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漢時期稱霸沙場起， 至光緒二十一年(西元1895年)， 清廷改建新軍採用西式佩刀止， 古代鋼鐵刀在中國的戰場上稱霸了近兩千年。 從三國時期蒲元造的“神刀”， 到迄今在日本仍被以“國寶”相待頂禮供奉的隋唐寶刀， 再到近幾年在拍賣行表現神勇的清朝御用腰刀……鋼鐵刀留下段段傳奇， 餘緒至今嫋嫋不絕。 本期， 古刀劍收藏家皇甫江將為我們擷取鋼鐵刀發展歷程中幾個閃亮的瞬間， 展現其綿延兩千年的變遷。
漢刀：鋼鐵精良， 工藝先進。 古兵器研究大家楊泓曾經在《中國古兵器論叢》中指出， 鋼鐵刀在戰場上替代鋼鐵劍， 很大原因是騎兵作為獨立的兵種開始出現。 因為馬速很快， 想要斃傷敵人主要靠揮臂劈砍， 靠向前推刺來擊斃敵人的鋼鐵劍不再合適。
皇甫江則認為， 鋼鐵刀的興起， 其根本原因還在於漢朝冶鐵業和鍛鋼技術的進步為其提供了充分的條件。
漢刀最大的特點是它的“長”。 環首長刀是當時戰場上最主要的短柄格鬥武器， 尺寸一般分兩種——通長超過100釐米以上者基本是騎兵刀， 在75釐米左右的可能是步兵刀或佩刀。 皇甫江收藏的漢刀有幾百把之多。 其中有一把單手持握的銅格環首長刀， 長達120釐米；還有一把錯金環首直刀， 全長達112.3釐米。
“我有時候也琢磨， 這麼長的刀， 漢朝騎兵怎麼揮舞得動啊？也許他們有一些我們現在不知道的特殊刀法或者陣法？我估計， 當時鋼鐵刀大概和鋼鐵劍的用法差不多。 不是用來切割， 而是用來刺殺。 因為漢代沒有馬鞍和馬鐙， 所以坐在馬上的士兵不可能揮舞得動這麼長的刀。 ”
一直以來有一個說法， 認為漢代環首鐵刀剛猛有餘，
隋唐刀：盡展盛唐氣象， 鋼鐵刀的品質在隋唐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
皇甫江曾經在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內瞻仰過聖德太子(西元574年-622年)所佩帶的“丙子椒林”劍和七星劍， 以及收藏在奈良正倉院內聖武大皇(西元701年-756年)的太刀水龍劍。 它們雖然叫“劍”， 其實卻是單面有刃的“刀”。 它們在日本世代被當做“國寶”， 保存極為完美。
事實上， 中國自戰國發明熱處理和淬刃工藝後， 經兩漢到三國， 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和先進。 北宋《太平御覽》中就記載了三國時期“蒲元造神刀”的事蹟。 但如果說這些前代的“神刀”還僅僅將自己的傑出停留在技術層面上的話，隋唐鋼鐵刀則是在其基礎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華美風采。
在皇甫江看來，這是彼時“盛世”自然而然的體現。從隋朝開始，鋼鐵刀刀身上已經開始出現各種精美紋飾，如星辰、祥雲、龍鳳、花卉。部分紋飾經常被鑲嵌雕刻上金銀絲線。皇甫江曾在日本正倉院見過一把採用了金銀平脫工藝的橫刀。這種工藝是將金銀箔製成各種人物、鳥獸、花卉的紋樣，然後貼在漆胎上。待乾燥後，髹漆數次再研磨出金銀花紋。如此精細費工，並採用如此高貴材料，恐怕是只有盛唐才具有的氣勢。
皇甫江很喜歡唐朝郭震的《古劍篇》，但他曾經對詩中的描寫有過懷疑，比如“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這樣的裝飾對於刀劍而言著實有些過分。直到他收到一把未名劍，親眼看到用琉璃做成的刀鞘，才算徹底服了氣。
