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公眾的印象可能是， 在一眾古希臘羅馬賢哲裡， 馬基雅維利對李維推崇備至， 然而他的寫作風格更酷肖晚年的塔西佗，
兩者唯一但非常關鍵性的區別是， 儘管承認現世的陰暗與艱難， 然而塔西佗依舊堅持歷史的主要任務乃是懲惡揚善， 政治不能缺乏道德這一維度， 或者按照古典共和主義的一貫說法， 政治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參與其間的公民的道德修養， 也就是德性的提升， 如果拋開這一點討論政治就毫無意義。
而他的私淑弟子馬基雅維利則截然相反， 不僅對理想國不抱指望， 更對日常道德在政治中是否重要有所懷疑， 進而困惑政治與道德的主從關係， 造成了歐洲哲學傳統的一次大斷裂， 至今依然以高度臉譜化的馬基雅維利主義鼻祖一角存于公眾印象當中， 該形象並不真實， 但非常公正。
兩者的大不相同可能與其置身環境息息相關， 儘管塔西佗一生經歷多位僭主暴政， 但中年以後羅馬迎來五賢帝中興的局面， 是以帝制雖然已根深蒂固無可動搖， 社會卻沒有潰爛到晚期羅馬那不可救藥的地步， 這讓塔西佗對未來仍然抱有被他的後世追隨者認為不切實際的期望。 而馬基雅維利身逢末世， 北義大利用四百年時間就演化完羅馬人一千年的歷程， 各城邦人心敗壞， 道德淪喪， 不遜於晚期羅馬的風采。 諷刺的是， 這恰好是義大利所謂文藝復興的巔峰時代， 文雅的義大利知識份子創造了他們土鼈祖先不敢想像的璀璨文化， 卻唯獨保不住城邦的獨立與個人的自由。
類似的演化並不為義大利人所專美，
因此老加圖時代的羅馬人從來不畏懼東方人的武力， 卻一再擔憂被亞洲人的風俗腐化， 而到塔西佗置身的時代， 羅馬腐敗的徵兆已初現端倪， 只是病毒尚集中在帝都， 近衛軍的政變遊戲沒有影響到行省的戰鬥力，
塔西佗對這樣的未來並非沒有預感， 其早期作品《日爾曼尼亞志》裡就對此充滿焦慮， 他在虔誠淳樸， 洋溢武德的日爾曼人身上看到羅馬稱霸地中海之前的身影， 一如在奸詐怯懦， 毫無節操可言的埃及人身上料想到未來羅馬墮落後的樣子。 古典時代的哲人普遍認為政體會不斷墮落， 從最好變成最壞， 沒有人能逃出這一鐵律， 這話放在民德身上可能也不會出錯。 他對這樣的前景充滿恐懼， 然而在大勢面前又無能為力， 最終只能訴諸名山事業，向羅馬人提供事關美德的教育。至於能不能成，他自己也不知道。
傳統上人們認為塔西佗著述《編年史》與《歷史》的目的，在於追問：羅馬的共和政體為何最終演變為僭政？不過鑒於塔西佗所敘述的內容起始于奧古斯都駕崩，提比略上位，而考察羅馬從共和變為帝制理當就共和國末年民主派與貴族派党爭，前後三巨頭的內戰這一時間段切入，再不濟也應當重點描述屋大維獨裁期間政制的設計與變遷，所以或許將其主要目的歸納為，試圖探明為何羅馬的僭政根深蒂固，哪怕在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王朝的末代皇帝尼祿死後，羅馬也沒有回歸共和，反而在一連串內亂後重新回到帝制的不歸路更為妥當。
而在塔西佗的分析裡，羅馬的帝制根深蒂固首先歸咎於兩個人：屋大維與他的繼子提比略。屋大維吸取凱撒的教訓，不去冒犯羅馬人尚存的共和意識，並沒有明目張膽地成為獨裁者，而是通過騙術與偽裝，一步步強化自己的專制權力，用吉本的話說，就是建立了一個以共和形式偽裝的君主政體。名義上羅馬皇帝或者說元首來自元老院的推舉，但實質上元老院作為門面工程，只是一個橡皮圖章罷了，並不比蘇維埃更有權力。
