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成功的商人是否能成為美國經濟的優秀管理者？”諾獎得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國際顧問斯蒂格利茨在美國大選終選前就曾撰文質問特朗普的任職能力， 他直指管理私有企業與公共部門存在本質差異， 認為前者成功的因素可能正是後者的失敗所在。
上述文章在直指特朗普在貿易、移民、醫療及財政領域潛在的政治漏洞時， 也揭露出政府在這些領域失信而產生的廣泛憤怒， 可以算作精英階層的一味清醒劑。
在瞭解特朗普現象的經濟根源後， 我們要怎樣應對這個充滿意外的特朗普時代？在近日參加CF40國際交流晚餐會時，
在近日撰文中，
他指出， 特朗普似乎認為貿易是一種零和博弈， 而且美國的談判代表已占下風， 但貿易理論的主要思想是貿易是正和博弈。 “美國參與新保護主義愚蠢之極， 其他國家所面對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應對？任何應對措施都要以透徹瞭解基本經濟原則為前提， 這一點非常重要。 ”
在特朗普時代重新認識全球化
by 斯蒂格利茨
二戰之後形成的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已為整個世界帶來巨大好處， 現在卻受到了特朗普總統的攻擊。 二十世紀前半葉十分淒慘， 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
我認為， 過去七十年間成立的國際機構和達成的協定對此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中包括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各地區的開發銀行、 關貿總協定及其後繼機構——世界貿易組織。 但它們都不完美。 事實上， 我曾在許多書中批評過這些組織：它們不夠民主， 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主導， 受特殊利益和特定意識形態的影響太大。
但是， 特朗普總統似乎是要建立一個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時代。 我說“似乎”， 是因為他的講話缺少一致性， 他已任命的一些官員也是如此。 在最近向美國國會傳遞的資訊中， 他重申了競選時反復宣揚的貿易保護主義主題； 因此各個國家針對這種可能性——即他至少會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諾言 ——做出政策調整， 才是明智之舉；這些措施包括針對中國實行 45%的關稅， 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以及向墨西哥徵收約 20%的關稅。
幸運的是世界已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國際機構。 有人會說若沒有美國，
在下文中， 我將簡要探討特朗普總統可能的行動範圍， 然後提出各國 （比如中國）應如何應對的建議。
行動範圍
雖然總統被賦予極大的國際事務領域決策權， 但仍面臨許多制約因素。 其將在何種程度上受到限制， 仍是美國法學學者中存在的一個爭議話題。 這 方面其實存在很大的“自主性”， 因此未來的不確定性相當大。
例如，總統能否自主決定將美國撤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已引發一些爭議，即使他真的這麼做（實際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由國會批准的），實施立法仍有明文規定，該立法確定著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關稅及其他貿易條件。這些只有國會才能做出修改。曾參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是來自共和黨的布希總統，共和黨一貫支援貿易協定。共和黨現在控制著國會兩院，他們如若投票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則是對原則的明顯違背。
即使如此，我們還有世界貿易組織。就墨西哥而言，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定 (包括確保其“最惠國待遇”——美國對墨西哥徵收的關稅不能高於其他任何國家)，墨西哥將面對的關稅可以忽略不計；而事實上，墨西哥能夠對美國徵收更高的關稅。 當然，這樣講未免太過簡單︰美國還可採取其他行動，如非關稅壁壘 （農業的植物檢疫條件）。美國可以拒絕履行自己作為世貿組織成員的義務。有人指出，世貿組織的案件需要數年才能得到裁決。
與此同時，受到美國行動傷害的國家不太可能等待採取直接報復行動——比如徵收反補貼稅， 破壞美國可能從此類行動獲得的好處；或者進行間接報復——比如針對現有 貿易協定未涵蓋的領域採取行動（政府採購）。 美國甚至可能撤出世貿組織。當然，這樣做需要國會兩院再次投票。 在世貿組織框架內，美國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貿易保護主義行動，比如徵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要這樣做，美國必須遵循一定的程式（非常耗時）。這些程式也不公平——它們對其他國家具有高度偏見性。事實上, 美國曾對一些國家設置非關稅壁壘，但被起訴到世貿組織後以敗訴告終。
從歷史上看，它們對於中國來說特別不公平，因為針對非市場經濟體的特別條款要求徵收非常高的反傾銷稅。這些特別條款本應已過期，但美國並不這麼認為。世貿組織現在就面對著這方面的一個案件。 甚至當美國採取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行動時，世貿組織也不會進行阻止，而只允許受害國徵收補償性關稅。很多國家已學會如何以最具政治影響力的方式引導其報復行動——針對有影響力的國會議員所在地區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貨物。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補償性關稅都能達到預期效果——採取違規行動的國家會調整政策。
