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 秋天不再給人以“秋高氣爽”的想像， 而是帶來關於霧霾的擔憂。 最近幾天， 北京的霧霾又嚴重了起來， 但我們已經習以為常到僅僅吐槽幾句， 就又繼續各自的生活。 很少人會深思霧霾的問題， 但克莉絲蒂娜·科頓卻以倫敦的霧霾為研究物件， 在《倫敦霧：一部演變史》中展現其起源、演變與終結。 霧霾並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現象， 它影響到城市生活、居民的心理狀態， 甚至有人將它與一個國家的民族性聯繫起來。 學習與霧霾相處似乎已經成為當下的必修課， 而當年倫敦的經驗， 或許會為我們帶來借鑒。
英國倫敦， 素有“霧都”之稱。 典型的“倫敦霧”出現於 19 世紀早期的工業時代， 是首例全球“聞名”的空氣污染案例， 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清潔空氣法案通過才得以終結。 科頓在書中描述了倫敦霧的“美麗”和危險， 以及其對文化和人們認知的持久影響。 倫敦霧改變了城市生活， 模糊了道德和社會邊界。 而它也成了藝術家的“禮物”， 出現在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著作中， 以及莫内和惠斯勒等畫家的畫作中。
《倫敦霧：一部演變史》（用生動細節呈現倫敦霧的起源、演變與終結， 提供人類如何與霧霾“相處”的有趣參照）克莉絲蒂娜·科頓 ( Christine L. Corton )， 肯特大學博士， 目前任職于劍橋大學沃爾森學院， 劍橋狄更斯學會創始人， 自由寫作者。
早在 19 世紀 40 年代， 芙羅拉·特裡斯坦就注意到持續的霧天對於倫敦居民的性格的影響典型的譬如酗酒、懶惰和抑鬱。
在 19 世紀下半葉， 氣象學和心理學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 更加雄心勃勃。 查理斯·達爾文物競天擇的進化論思想的影響， 與亞瑟·德·戈比諾伯爵的種族理論匯合在一起， 讓種族類型和民族性的論調變得更加深入人心。 如果動物的每個物種都有各自的特徵， 那麼人類應該亦是如此。
第一個把倫敦霧與英國的民族性聯繫起來的人， 是法國作家、歷史學家伊波利特·阿道夫·泰納。 泰納相信文學作品具有三個層面的影響， 即“種族、環境和時代”。
第一個讓他震驚的就是倫敦霧。
1860 年 6 月 25 日， 他首次來到倫敦， 在給母親的信中絕望地說：“大倫敦城讓我備感沮喪和悲傷。 作為一個人文藝術的分析家， 我努力追求我的事業。 但是在這裡， 一切事物都太大了， 太黑了， 太壓抑了。 ”
1871 年 5 月， 他的印象更加消極：“華麗的大街背後是骯髒的小巷， 路邊大片的綠樹和美麗的花草落滿了令人窒息的煙霧。 ”像芙羅拉·特裡斯坦一樣， 泰納也認為霧會引發抑鬱和自殺：
濃黃的霧填滿了地面上的空氣和大大小小的水坑。 30 步之外， 一座房子或一條汽船看上去就像吸墨紙上的一個墨水點兒了。 在城市的其他部分， 特別是河濱路， 經過一小時的散步之後， 人會暴躁易怒， 也會理解那種想要自殺的衝動了。 烏黑的建築物的立面又高又平又直， 掛滿了煙霧的沉積物……在城市南部， 無法用肉眼分辨出地面和天空之間的巨大空間；空氣不足，
對於泰納來說， 霧象徵著都市工業景觀的徹底的去自然性， 象徵著失去靈魂的英國式的物質主義的勝利， 象徵著平庸的英國的民族性格。 在法語有關霧都倫敦的刻板標籤中， 泰納又貢獻了更廣為人知的一條， 把倫敦的民族性形容為小店主。