此外，隋唐古刀不僅在鍛造技術和外裝上同時達到巔峰，還在形制上吸收了很多西域的精華元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彎刀的出現。彎刀是由西域諸族製造，通過絲綢之路傳入唐朝的。名動一時的“大食刀”是其中的佼佼者。這類引進的彎刀在唐中後期使用頻繁，“安史之亂”之際，參戰各方除唐軍和回紇兵外，還包括突厥、契丹、和奚人等西北遊牧民族武裝。騎兵與彎刀組合產生的巨大攻擊力，越來越被唐軍所重視，以至於傳統的直刀也開始變彎及縮短，彎刀基本成為主要的軍事用刀。
明刀：優於前朝亦不輸西亞東洋。宋代時，因為主要軍事策略轉變為以防禦戰為主，又由於鎧甲不斷發展，宋朝軍隊開始重視遠射兵器和打擊兵器，鋼鐵刀作為短兵則退居輔助地位。
但這種情況並未一直持續下去。到了明代，隨著火器迅速發展並大量裝備於軍隊，重甲在戰場上反而失去了效用，而其笨重、不方便行動的缺點因此凸顯，薄甲重返戰場，鋼鐵刀也因此重獲新生。
明朝鋼鐵刀當中，最有知名度的是戚繼光部隊在抗倭戰爭中所使用的單手腰刀。這種腰刀最早在明太祖洪武年已經出現。皇甫江認為，它實際上與前朝的蒙古彎刀關聯密切，長度僅3尺，狹身而曲刃，形似柳葉，刃薄尖鋒，割刺皆宜。而當時倭寇所採用的倭刀，又稱長刀，刀長5尺，刀刃採用包鋼法精心鍛造而成，非常堅硬鋒利，刀柄又可雙手持握。大力劈斬之下，明軍的單手腰刀根本無法抵抗。“蒙古彎刀其實更適合在馬上使用，如果是步兵作戰，就必須得配盾牌。但即便是配盾牌，還是打不過倭寇。最終戚繼光非常聰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發明出‘鴛鴦陣’的打法，以十一人為一隊，通過刀與牌、長與短的配合，發揮了不同兵器的效能，且把防守和進攻融為一體，最終斬殺了大量的倭寇。這其實算是最早的特種作戰小組。”
“戚繼光最終也吸收了倭刀的優勢，發明出一種倭式長刀。全長超過兩米，也是雙手握柄搏殺，劈砍力極強。但這種仿倭長刀並沒有用來對付倭寇。它出現在嘉靖以後，主要是用來對付蒙古等北方遊牧民族。其功能主要有二，一為步兵對付敵軍騎兵，斬馬腿馬頭；一為鳥銃手的自衛武器，賊人逼近時用之。”
有觀點以戚繼光抗倭的事例為依據，得出明刀不如日本刀殺傷力強的結論，皇甫江認為這種說法並不客觀。“日本刀是雙手持握的攻擊兵器；明腰刀是單手使用的輔助兵器，將二者相比並不公平；事實上，明嘉靖後出現的長達2米的仿倭長刀，其功能比日本刀應該只強不弱。”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明刀不如日本刀精緻，製造粗糙。如果單從外裝上看的話，大部分明刀確實不如倭刀裝飾精美，但明刀多是軍隊的制式武器，而日本武士所持之刀通常被其視為生命，大多是私人定制，屬於貴重用品，甚至可世代相傳，當然比明代由國家配備的軍刀要細緻精美。但如果從刀刃品質看，目前存世之明代刀劍實物和部分研磨過的樣品，絲毫不遜於倭刀。嵌鋼和夾鋼工藝在明代已經爐火純青，當時的工匠甚至已經完全掌握了從中西亞傳播過來的大馬士革刀的製作方法，同時予以改進，出現了旋焊嵌鋼和旋焊馬齒夾鋼等工藝。同時，唐朝以來最高等級的包鋼工藝也沒有失傳，但多在貴重刀劍上使用。明代刀劍，實在優越於前朝，亦不輸于西亞東洋。”
清刀：乾隆推進禦制佩刀。大清王朝是在馬背上得的天下。他們固執地認為只要弓馬、刀劍嫺熟，就必將戰無不勝。也因此，在清中早期近150年的時間裡，鋼鐵刀迎來了最後一個黃金年代。
