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一部面世的小說。
在這之前， 我曾經在不同的空間裡試圖寫了其他幾部， 但終究沒有完成， 總覺得筆端還有商榷之處。 我是一個喜歡舒緩的人， 因此聽音樂和寫作對於我來說， 都喜歡舒心的節奏。 於是， 我一直在等候， 等候有一天， 我能將故事用一種比較舒心的方式書寫下去。
我還記得我離開大學時那個尚還有雪的東北春夜——哐當哐當震顫的列車鐵軌聲和那視窗日漸迷離的城市燈火。 已經有八年了吧， 卻是轉眼之間的事。
算起來， 那是2007年4月， 北京柳樹正在滿街的抽芽， 玉蘭花在校園裡朵朵盛開的時節。 我來到了北大， 帶著焦躁不安和一腔疑惑一邊勤工儉學， 一邊在燕園開始聽取經濟、管理、中文、歷史、心理學、音樂、書畫等等課程，
很多的朋友都豔羨我這期間獲得了很多大牌教授的悉心解答和指導， 使我關於小說的寫作得到了很大的裨益，
而來到北京後， 做過很多工作， 搬了很多次家， 目睹和親歷了許多啼笑皆非的瑣事與所謂的重大事件， 使得廣泛接觸了中國社會的各階層人士， 也與國外的一些人士打過交道， 對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事也瞭解更為深切。
然而這期間家中也發生了很多變故， 加之在京我的生活也起起伏伏， 讓我更加瞭解了人性——我更加堅定了從事小說寫作的決心：一切經歷都是在為故事的書寫做準備。 我這樣想著， 坦然的接受生活給予的一切。
而在之後， 一位北大教授在北大英傑交流中心舉辦的北京市2012年文學論壇上說了一句話， 對我的觸動非常大， 他說“中國的想像比現實更加現實， 中國的現實比想像還富想像”， 而他這個觀點我在課堂也是聽過幾遍了的；這使我回想周邊的人與事， 那些帶著極富傳奇、誇張甚至荒誕戲劇的畫面不斷閃現在我的面前， 猶如所有人在某個時候必然會發出的一個問話不自禁跳了出來:
人生有無數種可能性， 是什麼使我變成了這個樣子？
說起來， 我出生於80年代中期的浪平鄉， 中國西南部一個四處都是石山和茫茫森林的偏僻山村。 因此， 我的童年是與輕風綠草以及歡騰的牛馬相伴， 所以非常快樂的， ——儘管並不富裕。 也許是兒童的爛漫天真，孩提時代一度以為那片飄滿稻香、四周都是石山森林的小盆地便是整個宇宙世界，我便大膽妄為地自認為我就是那世界的中心，於是把自己想像成那裡的王——當我不存在了，這個世界也將隨我而消失。
那個時候，並沒有什麼“唯心主義”的概念，因為七八歲的孩子連字都不識幾個。而從另外一面來講，我封閉了自己去外面的念頭同時打開了天真的想像王國，——覺得一生便無處可去，終其一生便將在這山野森林包圍之中度過，——也就對那片大地特別珍愛，想著山邊出沒的猴子幾天沒下山了，父母說的山裡面的老虎、狼還有披著鋼針的野豬怎麼還沒出來。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也會坐下來想在山後面是一個什麼樣色彩的世界。隨著時間推移，那個童年快樂稚嫩的山村世界崩塌了，我的幻想王國也消失了。我不得不懷著好奇、焦慮、忐忑、憂鬱與勇氣等等複雜的情愫走出了山村，走向了縣城，到了大都市求學。
然而，從此之後，我並沒有能夠擺脫那座綠色山村世界裡的童話王國與那裡的人與事，他們緊緊伴隨我內心深處的記憶，一直到如今。
我是渴望到外面讀書的，自從我能上初中之後——我總想著要改變原本的生活。但我對寄宿生活非常不習慣，只要有點聲音我就難以入眠。要知道浪平鄉中學的宿舍是由原先的瓦房教室直接改造而來，說改造，只是沿著教室四周搭上鐵床架而已；人員近三十人一間，而且教室中間用兩排上下兩層的大木架擺設各自大大小小的木箱子，夜光中，像一隻只木塚似的，散發著各種不知名的木板味。
而到了晚上，房間鼾聲四起，一浪高過一浪。就像山風吹過田野，青嫩的秧苗隨著翻騰，風窩處的秧葉翻轉過來一陣簌簌泛白，使得連綿的稻田現出一片青一片灰來。我實在無法入睡；更是擔心第二天的課程受到影響，以致緊張得要命。晚上數羊數星星也沒用，是一個缺少睡眠的學生，因此白天注意力無法集中，常常昏昏欲睡，所以私下自我封號“瞌睡老君”。
但我又因為害怕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學，以致走不出這狹小的村落，所以也強制盡可能地作出拼命學習樣，所幸成績也不算太壞。然後高中畢業之後，我的成績並不理想，但也終究上了二本線，我沒有報考南方學校，卻是輾轉來到東北，去滿是霧凇的江城學電腦，由於各種因素，後來又中途到了北大，然後一直在京謀生。
這一路被貫以“牛娃仔”、“少先隊員旗手”，“三好學生”、後來又有一個詞叫“80後”，“蟻族”、“邊緣人”，“北漂”、“農二代”、“新型農民工”、“新銳編劇”、“創客”、“儒商企業家”、“科技新貴”等等稱謂。這眾多的稱謂打在我的身上，不免讓我感到啼笑皆非，甚至一度苦不堪言。這中間發生了太多莫名其妙的事，我將以小說的方式給大家一一道來。
畢竟我覺得作為一個小說作者理應以小說多說話，不要私下大談特談；當然，在必要的場合，也還是要說話的，也絕不是閉口不談，做一個吃了啞巴虧的啞子。所以帶著這樣的觀念，我將大量的心思花在如何寫作上，花在思索“為什麼我是這樣子”，這個疑問時時縈繞著我。也依循著這個追問，我在北大一邊聽課，一邊開始了幾部小說的構思。
人物、故事情節都有，他們折磨著我，融入盡我的生活。為此，我是信誓旦旦想要在我三十歲的時候出版一個五十萬字的大部頭。但2014年很快就過去了，由於種種緣由，原先計畫不得不擱淺，我沒有將五十萬字的大部頭寫出來，反而使我在這年末短促的三個月內完成了這部十余萬字的作品。而這之後，我也許將會很快完成《紅喜燭》、《夢中人》等中長篇的創作。
這部小說的問世，使我確認了一點：我沒有想到，我會成為一個寫小說的人；我更沒想到，我終究成了一個寫小說的人。