葡萄牙作家埃薩·德·凱羅斯也將倫敦霧與英國民族性聯繫起來。
他從1874 年開始以葡萄牙領事的身份在英格蘭工作和生活，住在泰恩河上游的紐卡斯爾，後來又在布裡斯托。從1879 年開始，他為里約熱內盧的《新聞公報》寫信，後來集結成《英格蘭來信》一書。在信中，他誠實地寫出了自己對英格蘭的看法：“我討厭英格蘭，但不能否認，她也許是最有思想的民族。泰納說她是第二有思想的—不過泰納是法國人。”
當初他躊躇滿志地接下領事官的職務，因為他已經飽讀英國文學，在書本上瞭解了太多的英國文化。他熟知莎士比亞的所有作品，還是喬治·梅瑞狄斯、狄更斯和薩克雷的粉絲，也讀過丁尼生和麥考雷的散文。埃薩是個勤奮的作家，他為報紙和雜誌寫稿賺的錢，可以支援他遊遍英格蘭，還讓他有機會體驗了倫敦 10 月到次年 6 月的特殊“季節”。埃薩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但也會為某些東西著迷，譬如，像泰納一樣，他也發現了氣候和性格之間的聯繫。他以幽默諷刺的方式，化作一隻跟著主人去法國的狗，給留在英國的貓寫信，通過對比兩個國家來揭示氣候對性格的影響：
“在一個愁雲慘霧的早晨，我啟程離開英格蘭……這裡沒有霧—這是法國要優越于我們光榮而陰鬱的祖國的第一個方面。在萬里無雲的天空下，精神上的迷霧也散去了。在英格蘭，人的想法（正如你所知，我的頭腦很簡單）似乎總是不清不楚、猶豫不決的，就像從濕霧中看我們的大樓……而法國溫和的天空也給了人們溫和的脾性。在英國，冰冷的霧既影響我們的皮膚，也影響我們的性格—讓它們粗糙，皸裂。” 狗接著描述英國人“聞起來都一樣：一股混合著溫莎肥皂、馬里蘭煙草、古龍水和煤的味道”。埃薩特別注意到煤之於英國的重要性：“街上有一個滿面黧黑的年輕人，戴著一頂舊帽子……在 10 月末的陰沉的霧色中，挨家挨戶地用喑啞的嗓子憂鬱地叫著：“賣煤啦！賣煤啦！”
許多外國觀察者常把天氣和英國人飲酒的習慣聯繫在一起：“人人都大量飲酒，時常為這刺骨的、要命的霧而辯論。走在街上都能聞到微微的酒精味，那都是從人們的呼吸中飄出來的。”埃薩也把霧看作英國資本主義的非自然特徵的表現：“持續不斷的陰天，永遠骯髒污穢的地面，都是不自然的—有上千隻腳不停地踏過地面，有上千根煙囪不停地噴出濃煙。”倫敦向它的遊客們展現出啟示錄的場面，這地獄般的景象著實嚇壞了外來的作家們。
拉迪亞德·吉卜林也是其中之一，他以書寫關於印度的短篇小說著稱，比如《叢林故事》和《基姆》。吉卜林出生在印度，被送到英格蘭讀書，在 16 歲的時候又作為記者回到印度。1889 年 10 月，23 歲的他又一次前往英格蘭。此時他已經在印度的傳媒界幹得很不錯了，還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美洲之旅。他選擇住在倫敦市中心維利爾街的頂層房間，就在河濱路附近。房間的一扇窗子向東，盡覽整個河堤花園，直到泰晤士河；另一扇窗子朝向現代化的標誌——查令十字車站，以及那裡的煙霧和噪音。吉卜林是以大半個印度人—他在那個炎熱少霧的地方度過了生命中大部分時光—的視角去看倫敦的。在這個北方的大都市，他很快就感覺到格格不入，局促不安。
