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建設是黨中央準確把握我國發展階段特徵， 審視汲取工業文明經驗教訓，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
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
一、新時代理論體系豐富， 生態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我國在世界上第一次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執政理念、國家戰略、發展目標， 在全社會加以推行， 是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又一次重大貢獻。 近五年來， 全黨全國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 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狀況明顯改變。 2013年聯合國通過了推廣中國生態文明理念的決定草案， 2016年又發佈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中國生態文明戰略與行動》報告。 總書記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價值觀， “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歷史觀，
二、體制機制改革創新， 法律法規日趨完善。
黨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完成了頂層設計， 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要求、目標願景、重點任務和制度體系。 截止2016年底， 38次中央深改組會議中審議並通過的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相關檔多達46份， 涉及到全部8類生態文明制度， 國家有關部委發佈了與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相關的政策檔31份。 各項改革任務穩步推進， 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後果嚴懲的基礎性制度框架初步健全。 制定修訂生態文明相關法律達十幾部之多， 新環保法、大氣污染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環境保護稅法等，
三、產業轉型步伐加快， 綠色發展成為新引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步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綠色環保產業發展壯大，能源資源消耗強度大幅下降。2016年煤炭去產能2.5億噸，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的比重下降到62%，但規模以上煤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223.3%。2016年節能環保產業產值約5.1萬億元，五年來年均增長超過15%。新能源汽車產量達51.7萬輛，太陽能電池組件產量57700兆瓦，均為全球第一。LED照明產品產量近80億隻，占全球80%左右。各類資源與能源利用效率不斷提高，2016年與2011年相比，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26.9%，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9%，相當於少消耗能源10.2億噸標準煤。萬元國內生產總值用水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建設用地、工業用地固定資產投入強度、工業用地場均收入等指標均取得增長。
四、生態環境成效顯現，引領全球環境治理。
打破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一手較硬、生態環境保護一手較軟”的怪圈，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深入實施，出硬招，揮利劍，治汙攻堅戰向縱深挺進，環境品質有所改善，生態保護成效初顯。2016年與2013年相比，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PM2.5平均濃度分別下降33.0%、31.3%和31.9%，地表水達到或好於III類水質斷面比例比2010年提高16.4個百分點，劣V類斷面比例下降到8.6%。森林覆蓋率、草原綜合植被蓋度、退耕還林還草面積等持續上升，已建成各級自然保護區147.33萬平方公里，約占陸地國土面積的14.8%，高於世界12.7%的平均水準。2015年正式向聯合國提交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檔，提出了比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的承諾更進一步的減排目標，2017年更是計畫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聯合國副秘書長兼環境署執行主任埃裡克·索爾海姆表示：“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和經驗，正為全世界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借鑒，貢獻中國的解決方案。
未來生態文明建設的思考
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當前，通過生態文明機制體制改革加快建設美麗中國，是破解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生態環境需求與生態產品有效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的必然之路。
一、認真學習領會十九大精神，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
十九大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應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有關生態文明建設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切實增強“四個意識”，深入領會、全面貫徹，真正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係，堅決摒棄損害甚至破壞生態環境的發展模式，堅決摒棄以犧牲生態環境換取一時一地經濟增長的做法。必須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還自然以寧靜、和諧、美麗。
二、發揮制度優勢和後發優勢，打好環境治理長久戰和攻堅戰。
