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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高端訪談|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吳海龍: 敢投棄權票與國家是否強大無關

過去一年, 世界政治和經濟形勢複雜多變, 經濟全球化進程走到了十字路口。 當外界有觀點開始對全球化產生質疑時,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前駐歐盟特命全權大使、前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特命全權大使、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吳海龍接受南都記者專訪時表示, 儘管一些國家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舉動, 但他認為, 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勢不可擋。

40年的外交生涯, 吳海龍見證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 也切實體會了中國話語權的提升。

中國投票的立場僅取決於是非曲直

南都:近日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 對敘利亞衝突期間涉及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追究責任決議草案投了反對票, 並在現場與英美代表進行了一場激烈辯論。 您怎麼看待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的責任?

吳海龍:曾經作為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團長, 我認為, 這一工作有很大挑戰性, 責任也非常大, 我們要面對全球各種各樣的問題, 並採取相應對策和立場。 比如此次在敘利亞問題上, 中國採取的投票立場就說明我們始終是根據問題的是非曲直和是否符合公理正義來決定我們投什麼票, 該投反對票時就投反對票, 該投贊成票就投贊成票, 該棄權就棄權。

中國是一個負責任大國, 我們並不會因為強大了就隨意決定我們的投票立場。

中國參與聯合國事務越來越多, 也越來越深入, 這是中國外交自信的一種表現, 但中國的自信、強大和影響力的上升並不會改變我們在投票立場上長期秉持的根本原則。

全球化進程中會有一個“校正期”

南都:聯合國是全球化的一個產物, 但去年包括英國脫歐、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 都體現出很明顯的逆全球化趨勢。 您怎麼看在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新狀況?

吳海龍:針對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現象, 我們要全面地、辯證地看待。

全球化的發展是一個大趨勢, 儘管現在出現一些逆全球化現象, 但這只是全球化進程中的一部分, 是全球化進程中弊端和缺陷的顯現, 可能會出現一個“校正期”。

比如特朗普退出TPP, 並不意味著美國不要貿易自由化, 而是想要一個對美國更有利的自由貿易協定, 因此美國仍在重新考慮和有關國家開展談判。

全球化過程中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 比如社會精英受益多, 全球化沒有讓草根階層、下層人民得到更多實惠和好處, 所以引起了草根階層的不滿。 另外, 在全球化進程中也出現了分配不公、利益失衡等問題。 我想這是全球化帶來的“雙刃劍”效應, 並不能說由於出現這些問題, 全球化就會停止。 相反, 全球化的發展是一個大趨勢, 還要繼續向前推進。 但是在發展中會出現曲折, 我想經過一定的修正, 還是可以回歸到大的主流方向上。

南都:中國在全球化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吳海龍: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也是全球化的貢獻者。 中國積極支援推動全球化, 特別是支援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 在這一點, 我們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

南都:個別國家現在對中國存在非議, 中國的國際角色會不會有所改變?

吳海龍:這是由於一些國家對中國缺乏瞭解。 實際上在全球化過程中, 中國雖然是一個受益比較大的國家, 但也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比如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會從中得到很大好處, 對推動全球化進程會起一個非常積極的作用。 此外, 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向好就是對全球的最大貢獻。

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的貢獻是30%, 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們要更多地向外界來宣傳、介紹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所做的貢獻。

南都:華人在海外的利益保護在近年來雖然有所提升, 但是現在有些地方也出現針對華人的排斥勢力和極端事件。 你怎麼看?

吳海龍:這是一些極個別的事件, 並不是普遍事件。 其中的因素有多種, 甚至是很複雜的, 需要個案分析, 不能一股腦認為是全球化產生的問題, 這反而會使問題更加複雜。

前駐歐盟特命全權大使、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吳海龍接受南都採訪。南都見習記者 卜羽勤 攝

人民外交不是精英外交

南都: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去,也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到中國,人民外交的角色是不是越來越凸顯了?