1889 年 11 月 11 日，他寫信給美國的朋友艾德蒙尼亞·希爾：“我早上 9 點起床，發現深淵中的黑暗已經降臨到地面，在黃色的霧中，查令車站的引擎此起彼伏地憤怒轟鳴。”這“惡魔般的黑暗”還在惡化，“比任何沙塵暴還要暗”：“午飯時刻之前，我不得不點起閱讀燈。”他隨即把這種絕望的體驗轉為“憂鬱的小調”，寫成了一首詩——《在異教徒的土地上》。這首詩“是一首被霧所困的流亡者致以陽光的哀歌”。他抱怨，倫敦道德淪喪，遍佈邪惡。基督徒的義行已不見蹤影。“塵世間怎會有如此的恐怖/……這裡隱藏著一批異教徒/ 都怪這野獸般的霧。”詩的大部分內容都關於霧天的骯髒和不便：“我的袖口邊落著煤灰/……當溫柔的西風吹起/ 我也不敢敞開著窗戶/ 因為它帶來的是噁心之物/ 掉落在我的衣服上。”天空則被描寫成“油膩的湯碗”，正呼應著倫敦霧的昵稱—“豌豆湯”。
1892 年，吉卜林在宣佈與卡洛琳·巴萊斯蒂爾的婚訊時，也再次表示了他想“盡可能逃離那豌豆湯似的空氣”。對於吉卜林來說，霧不僅模糊了建築物的輪廓，也抹殺了時間的確定性。“我不知道何時是清晨/ 又何時是黃昏，/ 因為我總是依賴燈光/ 而從沒見過太陽。”即便太陽偶爾出現，帶來的還是不確定感：
但是此刻，出現了一隻橘子，又或者是煮老了的雞蛋黃；
它可能是皮爾斯的氣球，
又或是巴納姆的笑話；
我以為它是太陽，於是喜極而泣，
只因能在煙霧中與它重逢。
霧象徵著他對新生活的迷惘和不確定，加重了他當時與早先政治流亡者類似的思鄉病和絕望感。他強調：“我的精神已跌落到穀底。”在另一封給艾德蒙尼亞·希爾的信中，他開頭就寫到“死亡與霧的一天”，第二天則是“黑暗如深淵”。幾天之後，1889 年 12 月 9 日，他寫信給當時在瑞士達沃斯療養的詩人、批評家約翰·阿丁頓·西蒙茲，羡慕地祝他聖誕快樂，因為他“那裡有陽光普照”：“我只能在霧中吃下英式李子布丁。”除了在信件和詩歌中抱怨霧，1889 年 12 月，吉卜林還寫了一個短篇故事，題目為“魔術師的愛戀”，發表在印度拉合爾的英文報紙《軍民公報》上。這篇小說是故事套故事的形式。在一個“倫敦特色”的濃霧天，四個男人共乘一輛馬車，從一場倫敦政治精英的聚會上離開，其中一人講起了另一個故事……乍看上去，霧與故事主幹毫不相干，好像只用來增加點兒趣味性：“我們把手放在面前，卻視而不見。”
▲倫敦員警用火把指揮交通
即便如此，霧還是被描述成“黑暗的野性”和“陀斐特的陰鬱”，它讓“每個燈嘴都射出火焰，然而只能照亮六英寸遠。沒有房屋，沒有道路連指南針也不辨東西”。幽暗中突然爆發出大聲的咒駡—車夫迷了路。於是這四個人的馬車以一種滑稽的姿態，優雅地向前摸索。車夫收了他們每人一個半克朗，但不保證能把他們帶到哪個指定地點，正如敘述者所說：“車夫果然遵守諾言。他沒找到任何指定地點，但是他找到了幾個地方。首先，他找到了一塊路邊條石，壓了上去，直奔燈柱，狠狠地撞上了它。其次，他還找到了一個本以為是街角的地方，結果那是輛公共馬車，於是我們在一片禮貌用語中擁抱了它。然後，他又沖進了一團堆積的霧—他指揮著要去往天堂，他的馬卻奔向另一個方向。”這時其中一位乘客、一個優秀的小說家，忍不住要給車夫提意見了。接下來，對話全集中在天氣上。又過了一會兒，大家聊到自由派的首相格拉斯通先生，他的語言以冗長和複雜的句子著稱。當小說家為格拉斯通辯護——“他的行文風格讓你，還有像你們這樣的人都喘不上氣”。
另一個乘客也隨之運用這個隱喻：“是啊，以前我總是說他的行文像濃霧。現在我終於知道有多濃了，就像今天這樣。”馬車最終把他們送到肯辛頓高街的公用飲水池旁，馬累倒了，車費照收。敘述者只能再靠自己摸索著回家。吉卜林也像之前的亨利·詹姆斯一樣，滿懷期待來到倫敦，卻以失望收場。降霧的時候，孤獨的感覺也來得分外強烈。霧製造了物理上和心理上的牆，隔在野心勃勃的作家和他想要融入的社會中間。吉卜林把霧作為屏障，在其下，掩蓋著倫敦社會生活的道德淪喪，但是很多時候，他也忍不住讓霧為幽默的目的服務。或許這意味著他開始適應倫敦霧了。
不管怎麼說，在政治流亡者的晦暗的體驗之外，吉卜林提供了另一個外來人看倫敦的角度。
