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境障礙也稱情感障礙， 是由各種原因引起的、以顯著而持久的情感或心境改變為主要特徵的一組疾病， 抑鬱症是心境障礙中的最常見的類型。 最新調查顯示， 中國心境障礙患者近1億人。
資料背後的中國抑鬱症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衛生部一共進行過三次大樣本的精神障礙流行病調查， 最近的一次調查結果剛剛在今年4月發佈。 之前兩次調查得出的心境障礙患病率的資料都不過萬分之幾， 但這一次的調查結果卻是4.06%。
按照中國13.8億人口換算， 這個數字相當於5600萬人。 而且， 4.06%是12月患病率（即過去12個月有沒有得過抑鬱症），
一個人群中， 有4%～7%的人有抑鬱症， 意味著100個人裡面有五六個人有抑鬱障礙。 而且， 這次調查並沒有包括兒童和青少年。 雖然沒有資料統計， 但眾多精神科醫生和心理醫生都表示， 過去五六年來， 兒童與青少年抑鬱症的上升趨勢是驚人的。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社會精神病學與行為醫學研究室主任黃悅勤分析， 中國抑鬱症患病率升高的原因之一是：“當今社會人們生活方式改變， 違反人類固有的生物節律飲食和睡眠， 導致神經、免疫、內分泌系統功能紊亂， 最終造成情緒障礙的惡果。 ”
這次調查的發現， 再次驗證了中國抑鬱症“低就診率”的現實：心境障礙（包括抑鬱症）患者中，
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 中國的抑鬱症患病率跟經濟水準沒有直接關係， 跟年齡、職業也沒有明確的關係， 唯一有關係的是性別和婚姻狀況。 其中， 婚姻狀況的因果關係並不清楚：是抑鬱症導致家庭關係不好， 還是離婚受刺激之後患上抑鬱症， 兩者之間互有關係， 但誰因誰果， 每個家庭情況都不一樣。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心理資訊服務中心主任祝卓巨集教授表示， 過去中國人的抑鬱症發病率相對低， 跟中國人情社會、人際網路密切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 這個文化正在遭到破壞。 人際關係的變革、變動、動盪、不穩定，
抑鬱症的三個核心症狀
很多中國人對抑鬱症最初的瞭解來自張國榮。 2003年4月1日， 這位受盡萬千寵愛的明星從一座大飯店的高樓上高墜死亡。 早在1987年， 張國榮就在自傳中寫道：“記得早幾年的我， 每逢遇上一班朋友聊天敘舊， 他們都會問我為什麼不開心。 臉上總見不到歡顏。 我想自己可能患上憂鬱症， 至於病源則是對自己不滿、對別人不滿， 對世界更加不滿。 ”
與癌症不同， 抑鬱症並沒有明確、可量化的病理診斷， 連最先進的核磁共振都不能作為診斷或者排除的依據。
祝卓宏教授介紹，
即使最有經驗的精神科醫生， 也只能依靠問診， 根據症狀的表像， 得到主觀性的判斷。 北京回龍觀醫院（注：北京市最大的公立三級甲等精神衛生專科醫院）的楊甫德院長， 如此解釋了抑鬱症的三個核心症狀：
第一是情緒低落， 完全處在悲傷中， 任何事情都帶不來快樂。 其次是興趣減退， 尤其是過去很感興趣的事情現在一點興趣也沒有。 再次是身體疲乏， 哪怕一天無所事事， 依然感到四肢疲軟無力。
第二是嚴重程度。
第三是持續時間。 持續兩周的心情低落就是抑鬱症症狀。
但是， 到底是什麼導致了這些症狀， 每個人的情況可能都是不一樣的。 有人有家族遺傳史， 有生物學基礎， 從小個性孤僻；還有一部分則是後天遭受了大的打擊， 突然變成這個樣子了；還有一部分， 家庭因素有一些， 又遭受了大的打擊， 是內因和外因共同影響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 精神科醫生與心理醫生對於抑鬱症發病機制的解釋， 有著很大的分歧。
楊甫德院長認為：“抑鬱症發病的根本因素還是生物學因素，比如，可能有遺傳因素、腦部結構的損壞，或者早年的病毒感染等等。”
而祝卓宏教授認為：“遺傳因素在抑鬱症發病機制中占的比重並不大。先天有先天的因素，但後天的塑造十分重要，與社會、經濟、文化的關係更大。即使是大腦本身，也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一直在改變。”