許多發達國家在遭受污染的嚴重影響後，從開始痛下決心治理到治理初見成效，通常也歷經20-30年乃至更長時間堅持不懈的努力。1952年 震驚世界的英國“倫敦煙霧事件”發生促使政府開始“重典治霾”，1956年出臺《清潔空氣法》，隨後密集頒發相關法律法規，採取嚴厲治理措施，直到1980年SO2和黑煙才開始大幅下降。我國環境問題大規模爆發是集中在2000年之後，包括2007年太湖水污染事件，巢湖、滇池藍藻爆發，2013年全國性大規模霧霾天氣等。雖然近年我國環境品質有所改善，但離整體生態安全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應該發揮制度優勢和後發優勢，力爭縮短資源環境問題解決進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實現更低的人均資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峰值，在較短時間內解決資源環境問題。
三、構建法律標準政策體系，形成有效的約束和激勵機制。
近年來，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深入推進，“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初步構建，一些重大制度相繼出臺。整體上看，當前的制度體系約束機制多、激勵機制少；有些制度涉及重大利益調整，統籌協調難度大。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調性，完善生態文明管理體制、健全目標導向機制、構建市場化機制、強化法制體系建設、建立全民參與機制。在國家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架構下，應當加快完善國家生態文明立法司法體系，制定、修改和強化相關法律法規及標準，不斷創新生態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工作機制，實現立法與改革決策相銜接，形成生態文明法制建設的整體合力，構建生態文明建設的底線保障。
四、強化環境科技創新，持續加大環保治理投入。
科技創新和資金投入是環境品質改善的關鍵支撐。環境治理、生態修復具有典型的經濟外部性，一方面需要國家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切實加大投入。根據世界銀行分析，環境治理投入占GDP比重達到1.5%~2%，環境污染才能得到有效治理，達到2%~3%環境品質才能得到改善。發達國家環境治理投入占GDP比重高於2%是常態，而我國“十二五”期間的比例約為1.45%。應進一步轉變觀念，切實加大生態環境科技創新、污染治理、節能環保產業的資金投入及資源配置，在環境治理過程中把科技創新放在突出位置，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繼續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環境基礎設施領域，調動民間資本積極性。
五、堅定走綠色發展道路，深度參與全球綠色合作。
我國自然資源稟賦的國情是總量大，人均少，品質總體不高，這決定了我國不能走高投入、高消費的歐美老路，必須把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在資源得到高效迴圈利用、生態環境受到嚴格保護的基礎上。應抓住綠色低碳發展機遇，創新綠色發展路徑，建設綠色城市、綠色交通設施、綠色建築，在生產、消費、社會探索綠色發展路徑。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以中國立場和世界語境闡釋好生態文明建設，將生態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到“一帶一路”戰略，推動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滲透到國家公約談判、履約等各種國際雙邊、多邊外交場合，使之轉化為提升我國綜合國力、國家軟實力和綜合影響力的重要手段。
作者簡介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迴圈經濟產業研究中心主任、生態文明研究中心秘書長，從事資源環境系統分析及規劃管理、資源環境物聯網及大資料技術，入選國家“萬人計畫”科技創新領軍人才、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畫”青年學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國家環境保護專業技術青年拔尖人才、環保部環境保護科技先進個人等。學術成果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1項、省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4項。合作發表論著10多本，學術論文120多篇，SCI論文收錄60多篇、國家電腦軟體著作權30多項。主持包括國家973計畫等國家課題30多項以及國家級生態文明先行示範區等規劃課題50多項。擔任國家“廢物資源化科技工程”重點專項總體專家組成員、國家資源環境技術預測專家組成員，國家發改委、科技部、環保部、工信部等資源環境領域的決策諮詢專家，中國環境科學學會迴圈經濟分會專家委員會主任以及中國管理科學學會、中國系統工程學會等常務理事或副主任委員。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步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綠色環保產業發展壯大，能源資源消耗強度大幅下降。2016年煤炭去產能2.5億噸，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的比重下降到62%，但規模以上煤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223.3%。2016年節能環保產業產值約5.1萬億元，五年來年均增長超過15%。新能源汽車產量達51.7萬輛，太陽能電池組件產量57700兆瓦，均為全球第一。LED照明產品產量近80億隻，占全球80%左右。各類資源與能源利用效率不斷提高，2016年與2011年相比，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26.9%，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9%，相當於少消耗能源10.2億噸標準煤。萬元國內生產總值用水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建設用地、工業用地固定資產投入強度、工業用地場均收入等指標均取得增長。
四、生態環境成效顯現，引領全球環境治理。
打破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一手較硬、生態環境保護一手較軟”的怪圈，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深入實施，出硬招，揮利劍，治汙攻堅戰向縱深挺進，環境品質有所改善，生態保護成效初顯。2016年與2013年相比，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PM2.5平均濃度分別下降33.0%、31.3%和31.9%，地表水達到或好於III類水質斷面比例比2010年提高16.4個百分點，劣V類斷面比例下降到8.6%。森林覆蓋率、草原綜合植被蓋度、退耕還林還草面積等持續上升，已建成各級自然保護區147.33萬平方公里，約占陸地國土面積的14.8%，高於世界12.7%的平均水準。2015年正式向聯合國提交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檔，提出了比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的承諾更進一步的減排目標，2017年更是計畫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聯合國副秘書長兼環境署執行主任埃裡克·索爾海姆表示：“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和經驗，正為全世界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借鑒，貢獻中國的解決方案。
