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宋馥李 在互聯網+的時代， 生態建設和農牧業生產越來越離不開大資料， 而草原大資料平臺就是這樣的抓手。
2017年“兩會”召開之際， 全國政協委員、蒙草生態董事長王召明表示， 隨著草原生態資訊化的發展， 以及物聯網在生態領域中的應用， 大資料應用已經在草原普及開來， 應該讓大資料平臺成為草原生態和農牧業的教科書。
基於蒙草大資料平臺的實踐。 王召明委員在接受經濟觀察網記者採訪時說， 草原生態大資料涉及生態修復、草牧業完整產業鏈的過程資料， 如育種、播種、施肥、收穫、儲運、草牧產品開發等各個環節， 它們可以被大資料平臺一一記錄在案並隨時查詢， 用來指導草原生態修復， 服務於農業和畜牧業。
生態建設需要大資料
中國有60億畝草地， 草地資源是中國最重要的生態屏障。 但中國人均草地佔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準的一半，
十八大以來， 生態文明建設越來越得到重視。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 要推進全國生態環境監測資料聯網共用， 開展生態環境大資料分析。 國務院在《促進大資料發展行動綱要》等檔中要求推動政府資訊系統和公共資料互聯共用， 促進大資料在各行業創新應用， 構建“互聯網+”綠色生態， 實現生態環境資料互聯互通和開放共用。
王召明在內蒙古草原進行調研時發現， 由於中國畜牧業所需的優質牧草缺口較大， 農牧民種植牧草的積極性很高， 但究竟該種些什麼、怎麼種，
新時期下， 要科學地保護和修復草原， 就必須重視大資料的應用。 在實踐中， 要修復某一塊草地， 必須掌握某一區域的年降水量、土壤特性、適種草種等一系列生態資料， 生態建設才能有的放矢， 精准施策。
在王召明看來， 大自然的巧妙之處就在於， 不管自然環境如何惡劣， 總有適地適情的鄉土植物。 以阿拉善的沙冬青為例， 這種草曾經和恐龍處於同時代， 堪稱植物界的活化石， 沙冬青具有耐寒耐旱的超強生命力，
而植物的生長特性、種子來源及種質特性、土地的肥力、地形的坡度、地勢狀況、光照的時間和強度、降水量的多少、病蟲害的侵襲等， 每一個因素都伴隨著大量的資料， 同時存在規律性和突發性， 他們相互交織共同影響作物的生長。 記錄和整理這些資料， 可以為生態建設和農牧業生產提供參考和指導。
2014年， 蒙草的科研人員組建了一個科研小組， 將歷年來蒙草對鄉土植物的普查和調研資料彙集整理起來， 並廣泛收集各地草原的土壤、水資源、氣候、植被等方面的基礎資料， 與地理資訊進行空間疊加分析， 內蒙古 1130 種植物特徵與病蟲害資訊約 207 萬字 1.8 萬張植物照片錄入資料庫——這項浩繁的資料整理工作，
蒙草將這些資料在“一張圖”上整合挖掘相關關係， 完成了草原大資料平臺的搭建。 大資料平臺已經收集了大量的“水、土、氣、人、草、畜、微生物”等相關資料。 科研團隊利用遙感、地理資訊系統和移動採集技術， 從不同尺度感知草原植物生命與環境資訊、觀測資源宏觀佈局， 在檢測植物生長資訊的時空變異性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大資料平臺的機遇
當前， 全國重點天然草原的牲畜仍處於中度和輕度超載狀態， 每年全國須從國外進口100萬噸苜蓿乾草和30萬噸草種， 這種局面加劇了全國草原建設和人工飼草料供給的矛盾， 制約了現代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2016年以來，初步建成的蒙草大資料平臺開始發揮作用，動態監測草原的生態平衡，指導畜牧業生產。
實踐中，大資料平臺是一個導航器，能及時判讀到內蒙古嘎查（村）一級的草原相關資訊，指導牧區經濟合作組織和規模化養殖企業科學合理地利用草地資源。比如某區域的草原，通常年份的載畜量是30頭牛，如氣候乾旱導致載畜量下降，就要及時減畜。同理，如果某片草原的長勢良好，沒有足夠的羊來啃食，則及時增補羊群。
大資料平臺也是一個檢測閥，使決策管理者由傳統的管人、管牲畜轉變為檢測草場利用方式是否科學合理，草原的整個生態系統是否受到了干擾，失去了平衡。政府可以通過人工干預，對某一區域範圍內的草原生態平衡做出回應。
