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持續發酵， 隨著更多的視頻被曝光， 一些托幼所的老師竟然用一套可怕的流程來管理基本不會說話的2歲小孩！
事件起因是11月8日攜程親子園的孩子家長向媒體曝光投訴：教職員工涉嫌虐待兒童， 給孩子餵食不明食物、並且有推搡幼兒的動作。 而且曝光了相關的視頻， 視頻中老師粗暴地推開孩子， 導致孩子的頭磕到了桌角上， 再把孩子惡狠狠地拉回來， 孩子們除了哭，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大多數孩子只有十幾個月大， 甚至不怎麼會說話， 而令人氣憤的是但是越哭，
而其他在場的老師， 對此無動於衷， 可以推測這不是第一次， 或者其他老師是否之前也用此方法對待其他小孩， 現在還不得而知。
事件發生後， 攜程也第一時間開了道歉會，
看了監控， 家長們才知道， 原來老師的虐待行為是一整套的， 還喂他們吃安眠藥， 還把孩子關禁閉， 還用柵欄把孩子關到角落……
其中一個孩子， 已經產生了應激反應， 需要心理疏導。
據小明評測瞭解這間攜程親子園是於2016年2月18日正式開業， 開業當天長寧區婦聯主席王秀紅、長寧區婦聯副主席錢坤奕、《現代家庭》雜誌社社長、總編輯紀大慶、攜程旅行網副總裁、人力資源部總經理施琦、臨空園區黨委副書記、工會主席蔣玉仙等出席了剪綵儀式。
在2017年5月31日上海市婦聯舉行的專題新聞發佈會上， 上海市婦聯曾向媒體宣佈， 2017年上海市政府實事專案“公共托育服務”第一批試點已揭曉， 該專案自今年2月28日啟動至今已完成23個點的選址。
目前， 長寧區攜程親子園、楊浦區五角場社區、浦東新區高橋鎮學前一村等在內的3個試點完成項目驗收，
至於攜程為何會選擇“為了孩子”學苑作為親子園的協力廠商管理機構， 攜程副總裁、黨委書記施琦曾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透露， 當初選擇親子園管理方時， 曾有三家機構共同參與競爭， 最後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後， 選擇了《現代家庭》雜誌社下屬“為了孩子學苑”進行管理。
作為首批“公共托育服務”的試點專案之一， 攜程親子園位於上海攜程總部淩空SOHO的一幢寫字樓一層， 占地800平方米， 總投資400萬元， 提供5間各超過50平米的幼稚園教師、2間超過10平米的幼兒專用廁所， 另設一間保健室、一間保潔室、一間營養室， 以及接待大廳、員工辦公室和專用廁所，
在收費上， 親子園每月收費1600元。 此外， 攜程會派HR員工對親子園的每個小班級進行督促管理。 親子園目前共有5個班（涉事班級為彩虹班）， 每天的託管時間從早晨8：30到晚上6：30， 託管期間， 親子園每日為孩子提供午餐、晚餐和兩頓水果點心。
看起來條件不錯的托兒機構為什麼出現如此惡劣事件？也許正是監管的缺失， 據一位長期從事早教行業的業內人士介紹， 國內的早教培訓一直有很大的缺口， 但由於教育資質的托兒所很難申辦， 大部分都是走工商登記管道的企業， 其比例超過90%。 這些企業的經營行為受工商部門監管， 但其教學內容、師資和環境等問題， 卻沒有明確的監管方。 在監管缺失的情況下，早教行業的責任心純屬企業自覺。
所以在市場化運作的前提下，資本最先考慮的是怎麼先賺錢，而後才是客戶的滿意度，對於從業者的要求，更沒有嚴格的要求，對於市場上幼兒託管教育的缺失，更會助長一些所謂的老師管理行為，因為有經驗，那怕被這一家辭退了，去另外一家還是照常工作，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情況。
那麼短時間內怎麼減少此類事件的發生，比如在國外，很多托班就是社區內的全職媽媽，她們在家照顧自己的小孩，覺得還有餘力，就會去完成一個能夠從事幼兒照看資質的考試，然後基於社區就職一個托育機構。這樣的機構規模不大，但全職媽媽們很有愛心，也有基本的職業素養。
和國外模式相比，國內的早教機構規模並不小，但出於成本考慮，民辦幼稚園、早托班對老師要求較低，不少老師甚至是“半路出家”的其他人員，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也難談道德感，社會各方對此則缺乏足夠監管機制。
而要根治問題，顯然需要多個政府部門和相關方面，尤其是這些機構組織的培育方、託管方即刻介入，予以根治。
而根治恐怕還有一段時間，做為每個孩子的家長，可以和園區協商，把園區監控的許可權下放給孩子家長，這樣有時間就可以看小孩在學校的情況，或許能起到一定的監控作用。
在監管缺失的情況下，早教行業的責任心純屬企業自覺。所以在市場化運作的前提下，資本最先考慮的是怎麼先賺錢，而後才是客戶的滿意度，對於從業者的要求，更沒有嚴格的要求，對於市場上幼兒託管教育的缺失，更會助長一些所謂的老師管理行為，因為有經驗，那怕被這一家辭退了，去另外一家還是照常工作，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情況。
那麼短時間內怎麼減少此類事件的發生，比如在國外，很多托班就是社區內的全職媽媽，她們在家照顧自己的小孩，覺得還有餘力，就會去完成一個能夠從事幼兒照看資質的考試，然後基於社區就職一個托育機構。這樣的機構規模不大，但全職媽媽們很有愛心，也有基本的職業素養。
和國外模式相比，國內的早教機構規模並不小，但出於成本考慮，民辦幼稚園、早托班對老師要求較低，不少老師甚至是“半路出家”的其他人員，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也難談道德感，社會各方對此則缺乏足夠監管機制。
而要根治問題，顯然需要多個政府部門和相關方面，尤其是這些機構組織的培育方、託管方即刻介入，予以根治。
而根治恐怕還有一段時間，做為每個孩子的家長，可以和園區協商，把園區監控的許可權下放給孩子家長，這樣有時間就可以看小孩在學校的情況，或許能起到一定的監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