總之，美國能夠按照一定的程式針對中國的特定產品徵收關稅，也可完全無視自己作為世貿組織成員的義務；但無論如何它都會面臨被報復的風險，對此我將在下文進一步探討。
成立世貿組織的目的是防止發生貿易戰。美國如果設置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關稅，而中國贏得了相關訴訟，中國便能而且將會在授權範圍內徵收補償性關稅。這應是這件事的結局，美國不會（或不該）再採取進一步的應對行動。當然，一位膽敢拒絕履行義務的總統將會如何行動，這一點確實難料。
後果
特朗普總統的關注焦點是雙邊貿易赤字。經濟學家一直認為多邊貿易赤字才最重要——我們早已不再簡單地以物易物，因為這麼做才能提高我們的生活水準。（前蘇聯模式的一個弱點就是它太過關注雙邊貿易赤字）。當然，美中貿易逆差的確很大。
但是，即使美國對中國徵收關稅，這對其多邊貿易赤字也不會產生任何顯著影響——多邊貿易赤字取決於宏觀經濟以及國內投資與儲蓄水準。對中國徵收關稅，只會導致貿易流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市場。商品生產大都不會重新回到美國；即使回歸，也不會創造出已喪失的工作機會(大多數人轉崗從事技術，也有些從事貿易。)新的生產將是高度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可能會在喪失工作機會之外的地方展開。
因此，關稅不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只能導致生活水準下降。新保護主義如若引發貿易戰，其對生活水準的影響將會更大。
應對
美國參與新保護主義雖是愚蠢之極，但有民粹主義煽動者的國家也並不 是第一次採取反效果政策。世界其他國家所面對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應對？任何應措施對都要以透徹瞭解基本經濟原則為前提，這一點非常重要。
基本經濟原則
特朗普似乎認為貿易是一種零和博弈，而且美國的談判代表已占下風。貿易理論的主要思想是貿易是一種正和博弈——規則制定合理時，兩個國家均能獲益。
但應當明確但未被指明的一點是，這會產生嚴重的分配後果——即使一個國家整體而言已變得富裕，某些人的生活卻仍會不如以前。成功者應當補償失敗者，但他們往往不會這麼做。當失敗者的數量非常多時——正如美國的狀況——而且這些人來自本不富裕的群體，他們便會消極看待貿易。這並不是因為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口舌失利，其實他們的大多數目的都已達到； 這是因為他們找錯了目標，他們只是在追求美國大型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利益。
因此，特朗普將此看作成了南北問題︰發展中國家是在與美國討價還價。對於這一點，貿易談判的任何一位元見證者都會認為這種（針對自己一方的）指控實在荒謬。瞭解談判理論的人們也會持這種意見。多年來，我已多次提到貿易協定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公之處。
但是，發達國家的確還有許多民眾並不富裕，這是因為
(a) 協定的分配效應——特別是在企業利益的影響下——其影響會非常大，超過了所有的增長收益 （即使餡餅再大，如果他們分得的份額較小，其生活也會不如以前）。這些分配效應不只取決於標準的比較優勢理論（著名的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貨物貿易取代了生產要素交易，因此發達國家對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以及工資都會隨著貿易的開放而下降；而且也取決於弱勢工人的討價還價能力：工人若不接受較低的工資或更糟的工 作條件，公司會威脅搬遷到其他地方。
(b) 綜合效應被高估——貿易協定管理不善時甚至會造成負面影響。例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實施 15 年後的影響估計值，竟從占國內生產總值 15%的最小值（政府官方估計） 到負數不等（塔夫斯大學的一份研究）。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建立的標準模型 顯示的是正數收益（可能很小）。
但是，這種標準模型忽略了四個重要因素 ︰
（a）風險——貿易可能增加風險，缺少完備的保險市場，其對國內生產總值和福祉的淨影響可能出現負值。事實上，所有國家的人們都有可能變得更窮。
（b）就業——標準模型假定的是充分就業，但在現實中這還存在很大差距。貿易協定管理不善，可能導致工作崗位“入不敷出”。這些宏觀經濟產生的福利通常會淹沒比較優勢產生的微小收益，特別是當關稅已經相對較低時。這個問題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卻也出現在了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
（c）壟斷與競爭的不完美。標準理論是建立在所有國家的市場能夠充分競爭的基礎之上的。事實上，競爭的不完美無處不在，證據顯示眾多行業的市場集中度正在日益增加。競爭模型對於經濟的確切描述似乎越來越無關緊要，因此，使用假定競爭模型計算出的貿易收益也值得懷疑。傳統認為貿易將會增加競爭，因為它會給市場帶來更多的競爭者。但最近逐漸明確的一點是，它會給全球獨家壟斷賣方和獨家壟斷賣方帶來更多的發展空間。一個國家擁有買方壟斷勢力的企業可以利用這種優勢打敗其他國家的小型公司。
（d）管制貿易。所謂的自由貿易協定其實是管制貿易協定，我認為其目的是為大型企業謀利，而不是為了造福整個社會；這些協定中的投資和智慧財產權條款尤其如此。例如，前者會限制國家在健康、安全、環境甚至金融與經 濟穩定方面制定必要規則的能力；後者通常會包括偏袒大型製藥企業（不喜歡非專利藥生產商）和創新企業（不喜歡小型創新公司）的條款。
因此，特朗普和其他一些人所提出的南北貿易大戰應屬分配大戰——這不是南北之間對貿易紅利的分配之戰，而是工人和公司之間的分配之爭，或更廣泛地說是那“1%”。有趣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不利的分配影響。
中國應對指導原則
下面，我將列出創建一個更加穩定、更加高效的全球多極治理系統的十個原則，這個系統反過來將能促使全球經濟更為強大、更為平等。
