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文學批評家、詩人， 回顧特朗普上任的這一年。
這些天， 特朗普在中國訪問。 這位美國總統已經當選一年， 或許大家已經有些遺忘了當年他競選成功時所帶來的驚訝與疑惑。
轉眼間， 特朗普已經當選一年， 或許是時候解答這些問題了。 全球許多媒體都刊登了回顧文章， 單讀挑選了其中幾篇進行整理和翻譯。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六年， 美國獨佔霸主地位；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十六年， 美國陷入衰退與幻滅。 現在美國所呈現的樣貌， 恰恰是二者之間落差的映照。 ”
尼克·布萊恩特 ( Nick Bryant ) 發於 BBC 網站
原文標題：《當美國不再偉大之時》（The time when America stopped being great）
三十多年前， 我搭乘的飛機降落在洛杉磯， 實現了我自孩童時期以來到美國看看的夢想。 西部片、超級英雄漫畫......我對美國的癡迷很早就開始了。 美國永遠在激發著我的想像， 它不僅僅是一個地方， 還是一種意念。
那時是八十年代， 也是美國的黃金時代：這個國度已經走出越戰、水門事件、伊朗人質危機的陰影， 一切跡象都表明這個國家會蒸蒸日上。 1984 年的奧運會上，
在這以後的 16 年間， 美國在國際舞臺上大獲全勝。 柏林牆的倒塌， 標誌著美國獲得冷戰的最後勝利，
不幸的是， 這一願景很快就被打破了。 最致命性的事件無疑是 9·11 恐怖襲擊， 那一天全世界都在電視新聞裡看到作為紐約地標之一的雙子塔在濃煙之中轟然坍塌。 隨之坍塌的， 還有美國民眾的安全感，和對未來的信心。2008 年雷曼兄弟垮臺，之後是曠日持久的經濟衰退，“美國夢”也僅僅成為一個幻影。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六年，美國獨佔霸主地位；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十六年，美國陷入衰退與幻滅。現在美國所呈現的樣貌，恰恰是二者之間落差的映照。
此時，奧巴馬的上任似乎為美國復興帶來了一線曙光。作為美國首位黑人總統，他在經濟復興的任務以外，也致力於彌合美國各社群之間的裂痕：跨黨派、跨種族、跨階層、跨性別與性向。然而，現實卻似乎與他所預想的方向恰恰相反。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諾曾放出狠話：“我首要的任務是確保奧巴馬在一屆任期後不再連任。”與此同時，茶黨運動也將保守主義推向極端。2013 年，聯邦政府因國會不通過下一年的財政預算而暫停運作，已經顯示了黨派合作只是空想。“身份政治”成為越來越重要的關鍵字，兩個黨派都越來越依賴於特定族群——黑人、基督教福音派、LGBT 群體、槍械持有者——來贏得選票。
2011 年度的國會中，沒有一個民主黨成員比共和黨成員更“右”，也沒有一個共和黨成員比民主黨成員更“左”。這在冷戰時期是不可想像的，左派共和黨員和右派民主黨員之間總有些重疊。兩個黨派因為蘇聯這一共同敵人的存在而聯合起來，但這種合作也隨著冷戰的結束而土崩瓦解。
另一件在冷戰時代不可想像的事情，則是身為美國總統的克林頓，竟會因為與一個實習生鬧出的性緋聞而遭到國會彈劾。冷戰時期，有太多事情比這些瑣事重要。這也揭示了一個新的政治潮流：對現任總統合法性的質疑。兩個黨派都曾經玩過這個把戲。民主黨人士因為戈爾在選舉中贏得了更多大眾選票，而質疑布希當選總統的合理性；特朗普本人則很熱衷於質疑奧巴馬的出生地，認為他連是否應該具有美國公民身份都值得懷疑。