他從1874 年開始以葡萄牙領事的身份在英格蘭工作和生活，住在泰恩河上游的紐卡斯爾，後來又在布裡斯托。從1879 年開始，他為里約熱內盧的《新聞公報》寫信，後來集結成《英格蘭來信》一書。在信中，他誠實地寫出了自己對英格蘭的看法：“我討厭英格蘭，但不能否認，她也許是最有思想的民族。泰納說她是第二有思想的—不過泰納是法國人。”
當初他躊躇滿志地接下領事官的職務，因為他已經飽讀英國文學，在書本上瞭解了太多的英國文化。他熟知莎士比亞的所有作品，還是喬治·梅瑞狄斯、狄更斯和薩克雷的粉絲，也讀過丁尼生和麥考雷的散文。埃薩是個勤奮的作家，他為報紙和雜誌寫稿賺的錢，可以支援他遊遍英格蘭，還讓他有機會體驗了倫敦 10 月到次年 6 月的特殊“季節”。埃薩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但也會為某些東西著迷，譬如，像泰納一樣，他也發現了氣候和性格之間的聯繫。他以幽默諷刺的方式，化作一隻跟著主人去法國的狗，給留在英國的貓寫信，通過對比兩個國家來揭示氣候對性格的影響：
“在一個愁雲慘霧的早晨，我啟程離開英格蘭……這裡沒有霧—這是法國要優越于我們光榮而陰鬱的祖國的第一個方面。在萬里無雲的天空下，精神上的迷霧也散去了。在英格蘭，人的想法（正如你所知，我的頭腦很簡單）似乎總是不清不楚、猶豫不決的，就像從濕霧中看我們的大樓……而法國溫和的天空也給了人們溫和的脾性。在英國，冰冷的霧既影響我們的皮膚，也影響我們的性格—讓它們粗糙，皸裂。” 狗接著描述英國人“聞起來都一樣：一股混合著溫莎肥皂、馬里蘭煙草、古龍水和煤的味道”。埃薩特別注意到煤之於英國的重要性：“街上有一個滿面黧黑的年輕人，戴著一頂舊帽子……在 10 月末的陰沉的霧色中，挨家挨戶地用喑啞的嗓子憂鬱地叫著：“賣煤啦！賣煤啦！”
許多外國觀察者常把天氣和英國人飲酒的習慣聯繫在一起：“人人都大量飲酒，時常為這刺骨的、要命的霧而辯論。走在街上都能聞到微微的酒精味，那都是從人們的呼吸中飄出來的。”埃薩也把霧看作英國資本主義的非自然特徵的表現：“持續不斷的陰天，永遠骯髒污穢的地面，都是不自然的—有上千隻腳不停地踏過地面，有上千根煙囪不停地噴出濃煙。”倫敦向它的遊客們展現出啟示錄的場面，這地獄般的景象著實嚇壞了外來的作家們。
拉迪亞德·吉卜林也是其中之一，他以書寫關於印度的短篇小說著稱，比如《叢林故事》和《基姆》。吉卜林出生在印度，被送到英格蘭讀書，在 16 歲的時候又作為記者回到印度。1889 年 10 月，23 歲的他又一次前往英格蘭。此時他已經在印度的傳媒界幹得很不錯了，還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美洲之旅。他選擇住在倫敦市中心維利爾街的頂層房間，就在河濱路附近。房間的一扇窗子向東，盡覽整個河堤花園，直到泰晤士河；另一扇窗子朝向現代化的標誌——查令十字車站，以及那裡的煙霧和噪音。吉卜林是以大半個印度人—他在那個炎熱少霧的地方度過了生命中大部分時光—的視角去看倫敦的。在這個北方的大都市，他很快就感覺到格格不入，局促不安。
1889 年 11 月 11 日，他寫信給美國的朋友艾德蒙尼亞·希爾：“我早上 9 點起床，發現深淵中的黑暗已經降臨到地面，在黃色的霧中，查令車站的引擎此起彼伏地憤怒轟鳴。”這“惡魔般的黑暗”還在惡化，“比任何沙塵暴還要暗”：“午飯時刻之前，我不得不點起閱讀燈。”他隨即把這種絕望的體驗轉為“憂鬱的小調”，寫成了一首詩——《在異教徒的土地上》。這首詩“是一首被霧所困的流亡者致以陽光的哀歌”。他抱怨，倫敦道德淪喪，遍佈邪惡。基督徒的義行已不見蹤影。“塵世間怎會有如此的恐怖/……這裡隱藏著一批異教徒/ 都怪這野獸般的霧。”詩的大部分內容都關於霧天的骯髒和不便：“我的袖口邊落著煤灰/……當溫柔的西風吹起/ 我也不敢敞開著窗戶/ 因為它帶來的是噁心之物/ 掉落在我的衣服上。”天空則被描寫成“油膩的湯碗”，正呼應著倫敦霧的昵稱—“豌豆湯”。
