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準備， 兩度申報， “‘慰安婦’的聲音”專案申遺之路依然坎坷。
10月30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 在法國巴黎簽署2016-2017年度入圍聯合國《世界記憶名錄》的名單，
《世界記憶名錄》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計畫國際諮詢委員會審查並推薦， 屬於聯合國物質文化遺產專案之一。 2015年， 中國曾獨立申報“‘慰安婦’的聲音”專案未果。 對於最新一次申遺結果，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稱“深表遺憾”。
由8個國家和地區的民間團體聯合提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網消息， 10月24日至27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位於法國巴黎的總部舉行為期四天的會議。 會議中， 世界記憶計畫國際諮詢委員會(IAC)， 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推薦78項候選專案，
新京報記者瞭解到， 1992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世界記憶計畫”， 旨在對世界範圍內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 通過國際合作與使用最佳技術手段進行搶救， 從而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 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物質文化遺產專案的一部分。 《世界記憶名錄》則是“世界記憶計畫”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我國有十個專案入選。
2015年， 中國方面曾獨立申報“‘慰安婦’的聲音”專案未果。 2016年5月31日， 中國、韓國、荷蘭、菲律賓等8個國家和地區的民間團體， 再一次將這一專案申遺， 並遞交2744件“慰安婦”問題資料。
10月30日，
多方譴責日本右翼勢力攪局行為
2015年10月，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成功後， 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在多個場合表示， “決不允許第二次失敗”。 “‘慰安婦’的聲音”申遺專案中方首席專家蘇智良告訴新京報記者， 幾乎在中方申報同時， 日本右翼勢力將美化侵略行為的 “慰安婦與日軍紀律的文獻”項目， 向世界記憶計畫國際諮詢委員會進行申報， 項目編號為第76號。 此後， 日本右翼勢力多次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施壓， 試圖阻止“‘慰安婦’的聲音”項目申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網消息， 世界記憶計畫國際諮詢委員會建議，
對於這一結果，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通過其官方網站稱“深表遺憾”， 並表示相信“公道和正義終有一天會到來”。 館長張建軍在接受南京當地媒體採訪時稱， 日方“採用各種手段混淆視聽， 人為製造問題”， 蘇智良本人則公開表示， 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攪局行為“所持的不反省立場予以堅決譴責”。
■對話
“‘慰安婦’的聲音”專案中方首席專家蘇智良：
未來很難， 但也要努力去做
10月30日至今， 蘇智良把自己關在辦公室內，
“申報材料包括一些劫後餘生的檔”
新京報：本次申遺材料包含哪些內容？
蘇智良：本次申遺上報的材料， 總數量是100多件， 而參加聯合申報的8個國家和地區， 總數是2744件。 雖然中國的材料占比不算大， 但都是經過遴選的， 分量很重。 主要分為歷史文獻、倖存者證言兩個部分， 還有少量照片和錄影資料。
倖存者證言主要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 一些倖存者的口述， 還有之後赴日起訴的檔資料。 除此之外， 還有原藏於中央檔案館的戰犯口供。
新京報：申報材料“分量很重”？
蘇智良：實際上，1945年以後，日方曾經大量、有計劃地銷毀一些歷史檔。申報材料中，就包括一些劫後餘生的檔，比如原本在印尼爪哇地區已經被銷毀的檔，但是在我國重新被發現，也列入申報材料中。很多檔保存狀況很差，本身已經非常破爛，有的只剩紙片。
新京報：為什麼執著於申報世界記憶名錄？
蘇智良：在收集資料時就發現，這些資料分散在亞洲各地，尤其是東南亞一些地方，資料保存很差。之所以要進行申報，是想引起各方關注，從而能夠完善保護的條件，因為檔材料是不可再生的，必須充分重視。
“可以採取更好的策略”
新京報：怎麼看待本次申報抱憾而歸？
蘇智良：很遺憾。實際上在2015年，“南京大屠殺”項目和“‘慰安婦’的聲音”曾經一起參加世界記憶名錄申報，但是慰安婦問題的專案最終鎩羽而歸。當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明確意見，確認申報資料是真實、不可替代的，但給出的理由是，考慮到慰安婦問題受害國家，不僅是中國，因此建議聯合申報。
2016年，我們和韓國等8個國家和地區才進行聯合申報，今年2月份預審時，還是比較樂觀的。20多年來，聯合國各個機構為揭開慰安婦問題的真相，曾經做出了非凡的努力，我們尊重這些努力，也為這一結果感到遺憾。
新京報：申報失利能夠帶來什麼樣的經驗教訓？
蘇智良：帶給我個人的一個經驗是，以後如果再進行申報，不要太樂觀，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做。未來可能會很艱難，但是即便是再細微的工作，也要努力去做。
新京報：未來是否還會繼續進行申報？
蘇智良：這個月，參與聯合申報的國家和地區，將舉行會議，主要議題就是討論下一步的戰略，具體的措施，需要討論和評估。另外，既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希望兩個項目(由中國、韓國等8個國家和地區的民間組織聯合提出的“‘慰安婦’的聲音”專案(第101號)，與日本提出的“慰安婦與日軍紀律的文獻”(第76號)項目。記者注)進行對話，在沒辦法改變這種決定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採取更好的策略。
據《新京報》
蘇智良：實際上，1945年以後，日方曾經大量、有計劃地銷毀一些歷史檔。申報材料中，就包括一些劫後餘生的檔，比如原本在印尼爪哇地區已經被銷毀的檔，但是在我國重新被發現，也列入申報材料中。很多檔保存狀況很差，本身已經非常破爛，有的只剩紙片。
新京報：為什麼執著於申報世界記憶名錄？
蘇智良：在收集資料時就發現，這些資料分散在亞洲各地，尤其是東南亞一些地方，資料保存很差。之所以要進行申報，是想引起各方關注，從而能夠完善保護的條件，因為檔材料是不可再生的，必須充分重視。
“可以採取更好的策略”
新京報：怎麼看待本次申報抱憾而歸？
蘇智良：很遺憾。實際上在2015年，“南京大屠殺”項目和“‘慰安婦’的聲音”曾經一起參加世界記憶名錄申報，但是慰安婦問題的專案最終鎩羽而歸。當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明確意見，確認申報資料是真實、不可替代的，但給出的理由是，考慮到慰安婦問題受害國家，不僅是中國，因此建議聯合申報。
2016年，我們和韓國等8個國家和地區才進行聯合申報，今年2月份預審時，還是比較樂觀的。20多年來，聯合國各個機構為揭開慰安婦問題的真相，曾經做出了非凡的努力，我們尊重這些努力，也為這一結果感到遺憾。
新京報：申報失利能夠帶來什麼樣的經驗教訓？
蘇智良：帶給我個人的一個經驗是，以後如果再進行申報，不要太樂觀，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做。未來可能會很艱難，但是即便是再細微的工作，也要努力去做。
新京報：未來是否還會繼續進行申報？
蘇智良：這個月，參與聯合申報的國家和地區，將舉行會議，主要議題就是討論下一步的戰略，具體的措施，需要討論和評估。另外，既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希望兩個項目(由中國、韓國等8個國家和地區的民間組織聯合提出的“‘慰安婦’的聲音”專案(第101號)，與日本提出的“慰安婦與日軍紀律的文獻”(第76號)項目。記者注)進行對話，在沒辦法改變這種決定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採取更好的策略。
據《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