1、採取高姿態，即使特朗普不走正道。這意味著即使美國的行動有悖於法律精神甚至法律條款，也應在國際法治框架下採取應對措施。許多領域都未被世貿組織的規則所覆蓋，比如政府採購。2. 應認識到貿易是一種多邊正和博弈。特朗普並未認識到這一點——他將其視為一種零和博弈，非常關注雙邊關係（包括雙邊貿易逆差），這是其貿易政策的敗筆之一。事實上，拋棄全球化很可能成為一種負和博弈。建立全球供應鏈已節約巨大成本，但打破這些全球供應鏈則會付出昂貴代價。
2、特朗普的政策有助於開闢新的合作管道。有些國家——比如墨西哥——已受到了特朗普的傷害，還有些還未受其傷害的國家也存在這方面的擔心。 經過七十五年的努力之後，國家邊界已伴隨著經濟繁榮變得模糊，但特朗普 政府卻完全背道而馳。世界各國將會結成新的聯盟，舊聯盟也會得到鞏固。 中國擁有技術和資源來幫助其他國家。它可説明墨西哥建造高速列車系統。 這項計畫有望將大西洋和太平洋連接起來，成為新世界絲綢之路的一部分，為拉丁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和中國提供更快捷、更便宜的交通方式。
中國還積極創建了新的多邊機構，其中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新開發銀行（金磚銀行），從而開闢了新的南南合作機會，為解決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提供了新的資源。
3、依照法治框架進行應對。特朗普上任以來最令人不安的一點是他完全破壞了法治。如果一個人認為美國企業到國外投資是一種政策失誤，他就會制定法律——比如稅法——來為這種行為設障，或通過規章加以禁止。然後，行政部門的職責便是公平實施這些法律，而不是選擇性執法，比如針對與自己存在分歧的企業。特朗普是選擇一些企業，迫使它們按照自己的意圖做事，然後武斷、任性地獎勵它們一些別人無法獲得的稅收優惠。這種選擇性政策的所有元素都是與法治原則背道而馳的。遵照國家和國際的法治框架進行應對，仍能為採取有效行動提供充分的空間。 因此，不管採取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行動——比如針對美國企業徵收特別稅費，特別是嚴重依賴中國獲利的企業——多麼具有誘惑性，都要能抵制得住誘惑。
4. 拓寬合作領域——提醒特朗普，美中關係不只限於貿易領域。比如， 美國非常關注朝鮮問題。許多人認為，中國是唯一一個能在此方面發揮影響的國家。美國和中國還有很多其他領域可以展開合作——中國擁有投資於美國所需的關鍵基礎設施的知識和資本，如高速鐵路。但是，對這種經濟合作我不抱太大希望︰特朗普及其團隊的很多成員經常會表現出孤立主義情緒， 他們能否接受這種合作投資值得懷疑。(同樣，對於中國提出的所有被禁高科技產品購買計畫——這將有助於糾正雙邊貿易赤字——美國也充耳不聞。)
5. 要行事果斷——特朗普喜歡欺淩弱小，沒有公正、禮貌或公平可言， 忍讓只會帶來更不合理的要求；他會“嗅探”對方的弱點，絲毫不對自己的行動設限。他早先的一些行為令人懷疑其對一個中國原則政策的承諾，有人將這解讀為其長期博弈的組成部分——如果中國不採取行動消減出口，他將會在其他方面故意刁難中國。中國的有力回應非常得當︰一個中國的政策不容質疑。不過，中國還可針對更多領域做出友善回應，而不只限於經濟方面。 特朗普政府將很可能使用雷根的政策，迫使中國實行自願出口限制—— 雷根政府就曾對日本這麼做過，並以實行貿易限制相威脅。（不過，自願出口限制並不是真正出於自願。）日本最終屈服。
但要知道，日本的國防完全依賴於美國，二戰結束投降後便與美國建立了特殊關係。中國如果答應特朗普的要求，便會對基於規則的全球貿易體制造成極大破壞。一個與其他國家存在貿易逆差的大國，為什麼不能對較弱的交易夥伴提出類似要求？ 特朗普將貿易當作是一種簡單交易，就像房地產交易一樣。他並沒有完全理解政府的作用只是制定規則和條例，進行決策的應是私營部門。正如我前文所言，整體貿易逆差的主要決定因素是基本的宏觀經濟，雙邊貿易逆差並不重要。的確，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不僅可能導致生活水準降低，而且也會 觸發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則可能產生全球宏觀經濟不穩定。 在考慮發動全球貿易戰時，他的思維就像是一位將軍在對比自己坦克與敵方坦克的數量。根據貿易逆差，他推斷出中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更大。
但是，實際問題要比這種簡單分析複雜得多。當然，美國工人會受到重創—— 但原因是什麼呢？對於特朗普的政策美國民眾早有分歧，而美國經濟學家幾乎一致認為他對貿易和全球化的分析存在錯誤，因此其對貿易戰後果的判斷也有問題。這一點非常正確，因為中國正在從出口帶動增長向內需驅動增長轉型；特朗普的政策只會加速這種必然變化。此外，特朗普在世界各地 “化敵為友”，由此導致新的聯盟出現，比如與拉丁美洲及歐洲。
中國的資源儲蓄非常豐富。中國擁有各種工具，能夠吸收衝擊、對經濟進行重新定向。在美國經濟中，任何貿易戰都會對特定行業和區域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財政拮据的美國政府將很難提供他們所需的援助。中國已在過去展示出了採取針對性行動，最大限度地擴大影響的能力，其中包括政治和經濟影響。特朗普關注的焦點是製造業，但這個行業雇傭的美國勞動力僅有 8%。農業產生的政治影響力不成比例。一些國會選區對出口的依賴特別嚴重。此外，共和黨掌控的國會一直反對為遭受貿易衝擊者提供貿易援助。現在提供援助，將是對政策的再一次嚴重違背。“一致性是頭腦狹隘人士的心魔”，美國的政治進程非常緩慢，這使得及時提供所需幫助變得難上加難。
正如我們前文所言，某些群體的確受到了全球化的傷害，美國的後繼政府應當更好地幫助他們。但是，這裡的錯誤在於美國沒有向全球化的失利者 提供足夠的幫助。採取新保護主義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還會導致他們的生活水準下降，而這些人大都是新保護主義的受害者。
6. 著眼于長遠︰考慮全球經濟和中國利益的長期推動力。特朗普已下定決心，從現在起要將美國放在首位。美國始終在把“美國放在首位”，但以前 這是一種理性的利己主義，從美國的利益來看待世界各國的和平、穩定與合作。但特朗普已拋棄了“理性的利己主義”中的“理性”。“美國特色的資本主 義和政治”的一個弱點是目光短淺。中國如果沒有著眼于長遠，定不會擁有目前的成就——它在這一方面也應如此。 “著眼于長遠”，便是要瞭解美國絕大多數民眾的立場。