吳海龍:人民外交是我國整體外交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人民外交是一種接地氣的外交,可以直接接觸各個國家不同階層的人,和他們進行直接、深度的溝通。通過人民外交的方式,對於增進中國和有關國家的相互理解和促進互信,會起到非常重要的、甚至官方外交不可替代的作用。

南都:人民外交有哪些“特殊”的作用?

吳海龍:總體上看,人民外交服務於國家的總體外交,但是人民外交可以起一些官方外交難以起到的作用,比如當中日、中韓關係遇到了一些困難,通過推動人民外交、通過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往,可以化解一些矛盾、問題,增加相互之間的瞭解和理解,這是人民外交非常獨特的作用。

去年我帶領中方團組到日本訪問,接觸了日方各方面的人士,包括地方政府、國會議員等,就中日關係問題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溝通,在如何彌合雙方的認知方面達成了一些共識。越是在雙方關係困難的時候,越要增進人民之間的交流和往來,這樣才能逐漸縮小民眾之間在認知上的差距,以民促官,推動雙方關係發展。

南都:有讀者認為,目前的人民外交更多是針對精英階層,你怎麼看?

吳海龍:這種認識有一定的片面性。比如我現在所任職的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既要做精英的工作,也要做普通老百姓的工作。學會每年會邀請一些前總統、前總理、前部長、皇室成員、國會議員來華訪問,同時還會邀請一些國會議員的助手、媒體、學生、傑出青年來中國訪問、參觀,讓他們更多地瞭解中國、認識中國。

因而,人民外交工作的物件是很廣泛的,不僅要做上層的工作、中層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做一些草根的工作。

話語權越大,責任越大,挑戰更大

南都:你在很多國際組織中都有過任職經歷,怎麼看待中國在國際社會話語權的改變?

吳海龍:中國國際社會話語權的改變,與中國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上升密切相關。過去沒有很多話語權,是因為我們的實力和地位不高。如今,我們在這方面有了很大提升,同時,對世界的貢獻也增加了很多,包括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非傳統安全等焦點問題,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和責任越來越大,相應地,話語權也應越來越大。這是水漲船高的關係。

南都:也有觀點認為,中國在國際舞臺的話語權雖然有所提升,但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擁護,歐美等國有時仍不認可?

吳海龍:這種觀點有一定片面性。確實,中國在國際社會要維護中國利益,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要替發展中國家說話。但同時,在全球很多問題上,我們和發達國家也有共同點,比如在我本人曾多次參與談判的伊核問題上,我們與西方國家就有不少共識;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雖然我們要維護自身和發展中國家利益,但在共同應對方面我們又需要和發達國家一起攜手。在反恐、難民、非法移民等問題上,我們和發達國家也進行了不少合作。有合作,有共同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分歧,這是正常的。

當今國際事務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是辦不好,辦不成的,比如聯合國的一些重大協議、決議和國際會議檔,都需要中國參與和貢獻。巴黎氣候變化協議的制定,如果沒有中國參與,怎麼能夠達成呢?

中國在國際講臺上的聲音越來越受到各國重視,話語權越來越大,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所以作為一個中國外交官,我們感到越來越自豪和光榮,同時也感到責任和使命越來越大。

南都:中國的外交官在進行多邊事務溝通中是不是越來越方便、越來越容易?

吳海龍:不能這麼說,因為我們面臨的國際形勢還是比較複雜的。話語權越大,意味著責任也越大,特別是面對各種複雜的國際問題,處理起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對的挑戰還是很大的。

中國參與國際事務是隨著中國的發展而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階段。最初只是國際事務的一個學習者,逐漸發展成一個參與者,再之後是貢獻者,最後在某些方面成為重要引領者。現在各國越來越重視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希望更多聽到中國的聲音,看到中國的理念、中國的方案,這對中國外交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說,難度更大,挑戰更大。

采寫:南都記者葛倩 見習記者卜羽勤

視頻/攝影:南都見習記者卜羽勤

剪輯:陳輝

編輯: 江英 李湘瑩

前駐歐盟特命全權大使、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吳海龍接受南都採訪。南都見習記者 卜羽勤 攝

人民外交不是精英外交

南都: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去,也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到中國,人民外交的角色是不是越來越凸顯了?