與此同時，更為尖銳的政治聲音開始出現在各種網路與社交媒體。以往傳統媒體從來不會刊登的充滿仇視的言論，在網路上得以宣洩。互聯網似乎並沒有如它所最初承諾的那樣，成為聯結起各式各樣的人的平臺，而是成為各種憤世嫉俗情緒、分裂主義、與奇怪陰謀論的溫床。
經濟上的貧富差距也在逐漸加劇。到 2014 年，美國最富有的 1%人口已經積累了比底層的 90%人口更多的財富。很多人將高失業率歸咎於全球化，但或許更不能忽視的元素是自動化。機械將人從勞動中解放出來，但也讓被剝奪工作的人陷入貧窮。
特朗普所憧憬的“偉大的美國”，是雷根時代那個欣欣向榮的美國。但他所要面對的問題，卻不是雷根時代的美國所要面對的問題。特朗普的政治是不滿與憤怒的政治，這與雷根時代積極向上的腔調大相徑庭。他所執政的這一年似乎也證實了這點。白人至上種族主義遊行，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美國橄欖球聯盟球員的下跪抗議……國內紛爭不斷，而國際舞臺上“美國優先”的主張也只是讓美國越來越孤立。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來到美國的時候，我看見的，是凝聚起一個社會的力量。那些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慶祝固然具有民族主義狂歡的成分，但我也看見共同的精氣神和追求。那時大家有理由高興，那時的美國感覺就像是美國。
“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可怕時代，我的餘生甚至我女兒的餘生都將在此中度過。”
卡莎·波利特 （Katha Pollitt）發於《紐約書評》
原文標題：《特朗普一年：我的憤怒管理》（Year One: My Anger Management）
有一天，我的一位自由派民主黨人的朋友說，他不得不承認，自從特朗普當選以來，他的生活一直沒有改變。那麼，我說，才八個月，再給他點兒時間！與我的朋友不同，特朗普當選以來，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只是物質上的變化，比如我的繼子一家移民到加拿大，有一部分就是因為沒有美國國籍的他們擔心在美國的未來。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變化，我有時覺得我跟以前不一樣了，我變得煩躁易怒，注意力不集中。大選後的幾個月裡，我幾乎讀不進任何書，除了有關羅馬歷史的書籍之外，而後者竟然充滿了“特朗普們”：那些熱衷於摧殘敵人的、空有幻想的反社會主義者。
鑒於我們所面臨的形勢，我的工作似乎變得不足掛齒——多一個少一個專欄又能帶來什麼改變呢？在特朗普上臺以前，我認為很多人喜歡的事情很愚蠢，但現在我只覺得，去吧，享受吧，也許蝙蝠俠 DVD 能在特朗普地獄中給你帶來一些慰藉。
但最主要的區別還是在於我變得討厭人，當然不是所有人，我討厭那些投票給特朗普的人，那些相信網上傳言說奧巴馬是個穆斯林，而蜜雪兒·奧巴馬是男人的人，那些喜歡使用“n”打頭的詞卻拼都拼不對的人，那些眼裡只關心降不降稅的人，那些聲稱因為“郵件門”而反對希拉蕊的人，那些並不信任特朗普卻只是想把事情搞砸的人，恭喜你們！你們為全美國人民挖了個大坑！
我想你可能會說我這樣的人才是問題所在，用我利己的自由主義、精英主義以及“身份政治”傾向來孤立特朗普支持者。是的，我希望他們能擁有政府對其健康和後代的保障，能享受好的、負擔得起的學校，能有真正的性教育和墮胎的管道，以及更高的工資底線。是的，我希望富人能夠支付更多稅收以提供這一切。顯然，這些威脅到了特朗普支持者（大多數是美國白人公民）的所謂尊嚴，因為他們會失去一些既得利益。