各國政府希望攜手共事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國政府也當然想撫慰特朗普政府。我發現布希執政期間就出現了類似做法，它向多個國家施壓，要求它們加入伊拉克戰爭。 在某個國家的外交部長在考慮是否加入由美國主導的這場戰爭時，我曾提醒他說這場戰爭受到了美國大部分年輕人的強烈反對——而未來需要面對的正是這些人。如果取悅布希政府會引起下一代美國領導人的反感，這麼做就太不划算。這種分析在今天更具意義。特朗普的得票不僅少於克林頓，而且也比不過與白宮失之交臂的羅姆尼。選民對新總統的支持度通常很高——即存 在一個“蜜月期”；但對於剛上任不久的特朗普來說，他的支持度卻非常低。
中國在考慮應對策略時，應追尋“理性的利己主義”。維護一個基於規則的開放國際體系，將能使中國受益。在達沃斯，習近平主席已被廣泛視為全球化的領導者。但是，只有在更廣泛的方面得到認可，中國才能真正發揮其領導作用；中國只有遵從法治，它的領導角色才能獲得更多信任。
7. 探明特朗普的目的，才能進行明智談判。通常來看，他想要的只是頭條新聞，一個講得通的、他正在履行承諾的“故事”。因此，他會盯住一家有意將生產線搬到墨西哥的大型公司，要求它公開表示不會這麼做。他可以說自己由此挽救了 1000 個工作機會。但與此同時，他的行動已導致美元升值，由此流失的工作崗位要比挽救下的工作機會多得多。他想要的便是這種公開讓步，但這常使讓談判陷入僵局。他希望墨西哥同意出資修建隔離牆— —大部分專家都認為隔離牆的建設將會極其燒錢。墨西哥政府若同意這麼做，便會帶來滅頂之災。談判理論的標準原則是一方提出的要求要利於達成 協議，雙方都可聲稱自己獲勝，至少得到了一些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做出的讓步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合理補償。每一方都必須留住面子。特朗普的自負似乎已成為談判的一種障礙。他希望羞辱別人，不僅會將此事先列入談判策略，而且還希望它能成為最後結果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政府間談判不可能獲得成功結果。當然，這明顯不同于“正常”的談判。美國人已經明白他不是一位正常的總統，其他國家也必須意識到這一點。
8. 抓住機會與其他國家展開合作，建立一個完善的、基於法治的多極和多邊國際體系。這將要求所有國家放棄部分主權。紛爭將會出現，因此需要一些公共司法系統對它們做出裁定——但不能是雙邊投資協定中飽受批評的私有專制仲裁系統。規則將需要超越狹義的貿易概念︰像任何工資補貼一 樣，不為所造成的環境破壞買單也是一種隱性補貼，一份公平的貿易協定必須禁止這種補貼。不過，這裡應遵從一種輔助性原則︰貿易協定不應干預無需插手的領域、無法力證需要設立標準的領域以及不會產生跨界外部效應的 領域。 美國雖然一直奉行國際法治，但這種法制存在偏見，只會以美國和美國企業的利益為重。擁有領導潛能的國家應抓住這個機會，帶頭重建以公平和 社會正義為基礎的多極全球新秩序。這種社會新秩序應建立在粘附原則的基礎之上——任何願意遵守遊戲規則的國家都可加入。四年之後，當美國願意重返負責任國家組成的大家庭、願意履行自己的承諾、願意通過合作解決世界面臨的問題時，方可決定參加新的國際體系。
9. 慎行。特朗普希望快速得到結果。欲速則不達。不要迫於威脅而採取魯莽行動。貿易協定非常複雜，經常會給經濟的各個層面產生無法預料的影響。總統無法要求國家脫離世貿組織，這需要參眾兩院表決通過——這種情況根本不可能出現。作為總統他有權採取一些措施（反傾銷稅、反補貼稅、保障措施等），但即便如此也須遵循一定的程式；如果沒有遵循這種程式，如果採取的行動不符法律規定，便可能需要司法補救。同時，中國可採取一些反補貼和報復性措施，從而向各國展示維護良好（正常）貿易關係的益處。尤其，美國可能會強迫中國採取自願出口限制措施，這一手段在雷根時代對日本非常有效。但正如我們前文所言，世界與那時相比已發生巨大變 化，且中國與日本的情況也存在天壤之別。全球供應鏈已變得極其重要。與日本的貿易赤字可通過限制相對較少的產品加以彌補。
最重要的，中國一直在向市場經濟邁進。貿易限制只會造成事與願違。上文也已指出，這麼做無助於真正解決美國基本的多邊貿易赤字問題，特朗普的政策只會讓這個問題變得複雜。鑒於此，美國的態度不可能很快發生轉變。（特朗普不斷指責中國操縱貨幣，但近年來中國干預匯率的目的是為其貨幣價值提供支援。此外，特朗普也在繼續談論墨西哥移民，好像這個問題十分嚴重，但近幾年已出現了反向遷移，且中國一直在幫助美國遏制中美洲的移民浪潮。) 中國若要干預，則應應用市場工具，比如我在《歐元》以及最近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論文中提到的貿易券系統。
10. 巧妙利用新機遇。中國似乎正在這麼做，其加入的《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已經取代《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體現出了早期貿易協定的很多錯誤。它將中國排除在外，因此可能打破重要的全球供應鏈。它無助于修復現有投資協定和智慧財產權制度的不足之處，還在某些方面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美國強加給世界的智慧財產權制度甚至在美國都不能很好發揮作用，它主要是由製藥業和其他少數特殊利益集 團設計和使用的。智慧財產權十分重要，但目前的制度需要改革；目前可能就 是一個良好時機。
我在上文所述的各項原則中，許多都是實現互利談判成果的傳統智慧— —尋找合作領域和互惠領域，揣測特朗普的目的。
結束語
中國已從全球化和開放式全球經濟秩序中獲得極大利益，而美國對這個秩序的建立功不可沒。但歷史在起作用︰現在，這個秩序以及為它提供支持的機構已被建立，即使美國背道而馳它也會繼續向前發展。無論如何，21 世紀必須建立不同于二戰之後的全球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秩序。特朗普的行動只會加速這種改變，增加這種改變的迫切性。新秩序將是一個更為多極化的世界。所有國家都應參與這種秩序的創建與運轉，這種秩序應建立在社會公平與國際法治的基礎之上。