一九九一年，我開始就讀浪平鄉中心小學學前班。浪平鄉中心小學校址所在地曾經是一片墳場，那裡曾經屠殺了很多人，發生了很多驚心動魄的往事。建校時，挖出了不少白骨和遺物，還為此惹起了許多口角和官司——這些我都將在系列作品中講訴出來。
然而剛上學的我，卻並不知曉這些。在這個只有一幢三層鋼筋混凝土教學樓的學校，我卻似乎如一匹野牛找到了精神牧場，呼吸著這裡清新自在的空氣。
然而如今回過頭去審視那些時日，才知道人生處處都是牽繫。至今還記得六歲時9月1日那天去學校報名的場景。我的父親在街頭涼棚的圩市上賣了幾頭帶著黑斑的豬崽，然後領著怯生生又充滿好奇的我去中心小學學前班報導了。
那時候，中心小學的那株大人手臂合圍大小的柳樹還在，只見大柳樹下校鐵門兩邊的水泥樁上，掛著一條紅色橫幅，上面正方形白紙黑墨斜倒著，寫了一長串我不認識的字——“歡迎新生入學”！
而我報名的地點就在校門口那幢鋼筋混凝土教學樓的第一間教室。只見兩位穿著碎花襯衣整齊乾淨的女老師，擺了一張桌子在教室後門的走廊過道上，一位穿著半截袖白襯衣的家長正在從褲兜裡取出嶄新的幾張拾元鈔票交給她們。
走廊下面就是泥巴操場，風一吹，地面就會飛起黃白打旋的灰塵。不過除了泥沙之外，校園異常乾淨，沿著操場的折角花圃裡還種有美人蕉，種類繁多，紫葉、斑紋、軟瓣、大花全有，雜在被剪裁得齊齊整整的冬青之中。
家長和學生來了就排在泥巴操場上，前面的人一個接一個抬腿跨上走廊去報名。那時候人不多，父子倆站在泥巴操場上，不久便輪到了我們。父親挾著我的腰輕輕一抱，抬腿跨上了走廊臺階；從兩位老師手裡拿了登記冊幫我報了名，還用她們手中的黑墨鋼筆替我認認真真的填了姓名。
其中一位女老師提示父親要在家長職務一欄寫下職務。父親不免遵照老師的指示，規規矩矩地寫下“務農”二字。
父親填完這些，旁邊女老師笑眯眯地故意問我的名字，父親在旁邊督促我趕緊回答老師的問話，我有些心怯地告訴了她。兩位老師不禁莞爾，指著登記簿上父親剛才寫的名字告訴我，“這就是你的名字，你得記住了”。
這一幕我好久好久以來，常常會回想起。
第二天，我便開始去學校上課。這之前，當然有著孩子的通病，就是床氣。每每都是母親把我從老式的木板床上拉起來，哄著我穿衣穿鞋再抱我到屋簷前，一盆柴火燒的熱氣騰騰的洗臉水早已預備妥當，——那臉盆是大姐結婚留下的喜盆，還有用紅漆刷的喜字。
然後母親讓我蹲下來，從面龐擦到腦後根。到此之後母親總要把臉巾在盆裡清一遍水，使勁擰一次，若水不黑，然後再從後腦根逆向擦到面龐，很多時候，母親使勁擦我臉上不知何時搗蛋粘上的黑點，不免有些生疼，但洗臉也就算勉強通過了。之後，母親拿過哥姐們用過傳到我的布書包掛上我肩頭，目送我到屋後的村道上，讓我跟著其他孩子一起去上學。
學校雖然離我家就幾百米遠，但沿著彎彎曲曲小貨車可以行駛的泥巴村道，需要走過一道幾十米長陰森的油茶林。這油茶林邊上有一口被填埋的土井，聽說裡面埋過很多死人，晚上會看見很多鬼火，因此盛傳很多鬼故事，所以那是個讓我害怕的地方。不過能跟孩子一起去玩，這種事當然很開心了，以致每天去學校我倒是很主動，只要一過了那陰森的油茶林，我便大膽起來。
到了學校之後，起初便是學習中文拼音和寫名字。天天背誦Abcd什麼的；名字我在家母親也教過寫一些，但我還是寫得毛毛糙糙，歪歪扭扭；聽老師講課也不怎麼明白，所以也並不知道怎樣用功。
於是，不久我就被分到了小班，這小班在當時等於陪讀或者是文化普及教育的意思。因為到了初考，基本上這個班的人很難考上初中。不過這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因此，這個班的任教老師主要是代課老師為主，教著教著老師就去當兵了，或者結婚了、調走了，或者從此不再教書了；學校於是再找老師。
有一學期，記憶中似乎有六個老師來輪流上語文數學兩門課。但這都似乎沒什麼關係，少了老師的管束，我們更是快活得像天上的群鳥，在那片藍天下自在玩鬧生長。
由於是小班，我們的上課教室也不在那幢三層教學樓裡，而在學校紅旗旗杆下的那排陳舊的瓦舍裡。不過學校每個學期都會找瓦工檢修一次瓦，避免下雨的時候漏雨。所以，慶倖也沒在教室被雨淋過。
那教室有一口瓦窗，陽光從上面射下來，教室的光線倒是不錯。我常常將手指攤開，讓光線射在手掌上，可以清晰地看見手掌上的紋路和血色。久了，我能夠從光影移動裡準確地判斷一天到了什麼時候。
但很多同學都想去大班那樣寬敞的教室上課；好在那時的我並不在意這些事情，玩樂是我來這學校的主要宗旨，每當下課的時候，我就和幾個小夥伴在紅旗下那十幾級臺階邊的水泥扶手上，抬起嫩嫩地小屁股滑滑梯，開心得不得了——當然屁股上的褲子很容易因為摩擦破洞的——我挨了不少父母的數落和責問。
不料，後來我的學習成績卻漸漸好了起來，到了小學二年級，我的成績比一班的還要好。這使人感到莫名奇妙，以為我家老祖宗顯靈保佑——我家老祖宗葬的好風水。
而我不得不提，在這之間，我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語文老師叫唐老師——這不免讓我立馬就想到她教唐老鴨的課的情景——和藹的笑容，抑揚頓挫的聲音，不時的用手輕挽一下額邊的頭髮。她從一年級開始便來帶我們，直到二年級下學期才調走到了縣城一小，——這兩年裡我們班的語文課終於沒有更換過老師。
記得一年級的冬天，她請我們幾個孩子去到他鄉工商所的家裡，他一邊帶著出生不久的孩子，一邊請我們吃甜大餅——當時好像一毛錢一個，然後給我們補習基礎知識。而翻了春，也是從她身上，讓我感受到了寫作的快樂。
每當到了她的作文課，她便讓我們去教室外那帶著泥土味卻非常整潔的操場上觀察景物，特別囑咐我們不管寫說明文還是記敘文，要仔細觀察美人蕉葉子的形態、花的綻放與美麗，然後再回教室寫出來。
我的作文常常被當作了範文在班上誦讀。這終究使我感到意想不到。那種被閱讀的感覺實在妙不可言。而在不久後的一次作文上，唐老師佈置了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讓我們帶著這個作業回了家。