在特朗普當選這一年，我老戴著我粉紅色的帽子，參與的遊行比我之前十年加起來的還要多；我加入了很多線上線下團體，連續幾個星期每天給國會議員打電話；我給保羅·萊恩（Paul Ryan）, 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以及總統寄諷刺明信片；我投入金錢支持全國各地的候選人，其中有一些確實贏了。我寫了更多的專欄文章。
你可以說我把我的憤怒發揮得淋漓盡致，但這無濟於事。感覺這個世界已經向壞的方向轉彎了，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可怕時代，我的餘生甚至我女兒的餘生都將在此中度過。已經發生的事情不可能被輕易抹去：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任職於最高法院只是開始，一眾屬於保守黨的聯邦法官即將被任命；氣候變化、環境破壞、法西斯運動在萌芽。我怎麼能對那些始作俑者不憤怒呢？我們的想法被一個荒唐的騙子和電視節目主持人綁架和殖民了，我們不再能發揮自己的作用。
幾個星期前我和我丈夫去了芝加哥藝術學院，參觀了古希臘和羅馬的收藏。在可怕的羅馬人消失之後，這些文物看起來是那麼美麗。繪上了日常生活的馬賽克裝飾圖片：盤子裡的魚，花，漂亮女孩。鑄在銀幣上的那些有名的反社會者們看起來也那麼小，那麼溫和無害，他們的特徵被許多雙手和許多世紀磨平了。看，凱撒大帝和奧古斯都；這裡一邊是克莉奧佩特拉，另一邊是馬克·安東尼。這個小小的錢幣上是誰？哦，是韋斯巴薌，那個派他的兒子去摧毀耶路撒冷的人，那個建造了羅馬鬥獸場，讓不同階級的人們安坐下來，看著野獸把囚犯撕成碎片的人。
我的腦海中突然浮現出華茲華斯的詩句：“古老的，不幸的，遙遠的事物，很久以前的戰爭。（出自 The Solitary Reaper《孤獨的割麥女》 ）”那幾個小時我們沉浸在文物中，當我們走出博物館，突然發現，這是自從特朗普贏得選舉後，我們最不受他打擾的一段時間。
“對特朗普的迷戀，成為了庸俗的藉口”
大衛·布羅姆維奇（ David Bromwich ）發於《倫敦書評》
原文標題：《仇視特朗普的時代》（The Age of Detesting Trump）
美國中左翼的媒體，自八十年代末以來就一直處在昏昏欲睡的狀態。不僅在克林頓時期毫無作為，對布希的伊拉克戰爭和奧巴馬的利比亞戰爭也都睜隻眼閉隻眼，而且不知為何，似乎很篤定地認為美國在敘利亞的介入有利於中東局勢的穩定。現在，它們卻突然成為反政府意見的集中地，以各式各樣的新聞、觀點、以及摻雜著觀點的新聞輪番轟炸特朗普。
他們寄希望於特朗普遭到彈劾而下臺，但顯然，他們作為“抗爭”的力量來說還太嫩了。他們把火力對準俄羅斯政府以及支持特朗普的商業巨頭，指責他們利用社交媒體對去年選舉進行干涉。一些新聞報導甚至不惜使用來源不明的消息來指涉特朗普和俄羅斯力量的勾結。就連眼尖的讀者都能看出，這已經模糊了新聞評論和無理謾駡的邊界。
特朗普贏得選舉是因為他對政府的瘋狂抨擊，這也是共和黨自雷根時代以來的策略，只是特朗普做得更出格。但民主黨人還停留在“政府能為你做什麼”的階段。因此，他們以為策略在於讓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失去合法性，這樣，他們就能取而代之。然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共和黨人會“叛變”他們的總統。現狀是共和黨控制了參議院、眾議院、政府和最高法院，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人要是想否認現任總統的合法性，就相當於否認他們一直以來致力維護的憲政民主制度。