這一變革影響甚大，但是他並沒有花費多大力氣，因為作為內戰的最後勝利者，已經不存在支持共和的實力派可以挑戰屋大維，剩下的貴族又滿足于在新體制內通過奴顏婢膝升官發財，更何況舊制度已經因為戰爭崩潰，全仰仗屋大維建立的新秩序才能給羅馬與行省帶來和平。
而如果說屋大維是始作俑者，那麼提比略則是他最好的繼承人。塔西佗痛苦地指出，就是在這個不論道德還是才智都很平庸的僭主手上，羅馬人養成了奴性的品質，這種品質在隨後的數個王朝中始終伴隨他們，無論帝王如何更迭，也如附骨之疽陰魂不散。
與其繼父不同，提比略不僅缺乏才能，更沒有屋大維的風度與自信。僭政合法性的缺失與僭主才智的匱乏放大了提比略多疑猜忌的性格，因為始終缺乏安全感，所以他本能地提防任何優秀人物，甚至對自己的繼承人日爾曼尼庫斯也充滿恐懼，以至於到了病態的地步。不過公正地說，這並不是提比略的專利，歷代羅馬皇帝或多或少都有此特徵，比其更嫉賢妒能的大有人在，提比略的罪過在於首開先河，奠定了路徑依賴。
由此也可得知，專制的危害不僅在於恐怖，也在於平庸。如果共和的毀滅只是因為制度的轉變，那麼在較溫和的元首手上，未嘗不能保留些許元氣。但是僭政不僅摧殘人的肉體，更閹割人的精神，這可能是更致命的關鍵。在古代專制社會，最優秀的人才因為會威脅到僭主的統治，被一一剷除，於是像進取勇敢正直誠實這樣與才能高度相關的模因，由於不利於人們的生存而被拋棄，只有顢頇怯懦虛偽奸詐才能留得一命。而在一代代僭主像除草機一樣收割人頭進行篩選以後，人類一步步退化如蟲豸，走向柏拉圖預言的歷史終結。
是以在提比略一朝，僭政通過嚴刑峻法被徹底鞏固，老羅馬人的自由精神被一步步摧殘，對告密者的縱容與鼓勵導致社會中萬馬齊喑，使得被擊敗的共和主義者朝漠不關心政治的臣民轉變。在提比略以後，羅馬不再有任何意義上的共和政治可言，隨後帝國歷史將被充斥陰謀詭計的宮廷政治與耗資甚大但戰力日減，經常嘩變的雇傭軍支配，而元老院與羅馬人民大部分時間作為君主的應聲蟲，非常出色地完成他們的陪襯工作。從此，人們必須接受他們在羅馬的主人的任何決定，並無力反抗，同時喪失對公共事務的熱忱，也不再有自我管理的意願。
但是提比略對此並不負有所有責任，在《編年史》一書中，塔西佗無奈地告訴人們，如果不是羅馬的貴族階級自願成為專制者的統治工具，爭相在僭主面前獻媚，卑躬屈膝，阿諛奉承，將偽善、溜鬚拍馬與惡意中傷作為日常生活方式，提比略的偉大業績也不會推行地如此順利。提比略的政策導致並加速了元老院的腐化，可就連他對貴族們的奴相也感到厭惡與唾棄。據塔西佗說，每當提比略走出元老院，都會忍不住用希臘語感歎，真是擅長做奴才的一群人。《編年史》接下來的篇章便是講述提比略之後的皇帝們是如何進一步腐化他們的帝國，儘管幅頁眾多，但不過是影子重複影子，真正值得在意的是塔西佗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在僭政制度下，一個不願同流合污的人該如何保護自己的美德。
盎格魯—撒克遜學界對此討論不多，根本不予重視，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生存於僭政當中，所以對有人研究這種生存技巧感到很不可思議 ，充滿了西方中心主義讓人不舒服的傲慢，如果有人勉強為之，文本裡也充斥著民主黨周日集會上清新的爆米花味。倒是歐陸由於絕對主義時代的影響，倒是有不少議論，美國學界討論塔西佗第二個議題的，多半有歐陸學術背景。