我回家後，就是到兩裡外黃岩腳的青崗林草地上去放牛。記得那天我騎在牛背上，站在青崗林夕陽通紅的丘巒上，想著唐老師佈置的作文——我的理想。那個時候，我似乎有些早熟，我知道像我這樣的家境和我們的成長環境，當不了科學家，也當不了政治家，所以以後最多只能當個作家——可以有份鐵飯碗吃，不用忍饑挨餓，還可以照顧一家人，寫出讓自己高興也讓其他人喜歡的文章來：這已經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來了。
但我的作文卻沒有寫我要當作家，因為，我知道在那個閉塞的鄉村，當作家是個多麼可笑的事情。那時候，我寫到，“我要做一個社會主義四有新人”——具體的職業我始終沒有膽量說出來。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世事的變遷，我才覺得這個隱瞞的夢想已經生根發芽，但卻又是如此的可笑：一是很多作家並沒有鐵飯碗，二是作家並不那麼招人喜歡，三是作家並不一定能照顧好家人。
但我後面卻陰差陽錯或者說是有點迂回固執地走上了這條可笑的路；這個做作家的夢猶如夢境一樣依附在我的血液中——在隨後的二十多年裡，無論遭遇多少挫折與不快，從未變更過。
我有時甚至變得焦躁起來；來燕園之後，關於第一部小說作品，我原先構思了好幾個，但終未完成；於是，我總想給自己一個交代：在三十歲之前，有一部成型的小說面世。這幾年發生了幾件事，使得我又不得不擱置了原先的計畫，花了幾個月構思了這部以農二代的愛情為主線，以表現農民和母親為主題的小說——《藍色稻草人》——《龍鳳喜燭》的姐妹篇。
我想，以生我育我的農民母親作為小說的開始，這是對她最大的敬意和報答——母親是那個燃燒了她的生命，點燃了我這夢境的女人。雖然在這世上如此渺小與坎坷，但於我而言，是何其偉大與寬博——她是讓我成為現在這樣子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沒有她，不會有我現在的一切。
我的母親這一生，就像那崇山峻嶺的大地一樣，在別人看來，憨厚得近乎愚癡；她一直身體力行教育我要勤勞，做個善良誠實的人，——“力氣是個怪，用了還在”，“不要撒謊，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別做虧心的事，人在做，天在看”——無論外面如何變，她都這樣要求我。
除此之外，母親的勤勞是出了名的。自從我十一歲以後，家裡便再沒有養牛養馬，母親便時常念想著再買一匹牛，然後可以耕田犁地，可以自己種糧食。到了近幾年，她還是念念不忘。她說，“有了牛自己愛什麼時候種地都行，把田租給人家種，能給你多少糧食？咱自己種，有了糧食就不會挨餓，現在去哪買糧食吃，都那麼貴，吃的也不放心。有了牛，我自己就可以種了，不用花錢請人而且那太麻煩”。
但這個願望，我們幾個子女都沒有給她完成。但她還是堅持著自家田地自己種。在我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我就接到家人的電話，說母親今年種我的地，收了六袋糧食。聽到這裡，我便不免難受，我的眼前便現出在雷雨交加的夜晚，母親一個人站在田埂上，扛著鋤頭戴著斗篷，如同矗立的稻草人一樣守護著滿載希望的稻田——這不是幻景，而是很多年來，母親經常夜出耙田犁地、放水種田的真實再現。
因而在母親身上，我似乎看到了近一百年前魯迅先生筆下那輪掛在故鄉中天的金黃圓月，也似乎看到了葉聖陶先生筆下那漸漸倒下的女人與稻草人。
在現代化的鐵輪下，這一切都將成為歷史的印記。我和眾多從農村出來的孩子都能夠深切的感受到，隨著傳統鄉村世界的那些木瓦屋的凋敝與消逝，那些在詩人眼裡田園牧歌式的生存方式都將遠去，留下的唯有我們的童年記憶而已。而這種童年記憶，也是大部分農村人經歷的集體歷史演化進程，——只是我們曾經不知道和憂慮的是：未來將會走向何處去呢？
此刻我想，我的母親與大地是分不開的了；她應該是中國最後一代傳統農民。傳統農耕時代即將結束，終將像古老的掛鐘那樣成為咚咚響過的古董。而我也相信“農民”這個詞與身份也將成為歷史的棄客，因為平等與尊嚴是人類共有的訴求：這個賦予公平的時代也該近了。
——國家政府部門其實也在做了。最近很多地方都出臺了戶籍制度改革，很多農村人都成了城鎮人。這是值得多麼慶倖的事。可是，我卻又感到了遲疑，有種說不出的淡淡的憂傷——這種情愫就這樣飄忽不定的存在著。
回想在這些年“城鎮化歷史進程”中，我和成千上億的農村年輕人浩浩蕩蕩地捲入了城市，我們都懷著一顆樸素的心——改變命運，——希望生存得體面一些，活得尊嚴一些。
然而走進城市我們卻體驗和演繹了各種人生。它們交織在一起，讓我們哭，也讓我們笑，猶如電影院放映的鏡頭一樣掃過大大小小的城角和街市。
我們自詡或被冠以“草根”、“**絲”，或多或少都帶著難以言表的“自嘲、陣痛與創傷”，——顯性的或隱性的。媒體上的“傷不起”成為了我們的代言詞。這讓人很快聯想起幾十年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留下了很多“傷痕文學”；只不過如今的“憤青”不是“知青”，而變成了大多數經過初中、中專或者大學教育的“農青”，常常聚在網上調侃與發洩“吐槽”而已。
從人的情緒感受上來說，人生的苦樂悲歡何其相似；透過漫漫紅塵，歷史仿若有一根悄無聲息的繩子鏈條將一切如齒輪般串起來，不斷的旋轉，讓我們覺得仿若今天的一切曾經都發生過，而在未來又會重現。
是什麼緣由讓我們感到如此呢？我會獨自求索這樣“大而無當”的問題。之所以說它“大而無當”，是像我這種來自草根的人，本應該只思考明天該怎麼工作，怎麼賺錢討生活的，——把自己本分的事做好活得體面就好了——沒必要去思考那些無能為力的事。
但後來聽到了也親歷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遠遠超出了少年時期課本和家庭所告知的識見和處境，讓我茫然不知所措，白白蹉跎了許多歲月。於是迫於心中的不安，養成了刨根問底的習慣，——儘管思考也未必深入，但終究想要弄清楚，就像小時候遇到林子中茅草和泥編織的鳥窠一樣，總想爬上樹去探究個明白——窩裡有沒有蛋或者鳥。