6 月 18 日，紐約公共劇院上演了莎士比亞名作《尤利西斯·凱撒》，其中凱撒被塑造成一個特朗普式的人物。這當然毀了這出劇碼，因為如果讓凱撒成為特朗普式的討人厭的魔鬼，而不是文本中所描寫的那個灰暗、孱弱、自負、而又遲暮的凱撒，那麼布魯特斯刺殺他之前所懷有的猶疑情緒就變得不可理解了。對特朗普的迷戀，幾乎成了任何作品庸俗的藉口。仿佛宣言式的反叛就能帶來名氣似的，約翰尼·德普之前在格拉斯頓伯裡藝術節上宣傳新電影《浪蕩子》( The Libertine ) 時就曾經向觀眾問：“上一回有演員刺殺總統的事件是什麼時候了呢？”我們好像已經過於習慣這些刻意挑釁的言論，然後等一兩天，又會有人為他們不真誠而且沒有實際效用的發言道歉。
要是有人真的想要打敗特朗普，而不僅僅是讓他的支持者們感到反胃，那麼最好想想特朗普背後的共和黨。不要寄希望於比爾·克林頓、奧巴馬、或希拉蕊的政治主張，他們的主張已經不適用了，面對現狀他們也無能為力了。特朗普這個名字所代表的不僅是一個人，還是一套價值體系。因此，要與其抗爭也只能夠依靠另一套價值體系。或許，氣候變化？
還有美國民眾的安全感，和對未來的信心。2008 年雷曼兄弟垮臺，之後是曠日持久的經濟衰退，“美國夢”也僅僅成為一個幻影。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六年，美國獨佔霸主地位；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十六年，美國陷入衰退與幻滅。現在美國所呈現的樣貌，恰恰是二者之間落差的映照。
此時，奧巴馬的上任似乎為美國復興帶來了一線曙光。作為美國首位黑人總統，他在經濟復興的任務以外，也致力於彌合美國各社群之間的裂痕：跨黨派、跨種族、跨階層、跨性別與性向。然而，現實卻似乎與他所預想的方向恰恰相反。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諾曾放出狠話：“我首要的任務是確保奧巴馬在一屆任期後不再連任。”與此同時，茶黨運動也將保守主義推向極端。2013 年，聯邦政府因國會不通過下一年的財政預算而暫停運作，已經顯示了黨派合作只是空想。“身份政治”成為越來越重要的關鍵字，兩個黨派都越來越依賴於特定族群——黑人、基督教福音派、LGBT 群體、槍械持有者——來贏得選票。
2011 年度的國會中，沒有一個民主黨成員比共和黨成員更“右”，也沒有一個共和黨成員比民主黨成員更“左”。這在冷戰時期是不可想像的，左派共和黨員和右派民主黨員之間總有些重疊。兩個黨派因為蘇聯這一共同敵人的存在而聯合起來，但這種合作也隨著冷戰的結束而土崩瓦解。
另一件在冷戰時代不可想像的事情，則是身為美國總統的克林頓，竟會因為與一個實習生鬧出的性緋聞而遭到國會彈劾。冷戰時期，有太多事情比這些瑣事重要。這也揭示了一個新的政治潮流：對現任總統合法性的質疑。兩個黨派都曾經玩過這個把戲。民主黨人士因為戈爾在選舉中贏得了更多大眾選票，而質疑布希當選總統的合理性；特朗普本人則很熱衷於質疑奧巴馬的出生地，認為他連是否應該具有美國公民身份都值得懷疑。
與此同時，更為尖銳的政治聲音開始出現在各種網路與社交媒體。以往傳統媒體從來不會刊登的充滿仇視的言論，在網路上得以宣洩。互聯網似乎並沒有如它所最初承諾的那樣，成為聯結起各式各樣的人的平臺，而是成為各種憤世嫉俗情緒、分裂主義、與奇怪陰謀論的溫床。
經濟上的貧富差距也在逐漸加劇。到 2014 年，美國最富有的 1%人口已經積累了比底層的 90%人口更多的財富。很多人將高失業率歸咎於全球化，但或許更不能忽視的元素是自動化。機械將人從勞動中解放出來，但也讓被剝奪工作的人陷入貧窮。