在《編年史》中，塔西佗清醒地認識到這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僭政越猛烈，人就越難以堅持，不過由於他中年以後生活在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裡，羅馬帝國的黃金時代，如同哲人王一般的羅馬五賢帝的統治才剛剛開始，所以他還能充滿信心地援引葦斯巴鄉以身作則，扭轉社會愛好奢靡風氣的例子，小心翼翼地提出一個道德循環論，像司馬遷一樣認為人類道德可能存在週期性的輪回，所以羅馬可能還有救。遺憾地是，誠如我們所見到的，五賢帝以後羅馬便盛極而衰，即便有基督教收拾人心，也阻止不了帝國整體在道德上的腐敗與毀滅。
生於末世對未來看不到希望的馬基雅維利就對塔西佗的樂觀嗤之以鼻，但這也不是塔西佗的過錯，畢竟他只能看見他所看見的，相信他所能相信的。塔西佗在書中列舉多位才俊之士的不同遭遇，說明在積重難返的僭政當中審慎最為重要，正人君子理當謹慎、妥協乃至必要的偽裝，使有用之軀可以熬到政治清明的時候發揮作用，因為在邪惡猖獗的地方，簡單追求良善是沒有用處的，過分的希望更容易導致失敗，倘若一個人期待善的簡單勝利，說明他不諳世事。人們應該學會接受世道的黑暗，但同時也不放棄希望。所以他在讚美特拉賽亞毫無奴性的道德品質的同時，又遺憾他輕率地去死，塔西佗以為如果他能夠活著，無疑能作為榜樣讓更多心智不堅定的人鼓起勇氣，而不是見到好人下場淒慘而退縮。
公正地講，塔西佗關於審慎的道理說明他對人心的觀察確實很老練，可似乎沒什麼用，羅馬還是滅亡了。他對未來最低限度的樂觀使他拒絕了霍布斯式的看法，後者作為英語世界的異類，於各個政權中左右逢源的生存大師在《論公民》裡毫無保留地向讀者公佈自己的活命技巧：在僭政下美德發揮不了什麼作用，也不要對其保持信心，該做的是抽身而去，趁早跑路。
不能說塔西佗的理論毫無道理，但這可能僅適用于文明尚未病入膏肓的初期，到了真正積重難返的時刻，義人無論如何作為都不能協泰山以超北海，該完蛋還是要完蛋，在這一點上馬基雅維利可能看的更加透徹。
不過塔西佗的道德循環論也未必是錯誤的，只是並不是發生在文明的內部，而是發生在文明之外，充滿德性被塔西佗看好的日爾曼蠻族最終還是取代了德性喪盡的羅馬人，在後者生存的土地上另起爐灶，開始又一輪墮落史，直到被新的蠻族取代。用斯賓格勒式的語言形容，羅馬文明發育到爛熟以後機體凋零而死亡，但在此之前他們已經將種子投到遠方，種子繼承母體，像人類生殖繁衍一樣代代傳承。對文明演化來說，舊文明滅亡未嘗不是好事，能為新文明騰出空間。前提是被腐化掉的舊文明人口全部消滅乾淨，歷史上英格蘭能順利實現憲政而法蘭西不能有很多種原因，有一種極度政治不正確的解釋是，盎格魯人滅絕了所有作為腐化病毒感染源的土著而法蘭西沒有 。
最終只能訴諸名山事業，向羅馬人提供事關美德的教育。至於能不能成，他自己也不知道。傳統上人們認為塔西佗著述《編年史》與《歷史》的目的，在於追問：羅馬的共和政體為何最終演變為僭政？不過鑒於塔西佗所敘述的內容起始于奧古斯都駕崩，提比略上位，而考察羅馬從共和變為帝制理當就共和國末年民主派與貴族派党爭，前後三巨頭的內戰這一時間段切入，再不濟也應當重點描述屋大維獨裁期間政制的設計與變遷，所以或許將其主要目的歸納為，試圖探明為何羅馬的僭政根深蒂固，哪怕在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王朝的末代皇帝尼祿死後，羅馬也沒有回歸共和，反而在一連串內亂後重新回到帝制的不歸路更為妥當。