也就是我總想企圖用一種可以解釋的方式去把握我所處的現實世界，尤其是探尋這背後讓我戴著鋼鐵面具跳舞的那根悄無聲息的繩子鏈條——它似乎是存在著的，——只要摸到繩子的一端或者觸碰到繩子的一段，都可以安撫我內心的惴惴不安，使我不至於太過迷茫和慌亂無措。
因此，在我血氣方剛的時候，北大是我精神棲息的地方，將彼此聯繫到一起，——這是我萬萬沒想到的——“北大”這兩個字眼，小時候更多的是看魯迅、沈從文、汪曾祺的作品以及毛青年在北大的趣聞，使我知道她；而到了高中後，讀了曹文軒教授的許多作品之後，心裡有嚮往之心但知道絕無可能去那上大學，於是，便慢慢封藏了這兩個字。
當我莫名其妙地站在北大未名湖邊時，四月的紫色的玉蘭花和火紅的碧桃開在寧靜的校園裡。而我真正的去理解去感受“北大”這兩個字的份量時，就是在這之後與燕園發生聯繫的八年時光裡。
在燕園的這八年裡，我聽到了很多精闢的見解，也遇到過很多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我也變成有點小邪氣的人——這或多或少也將虛化於我的小說中。
其中一個最大的感受是，北大，跟一個詞聯繫得最為緊密，這個詞叫“中國”——她將這種民族情懷和豪氣溶在校園裡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當中。對於我這個從事小說寫作的人來說，耳濡目染之餘，也不免沾染這種好大的毛病，偶爾也會與認識的朋友高談闊論談論相關話題，——好像自己生了三頭六臂，真能改變世界似的——後來想起，不免抬頭戲謔地嗤嗤一笑，也就過去了。
我還記得一次在未名湖邊與一個初識的復旦女生M閒聊。她是來此考博的，那天複試之後到湖邊小憩。她說複試時，其中一位教授問了一個問題，“中國夢和美國夢有什麼異同？你以後會不會去美國？”當時，她用深邃的目光望著我，看我怎麼答。
我立馬沉思下來，看著水光粼粼的湖面，嫩綠的浮萍冒出頭，那個時候又是一年的春天到了。
我記得很早的時候，讀到一則歷史趣聞——拿破崙聲稱“中國是一頭雄獅，一旦醒過來將震驚世界。萬幸，就讓他繼續睡下去吧”。我不知道這句話的真實出處和語境，——是讚美還是貶抑暫且不說，但中國這一百多年來，他從一個戰亂紛飛滿目蒼夷的國度變成現在四處高樓林立，交通四通八達，人手拿著一部智慧手機就可以定吃定喝，公眾享受著世界的文明成果，——這承前啟後的變化空前絕後，確確鑿鑿就發生在這片近乎魔幻主義造就的神奇國土上。
這種近乎魔幻主義的存在，在我幾度翻看自己家族的族譜時，也常常能夠體味到其中的五味雜陳。
可以說，祖輩們經歷了無窮無盡的戰亂浩劫，或棄農從軍，或落草為寇，或疲於奔命，各個朝不保夕。而父輩在新中國的環境裡，參加公社，搞過互助組，農業學大寨，吃大鍋飯；後來在改革開放下，包產到戶，小商小販，自食其力，終於不用借糧借米，辛勞地養活自己。
到我們這一代80後，卻是走在資訊物聯時代，互聯網購物，網路寫作，手機拍照，智慧型機器人服務，無人機快遞，將我們原有對世界的認識完全顛覆了，與外界聯繫的方式也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算是走出了一條“活路”——我母親出去田間幹活，口裡說的就是“幹活路去了”。
正是由於有了“活路”，這片國土在短短六十年裡魔幻的多養活了龐大的十億人，現在總人口數已經接近十四億。這十四億人橫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還連結不同歷史文化，這背後的組織管理是人類史上從未出現過的複雜系統，她遠遠超出人們以前的理解範圍，被外國所謂的學界商界稱為“中國奇跡”。
巨大的民族戰爭、災害記憶和變革的歷史腳步承托著這個奇跡——以“中國夢”的形式貫穿在每一個家族成員與師生朋友的人生裡。通過口頭講述、生活體驗、書本知識、考場考試、電視廣播、求職、結婚生子等等各種方式，又載入在我們年輕人生命的成長路上。
——一百多年來，什麼樣的組織形式可以聯合組織億萬個個體進行勞動生產，同時充分發揮眾人的聰明才智保家衛國、去除外辱，使民族繁榮昌盛，創建和平富裕的為人的美好生活？
我到了北大之後，聽到不同教授從不同學科不同國家體制演變等視角來解答這個“大問題”——聽了之後，沒多久便很快忘記了——這類於我而言，儘管曾經是極為關切的，但豁然開朗之後便覺得已經是極為遙遠的問題，記住也無甚用處。
腦海裡各種念頭不斷閃現，關於M的問題，我只是還依稀溫暖的浮現少年時候，作為少先隊員站在陳舊的瓦房前那杆紅旗下，行著少先隊禮唱國歌的情景，那個時候我相信，——明天總是光明燦爛的，人也是可愛的。但隨著自己慢慢的成長，伴著周遭的巨變，目睹與親歷了很多變故，漸漸知悉人生、人 性豈能這樣簡單，——哪有總是光明燦爛的世界——問題本身並不一定存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答案。
——我沉思一會之後，對著復旦女生M攤開雙手尷尬的笑說，“真不好答——不知道該怎麼答”。
回答完之後，我感到一陣虛惶。我不免憶起兒童時期點煤油燈看書的時光，我很懷念那段日子，但是我知道，那只是懷念而已，永遠不再重來。時間的流逝，會洗滌一切，將我們曾經彌足珍貴的事物變得毫無輕重，往事會變得模糊以致徹底遺忘不見起來。
就像這一百年來戰火彌漫的日子，那圓明園裡升騰起的熊熊烈火都已經遠遁了，仿若從未在這周圍都是現代高樓大廈的北京城發生過，——歷史的硝煙，你往往無跡可尋。唯有一點的是，我們心靈的瘡口，有的卻並未有那麼快的癒合能力，她以記憶或個體疼痛的方式不時地提醒著我們。
在幾年以後的今日，我還能記起那位復旦女生M，——聽說後來她終於去美國去了。