特朗普所憧憬的“偉大的美國”，是雷根時代那個欣欣向榮的美國。但他所要面對的問題，卻不是雷根時代的美國所要面對的問題。特朗普的政治是不滿與憤怒的政治，這與雷根時代積極向上的腔調大相徑庭。他所執政的這一年似乎也證實了這點。白人至上種族主義遊行，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美國橄欖球聯盟球員的下跪抗議……國內紛爭不斷，而國際舞臺上“美國優先”的主張也只是讓美國越來越孤立。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來到美國的時候，我看見的，是凝聚起一個社會的力量。那些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慶祝固然具有民族主義狂歡的成分，但我也看見共同的精氣神和追求。那時大家有理由高興，那時的美國感覺就像是美國。
“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可怕時代，我的餘生甚至我女兒的餘生都將在此中度過。”
卡莎·波利特 （Katha Pollitt）發於《紐約書評》
原文標題：《特朗普一年：我的憤怒管理》（Year One: My Anger Management）
有一天，我的一位自由派民主黨人的朋友說，他不得不承認，自從特朗普當選以來，他的生活一直沒有改變。那麼，我說，才八個月，再給他點兒時間！與我的朋友不同，特朗普當選以來，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只是物質上的變化，比如我的繼子一家移民到加拿大，有一部分就是因為沒有美國國籍的他們擔心在美國的未來。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變化，我有時覺得我跟以前不一樣了，我變得煩躁易怒，注意力不集中。大選後的幾個月裡，我幾乎讀不進任何書，除了有關羅馬歷史的書籍之外，而後者竟然充滿了“特朗普們”：那些熱衷於摧殘敵人的、空有幻想的反社會主義者。
鑒於我們所面臨的形勢，我的工作似乎變得不足掛齒——多一個少一個專欄又能帶來什麼改變呢？在特朗普上臺以前，我認為很多人喜歡的事情很愚蠢，但現在我只覺得，去吧，享受吧，也許蝙蝠俠 DVD 能在特朗普地獄中給你帶來一些慰藉。
但最主要的區別還是在於我變得討厭人，當然不是所有人，我討厭那些投票給特朗普的人，那些相信網上傳言說奧巴馬是個穆斯林，而蜜雪兒·奧巴馬是男人的人，那些喜歡使用“n”打頭的詞卻拼都拼不對的人，那些眼裡只關心降不降稅的人，那些聲稱因為“郵件門”而反對希拉蕊的人，那些並不信任特朗普卻只是想把事情搞砸的人，恭喜你們！你們為全美國人民挖了個大坑！
我想你可能會說我這樣的人才是問題所在，用我利己的自由主義、精英主義以及“身份政治”傾向來孤立特朗普支持者。是的，我希望他們能擁有政府對其健康和後代的保障，能享受好的、負擔得起的學校，能有真正的性教育和墮胎的管道，以及更高的工資底線。是的，我希望富人能夠支付更多稅收以提供這一切。顯然，這些威脅到了特朗普支持者（大多數是美國白人公民）的所謂尊嚴，因為他們會失去一些既得利益。
在特朗普當選這一年，我老戴著我粉紅色的帽子，參與的遊行比我之前十年加起來的還要多；我加入了很多線上線下團體，連續幾個星期每天給國會議員打電話；我給保羅·萊恩（Paul Ryan）, 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以及總統寄諷刺明信片；我投入金錢支持全國各地的候選人，其中有一些確實贏了。我寫了更多的專欄文章。
你可以說我把我的憤怒發揮得淋漓盡致，但這無濟於事。感覺這個世界已經向壞的方向轉彎了，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可怕時代，我的餘生甚至我女兒的餘生都將在此中度過。已經發生的事情不可能被輕易抹去：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任職於最高法院只是開始，一眾屬於保守黨的聯邦法官即將被任命；氣候變化、環境破壞、法西斯運動在萌芽。我怎麼能對那些始作俑者不憤怒呢？我們的想法被一個荒唐的騙子和電視節目主持人綁架和殖民了，我們不再能發揮自己的作用。