未來生態文明建設的思考
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當前，通過生態文明機制體制改革加快建設美麗中國，是破解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生態環境需求與生態產品有效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的必然之路。
一、認真學習領會十九大精神，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
十九大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應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有關生態文明建設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切實增強“四個意識”，深入領會、全面貫徹，真正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係，堅決摒棄損害甚至破壞生態環境的發展模式，堅決摒棄以犧牲生態環境換取一時一地經濟增長的做法。必須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還自然以寧靜、和諧、美麗。
二、發揮制度優勢和後發優勢，打好環境治理長久戰和攻堅戰。
許多發達國家在遭受污染的嚴重影響後，從開始痛下決心治理到治理初見成效，通常也歷經20-30年乃至更長時間堅持不懈的努力。1952年 震驚世界的英國“倫敦煙霧事件”發生促使政府開始“重典治霾”，1956年出臺《清潔空氣法》，隨後密集頒發相關法律法規，採取嚴厲治理措施，直到1980年SO2和黑煙才開始大幅下降。我國環境問題大規模爆發是集中在2000年之後，包括2007年太湖水污染事件，巢湖、滇池藍藻爆發，2013年全國性大規模霧霾天氣等。雖然近年我國環境品質有所改善，但離整體生態安全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應該發揮制度優勢和後發優勢，力爭縮短資源環境問題解決進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實現更低的人均資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峰值，在較短時間內解決資源環境問題。
三、構建法律標準政策體系，形成有效的約束和激勵機制。
近年來，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深入推進，“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初步構建，一些重大制度相繼出臺。整體上看，當前的制度體系約束機制多、激勵機制少；有些制度涉及重大利益調整，統籌協調難度大。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調性，完善生態文明管理體制、健全目標導向機制、構建市場化機制、強化法制體系建設、建立全民參與機制。在國家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架構下，應當加快完善國家生態文明立法司法體系，制定、修改和強化相關法律法規及標準，不斷創新生態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工作機制，實現立法與改革決策相銜接，形成生態文明法制建設的整體合力，構建生態文明建設的底線保障。
四、強化環境科技創新，持續加大環保治理投入。
科技創新和資金投入是環境品質改善的關鍵支撐。環境治理、生態修復具有典型的經濟外部性，一方面需要國家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切實加大投入。根據世界銀行分析，環境治理投入占GDP比重達到1.5%~2%，環境污染才能得到有效治理，達到2%~3%環境品質才能得到改善。發達國家環境治理投入占GDP比重高於2%是常態，而我國“十二五”期間的比例約為1.45%。應進一步轉變觀念，切實加大生態環境科技創新、污染治理、節能環保產業的資金投入及資源配置，在環境治理過程中把科技創新放在突出位置，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繼續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環境基礎設施領域，調動民間資本積極性。
五、堅定走綠色發展道路，深度參與全球綠色合作。
我國自然資源稟賦的國情是總量大，人均少，品質總體不高，這決定了我國不能走高投入、高消費的歐美老路，必須把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在資源得到高效迴圈利用、生態環境受到嚴格保護的基礎上。應抓住綠色低碳發展機遇，創新綠色發展路徑，建設綠色城市、綠色交通設施、綠色建築，在生產、消費、社會探索綠色發展路徑。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以中國立場和世界語境闡釋好生態文明建設，將生態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到“一帶一路”戰略，推動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滲透到國家公約談判、履約等各種國際雙邊、多邊外交場合，使之轉化為提升我國綜合國力、國家軟實力和綜合影響力的重要手段。
作者簡介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迴圈經濟產業研究中心主任、生態文明研究中心秘書長，從事資源環境系統分析及規劃管理、資源環境物聯網及大資料技術，入選國家“萬人計畫”科技創新領軍人才、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畫”青年學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國家環境保護專業技術青年拔尖人才、環保部環境保護科技先進個人等。學術成果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1項、省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4項。合作發表論著10多本，學術論文120多篇，SCI論文收錄60多篇、國家電腦軟體著作權30多項。主持包括國家973計畫等國家課題30多項以及國家級生態文明先行示範區等規劃課題50多項。擔任國家“廢物資源化科技工程”重點專項總體專家組成員、國家資源環境技術預測專家組成員，國家發改委、科技部、環保部、工信部等資源環境領域的決策諮詢專家，中國環境科學學會迴圈經濟分會專家委員會主任以及中國管理科學學會、中國系統工程學會等常務理事或副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