在此，作為“大歷史”的參與者也是見證者，中國最近幾年將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勢必也將從一個落後挨打四分五裂積貧積弱的國家變成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實現中國偉大的復興夢。在應對歷史記憶和飽滿希冀的同時，我希望通過自己的筆端虛構還原無數個個體抗爭奮鬥的小歷史，懷念或祭奠那些用生命和智慧謀求人的靈性、優雅、尊嚴，在這片魔幻國土上東奔西走的普通人們，並以套娃似的系列長篇形式展示這幅跌宕起伏氣勢磅礴的歷史畫卷。
謹以此不倫不類甚至有些錯漏的長序，告知喜歡的讀者；也以此也告慰我的母親——我終究一直遵循她“人，就要學點好”的教誨，已找到屬於自己尚且喜歡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為了這些少時遙遠的夢境以及成年後的思慮，我在幾個月內完成了這部小說的創作；人物與內容全憑虛構，所以請讀者莫要對號入座，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不快。
2015年8月夏於北京初稿
2017年10月修改於北京
也許是兒童的爛漫天真，孩提時代一度以為那片飄滿稻香、四周都是石山森林的小盆地便是整個宇宙世界，我便大膽妄為地自認為我就是那世界的中心，於是把自己想像成那裡的王——當我不存在了，這個世界也將隨我而消失。那個時候，並沒有什麼“唯心主義”的概念，因為七八歲的孩子連字都不識幾個。而從另外一面來講，我封閉了自己去外面的念頭同時打開了天真的想像王國，——覺得一生便無處可去，終其一生便將在這山野森林包圍之中度過，——也就對那片大地特別珍愛，想著山邊出沒的猴子幾天沒下山了，父母說的山裡面的老虎、狼還有披著鋼針的野豬怎麼還沒出來。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也會坐下來想在山後面是一個什麼樣色彩的世界。隨著時間推移，那個童年快樂稚嫩的山村世界崩塌了，我的幻想王國也消失了。我不得不懷著好奇、焦慮、忐忑、憂鬱與勇氣等等複雜的情愫走出了山村，走向了縣城，到了大都市求學。
然而，從此之後，我並沒有能夠擺脫那座綠色山村世界裡的童話王國與那裡的人與事，他們緊緊伴隨我內心深處的記憶，一直到如今。
我是渴望到外面讀書的，自從我能上初中之後——我總想著要改變原本的生活。但我對寄宿生活非常不習慣，只要有點聲音我就難以入眠。要知道浪平鄉中學的宿舍是由原先的瓦房教室直接改造而來，說改造，只是沿著教室四周搭上鐵床架而已；人員近三十人一間，而且教室中間用兩排上下兩層的大木架擺設各自大大小小的木箱子，夜光中，像一隻只木塚似的，散發著各種不知名的木板味。
而到了晚上，房間鼾聲四起，一浪高過一浪。就像山風吹過田野，青嫩的秧苗隨著翻騰，風窩處的秧葉翻轉過來一陣簌簌泛白，使得連綿的稻田現出一片青一片灰來。我實在無法入睡；更是擔心第二天的課程受到影響，以致緊張得要命。晚上數羊數星星也沒用，是一個缺少睡眠的學生，因此白天注意力無法集中，常常昏昏欲睡，所以私下自我封號“瞌睡老君”。
但我又因為害怕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學，以致走不出這狹小的村落，所以也強制盡可能地作出拼命學習樣，所幸成績也不算太壞。然後高中畢業之後，我的成績並不理想，但也終究上了二本線，我沒有報考南方學校，卻是輾轉來到東北，去滿是霧凇的江城學電腦，由於各種因素，後來又中途到了北大，然後一直在京謀生。
這一路被貫以“牛娃仔”、“少先隊員旗手”，“三好學生”、後來又有一個詞叫“80後”，“蟻族”、“邊緣人”，“北漂”、“農二代”、“新型農民工”、“新銳編劇”、“創客”、“儒商企業家”、“科技新貴”等等稱謂。這眾多的稱謂打在我的身上，不免讓我感到啼笑皆非，甚至一度苦不堪言。這中間發生了太多莫名其妙的事，我將以小說的方式給大家一一道來。
畢竟我覺得作為一個小說作者理應以小說多說話，不要私下大談特談；當然，在必要的場合，也還是要說話的，也絕不是閉口不談，做一個吃了啞巴虧的啞子。所以帶著這樣的觀念，我將大量的心思花在如何寫作上，花在思索“為什麼我是這樣子”，這個疑問時時縈繞著我。也依循著這個追問，我在北大一邊聽課，一邊開始了幾部小說的構思。
人物、故事情節都有，他們折磨著我，融入盡我的生活。為此，我是信誓旦旦想要在我三十歲的時候出版一個五十萬字的大部頭。但2014年很快就過去了，由於種種緣由，原先計畫不得不擱淺，我沒有將五十萬字的大部頭寫出來，反而使我在這年末短促的三個月內完成了這部十余萬字的作品。而這之後，我也許將會很快完成《紅喜燭》、《夢中人》等中長篇的創作。
這部小說的問世，使我確認了一點：我沒有想到，我會成為一個寫小說的人；我更沒想到，我終究成了一個寫小說的人。
一九九一年，我開始就讀浪平鄉中心小學學前班。浪平鄉中心小學校址所在地曾經是一片墳場，那裡曾經屠殺了很多人，發生了很多驚心動魄的往事。建校時，挖出了不少白骨和遺物，還為此惹起了許多口角和官司——這些我都將在系列作品中講訴出來。
然而剛上學的我，卻並不知曉這些。在這個只有一幢三層鋼筋混凝土教學樓的學校，我卻似乎如一匹野牛找到了精神牧場，呼吸著這裡清新自在的空氣。
然而如今回過頭去審視那些時日，才知道人生處處都是牽繫。至今還記得六歲時9月1日那天去學校報名的場景。我的父親在街頭涼棚的圩市上賣了幾頭帶著黑斑的豬崽，然後領著怯生生又充滿好奇的我去中心小學學前班報導了。
那時候，中心小學的那株大人手臂合圍大小的柳樹還在，只見大柳樹下校鐵門兩邊的水泥樁上，掛著一條紅色橫幅，上面正方形白紙黑墨斜倒著，寫了一長串我不認識的字——“歡迎新生入學”！
而我報名的地點就在校門口那幢鋼筋混凝土教學樓的第一間教室。只見兩位穿著碎花襯衣整齊乾淨的女老師，擺了一張桌子在教室後門的走廊過道上，一位穿著半截袖白襯衣的家長正在從褲兜裡取出嶄新的幾張拾元鈔票交給她們。
走廊下面就是泥巴操場，風一吹，地面就會飛起黃白打旋的灰塵。不過除了泥沙之外，校園異常乾淨，沿著操場的折角花圃裡還種有美人蕉，種類繁多，紫葉、斑紋、軟瓣、大花全有，雜在被剪裁得齊齊整整的冬青之中。