而在塔西佗的分析裡，羅馬的帝制根深蒂固首先歸咎於兩個人：屋大維與他的繼子提比略。屋大維吸取凱撒的教訓，不去冒犯羅馬人尚存的共和意識，並沒有明目張膽地成為獨裁者，而是通過騙術與偽裝，一步步強化自己的專制權力，用吉本的話說，就是建立了一個以共和形式偽裝的君主政體。名義上羅馬皇帝或者說元首來自元老院的推舉，但實質上元老院作為門面工程，只是一個橡皮圖章罷了，並不比蘇維埃更有權力。
這一變革影響甚大，但是他並沒有花費多大力氣，因為作為內戰的最後勝利者，已經不存在支持共和的實力派可以挑戰屋大維，剩下的貴族又滿足于在新體制內通過奴顏婢膝升官發財，更何況舊制度已經因為戰爭崩潰，全仰仗屋大維建立的新秩序才能給羅馬與行省帶來和平。
而如果說屋大維是始作俑者，那麼提比略則是他最好的繼承人。塔西佗痛苦地指出，就是在這個不論道德還是才智都很平庸的僭主手上，羅馬人養成了奴性的品質，這種品質在隨後的數個王朝中始終伴隨他們，無論帝王如何更迭，也如附骨之疽陰魂不散。
與其繼父不同，提比略不僅缺乏才能，更沒有屋大維的風度與自信。僭政合法性的缺失與僭主才智的匱乏放大了提比略多疑猜忌的性格，因為始終缺乏安全感，所以他本能地提防任何優秀人物，甚至對自己的繼承人日爾曼尼庫斯也充滿恐懼，以至於到了病態的地步。不過公正地說，這並不是提比略的專利，歷代羅馬皇帝或多或少都有此特徵，比其更嫉賢妒能的大有人在，提比略的罪過在於首開先河，奠定了路徑依賴。
由此也可得知，專制的危害不僅在於恐怖，也在於平庸。如果共和的毀滅只是因為制度的轉變，那麼在較溫和的元首手上，未嘗不能保留些許元氣。但是僭政不僅摧殘人的肉體，更閹割人的精神，這可能是更致命的關鍵。在古代專制社會，最優秀的人才因為會威脅到僭主的統治，被一一剷除，於是像進取勇敢正直誠實這樣與才能高度相關的模因，由於不利於人們的生存而被拋棄，只有顢頇怯懦虛偽奸詐才能留得一命。而在一代代僭主像除草機一樣收割人頭進行篩選以後，人類一步步退化如蟲豸，走向柏拉圖預言的歷史終結。
是以在提比略一朝，僭政通過嚴刑峻法被徹底鞏固，老羅馬人的自由精神被一步步摧殘，對告密者的縱容與鼓勵導致社會中萬馬齊喑，使得被擊敗的共和主義者朝漠不關心政治的臣民轉變。在提比略以後，羅馬不再有任何意義上的共和政治可言，隨後帝國歷史將被充斥陰謀詭計的宮廷政治與耗資甚大但戰力日減，經常嘩變的雇傭軍支配，而元老院與羅馬人民大部分時間作為君主的應聲蟲，非常出色地完成他們的陪襯工作。從此，人們必須接受他們在羅馬的主人的任何決定，並無力反抗，同時喪失對公共事務的熱忱，也不再有自我管理的意願。
但是提比略對此並不負有所有責任，在《編年史》一書中，塔西佗無奈地告訴人們，如果不是羅馬的貴族階級自願成為專制者的統治工具，爭相在僭主面前獻媚，卑躬屈膝，阿諛奉承，將偽善、溜鬚拍馬與惡意中傷作為日常生活方式，提比略的偉大業績也不會推行地如此順利。提比略的政策導致並加速了元老院的腐化，可就連他對貴族們的奴相也感到厭惡與唾棄。據塔西佗說，每當提比略走出元老院，都會忍不住用希臘語感歎，真是擅長做奴才的一群人。《編年史》接下來的篇章便是講述提比略之後的皇帝們是如何進一步腐化他們的帝國，儘管幅頁眾多，但不過是影子重複影子，真正值得在意的是塔西佗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在僭政制度下，一個不願同流合污的人該如何保護自己的美德。