1892 年，吉卜林在宣佈與卡洛琳·巴萊斯蒂爾的婚訊時，也再次表示了他想“盡可能逃離那豌豆湯似的空氣”。對於吉卜林來說，霧不僅模糊了建築物的輪廓，也抹殺了時間的確定性。“我不知道何時是清晨/ 又何時是黃昏，/ 因為我總是依賴燈光/ 而從沒見過太陽。”即便太陽偶爾出現，帶來的還是不確定感：
但是此刻，出現了一隻橘子，又或者是煮老了的雞蛋黃；
它可能是皮爾斯的氣球，
又或是巴納姆的笑話；
我以為它是太陽，於是喜極而泣，
只因能在煙霧中與它重逢。
霧象徵著他對新生活的迷惘和不確定，加重了他當時與早先政治流亡者類似的思鄉病和絕望感。他強調：“我的精神已跌落到穀底。”在另一封給艾德蒙尼亞·希爾的信中，他開頭就寫到“死亡與霧的一天”，第二天則是“黑暗如深淵”。幾天之後，1889 年 12 月 9 日，他寫信給當時在瑞士達沃斯療養的詩人、批評家約翰·阿丁頓·西蒙茲，羡慕地祝他聖誕快樂，因為他“那裡有陽光普照”：“我只能在霧中吃下英式李子布丁。”除了在信件和詩歌中抱怨霧，1889 年 12 月，吉卜林還寫了一個短篇故事，題目為“魔術師的愛戀”，發表在印度拉合爾的英文報紙《軍民公報》上。這篇小說是故事套故事的形式。在一個“倫敦特色”的濃霧天，四個男人共乘一輛馬車，從一場倫敦政治精英的聚會上離開，其中一人講起了另一個故事……乍看上去，霧與故事主幹毫不相干，好像只用來增加點兒趣味性：“我們把手放在面前，卻視而不見。”
▲倫敦員警用火把指揮交通
即便如此，霧還是被描述成“黑暗的野性”和“陀斐特的陰鬱”，它讓“每個燈嘴都射出火焰，然而只能照亮六英寸遠。沒有房屋，沒有道路連指南針也不辨東西”。幽暗中突然爆發出大聲的咒駡—車夫迷了路。於是這四個人的馬車以一種滑稽的姿態，優雅地向前摸索。車夫收了他們每人一個半克朗，但不保證能把他們帶到哪個指定地點，正如敘述者所說：“車夫果然遵守諾言。他沒找到任何指定地點，但是他找到了幾個地方。首先，他找到了一塊路邊條石，壓了上去，直奔燈柱，狠狠地撞上了它。其次，他還找到了一個本以為是街角的地方，結果那是輛公共馬車，於是我們在一片禮貌用語中擁抱了它。然後，他又沖進了一團堆積的霧—他指揮著要去往天堂，他的馬卻奔向另一個方向。”這時其中一位乘客、一個優秀的小說家，忍不住要給車夫提意見了。接下來，對話全集中在天氣上。又過了一會兒，大家聊到自由派的首相格拉斯通先生，他的語言以冗長和複雜的句子著稱。當小說家為格拉斯通辯護——“他的行文風格讓你，還有像你們這樣的人都喘不上氣”。
另一個乘客也隨之運用這個隱喻：“是啊，以前我總是說他的行文像濃霧。現在我終於知道有多濃了，就像今天這樣。”馬車最終把他們送到肯辛頓高街的公用飲水池旁，馬累倒了，車費照收。敘述者只能再靠自己摸索著回家。吉卜林也像之前的亨利·詹姆斯一樣，滿懷期待來到倫敦，卻以失望收場。降霧的時候，孤獨的感覺也來得分外強烈。霧製造了物理上和心理上的牆，隔在野心勃勃的作家和他想要融入的社會中間。吉卜林把霧作為屏障，在其下，掩蓋著倫敦社會生活的道德淪喪，但是很多時候，他也忍不住讓霧為幽默的目的服務。或許這意味著他開始適應倫敦霧了。
不管怎麼說，在政治流亡者的晦暗的體驗之外，吉卜林提供了另一個外來人看倫敦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