“低就診率”的現實
北京安定醫院（精神專科三級甲等醫院）的抑鬱症治療中心從2006年成立，是中國第一家抑鬱症治療中心，這個中心成立3年後，門診和住院患者50%以上都是心境障礙。
2013年，安定醫院曾經做過一次北京地區的抑鬱症流行病學調查，調查顯示，就診率不到10%。北京安定醫院院長、抑鬱症治療中心主任王剛介紹：“抑鬱症患者在行為、神態上難以看出和常人的區別，抑鬱症患者也很少存在思維邏輯障礙，更多地表現為思維上聯想的速度問題，會遲鈍。但性格較為好強的患者在職場、公眾面前不願意把自己內心的真實體驗暴露出來，所以也無法從表情判斷。”
抑鬱症在發病早期還經常表現出“自限性”的特點，會自行緩解，這是影響患者不去看病的一個重要原因，以為“忍忍就過去了”。但事實上，如果不及時就診，後期發病會越來越頻繁，程度越來越嚴重，每次持續時間越來越長。
國外研究還表明，隨時間推移，後期外部原因對發病的影響會越來越弱。但如果一早發現就就醫，經過系統的持續的治療，後期大多不會再有反復發病的情況。
抑鬱症還有另外一個很可怕的特徵，讓人消極、悲觀，看不到希望。一些重度抑鬱症患者大都是被家人強迫送去就醫的，因為他們本身已經喪失了求生的欲望。
經濟的問題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雖然目前抑鬱症的藥物大部分都在醫保範圍之內，但仍然是一筆不小的負擔。當然，還有醫療資源的不可及—我國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有2.7733萬人，心理治療師5000餘人，總計只有3萬多人。
但是，更重要的是，沒有人願意跟精神疾病扯上關係。中國人對精神障礙有一種強烈的病恥感。根據美國的精神障礙診斷標準，精神障礙一共有157種，焦慮、抑鬱、睡眠障礙都是，精神分裂症只在其中占0.5%～1%，而且在世界各地的發病率都是差不多的，但我們卻會不自覺地在精神障礙與精神分裂症之間畫上等號。
即使在大城市，當我們談論抑鬱症的時候，人們仍然習慣於輕聲低語。一位曾經的抑鬱症患者告訴我，她跟新認識的男朋友一提起自己得過抑鬱症，立刻就被拉黑了。而越到中小城市、偏遠地區，對精神障礙的認識誤區就越嚴重。
（據《三聯生活週刊》 陳賽、范薇/文）
【附錄】有些“身體不適”，實則是“情緒問題”
1980年夏天，美國人類學家亞瑟·克萊曼曾經在湖南進行一項實證研究，發現當時在中國人中流行的“神經衰弱症”，87%是重度抑鬱症。在這項研究中，絕大多數患者主訴軀體化症狀，90%的患者抱怨頭痛，78%的患者失眠，73%頭暈，49%的病人包括各種痛苦，而將情緒低落作為主訴症狀的患者只占9%。
克萊曼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社會傳統上並不認為情緒問題是“疾病”，只有“身體”作為一個具體的、可供展示的客體，才是疾病發生的場所。
在中國，軀體症狀確實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根據這次最新的全國性流行病學調查，心境障礙的城鄉分佈是城市1.94%，鄉村2.27%，鄉村明顯高於城市。但在農村，誰會說自己得抑鬱症呢？尤其是女性，身上疼，但說不出哪裡疼，其實是在家裡長期受到歧視……
在北京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的出診病例發現，很多病人都有軀體不適的現象，比如失眠、頭痛、心悸以及消化系統疾病。不少人在綜合醫院看了很多年，才意識到是精神上的問題，才找到精神科。
王剛認為，這種現象更多的是出於對疾病的認知不足。“中國人在心理健康方面的認知上和其他國家差異較大。國人往往忽略抑鬱症的核心症狀，而是關注一些伴發症狀。”
而在祝卓宏看來，當中國人感到不適時，更容易從身體感受到情緒的痛苦，也更容易從身體上去找問題，這種現象部分還可以歸結為東方文化的含蓄性。比如中國人對於挫折、障礙的應對策略，向來崇尚一個“忍”字。我們的人際交流也很少會說“我心情不好”，而是說“我身體不舒服”，否則，別人就會覺得你很奇怪。
有著很大的分歧。
楊甫德院長認為：“抑鬱症發病的根本因素還是生物學因素，比如，可能有遺傳因素、腦部結構的損壞，或者早年的病毒感染等等。”