近期文章精選：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論壇成立於2008年4月12日，由40位40歲上下的金融精銳組成，即“40×40俱樂部”。
CF40定位為“平臺+實體”新型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四十人論壇在平臺型智庫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四十人和新金融兩大實體型智庫系列，分別包括四十人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方新金融研究院、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等機構。此外， CF40與國家開發銀行、清華大學、絲路基金、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共同發起成立了“絲路規劃研究中心”；上海新金融研究院與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螞蟻金服集團共同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
CF40每年召開雙周圓桌會議、金融四十人年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等百餘場閉門研討會，開展課題研究近30項，出版週報、月報、要報、《新金融評論》期刊以及金融類書籍共計100餘冊，受到決策層領導重視和經濟金融界人士高度評價。
因此未來的不確定性相當大。例如，總統能否自主決定將美國撤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已引發一些爭議，即使他真的這麼做（實際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由國會批准的），實施立法仍有明文規定，該立法確定著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關稅及其他貿易條件。這些只有國會才能做出修改。曾參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是來自共和黨的布希總統，共和黨一貫支援貿易協定。共和黨現在控制著國會兩院，他們如若投票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則是對原則的明顯違背。
即使如此，我們還有世界貿易組織。就墨西哥而言，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定 (包括確保其“最惠國待遇”——美國對墨西哥徵收的關稅不能高於其他任何國家)，墨西哥將面對的關稅可以忽略不計；而事實上，墨西哥能夠對美國徵收更高的關稅。 當然，這樣講未免太過簡單︰美國還可採取其他行動，如非關稅壁壘 （農業的植物檢疫條件）。美國可以拒絕履行自己作為世貿組織成員的義務。有人指出，世貿組織的案件需要數年才能得到裁決。
與此同時，受到美國行動傷害的國家不太可能等待採取直接報復行動——比如徵收反補貼稅， 破壞美國可能從此類行動獲得的好處；或者進行間接報復——比如針對現有 貿易協定未涵蓋的領域採取行動（政府採購）。 美國甚至可能撤出世貿組織。當然，這樣做需要國會兩院再次投票。 在世貿組織框架內，美國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貿易保護主義行動，比如徵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要這樣做，美國必須遵循一定的程式（非常耗時）。這些程式也不公平——它們對其他國家具有高度偏見性。事實上, 美國曾對一些國家設置非關稅壁壘，但被起訴到世貿組織後以敗訴告終。
從歷史上看，它們對於中國來說特別不公平，因為針對非市場經濟體的特別條款要求徵收非常高的反傾銷稅。這些特別條款本應已過期，但美國並不這麼認為。世貿組織現在就面對著這方面的一個案件。 甚至當美國採取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行動時，世貿組織也不會進行阻止，而只允許受害國徵收補償性關稅。很多國家已學會如何以最具政治影響力的方式引導其報復行動——針對有影響力的國會議員所在地區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貨物。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補償性關稅都能達到預期效果——採取違規行動的國家會調整政策。
總之，美國能夠按照一定的程式針對中國的特定產品徵收關稅，也可完全無視自己作為世貿組織成員的義務；但無論如何它都會面臨被報復的風險，對此我將在下文進一步探討。
成立世貿組織的目的是防止發生貿易戰。美國如果設置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關稅，而中國贏得了相關訴訟，中國便能而且將會在授權範圍內徵收補償性關稅。這應是這件事的結局，美國不會（或不該）再採取進一步的應對行動。當然，一位膽敢拒絕履行義務的總統將會如何行動，這一點確實難料。
後果
特朗普總統的關注焦點是雙邊貿易赤字。經濟學家一直認為多邊貿易赤字才最重要——我們早已不再簡單地以物易物，因為這麼做才能提高我們的生活水準。（前蘇聯模式的一個弱點就是它太過關注雙邊貿易赤字）。當然，美中貿易逆差的確很大。
但是，即使美國對中國徵收關稅，這對其多邊貿易赤字也不會產生任何顯著影響——多邊貿易赤字取決於宏觀經濟以及國內投資與儲蓄水準。對中國徵收關稅，只會導致貿易流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市場。商品生產大都不會重新回到美國；即使回歸，也不會創造出已喪失的工作機會(大多數人轉崗從事技術，也有些從事貿易。)新的生產將是高度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可能會在喪失工作機會之外的地方展開。
因此，關稅不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只能導致生活水準下降。新保護主義如若引發貿易戰，其對生活水準的影響將會更大。
應對