首先是在戰場上，鋼鐵刀是主要的格鬥兵器。軍用戰刀從實戰出發，更加專業化，既有配備八旗、綠營兵丁日常攜帶使用的佩刀，也有供藤牌營、雲梯兵使用的單手戰刀；有馬步皆宜、平時類似佩刀拄在腰間的狹刃雙手長刀，也有純粹由步兵在戰場上使用，雙手持握大力劈殺的寬刃砍刀等，不一而足。
清王朝是歷史上唯一一個文武百官都帶刀、不帶劍的朝代。皇帝們對鋼鐵刀的喜愛也是空前絕後的。《皇朝禮器圖式》(後文簡稱《圖式》)對鋼刀的應用做了非常詳盡的規定。但皇甫江同時指出，儘管《圖式》對不同級別、種類之間的刀的規格、形態、外裝、配飾乃至用料均有嚴格的規定，但在實際情況中，實物與《圖式》存在區別的情形並不罕見。“比如《圖式》一共記載六種皇室佩刀的制式，北京故宮博物院、軍事博物館以及國外的數家大博物館中均不乏實物，但其中大多數與《圖式》說明的形制、規格並不完全相符，有的甚至差別很大。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天字一號‘煉精’寶刀，貴為皇帝大閱佩刀，但鞘柄的裝飾卻與《圖式》完全不同。分別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小神鋒’和法國軍事博物館的皇帝吉禮隨侍佩刀在尺寸、細節上也有顯著差別。除皇室佩刀外，《圖式》還記錄了其他17種職官佩刀和兵丁戰刀，同目前國內外藏家手中相當數量的實物比較，兩者形制尺寸完全相符者很少。”
究其原因，皇甫江分析：《圖式》成書於乾隆二十四年(西元1759年)，校補於乾隆三十一年(西元1766年)，其中記載的各類刀制最早欽定於乾隆十三年(西元1748年)。嚴格地說，《圖式》規定適用範圍只是在西元1748年至1766年的18年之間，也就是乾隆中期製造的各類佩刀和戰刀。即使在西元1766年《圖式》定稿後，乾隆帝對其御用、禦制的佩刀，在設計、製造中也會不斷改進。事實上，已經完成的佩刀，甚至都會有所改變。如香港蘇富比2006年春季拍賣會上的乾隆禦制天字十七號“寶騰”佩刀，據史料記載製造於乾隆四十九年(西元1784年)，存于甯壽宮內，原編號為地字一七號。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帝下令將其撤出，並改序為天字十七號。“所以說，如果藏家想要依靠《圖式》來按圖索驥，將是一件非常扯淡的事。我們可以將《圖式》看做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其中有一些規定確實非常重要，比如東珠、明黃色纏絲、藍色纏絲的使用範圍都是非常嚴格的，但也無需拘泥。”皇甫江說。
乾隆六十年(西元1795年)，最後一批禦制寶刀的問世，仿若中國刀劍的最後輝煌。乾隆後期，官兵不願意再受習武練兵之苦，戎裝騎射傳統盡拋，刀劍也開始粗製濫造，徒具其形者不在少數。短短40年後，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轟開大清國門，冷兵器與舊式火器幾乎同步進入墳墓，被西洋刀劍和現代槍炮所代替。光緒二十一年(西元1895年)，清廷改建新軍，使用西式佩刀，標走著中國刀劍退出歷史舞臺。
但如果說這些前代的“神刀”還僅僅將自己的傑出停留在技術層面上的話，隋唐鋼鐵刀則是在其基礎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華美風采。
在皇甫江看來，這是彼時“盛世”自然而然的體現。從隋朝開始，鋼鐵刀刀身上已經開始出現各種精美紋飾，如星辰、祥雲、龍鳳、花卉。部分紋飾經常被鑲嵌雕刻上金銀絲線。皇甫江曾在日本正倉院見過一把採用了金銀平脫工藝的橫刀。這種工藝是將金銀箔製成各種人物、鳥獸、花卉的紋樣，然後貼在漆胎上。待乾燥後，髹漆數次再研磨出金銀花紋。如此精細費工，並採用如此高貴材料，恐怕是只有盛唐才具有的氣勢。