家長和學生來了就排在泥巴操場上，前面的人一個接一個抬腿跨上走廊去報名。那時候人不多，父子倆站在泥巴操場上，不久便輪到了我們。父親挾著我的腰輕輕一抱，抬腿跨上了走廊臺階；從兩位老師手裡拿了登記冊幫我報了名，還用她們手中的黑墨鋼筆替我認認真真的填了姓名。
其中一位女老師提示父親要在家長職務一欄寫下職務。父親不免遵照老師的指示，規規矩矩地寫下“務農”二字。
父親填完這些，旁邊女老師笑眯眯地故意問我的名字，父親在旁邊督促我趕緊回答老師的問話，我有些心怯地告訴了她。兩位老師不禁莞爾，指著登記簿上父親剛才寫的名字告訴我，“這就是你的名字，你得記住了”。
這一幕我好久好久以來，常常會回想起。
第二天，我便開始去學校上課。這之前，當然有著孩子的通病，就是床氣。每每都是母親把我從老式的木板床上拉起來，哄著我穿衣穿鞋再抱我到屋簷前，一盆柴火燒的熱氣騰騰的洗臉水早已預備妥當，——那臉盆是大姐結婚留下的喜盆，還有用紅漆刷的喜字。
然後母親讓我蹲下來，從面龐擦到腦後根。到此之後母親總要把臉巾在盆裡清一遍水，使勁擰一次，若水不黑，然後再從後腦根逆向擦到面龐，很多時候，母親使勁擦我臉上不知何時搗蛋粘上的黑點，不免有些生疼，但洗臉也就算勉強通過了。之後，母親拿過哥姐們用過傳到我的布書包掛上我肩頭，目送我到屋後的村道上，讓我跟著其他孩子一起去上學。
學校雖然離我家就幾百米遠，但沿著彎彎曲曲小貨車可以行駛的泥巴村道，需要走過一道幾十米長陰森的油茶林。這油茶林邊上有一口被填埋的土井，聽說裡面埋過很多死人，晚上會看見很多鬼火，因此盛傳很多鬼故事，所以那是個讓我害怕的地方。不過能跟孩子一起去玩，這種事當然很開心了，以致每天去學校我倒是很主動，只要一過了那陰森的油茶林，我便大膽起來。
到了學校之後，起初便是學習中文拼音和寫名字。天天背誦Abcd什麼的；名字我在家母親也教過寫一些，但我還是寫得毛毛糙糙，歪歪扭扭；聽老師講課也不怎麼明白，所以也並不知道怎樣用功。
於是，不久我就被分到了小班，這小班在當時等於陪讀或者是文化普及教育的意思。因為到了初考，基本上這個班的人很難考上初中。不過這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因此，這個班的任教老師主要是代課老師為主，教著教著老師就去當兵了，或者結婚了、調走了，或者從此不再教書了；學校於是再找老師。
有一學期，記憶中似乎有六個老師來輪流上語文數學兩門課。但這都似乎沒什麼關係，少了老師的管束，我們更是快活得像天上的群鳥，在那片藍天下自在玩鬧生長。
由於是小班，我們的上課教室也不在那幢三層教學樓裡，而在學校紅旗旗杆下的那排陳舊的瓦舍裡。不過學校每個學期都會找瓦工檢修一次瓦，避免下雨的時候漏雨。所以，慶倖也沒在教室被雨淋過。
那教室有一口瓦窗，陽光從上面射下來，教室的光線倒是不錯。我常常將手指攤開，讓光線射在手掌上，可以清晰地看見手掌上的紋路和血色。久了，我能夠從光影移動裡準確地判斷一天到了什麼時候。
但很多同學都想去大班那樣寬敞的教室上課；好在那時的我並不在意這些事情，玩樂是我來這學校的主要宗旨，每當下課的時候，我就和幾個小夥伴在紅旗下那十幾級臺階邊的水泥扶手上，抬起嫩嫩地小屁股滑滑梯，開心得不得了——當然屁股上的褲子很容易因為摩擦破洞的——我挨了不少父母的數落和責問。
不料，後來我的學習成績卻漸漸好了起來，到了小學二年級，我的成績比一班的還要好。這使人感到莫名奇妙，以為我家老祖宗顯靈保佑——我家老祖宗葬的好風水。
而我不得不提，在這之間，我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語文老師叫唐老師——這不免讓我立馬就想到她教唐老鴨的課的情景——和藹的笑容，抑揚頓挫的聲音，不時的用手輕挽一下額邊的頭髮。她從一年級開始便來帶我們，直到二年級下學期才調走到了縣城一小，——這兩年裡我們班的語文課終於沒有更換過老師。
記得一年級的冬天，她請我們幾個孩子去到他鄉工商所的家裡，他一邊帶著出生不久的孩子，一邊請我們吃甜大餅——當時好像一毛錢一個，然後給我們補習基礎知識。而翻了春，也是從她身上，讓我感受到了寫作的快樂。
每當到了她的作文課，她便讓我們去教室外那帶著泥土味卻非常整潔的操場上觀察景物，特別囑咐我們不管寫說明文還是記敘文，要仔細觀察美人蕉葉子的形態、花的綻放與美麗，然後再回教室寫出來。
我的作文常常被當作了範文在班上誦讀。這終究使我感到意想不到。那種被閱讀的感覺實在妙不可言。而在不久後的一次作文上，唐老師佈置了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讓我們帶著這個作業回了家。
我回家後，就是到兩裡外黃岩腳的青崗林草地上去放牛。記得那天我騎在牛背上，站在青崗林夕陽通紅的丘巒上，想著唐老師佈置的作文——我的理想。那個時候，我似乎有些早熟，我知道像我這樣的家境和我們的成長環境，當不了科學家，也當不了政治家，所以以後最多只能當個作家——可以有份鐵飯碗吃，不用忍饑挨餓，還可以照顧一家人，寫出讓自己高興也讓其他人喜歡的文章來：這已經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來了。
但我的作文卻沒有寫我要當作家，因為，我知道在那個閉塞的鄉村，當作家是個多麼可笑的事情。那時候，我寫到，“我要做一個社會主義四有新人”——具體的職業我始終沒有膽量說出來。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世事的變遷，我才覺得這個隱瞞的夢想已經生根發芽，但卻又是如此的可笑：一是很多作家並沒有鐵飯碗，二是作家並不那麼招人喜歡，三是作家並不一定能照顧好家人。
但我後面卻陰差陽錯或者說是有點迂回固執地走上了這條可笑的路；這個做作家的夢猶如夢境一樣依附在我的血液中——在隨後的二十多年裡，無論遭遇多少挫折與不快，從未變更過。