美國參與新保護主義雖是愚蠢之極，但有民粹主義煽動者的國家也並不 是第一次採取反效果政策。世界其他國家所面對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應對？任何應措施對都要以透徹瞭解基本經濟原則為前提，這一點非常重要。
基本經濟原則
特朗普似乎認為貿易是一種零和博弈，而且美國的談判代表已占下風。貿易理論的主要思想是貿易是一種正和博弈——規則制定合理時，兩個國家均能獲益。
但應當明確但未被指明的一點是，這會產生嚴重的分配後果——即使一個國家整體而言已變得富裕，某些人的生活卻仍會不如以前。成功者應當補償失敗者，但他們往往不會這麼做。當失敗者的數量非常多時——正如美國的狀況——而且這些人來自本不富裕的群體，他們便會消極看待貿易。這並不是因為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口舌失利，其實他們的大多數目的都已達到； 這是因為他們找錯了目標，他們只是在追求美國大型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利益。
因此，特朗普將此看作成了南北問題︰發展中國家是在與美國討價還價。對於這一點，貿易談判的任何一位元見證者都會認為這種（針對自己一方的）指控實在荒謬。瞭解談判理論的人們也會持這種意見。多年來，我已多次提到貿易協定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公之處。
但是，發達國家的確還有許多民眾並不富裕，這是因為
(a) 協定的分配效應——特別是在企業利益的影響下——其影響會非常大，超過了所有的增長收益 （即使餡餅再大，如果他們分得的份額較小，其生活也會不如以前）。這些分配效應不只取決於標準的比較優勢理論（著名的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貨物貿易取代了生產要素交易，因此發達國家對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以及工資都會隨著貿易的開放而下降；而且也取決於弱勢工人的討價還價能力：工人若不接受較低的工資或更糟的工 作條件，公司會威脅搬遷到其他地方。
(b) 綜合效應被高估——貿易協定管理不善時甚至會造成負面影響。例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實施 15 年後的影響估計值，竟從占國內生產總值 15%的最小值（政府官方估計） 到負數不等（塔夫斯大學的一份研究）。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建立的標準模型 顯示的是正數收益（可能很小）。
但是，這種標準模型忽略了四個重要因素 ︰
（a）風險——貿易可能增加風險，缺少完備的保險市場，其對國內生產總值和福祉的淨影響可能出現負值。事實上，所有國家的人們都有可能變得更窮。
（b）就業——標準模型假定的是充分就業，但在現實中這還存在很大差距。貿易協定管理不善，可能導致工作崗位“入不敷出”。這些宏觀經濟產生的福利通常會淹沒比較優勢產生的微小收益，特別是當關稅已經相對較低時。這個問題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卻也出現在了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
（c）壟斷與競爭的不完美。標準理論是建立在所有國家的市場能夠充分競爭的基礎之上的。事實上，競爭的不完美無處不在，證據顯示眾多行業的市場集中度正在日益增加。競爭模型對於經濟的確切描述似乎越來越無關緊要，因此，使用假定競爭模型計算出的貿易收益也值得懷疑。傳統認為貿易將會增加競爭，因為它會給市場帶來更多的競爭者。但最近逐漸明確的一點是，它會給全球獨家壟斷賣方和獨家壟斷賣方帶來更多的發展空間。一個國家擁有買方壟斷勢力的企業可以利用這種優勢打敗其他國家的小型公司。
（d）管制貿易。所謂的自由貿易協定其實是管制貿易協定，我認為其目的是為大型企業謀利，而不是為了造福整個社會；這些協定中的投資和智慧財產權條款尤其如此。例如，前者會限制國家在健康、安全、環境甚至金融與經 濟穩定方面制定必要規則的能力；後者通常會包括偏袒大型製藥企業（不喜歡非專利藥生產商）和創新企業（不喜歡小型創新公司）的條款。
因此，特朗普和其他一些人所提出的南北貿易大戰應屬分配大戰——這不是南北之間對貿易紅利的分配之戰，而是工人和公司之間的分配之爭，或更廣泛地說是那“1%”。有趣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不利的分配影響。
中國應對指導原則
下面，我將列出創建一個更加穩定、更加高效的全球多極治理系統的十個原則，這個系統反過來將能促使全球經濟更為強大、更為平等。
1、採取高姿態，即使特朗普不走正道。這意味著即使美國的行動有悖於法律精神甚至法律條款，也應在國際法治框架下採取應對措施。許多領域都未被世貿組織的規則所覆蓋，比如政府採購。2. 應認識到貿易是一種多邊正和博弈。特朗普並未認識到這一點——他將其視為一種零和博弈，非常關注雙邊關係（包括雙邊貿易逆差），這是其貿易政策的敗筆之一。事實上，拋棄全球化很可能成為一種負和博弈。建立全球供應鏈已節約巨大成本，但打破這些全球供應鏈則會付出昂貴代價。
2、特朗普的政策有助於開闢新的合作管道。有些國家——比如墨西哥——已受到了特朗普的傷害，還有些還未受其傷害的國家也存在這方面的擔心。 經過七十五年的努力之後，國家邊界已伴隨著經濟繁榮變得模糊，但特朗普 政府卻完全背道而馳。世界各國將會結成新的聯盟，舊聯盟也會得到鞏固。 中國擁有技術和資源來幫助其他國家。它可説明墨西哥建造高速列車系統。 這項計畫有望將大西洋和太平洋連接起來，成為新世界絲綢之路的一部分，為拉丁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和中國提供更快捷、更便宜的交通方式。
中國還積極創建了新的多邊機構，其中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新開發銀行（金磚銀行），從而開闢了新的南南合作機會，為解決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提供了新的資源。