皇甫江很喜歡唐朝郭震的《古劍篇》，但他曾經對詩中的描寫有過懷疑，比如“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這樣的裝飾對於刀劍而言著實有些過分。直到他收到一把未名劍，親眼看到用琉璃做成的刀鞘，才算徹底服了氣。
此外，隋唐古刀不僅在鍛造技術和外裝上同時達到巔峰，還在形制上吸收了很多西域的精華元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彎刀的出現。彎刀是由西域諸族製造，通過絲綢之路傳入唐朝的。名動一時的“大食刀”是其中的佼佼者。這類引進的彎刀在唐中後期使用頻繁，“安史之亂”之際，參戰各方除唐軍和回紇兵外，還包括突厥、契丹、和奚人等西北遊牧民族武裝。騎兵與彎刀組合產生的巨大攻擊力，越來越被唐軍所重視，以至於傳統的直刀也開始變彎及縮短，彎刀基本成為主要的軍事用刀。
明刀：優於前朝亦不輸西亞東洋。宋代時，因為主要軍事策略轉變為以防禦戰為主，又由於鎧甲不斷發展，宋朝軍隊開始重視遠射兵器和打擊兵器，鋼鐵刀作為短兵則退居輔助地位。
但這種情況並未一直持續下去。到了明代，隨著火器迅速發展並大量裝備於軍隊，重甲在戰場上反而失去了效用，而其笨重、不方便行動的缺點因此凸顯，薄甲重返戰場，鋼鐵刀也因此重獲新生。
明朝鋼鐵刀當中，最有知名度的是戚繼光部隊在抗倭戰爭中所使用的單手腰刀。這種腰刀最早在明太祖洪武年已經出現。皇甫江認為，它實際上與前朝的蒙古彎刀關聯密切，長度僅3尺，狹身而曲刃，形似柳葉，刃薄尖鋒，割刺皆宜。而當時倭寇所採用的倭刀，又稱長刀，刀長5尺，刀刃採用包鋼法精心鍛造而成，非常堅硬鋒利，刀柄又可雙手持握。大力劈斬之下，明軍的單手腰刀根本無法抵抗。“蒙古彎刀其實更適合在馬上使用，如果是步兵作戰，就必須得配盾牌。但即便是配盾牌，還是打不過倭寇。最終戚繼光非常聰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發明出‘鴛鴦陣’的打法，以十一人為一隊，通過刀與牌、長與短的配合，發揮了不同兵器的效能，且把防守和進攻融為一體，最終斬殺了大量的倭寇。這其實算是最早的特種作戰小組。”
“戚繼光最終也吸收了倭刀的優勢，發明出一種倭式長刀。全長超過兩米，也是雙手握柄搏殺，劈砍力極強。但這種仿倭長刀並沒有用來對付倭寇。它出現在嘉靖以後，主要是用來對付蒙古等北方遊牧民族。其功能主要有二，一為步兵對付敵軍騎兵，斬馬腿馬頭；一為鳥銃手的自衛武器，賊人逼近時用之。”
有觀點以戚繼光抗倭的事例為依據，得出明刀不如日本刀殺傷力強的結論，皇甫江認為這種說法並不客觀。“日本刀是雙手持握的攻擊兵器；明腰刀是單手使用的輔助兵器，將二者相比並不公平；事實上，明嘉靖後出現的長達2米的仿倭長刀，其功能比日本刀應該只強不弱。”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明刀不如日本刀精緻，製造粗糙。如果單從外裝上看的話，大部分明刀確實不如倭刀裝飾精美，但明刀多是軍隊的制式武器，而日本武士所持之刀通常被其視為生命，大多是私人定制，屬於貴重用品，甚至可世代相傳，當然比明代由國家配備的軍刀要細緻精美。但如果從刀刃品質看，目前存世之明代刀劍實物和部分研磨過的樣品，絲毫不遜於倭刀。嵌鋼和夾鋼工藝在明代已經爐火純青，當時的工匠甚至已經完全掌握了從中西亞傳播過來的大馬士革刀的製作方法，同時予以改進，出現了旋焊嵌鋼和旋焊馬齒夾鋼等工藝。同時，唐朝以來最高等級的包鋼工藝也沒有失傳，但多在貴重刀劍上使用。明代刀劍，實在優越於前朝，亦不輸于西亞東洋。”