而祝卓宏教授認為：“遺傳因素在抑鬱症發病機制中占的比重並不大。先天有先天的因素，但後天的塑造十分重要，與社會、經濟、文化的關係更大。即使是大腦本身，也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一直在改變。”
“低就診率”的現實
北京安定醫院（精神專科三級甲等醫院）的抑鬱症治療中心從2006年成立，是中國第一家抑鬱症治療中心，這個中心成立3年後，門診和住院患者50%以上都是心境障礙。
2013年，安定醫院曾經做過一次北京地區的抑鬱症流行病學調查，調查顯示，就診率不到10%。北京安定醫院院長、抑鬱症治療中心主任王剛介紹：“抑鬱症患者在行為、神態上難以看出和常人的區別，抑鬱症患者也很少存在思維邏輯障礙，更多地表現為思維上聯想的速度問題，會遲鈍。但性格較為好強的患者在職場、公眾面前不願意把自己內心的真實體驗暴露出來，所以也無法從表情判斷。”
抑鬱症在發病早期還經常表現出“自限性”的特點，會自行緩解，這是影響患者不去看病的一個重要原因，以為“忍忍就過去了”。但事實上，如果不及時就診，後期發病會越來越頻繁，程度越來越嚴重，每次持續時間越來越長。
國外研究還表明，隨時間推移，後期外部原因對發病的影響會越來越弱。但如果一早發現就就醫，經過系統的持續的治療，後期大多不會再有反復發病的情況。
抑鬱症還有另外一個很可怕的特徵，讓人消極、悲觀，看不到希望。一些重度抑鬱症患者大都是被家人強迫送去就醫的，因為他們本身已經喪失了求生的欲望。
經濟的問題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雖然目前抑鬱症的藥物大部分都在醫保範圍之內，但仍然是一筆不小的負擔。當然，還有醫療資源的不可及—我國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有2.7733萬人，心理治療師5000餘人，總計只有3萬多人。
但是，更重要的是，沒有人願意跟精神疾病扯上關係。中國人對精神障礙有一種強烈的病恥感。根據美國的精神障礙診斷標準，精神障礙一共有157種，焦慮、抑鬱、睡眠障礙都是，精神分裂症只在其中占0.5%～1%，而且在世界各地的發病率都是差不多的，但我們卻會不自覺地在精神障礙與精神分裂症之間畫上等號。
即使在大城市，當我們談論抑鬱症的時候，人們仍然習慣於輕聲低語。一位曾經的抑鬱症患者告訴我，她跟新認識的男朋友一提起自己得過抑鬱症，立刻就被拉黑了。而越到中小城市、偏遠地區，對精神障礙的認識誤區就越嚴重。
（據《三聯生活週刊》 陳賽、范薇/文）
【附錄】有些“身體不適”，實則是“情緒問題”
1980年夏天，美國人類學家亞瑟·克萊曼曾經在湖南進行一項實證研究，發現當時在中國人中流行的“神經衰弱症”，87%是重度抑鬱症。在這項研究中，絕大多數患者主訴軀體化症狀，90%的患者抱怨頭痛，78%的患者失眠，73%頭暈，49%的病人包括各種痛苦，而將情緒低落作為主訴症狀的患者只占9%。
克萊曼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社會傳統上並不認為情緒問題是“疾病”，只有“身體”作為一個具體的、可供展示的客體，才是疾病發生的場所。
在中國，軀體症狀確實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根據這次最新的全國性流行病學調查，心境障礙的城鄉分佈是城市1.94%，鄉村2.27%，鄉村明顯高於城市。但在農村，誰會說自己得抑鬱症呢？尤其是女性，身上疼，但說不出哪裡疼，其實是在家裡長期受到歧視……
在北京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的出診病例發現，很多病人都有軀體不適的現象，比如失眠、頭痛、心悸以及消化系統疾病。不少人在綜合醫院看了很多年，才意識到是精神上的問題，才找到精神科。
王剛認為，這種現象更多的是出於對疾病的認知不足。“中國人在心理健康方面的認知上和其他國家差異較大。國人往往忽略抑鬱症的核心症狀，而是關注一些伴發症狀。”
而在祝卓宏看來，當中國人感到不適時，更容易從身體感受到情緒的痛苦，也更容易從身體上去找問題，這種現象部分還可以歸結為東方文化的含蓄性。比如中國人對於挫折、障礙的應對策略，向來崇尚一個“忍”字。我們的人際交流也很少會說“我心情不好”，而是說“我身體不舒服”，否則，別人就會覺得你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