吳海龍:人民外交是我國整體外交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人民外交是一種接地氣的外交,可以直接接觸各個國家不同階層的人,和他們進行直接、深度的溝通。通過人民外交的方式,對於增進中國和有關國家的相互理解和促進互信,會起到非常重要的、甚至官方外交不可替代的作用。

南都:人民外交有哪些“特殊”的作用?

吳海龍:總體上看,人民外交服務於國家的總體外交,但是人民外交可以起一些官方外交難以起到的作用,比如當中日、中韓關係遇到了一些困難,通過推動人民外交、通過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往,可以化解一些矛盾、問題,增加相互之間的瞭解和理解,這是人民外交非常獨特的作用。

去年我帶領中方團組到日本訪問,接觸了日方各方面的人士,包括地方政府、國會議員等,就中日關係問題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溝通,在如何彌合雙方的認知方面達成了一些共識。越是在雙方關係困難的時候,越要增進人民之間的交流和往來,這樣才能逐漸縮小民眾之間在認知上的差距,以民促官,推動雙方關係發展。

南都:有讀者認為,目前的人民外交更多是針對精英階層,你怎麼看?

吳海龍:這種認識有一定的片面性。比如我現在所任職的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既要做精英的工作,也要做普通老百姓的工作。學會每年會邀請一些前總統、前總理、前部長、皇室成員、國會議員來華訪問,同時還會邀請一些國會議員的助手、媒體、學生、傑出青年來中國訪問、參觀,讓他們更多地瞭解中國、認識中國。

因而,人民外交工作的物件是很廣泛的,不僅要做上層的工作、中層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做一些草根的工作。

話語權越大,責任越大,挑戰更大

南都:你在很多國際組織中都有過任職經歷,怎麼看待中國在國際社會話語權的改變?

吳海龍:中國國際社會話語權的改變,與中國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上升密切相關。過去沒有很多話語權,是因為我們的實力和地位不高。如今,我們在這方面有了很大提升,同時,對世界的貢獻也增加了很多,包括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非傳統安全等焦點問題,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和責任越來越大,相應地,話語權也應越來越大。這是水漲船高的關係。

南都:也有觀點認為,中國在國際舞臺的話語權雖然有所提升,但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擁護,歐美等國有時仍不認可?

吳海龍:這種觀點有一定片面性。確實,中國在國際社會要維護中國利益,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要替發展中國家說話。但同時,在全球很多問題上,我們和發達國家也有共同點,比如在我本人曾多次參與談判的伊核問題上,我們與西方國家就有不少共識;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雖然我們要維護自身和發展中國家利益,但在共同應對方面我們又需要和發達國家一起攜手。在反恐、難民、非法移民等問題上,我們和發達國家也進行了不少合作。有合作,有共同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分歧,這是正常的。

當今國際事務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是辦不好,辦不成的,比如聯合國的一些重大協議、決議和國際會議檔,都需要中國參與和貢獻。巴黎氣候變化協議的制定,如果沒有中國參與,怎麼能夠達成呢?

中國在國際講臺上的聲音越來越受到各國重視,話語權越來越大,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所以作為一個中國外交官,我們感到越來越自豪和光榮,同時也感到責任和使命越來越大。

南都:中國的外交官在進行多邊事務溝通中是不是越來越方便、越來越容易?

吳海龍:不能這麼說,因為我們面臨的國際形勢還是比較複雜的。話語權越大,意味著責任也越大,特別是面對各種複雜的國際問題,處理起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對的挑戰還是很大的。

中國參與國際事務是隨著中國的發展而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階段。最初只是國際事務的一個學習者,逐漸發展成一個參與者,再之後是貢獻者,最後在某些方面成為重要引領者。現在各國越來越重視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希望更多聽到中國的聲音,看到中國的理念、中國的方案,這對中國外交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說,難度更大,挑戰更大。

采寫:南都記者葛倩 見習記者卜羽勤

視頻/攝影:南都見習記者卜羽勤

剪輯:陳輝

編輯: 江英 李湘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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