我有時甚至變得焦躁起來；來燕園之後，關於第一部小說作品，我原先構思了好幾個，但終未完成；於是，我總想給自己一個交代：在三十歲之前，有一部成型的小說面世。這幾年發生了幾件事，使得我又不得不擱置了原先的計畫，花了幾個月構思了這部以農二代的愛情為主線，以表現農民和母親為主題的小說——《藍色稻草人》——《龍鳳喜燭》的姐妹篇。
我想，以生我育我的農民母親作為小說的開始，這是對她最大的敬意和報答——母親是那個燃燒了她的生命，點燃了我這夢境的女人。雖然在這世上如此渺小與坎坷，但於我而言，是何其偉大與寬博——她是讓我成為現在這樣子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沒有她，不會有我現在的一切。
我的母親這一生，就像那崇山峻嶺的大地一樣，在別人看來，憨厚得近乎愚癡；她一直身體力行教育我要勤勞，做個善良誠實的人，——“力氣是個怪，用了還在”，“不要撒謊，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別做虧心的事，人在做，天在看”——無論外面如何變，她都這樣要求我。
除此之外，母親的勤勞是出了名的。自從我十一歲以後，家裡便再沒有養牛養馬，母親便時常念想著再買一匹牛，然後可以耕田犁地，可以自己種糧食。到了近幾年，她還是念念不忘。她說，“有了牛自己愛什麼時候種地都行，把田租給人家種，能給你多少糧食？咱自己種，有了糧食就不會挨餓，現在去哪買糧食吃，都那麼貴，吃的也不放心。有了牛，我自己就可以種了，不用花錢請人而且那太麻煩”。
但這個願望，我們幾個子女都沒有給她完成。但她還是堅持著自家田地自己種。在我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我就接到家人的電話，說母親今年種我的地，收了六袋糧食。聽到這裡，我便不免難受，我的眼前便現出在雷雨交加的夜晚，母親一個人站在田埂上，扛著鋤頭戴著斗篷，如同矗立的稻草人一樣守護著滿載希望的稻田——這不是幻景，而是很多年來，母親經常夜出耙田犁地、放水種田的真實再現。
因而在母親身上，我似乎看到了近一百年前魯迅先生筆下那輪掛在故鄉中天的金黃圓月，也似乎看到了葉聖陶先生筆下那漸漸倒下的女人與稻草人。
在現代化的鐵輪下，這一切都將成為歷史的印記。我和眾多從農村出來的孩子都能夠深切的感受到，隨著傳統鄉村世界的那些木瓦屋的凋敝與消逝，那些在詩人眼裡田園牧歌式的生存方式都將遠去，留下的唯有我們的童年記憶而已。而這種童年記憶，也是大部分農村人經歷的集體歷史演化進程，——只是我們曾經不知道和憂慮的是：未來將會走向何處去呢？
此刻我想，我的母親與大地是分不開的了；她應該是中國最後一代傳統農民。傳統農耕時代即將結束，終將像古老的掛鐘那樣成為咚咚響過的古董。而我也相信“農民”這個詞與身份也將成為歷史的棄客，因為平等與尊嚴是人類共有的訴求：這個賦予公平的時代也該近了。
——國家政府部門其實也在做了。最近很多地方都出臺了戶籍制度改革，很多農村人都成了城鎮人。這是值得多麼慶倖的事。可是，我卻又感到了遲疑，有種說不出的淡淡的憂傷——這種情愫就這樣飄忽不定的存在著。
回想在這些年“城鎮化歷史進程”中，我和成千上億的農村年輕人浩浩蕩蕩地捲入了城市，我們都懷著一顆樸素的心——改變命運，——希望生存得體面一些，活得尊嚴一些。
然而走進城市我們卻體驗和演繹了各種人生。它們交織在一起，讓我們哭，也讓我們笑，猶如電影院放映的鏡頭一樣掃過大大小小的城角和街市。
我們自詡或被冠以“草根”、“**絲”，或多或少都帶著難以言表的“自嘲、陣痛與創傷”，——顯性的或隱性的。媒體上的“傷不起”成為了我們的代言詞。這讓人很快聯想起幾十年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留下了很多“傷痕文學”；只不過如今的“憤青”不是“知青”，而變成了大多數經過初中、中專或者大學教育的“農青”，常常聚在網上調侃與發洩“吐槽”而已。
從人的情緒感受上來說，人生的苦樂悲歡何其相似；透過漫漫紅塵，歷史仿若有一根悄無聲息的繩子鏈條將一切如齒輪般串起來，不斷的旋轉，讓我們覺得仿若今天的一切曾經都發生過，而在未來又會重現。
是什麼緣由讓我們感到如此呢？我會獨自求索這樣“大而無當”的問題。之所以說它“大而無當”，是像我這種來自草根的人，本應該只思考明天該怎麼工作，怎麼賺錢討生活的，——把自己本分的事做好活得體面就好了——沒必要去思考那些無能為力的事。
但後來聽到了也親歷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遠遠超出了少年時期課本和家庭所告知的識見和處境，讓我茫然不知所措，白白蹉跎了許多歲月。於是迫於心中的不安，養成了刨根問底的習慣，——儘管思考也未必深入，但終究想要弄清楚，就像小時候遇到林子中茅草和泥編織的鳥窠一樣，總想爬上樹去探究個明白——窩裡有沒有蛋或者鳥。
也就是我總想企圖用一種可以解釋的方式去把握我所處的現實世界，尤其是探尋這背後讓我戴著鋼鐵面具跳舞的那根悄無聲息的繩子鏈條——它似乎是存在著的，——只要摸到繩子的一端或者觸碰到繩子的一段，都可以安撫我內心的惴惴不安，使我不至於太過迷茫和慌亂無措。
因此，在我血氣方剛的時候，北大是我精神棲息的地方，將彼此聯繫到一起，——這是我萬萬沒想到的——“北大”這兩個字眼，小時候更多的是看魯迅、沈從文、汪曾祺的作品以及毛青年在北大的趣聞，使我知道她；而到了高中後，讀了曹文軒教授的許多作品之後，心裡有嚮往之心但知道絕無可能去那上大學，於是，便慢慢封藏了這兩個字。
當我莫名其妙地站在北大未名湖邊時，四月的紫色的玉蘭花和火紅的碧桃開在寧靜的校園裡。而我真正的去理解去感受“北大”這兩個字的份量時，就是在這之後與燕園發生聯繫的八年時光裡。
在燕園的這八年裡，我聽到了很多精闢的見解，也遇到過很多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我也變成有點小邪氣的人——這或多或少也將虛化於我的小說中。