盎格魯—撒克遜學界對此討論不多，根本不予重視，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生存於僭政當中，所以對有人研究這種生存技巧感到很不可思議 ，充滿了西方中心主義讓人不舒服的傲慢，如果有人勉強為之，文本裡也充斥著民主黨周日集會上清新的爆米花味。倒是歐陸由於絕對主義時代的影響，倒是有不少議論，美國學界討論塔西佗第二個議題的，多半有歐陸學術背景。
在《編年史》中，塔西佗清醒地認識到這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僭政越猛烈，人就越難以堅持，不過由於他中年以後生活在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裡，羅馬帝國的黃金時代，如同哲人王一般的羅馬五賢帝的統治才剛剛開始，所以他還能充滿信心地援引葦斯巴鄉以身作則，扭轉社會愛好奢靡風氣的例子，小心翼翼地提出一個道德循環論，像司馬遷一樣認為人類道德可能存在週期性的輪回，所以羅馬可能還有救。遺憾地是，誠如我們所見到的，五賢帝以後羅馬便盛極而衰，即便有基督教收拾人心，也阻止不了帝國整體在道德上的腐敗與毀滅。
生於末世對未來看不到希望的馬基雅維利就對塔西佗的樂觀嗤之以鼻，但這也不是塔西佗的過錯，畢竟他只能看見他所看見的，相信他所能相信的。塔西佗在書中列舉多位才俊之士的不同遭遇，說明在積重難返的僭政當中審慎最為重要，正人君子理當謹慎、妥協乃至必要的偽裝，使有用之軀可以熬到政治清明的時候發揮作用，因為在邪惡猖獗的地方，簡單追求良善是沒有用處的，過分的希望更容易導致失敗，倘若一個人期待善的簡單勝利，說明他不諳世事。人們應該學會接受世道的黑暗，但同時也不放棄希望。所以他在讚美特拉賽亞毫無奴性的道德品質的同時，又遺憾他輕率地去死，塔西佗以為如果他能夠活著，無疑能作為榜樣讓更多心智不堅定的人鼓起勇氣，而不是見到好人下場淒慘而退縮。
公正地講，塔西佗關於審慎的道理說明他對人心的觀察確實很老練，可似乎沒什麼用，羅馬還是滅亡了。他對未來最低限度的樂觀使他拒絕了霍布斯式的看法，後者作為英語世界的異類，於各個政權中左右逢源的生存大師在《論公民》裡毫無保留地向讀者公佈自己的活命技巧：在僭政下美德發揮不了什麼作用，也不要對其保持信心，該做的是抽身而去，趁早跑路。
不能說塔西佗的理論毫無道理，但這可能僅適用于文明尚未病入膏肓的初期，到了真正積重難返的時刻，義人無論如何作為都不能協泰山以超北海，該完蛋還是要完蛋，在這一點上馬基雅維利可能看的更加透徹。
不過塔西佗的道德循環論也未必是錯誤的，只是並不是發生在文明的內部，而是發生在文明之外，充滿德性被塔西佗看好的日爾曼蠻族最終還是取代了德性喪盡的羅馬人，在後者生存的土地上另起爐灶，開始又一輪墮落史，直到被新的蠻族取代。用斯賓格勒式的語言形容，羅馬文明發育到爛熟以後機體凋零而死亡，但在此之前他們已經將種子投到遠方，種子繼承母體，像人類生殖繁衍一樣代代傳承。對文明演化來說，舊文明滅亡未嘗不是好事，能為新文明騰出空間。前提是被腐化掉的舊文明人口全部消滅乾淨，歷史上英格蘭能順利實現憲政而法蘭西不能有很多種原因，有一種極度政治不正確的解釋是，盎格魯人滅絕了所有作為腐化病毒感染源的土著而法蘭西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