大資料同時也是一個工具書，使牧草生產有章可循，草原生態精准修復，通過大資料分析與研究，農牧民能夠快捷地掌握當地及周邊地區牧草生長狀況，掌握適合本區域的牧草品種及種植技術，以提高產量、降低運營成本，並儘量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在服務于生態建設的同時，蒙草的大資料平臺正在將研究觸角延伸至現代農業。在大資料時代，農產品生產和流通資料呈現海量增長趨勢，資料依據滲透到農產品產業和業務職能領域，成為重要的生產和交換因素。精准追溯不僅需要知道農作物具體地塊的位置，更需要地塊的水、土壤、氣候以及土壤污染資料。大資料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可以實現食品溯源，從源頭上保障食品安全。同時，農業大資料還能驅動精准農業操作，幫助使用者“知天而作”，利用氣象、環境等資料來支援農業種植，為農民提供科學的種植方案。
王召明委員告訴記者，蒙草大資料平臺基本完成了內蒙古地域範圍內的資料集成，目前已摸清了陰山南北、錫林郭勒盟等五個盟市草原“三化”狀況；整理了1980年至今的11類氣象資料、土壤資料和牲畜資料及2000年至今的草原地上生物量分佈圖；劃分了近300種植物資訊的適宜分佈區；完成近200種草原病害資訊收集；同時不斷進行軟體平臺建設，完善和升級資料庫管理系統。
但是，放眼於整個中國，這樣的資料量仍然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的乾旱半乾旱區的面積遼闊，無論是氣候還是動植物資源，差異都非常大，青海、新疆、西藏等地，也同樣需要這樣的大資料平臺，支撐生態建設和農牧業生產，這也為蒙草大資料平臺建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大資料平臺的發展路徑
2016年11月，王召明委員曾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草原生態修復需要大資料支撐》，建言草原大資料平臺。基於此，在今年的提案中，王召明繼續完善了這此項建議。
第一，國家應出臺政策，支持有一定發展基礎的企事業單位廣泛收集各地草原的土壤、水資源、氣候、植被等方面的基礎資料，與地理資訊進行空間疊加分析，為生態修復提供大資料模型；利用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拓寬資料獲取管道，創新資料獲取方式並不斷更新完善，因為土壤裡的植被情況是動態變化的，資料庫需要不斷更新和完善。
第二，政府職能部門應資訊互通、資料共用，建立“農林草畜”完整的生態平衡管理機制。目前，中國農業、草業、林業、水業和畜牧業更領域，從資訊與管理體系上相對獨立，應用“煙囪”和資料“孤島”林立。而生態管理又是個綜合體，不能分而治之，應該讓這些資料互通共用，發揮綜合效益。
第三，鼓勵地方政府將大資料作為管理生態系統的手段，實現“用資料決策”。構建生態環境資料庫，一個重要目的是為政府提供決策支持，實現決策科學化。在實踐中，政府可以利用大資料建立生態評價指標、生態風險預測預警機制，提高生態綜合保護、利用的科學化水準，提升生態保護參與經濟發展與宏觀調控的能力。
王召明委員最後說，建國以來，中國科學家對生態環境，草原生態區劃，草原植物和草原畜牧業的發展都進行過卓有成效的研究，這些科研成果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通過生態大資料平臺，可以梳理出這些資料、經驗和成果，形成一本厚重的教科書，指導我們的生態建設和農牧業生產。
制約了現代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2016年以來，初步建成的蒙草大資料平臺開始發揮作用，動態監測草原的生態平衡，指導畜牧業生產。實踐中，大資料平臺是一個導航器，能及時判讀到內蒙古嘎查（村）一級的草原相關資訊，指導牧區經濟合作組織和規模化養殖企業科學合理地利用草地資源。比如某區域的草原，通常年份的載畜量是30頭牛，如氣候乾旱導致載畜量下降，就要及時減畜。同理，如果某片草原的長勢良好，沒有足夠的羊來啃食，則及時增補羊群。