其中一個最大的感受是，北大，跟一個詞聯繫得最為緊密，這個詞叫“中國”——她將這種民族情懷和豪氣溶在校園裡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當中。對於我這個從事小說寫作的人來說，耳濡目染之餘，也不免沾染這種好大的毛病，偶爾也會與認識的朋友高談闊論談論相關話題，——好像自己生了三頭六臂，真能改變世界似的——後來想起，不免抬頭戲謔地嗤嗤一笑，也就過去了。
我還記得一次在未名湖邊與一個初識的復旦女生M閒聊。她是來此考博的，那天複試之後到湖邊小憩。她說複試時，其中一位教授問了一個問題，“中國夢和美國夢有什麼異同？你以後會不會去美國？”當時，她用深邃的目光望著我，看我怎麼答。
我立馬沉思下來，看著水光粼粼的湖面，嫩綠的浮萍冒出頭，那個時候又是一年的春天到了。
我記得很早的時候，讀到一則歷史趣聞——拿破崙聲稱“中國是一頭雄獅，一旦醒過來將震驚世界。萬幸，就讓他繼續睡下去吧”。我不知道這句話的真實出處和語境，——是讚美還是貶抑暫且不說，但中國這一百多年來，他從一個戰亂紛飛滿目蒼夷的國度變成現在四處高樓林立，交通四通八達，人手拿著一部智慧手機就可以定吃定喝，公眾享受著世界的文明成果，——這承前啟後的變化空前絕後，確確鑿鑿就發生在這片近乎魔幻主義造就的神奇國土上。
這種近乎魔幻主義的存在，在我幾度翻看自己家族的族譜時，也常常能夠體味到其中的五味雜陳。
可以說，祖輩們經歷了無窮無盡的戰亂浩劫，或棄農從軍，或落草為寇，或疲於奔命，各個朝不保夕。而父輩在新中國的環境裡，參加公社，搞過互助組，農業學大寨，吃大鍋飯；後來在改革開放下，包產到戶，小商小販，自食其力，終於不用借糧借米，辛勞地養活自己。
到我們這一代80後，卻是走在資訊物聯時代，互聯網購物，網路寫作，手機拍照，智慧型機器人服務，無人機快遞，將我們原有對世界的認識完全顛覆了，與外界聯繫的方式也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算是走出了一條“活路”——我母親出去田間幹活，口裡說的就是“幹活路去了”。
正是由於有了“活路”，這片國土在短短六十年裡魔幻的多養活了龐大的十億人，現在總人口數已經接近十四億。這十四億人橫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還連結不同歷史文化，這背後的組織管理是人類史上從未出現過的複雜系統，她遠遠超出人們以前的理解範圍，被外國所謂的學界商界稱為“中國奇跡”。
巨大的民族戰爭、災害記憶和變革的歷史腳步承托著這個奇跡——以“中國夢”的形式貫穿在每一個家族成員與師生朋友的人生裡。通過口頭講述、生活體驗、書本知識、考場考試、電視廣播、求職、結婚生子等等各種方式，又載入在我們年輕人生命的成長路上。
——一百多年來，什麼樣的組織形式可以聯合組織億萬個個體進行勞動生產，同時充分發揮眾人的聰明才智保家衛國、去除外辱，使民族繁榮昌盛，創建和平富裕的為人的美好生活？
我到了北大之後，聽到不同教授從不同學科不同國家體制演變等視角來解答這個“大問題”——聽了之後，沒多久便很快忘記了——這類於我而言，儘管曾經是極為關切的，但豁然開朗之後便覺得已經是極為遙遠的問題，記住也無甚用處。
腦海裡各種念頭不斷閃現，關於M的問題，我只是還依稀溫暖的浮現少年時候，作為少先隊員站在陳舊的瓦房前那杆紅旗下，行著少先隊禮唱國歌的情景，那個時候我相信，——明天總是光明燦爛的，人也是可愛的。但隨著自己慢慢的成長，伴著周遭的巨變，目睹與親歷了很多變故，漸漸知悉人生、人 性豈能這樣簡單，——哪有總是光明燦爛的世界——問題本身並不一定存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答案。
——我沉思一會之後，對著復旦女生M攤開雙手尷尬的笑說，“真不好答——不知道該怎麼答”。
回答完之後，我感到一陣虛惶。我不免憶起兒童時期點煤油燈看書的時光，我很懷念那段日子，但是我知道，那只是懷念而已，永遠不再重來。時間的流逝，會洗滌一切，將我們曾經彌足珍貴的事物變得毫無輕重，往事會變得模糊以致徹底遺忘不見起來。
就像這一百年來戰火彌漫的日子，那圓明園裡升騰起的熊熊烈火都已經遠遁了，仿若從未在這周圍都是現代高樓大廈的北京城發生過，——歷史的硝煙，你往往無跡可尋。唯有一點的是，我們心靈的瘡口，有的卻並未有那麼快的癒合能力，她以記憶或個體疼痛的方式不時地提醒著我們。
在幾年以後的今日，我還能記起那位復旦女生M，——聽說後來她終於去美國去了。
在此，作為“大歷史”的參與者也是見證者，中國最近幾年將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勢必也將從一個落後挨打四分五裂積貧積弱的國家變成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實現中國偉大的復興夢。在應對歷史記憶和飽滿希冀的同時，我希望通過自己的筆端虛構還原無數個個體抗爭奮鬥的小歷史，懷念或祭奠那些用生命和智慧謀求人的靈性、優雅、尊嚴，在這片魔幻國土上東奔西走的普通人們，並以套娃似的系列長篇形式展示這幅跌宕起伏氣勢磅礴的歷史畫卷。
謹以此不倫不類甚至有些錯漏的長序，告知喜歡的讀者；也以此也告慰我的母親——我終究一直遵循她“人，就要學點好”的教誨，已找到屬於自己尚且喜歡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為了這些少時遙遠的夢境以及成年後的思慮，我在幾個月內完成了這部小說的創作；人物與內容全憑虛構，所以請讀者莫要對號入座，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不快。
2015年8月夏於北京初稿
2017年10月修改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