幾個星期前我和我丈夫去了芝加哥藝術學院，參觀了古希臘和羅馬的收藏。在可怕的羅馬人消失之後，這些文物看起來是那麼美麗。繪上了日常生活的馬賽克裝飾圖片：盤子裡的魚，花，漂亮女孩。鑄在銀幣上的那些有名的反社會者們看起來也那麼小，那麼溫和無害，他們的特徵被許多雙手和許多世紀磨平了。看，凱撒大帝和奧古斯都；這裡一邊是克莉奧佩特拉，另一邊是馬克·安東尼。這個小小的錢幣上是誰？哦，是韋斯巴薌，那個派他的兒子去摧毀耶路撒冷的人，那個建造了羅馬鬥獸場，讓不同階級的人們安坐下來，看著野獸把囚犯撕成碎片的人。
我的腦海中突然浮現出華茲華斯的詩句：“古老的，不幸的，遙遠的事物，很久以前的戰爭。（出自 The Solitary Reaper《孤獨的割麥女》 ）”那幾個小時我們沉浸在文物中，當我們走出博物館，突然發現，這是自從特朗普贏得選舉後，我們最不受他打擾的一段時間。
“對特朗普的迷戀，成為了庸俗的藉口”
大衛·布羅姆維奇（ David Bromwich ）發於《倫敦書評》
原文標題：《仇視特朗普的時代》（The Age of Detesting Trump）
美國中左翼的媒體，自八十年代末以來就一直處在昏昏欲睡的狀態。不僅在克林頓時期毫無作為，對布希的伊拉克戰爭和奧巴馬的利比亞戰爭也都睜隻眼閉隻眼，而且不知為何，似乎很篤定地認為美國在敘利亞的介入有利於中東局勢的穩定。現在，它們卻突然成為反政府意見的集中地，以各式各樣的新聞、觀點、以及摻雜著觀點的新聞輪番轟炸特朗普。
他們寄希望於特朗普遭到彈劾而下臺，但顯然，他們作為“抗爭”的力量來說還太嫩了。他們把火力對準俄羅斯政府以及支持特朗普的商業巨頭，指責他們利用社交媒體對去年選舉進行干涉。一些新聞報導甚至不惜使用來源不明的消息來指涉特朗普和俄羅斯力量的勾結。就連眼尖的讀者都能看出，這已經模糊了新聞評論和無理謾駡的邊界。
特朗普贏得選舉是因為他對政府的瘋狂抨擊，這也是共和黨自雷根時代以來的策略，只是特朗普做得更出格。但民主黨人還停留在“政府能為你做什麼”的階段。因此，他們以為策略在於讓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失去合法性，這樣，他們就能取而代之。然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共和黨人會“叛變”他們的總統。現狀是共和黨控制了參議院、眾議院、政府和最高法院，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人要是想否認現任總統的合法性，就相當於否認他們一直以來致力維護的憲政民主制度。
6 月 18 日，紐約公共劇院上演了莎士比亞名作《尤利西斯·凱撒》，其中凱撒被塑造成一個特朗普式的人物。這當然毀了這出劇碼，因為如果讓凱撒成為特朗普式的討人厭的魔鬼，而不是文本中所描寫的那個灰暗、孱弱、自負、而又遲暮的凱撒，那麼布魯特斯刺殺他之前所懷有的猶疑情緒就變得不可理解了。對特朗普的迷戀，幾乎成了任何作品庸俗的藉口。仿佛宣言式的反叛就能帶來名氣似的，約翰尼·德普之前在格拉斯頓伯裡藝術節上宣傳新電影《浪蕩子》( The Libertine ) 時就曾經向觀眾問：“上一回有演員刺殺總統的事件是什麼時候了呢？”我們好像已經過於習慣這些刻意挑釁的言論，然後等一兩天，又會有人為他們不真誠而且沒有實際效用的發言道歉。
要是有人真的想要打敗特朗普，而不僅僅是讓他的支持者們感到反胃，那麼最好想想特朗普背後的共和黨。不要寄希望於比爾·克林頓、奧巴馬、或希拉蕊的政治主張，他們的主張已經不適用了，面對現狀他們也無能為力了。特朗普這個名字所代表的不僅是一個人，還是一套價值體系。因此，要與其抗爭也只能夠依靠另一套價值體系。或許，氣候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