大資料平臺也是一個檢測閥，使決策管理者由傳統的管人、管牲畜轉變為檢測草場利用方式是否科學合理，草原的整個生態系統是否受到了干擾，失去了平衡。政府可以通過人工干預，對某一區域範圍內的草原生態平衡做出回應。
大資料同時也是一個工具書，使牧草生產有章可循，草原生態精准修復，通過大資料分析與研究，農牧民能夠快捷地掌握當地及周邊地區牧草生長狀況，掌握適合本區域的牧草品種及種植技術，以提高產量、降低運營成本，並儘量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在服務于生態建設的同時，蒙草的大資料平臺正在將研究觸角延伸至現代農業。在大資料時代，農產品生產和流通資料呈現海量增長趨勢，資料依據滲透到農產品產業和業務職能領域，成為重要的生產和交換因素。精准追溯不僅需要知道農作物具體地塊的位置，更需要地塊的水、土壤、氣候以及土壤污染資料。大資料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可以實現食品溯源，從源頭上保障食品安全。同時，農業大資料還能驅動精准農業操作，幫助使用者“知天而作”，利用氣象、環境等資料來支援農業種植，為農民提供科學的種植方案。
王召明委員告訴記者，蒙草大資料平臺基本完成了內蒙古地域範圍內的資料集成，目前已摸清了陰山南北、錫林郭勒盟等五個盟市草原“三化”狀況；整理了1980年至今的11類氣象資料、土壤資料和牲畜資料及2000年至今的草原地上生物量分佈圖；劃分了近300種植物資訊的適宜分佈區；完成近200種草原病害資訊收集；同時不斷進行軟體平臺建設，完善和升級資料庫管理系統。
但是，放眼於整個中國，這樣的資料量仍然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的乾旱半乾旱區的面積遼闊，無論是氣候還是動植物資源，差異都非常大，青海、新疆、西藏等地，也同樣需要這樣的大資料平臺，支撐生態建設和農牧業生產，這也為蒙草大資料平臺建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大資料平臺的發展路徑
2016年11月，王召明委員曾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草原生態修復需要大資料支撐》，建言草原大資料平臺。基於此，在今年的提案中，王召明繼續完善了這此項建議。
第一，國家應出臺政策，支持有一定發展基礎的企事業單位廣泛收集各地草原的土壤、水資源、氣候、植被等方面的基礎資料，與地理資訊進行空間疊加分析，為生態修復提供大資料模型；利用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拓寬資料獲取管道，創新資料獲取方式並不斷更新完善，因為土壤裡的植被情況是動態變化的，資料庫需要不斷更新和完善。
第二，政府職能部門應資訊互通、資料共用，建立“農林草畜”完整的生態平衡管理機制。目前，中國農業、草業、林業、水業和畜牧業更領域，從資訊與管理體系上相對獨立，應用“煙囪”和資料“孤島”林立。而生態管理又是個綜合體，不能分而治之，應該讓這些資料互通共用，發揮綜合效益。
第三，鼓勵地方政府將大資料作為管理生態系統的手段，實現“用資料決策”。構建生態環境資料庫，一個重要目的是為政府提供決策支持，實現決策科學化。在實踐中，政府可以利用大資料建立生態評價指標、生態風險預測預警機制，提高生態綜合保護、利用的科學化水準，提升生態保護參與經濟發展與宏觀調控的能力。
王召明委員最後說，建國以來，中國科學家對生態環境，草原生態區劃，草原植物和草原畜牧業的發展都進行過卓有成效的研究，這些科研成果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通過生態大資料平臺，可以梳理出這些資料、經驗和成果，形成一本厚重的教科書，指導我們的生態建設和農牧業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