清刀：乾隆推進禦制佩刀。大清王朝是在馬背上得的天下。他們固執地認為只要弓馬、刀劍嫺熟，就必將戰無不勝。也因此，在清中早期近150年的時間裡，鋼鐵刀迎來了最後一個黃金年代。
首先是在戰場上，鋼鐵刀是主要的格鬥兵器。軍用戰刀從實戰出發，更加專業化，既有配備八旗、綠營兵丁日常攜帶使用的佩刀，也有供藤牌營、雲梯兵使用的單手戰刀；有馬步皆宜、平時類似佩刀拄在腰間的狹刃雙手長刀，也有純粹由步兵在戰場上使用，雙手持握大力劈殺的寬刃砍刀等，不一而足。
清王朝是歷史上唯一一個文武百官都帶刀、不帶劍的朝代。皇帝們對鋼鐵刀的喜愛也是空前絕後的。《皇朝禮器圖式》(後文簡稱《圖式》)對鋼刀的應用做了非常詳盡的規定。但皇甫江同時指出，儘管《圖式》對不同級別、種類之間的刀的規格、形態、外裝、配飾乃至用料均有嚴格的規定，但在實際情況中，實物與《圖式》存在區別的情形並不罕見。“比如《圖式》一共記載六種皇室佩刀的制式，北京故宮博物院、軍事博物館以及國外的數家大博物館中均不乏實物，但其中大多數與《圖式》說明的形制、規格並不完全相符，有的甚至差別很大。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天字一號‘煉精’寶刀，貴為皇帝大閱佩刀，但鞘柄的裝飾卻與《圖式》完全不同。分別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小神鋒’和法國軍事博物館的皇帝吉禮隨侍佩刀在尺寸、細節上也有顯著差別。除皇室佩刀外，《圖式》還記錄了其他17種職官佩刀和兵丁戰刀，同目前國內外藏家手中相當數量的實物比較，兩者形制尺寸完全相符者很少。”
究其原因，皇甫江分析：《圖式》成書於乾隆二十四年(西元1759年)，校補於乾隆三十一年(西元1766年)，其中記載的各類刀制最早欽定於乾隆十三年(西元1748年)。嚴格地說，《圖式》規定適用範圍只是在西元1748年至1766年的18年之間，也就是乾隆中期製造的各類佩刀和戰刀。即使在西元1766年《圖式》定稿後，乾隆帝對其御用、禦制的佩刀，在設計、製造中也會不斷改進。事實上，已經完成的佩刀，甚至都會有所改變。如香港蘇富比2006年春季拍賣會上的乾隆禦制天字十七號“寶騰”佩刀，據史料記載製造於乾隆四十九年(西元1784年)，存于甯壽宮內，原編號為地字一七號。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帝下令將其撤出，並改序為天字十七號。“所以說，如果藏家想要依靠《圖式》來按圖索驥，將是一件非常扯淡的事。我們可以將《圖式》看做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其中有一些規定確實非常重要，比如東珠、明黃色纏絲、藍色纏絲的使用範圍都是非常嚴格的，但也無需拘泥。”皇甫江說。
乾隆六十年(西元1795年)，最後一批禦制寶刀的問世，仿若中國刀劍的最後輝煌。乾隆後期，官兵不願意再受習武練兵之苦，戎裝騎射傳統盡拋，刀劍也開始粗製濫造，徒具其形者不在少數。短短40年後，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轟開大清國門，冷兵器與舊式火器幾乎同步進入墳墓，被西洋刀劍和現代槍炮所代替。光緒二十一年(西元1895年)，清廷改建新軍，使用西式佩刀，標走著中國刀劍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