我從理想主義中醒悟：這個行業核心其實是年輕女性的性交易，
白人直男更傾向從他們的角度講故事， 這是人之常情， 但也代表女性地位低。 他們要的並非我們的藝術性或想像力， 而是身體。 我曾跟很多人一起競爭某恐怖片“護士”一角， 著裝暴露性感；曾參加《比基尼寶貝2》《金髮女郎4》選角， 女角色往往沒名字、作用只是提問引出男主角獨白、很快被殺死來推動劇情。
我曾聽一名男性白人活動家說：“我們的性別和種族擁有所有的權力， 如果你想要和一個女人發生關係， 得徵求她的口頭許可。 如果她是有色人種， 那她受到性別和膚色雙重壓迫，
我思考著好萊塢的權力學， 如果試鏡多是為尋求男性肯定， 故事在政治或道義上無法讓我認可， 那我要在好萊塢走下去， 只能自己當講故事的人。
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我不再試鏡， 找了工作， 白天上班， 晚上和週末在圖書館讀編劇書。 這樣好幾年後， 我成了兩部電影的主演和編劇。
簡述背景是為便於大家理解：2014年韋恩斯坦要和我見面時， 我的立場和很多相同經歷的女性略有不同。
（這裡馬靈講到她跟別的很多女性一樣，
他顯然想要性或某種色情交易， 而我離開了那個房間——儘管我嚇得發抖、失語。 我能離開， 因為我不僅是演員， 也是編劇、創作者， 即使他永不讓我演他的電影、讓其他電影禁掉我， 我還能自己製作電影謀生。
我講這個， 是因為除了揭露醜聞的勇敢， 思考許可（consent）的經濟也很重要。 韋恩斯坦是個看門人， 能給女演員工作和名望， 這是男權社會下女性獲取表面上的權力和話語權的少數方式之一。 如果她們令他受辱， 無法獲得這工作。 這是藝術、情感的放逐， 更是經濟上的放逐。
牢記這種權力失衡的來源也很重要。 在美國， 女性能以自己名字擁有信用卡僅始於43年前， 晚於男性20多年。 1960年代，女性需男性陪同才能簽署信貸申請表。女性財政自主之晚令人震驚。女性甚至沒有身體自主權，直到70年代丈夫都可以毆打妻子，不經同意與其強行發生性關係，妻子沒有法律追索權。
全世界要尋找/保住工作的女性和掌握生殺大權的男性之間的事，都在一個灰色地帶，“同意”這樣的詞很難完全展現事情的複雜性。因為同意是權力的展現，你得擁有一點點權力，才能去同意一件事。女性通常沒有這個權力，女性和所有行為、穿著、思維、自覺女性化的人類，每天都面臨危機和無形的戰爭。
更大的會談在於強暴文化背景下角色的經濟不平等，男人有世界上絕大部分財富。8個男人就掌握跟36億普通人資產同等的財富，這36億人佔據社會中貧窮的一部分，牛津災荒救濟委員會調查顯示其中絕大部分是女性。從性別看女性較貧窮，意味著要阻止性騷擾和虐待，同樣得去爭取男女同工同酬。也意味著掌握權力的男性和女性得扭轉目前的格局，去招收更多女性工作者，特別是有色人種女性、沒有經濟特權的女性。
對所有人而言，去講述和消費不同的故事會是另外一大步。性虐待、騷擾猖獗，如果你不想融入這種文化，就別買票去看任何宣傳這種文化的電影。這點我和大家都有愧，有時把注意力抽離到史詩大作上是好的，但現在也得去想讓更多電影不以剝削女性身體、針對女性的暴力作賣點，讓更多電影能反映我們居住的現實世界的性別、種族平衡。這也是我作為電視劇主創面臨的挑戰。
你忍受著強權男性的性虐待，部分是因為：女性很少看到自己能有另一個結局。你在小說、電影裡看到，從小到大的故事裡聽到，女性的結局通常很悲慘。而當下真正危險的，是把韋恩斯坦式惡行與男女權力失衡的當前文化環境割裂。這不是因為壞男人和骯髒行業，而是因為我們身處的這個不人道的經濟體系。這個現實讓人不安，但這種不安，可能是邁向一個所有人能自由給出“許可”的人性化世界所必須的。
1960年代，女性需男性陪同才能簽署信貸申請表。女性財政自主之晚令人震驚。女性甚至沒有身體自主權，直到70年代丈夫都可以毆打妻子，不經同意與其強行發生性關係，妻子沒有法律追索權。全世界要尋找/保住工作的女性和掌握生殺大權的男性之間的事，都在一個灰色地帶，“同意”這樣的詞很難完全展現事情的複雜性。因為同意是權力的展現，你得擁有一點點權力，才能去同意一件事。女性通常沒有這個權力，女性和所有行為、穿著、思維、自覺女性化的人類，每天都面臨危機和無形的戰爭。
更大的會談在於強暴文化背景下角色的經濟不平等，男人有世界上絕大部分財富。8個男人就掌握跟36億普通人資產同等的財富，這36億人佔據社會中貧窮的一部分，牛津災荒救濟委員會調查顯示其中絕大部分是女性。從性別看女性較貧窮，意味著要阻止性騷擾和虐待，同樣得去爭取男女同工同酬。也意味著掌握權力的男性和女性得扭轉目前的格局，去招收更多女性工作者，特別是有色人種女性、沒有經濟特權的女性。
對所有人而言，去講述和消費不同的故事會是另外一大步。性虐待、騷擾猖獗，如果你不想融入這種文化，就別買票去看任何宣傳這種文化的電影。這點我和大家都有愧，有時把注意力抽離到史詩大作上是好的，但現在也得去想讓更多電影不以剝削女性身體、針對女性的暴力作賣點，讓更多電影能反映我們居住的現實世界的性別、種族平衡。這也是我作為電視劇主創面臨的挑戰。
你忍受著強權男性的性虐待，部分是因為：女性很少看到自己能有另一個結局。你在小說、電影裡看到，從小到大的故事裡聽到，女性的結局通常很悲慘。而當下真正危險的，是把韋恩斯坦式惡行與男女權力失衡的當前文化環境割裂。這不是因為壞男人和骯髒行業，而是因為我們身處的這個不人道的經濟體系。這個現實讓人不安，但這種不安，可能是邁向一個所有人能自由給出“許可”的人性化世界所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