3、依照法治框架進行應對。特朗普上任以來最令人不安的一點是他完全破壞了法治。如果一個人認為美國企業到國外投資是一種政策失誤，他就會制定法律——比如稅法——來為這種行為設障，或通過規章加以禁止。然後，行政部門的職責便是公平實施這些法律，而不是選擇性執法，比如針對與自己存在分歧的企業。特朗普是選擇一些企業，迫使它們按照自己的意圖做事，然後武斷、任性地獎勵它們一些別人無法獲得的稅收優惠。這種選擇性政策的所有元素都是與法治原則背道而馳的。遵照國家和國際的法治框架進行應對，仍能為採取有效行動提供充分的空間。 因此，不管採取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行動——比如針對美國企業徵收特別稅費，特別是嚴重依賴中國獲利的企業——多麼具有誘惑性，都要能抵制得住誘惑。
4. 拓寬合作領域——提醒特朗普，美中關係不只限於貿易領域。比如， 美國非常關注朝鮮問題。許多人認為，中國是唯一一個能在此方面發揮影響的國家。美國和中國還有很多其他領域可以展開合作——中國擁有投資於美國所需的關鍵基礎設施的知識和資本，如高速鐵路。但是，對這種經濟合作我不抱太大希望︰特朗普及其團隊的很多成員經常會表現出孤立主義情緒， 他們能否接受這種合作投資值得懷疑。(同樣，對於中國提出的所有被禁高科技產品購買計畫——這將有助於糾正雙邊貿易赤字——美國也充耳不聞。)
5. 要行事果斷——特朗普喜歡欺淩弱小，沒有公正、禮貌或公平可言， 忍讓只會帶來更不合理的要求；他會“嗅探”對方的弱點，絲毫不對自己的行動設限。他早先的一些行為令人懷疑其對一個中國原則政策的承諾，有人將這解讀為其長期博弈的組成部分——如果中國不採取行動消減出口，他將會在其他方面故意刁難中國。中國的有力回應非常得當︰一個中國的政策不容質疑。不過，中國還可針對更多領域做出友善回應，而不只限於經濟方面。 特朗普政府將很可能使用雷根的政策，迫使中國實行自願出口限制—— 雷根政府就曾對日本這麼做過，並以實行貿易限制相威脅。（不過，自願出口限制並不是真正出於自願。）日本最終屈服。
但要知道，日本的國防完全依賴於美國，二戰結束投降後便與美國建立了特殊關係。中國如果答應特朗普的要求，便會對基於規則的全球貿易體制造成極大破壞。一個與其他國家存在貿易逆差的大國，為什麼不能對較弱的交易夥伴提出類似要求？ 特朗普將貿易當作是一種簡單交易，就像房地產交易一樣。他並沒有完全理解政府的作用只是制定規則和條例，進行決策的應是私營部門。正如我前文所言，整體貿易逆差的主要決定因素是基本的宏觀經濟，雙邊貿易逆差並不重要。的確，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不僅可能導致生活水準降低，而且也會 觸發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則可能產生全球宏觀經濟不穩定。 在考慮發動全球貿易戰時，他的思維就像是一位將軍在對比自己坦克與敵方坦克的數量。根據貿易逆差，他推斷出中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更大。
但是，實際問題要比這種簡單分析複雜得多。當然，美國工人會受到重創—— 但原因是什麼呢？對於特朗普的政策美國民眾早有分歧，而美國經濟學家幾乎一致認為他對貿易和全球化的分析存在錯誤，因此其對貿易戰後果的判斷也有問題。這一點非常正確，因為中國正在從出口帶動增長向內需驅動增長轉型；特朗普的政策只會加速這種必然變化。此外，特朗普在世界各地 “化敵為友”，由此導致新的聯盟出現，比如與拉丁美洲及歐洲。
中國的資源儲蓄非常豐富。中國擁有各種工具，能夠吸收衝擊、對經濟進行重新定向。在美國經濟中，任何貿易戰都會對特定行業和區域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財政拮据的美國政府將很難提供他們所需的援助。中國已在過去展示出了採取針對性行動，最大限度地擴大影響的能力，其中包括政治和經濟影響。特朗普關注的焦點是製造業，但這個行業雇傭的美國勞動力僅有 8%。農業產生的政治影響力不成比例。一些國會選區對出口的依賴特別嚴重。此外，共和黨掌控的國會一直反對為遭受貿易衝擊者提供貿易援助。現在提供援助，將是對政策的再一次嚴重違背。“一致性是頭腦狹隘人士的心魔”，美國的政治進程非常緩慢，這使得及時提供所需幫助變得難上加難。
正如我們前文所言，某些群體的確受到了全球化的傷害，美國的後繼政府應當更好地幫助他們。但是，這裡的錯誤在於美國沒有向全球化的失利者 提供足夠的幫助。採取新保護主義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還會導致他們的生活水準下降，而這些人大都是新保護主義的受害者。
6. 著眼于長遠︰考慮全球經濟和中國利益的長期推動力。特朗普已下定決心，從現在起要將美國放在首位。美國始終在把“美國放在首位”，但以前 這是一種理性的利己主義，從美國的利益來看待世界各國的和平、穩定與合作。但特朗普已拋棄了“理性的利己主義”中的“理性”。“美國特色的資本主 義和政治”的一個弱點是目光短淺。中國如果沒有著眼于長遠，定不會擁有目前的成就——它在這一方面也應如此。 “著眼于長遠”，便是要瞭解美國絕大多數民眾的立場。
各國政府希望攜手共事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國政府也當然想撫慰特朗普政府。我發現布希執政期間就出現了類似做法，它向多個國家施壓，要求它們加入伊拉克戰爭。 在某個國家的外交部長在考慮是否加入由美國主導的這場戰爭時，我曾提醒他說這場戰爭受到了美國大部分年輕人的強烈反對——而未來需要面對的正是這些人。如果取悅布希政府會引起下一代美國領導人的反感，這麼做就太不划算。這種分析在今天更具意義。特朗普的得票不僅少於克林頓，而且也比不過與白宮失之交臂的羅姆尼。選民對新總統的支持度通常很高——即存 在一個“蜜月期”；但對於剛上任不久的特朗普來說，他的支持度卻非常低。
中國在考慮應對策略時，應追尋“理性的利己主義”。維護一個基於規則的開放國際體系，將能使中國受益。在達沃斯，習近平主席已被廣泛視為全球化的領導者。但是，只有在更廣泛的方面得到認可，中國才能真正發揮其領導作用；中國只有遵從法治，它的領導角色才能獲得更多信任。
7. 探明特朗普的目的，才能進行明智談判。通常來看，他想要的只是頭條新聞，一個講得通的、他正在履行承諾的“故事”。因此，他會盯住一家有意將生產線搬到墨西哥的大型公司，要求它公開表示不會這麼做。他可以說自己由此挽救了 1000 個工作機會。但與此同時，他的行動已導致美元升值，由此流失的工作崗位要比挽救下的工作機會多得多。他想要的便是這種公開讓步，但這常使讓談判陷入僵局。他希望墨西哥同意出資修建隔離牆— —大部分專家都認為隔離牆的建設將會極其燒錢。墨西哥政府若同意這麼做，便會帶來滅頂之災。談判理論的標準原則是一方提出的要求要利於達成 協議，雙方都可聲稱自己獲勝，至少得到了一些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做出的讓步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合理補償。每一方都必須留住面子。特朗普的自負似乎已成為談判的一種障礙。他希望羞辱別人，不僅會將此事先列入談判策略，而且還希望它能成為最後結果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政府間談判不可能獲得成功結果。當然，這明顯不同于“正常”的談判。美國人已經明白他不是一位正常的總統，其他國家也必須意識到這一點。
8. 抓住機會與其他國家展開合作，建立一個完善的、基於法治的多極和多邊國際體系。這將要求所有國家放棄部分主權。紛爭將會出現，因此需要一些公共司法系統對它們做出裁定——但不能是雙邊投資協定中飽受批評的私有專制仲裁系統。規則將需要超越狹義的貿易概念︰像任何工資補貼一 樣，不為所造成的環境破壞買單也是一種隱性補貼，一份公平的貿易協定必須禁止這種補貼。不過，這裡應遵從一種輔助性原則︰貿易協定不應干預無需插手的領域、無法力證需要設立標準的領域以及不會產生跨界外部效應的 領域。 美國雖然一直奉行國際法治，但這種法制存在偏見，只會以美國和美國企業的利益為重。擁有領導潛能的國家應抓住這個機會，帶頭重建以公平和 社會正義為基礎的多極全球新秩序。這種社會新秩序應建立在粘附原則的基礎之上——任何願意遵守遊戲規則的國家都可加入。四年之後，當美國願意重返負責任國家組成的大家庭、願意履行自己的承諾、願意通過合作解決世界面臨的問題時，方可決定參加新的國際體系。
9. 慎行。特朗普希望快速得到結果。欲速則不達。不要迫於威脅而採取魯莽行動。貿易協定非常複雜，經常會給經濟的各個層面產生無法預料的影響。總統無法要求國家脫離世貿組織，這需要參眾兩院表決通過——這種情況根本不可能出現。作為總統他有權採取一些措施（反傾銷稅、反補貼稅、保障措施等），但即便如此也須遵循一定的程式；如果沒有遵循這種程式，如果採取的行動不符法律規定，便可能需要司法補救。同時，中國可採取一些反補貼和報復性措施，從而向各國展示維護良好（正常）貿易關係的益處。尤其，美國可能會強迫中國採取自願出口限制措施，這一手段在雷根時代對日本非常有效。但正如我們前文所言，世界與那時相比已發生巨大變 化，且中國與日本的情況也存在天壤之別。全球供應鏈已變得極其重要。與日本的貿易赤字可通過限制相對較少的產品加以彌補。
最重要的，中國一直在向市場經濟邁進。貿易限制只會造成事與願違。上文也已指出，這麼做無助於真正解決美國基本的多邊貿易赤字問題，特朗普的政策只會讓這個問題變得複雜。鑒於此，美國的態度不可能很快發生轉變。（特朗普不斷指責中國操縱貨幣，但近年來中國干預匯率的目的是為其貨幣價值提供支援。此外，特朗普也在繼續談論墨西哥移民，好像這個問題十分嚴重，但近幾年已出現了反向遷移，且中國一直在幫助美國遏制中美洲的移民浪潮。) 中國若要干預，則應應用市場工具，比如我在《歐元》以及最近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論文中提到的貿易券系統。
10. 巧妙利用新機遇。中國似乎正在這麼做，其加入的《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已經取代《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體現出了早期貿易協定的很多錯誤。它將中國排除在外，因此可能打破重要的全球供應鏈。它無助于修復現有投資協定和智慧財產權制度的不足之處，還在某些方面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美國強加給世界的智慧財產權制度甚至在美國都不能很好發揮作用，它主要是由製藥業和其他少數特殊利益集 團設計和使用的。智慧財產權十分重要，但目前的制度需要改革；目前可能就 是一個良好時機。
我在上文所述的各項原則中，許多都是實現互利談判成果的傳統智慧— —尋找合作領域和互惠領域，揣測特朗普的目的。
結束語
中國已從全球化和開放式全球經濟秩序中獲得極大利益，而美國對這個秩序的建立功不可沒。但歷史在起作用︰現在，這個秩序以及為它提供支持的機構已被建立，即使美國背道而馳它也會繼續向前發展。無論如何，21 世紀必須建立不同于二戰之後的全球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秩序。特朗普的行動只會加速這種改變，增加這種改變的迫切性。新秩序將是一個更為多極化的世界。所有國家都應參與這種秩序的創建與運轉，這種秩序應建立在社會公平與國際法治的基礎之上。
近期文章精選：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論壇成立於2008年4月12日，由40位40歲上下的金融精銳組成，即“40×40俱樂部”。
CF40定位為“平臺+實體”新型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四十人論壇在平臺型智庫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四十人和新金融兩大實體型智庫系列，分別包括四十人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方新金融研究院、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等機構。此外， CF40與國家開發銀行、清華大學、絲路基金、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共同發起成立了“絲路規劃研究中心”；上海新金融研究院與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螞蟻金服集團共同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
CF40每年召開雙周圓桌會議、金融四十人年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等百餘場閉門研討會，開展課題研究近30項，出版週報、月報、要報、《新金融評論》期刊以及金融類書籍共計100餘冊，受到決策層領導重視和經濟金融界人士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