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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興：論十月革命與世界體系問題
作者：李興， 北京師範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國際事務系主任兼俄羅斯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內容提要
本文從縱橫兩方面論述了十月革命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從縱的方面看， 十月革命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党， 抓住和利用了戰爭與革命的機遇， 採取了社會主義崛起方式。 十月革命避免了俄國領土、經濟、政治甚至文化的分裂， 保住了一個完整的、有潛力的主要國際關係行為體， 為以後的蘇聯的崛起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關鍵字
十月革命 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行為體 國際格局和世界體系
本文的重點， 不是討論十月革命本身， 也不是十月革命對國際共運包括對我國政治顯而易見的影響， 而是十月革命對國際關係和世界體系的影響。
當然， 這裡所講的十月革命不是簡單地具體指彼得格勒或莫斯科等地武裝起義的幾小時、幾天甚至幾個月， 而是指與十月彼得格勒起義相關的複雜的、相互聯繫的一個過程， 是與蘇俄三年內戰及蘇聯成立緊密相聯的， 是與列寧的名字緊密相聯的。
從國際關係行為體的視角看
所謂國際關係行為體， 是指能夠獨立地參與國際事務並發揮影響和作用的一系列實體， 主要是指能夠在國際舞臺上獨立地承擔權利和義務， 按一定規則參與國際事務、被國際社會所認可的作為國際法主體的主權國家。 十月革命， 是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國家面臨分裂危險情勢下爆發的。 由於前線戰敗，
1917年3月8日， 二月革命爆發， 統治俄國300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徹底覆滅
在俄羅斯整個歷史進程中， 它們還決定著俄羅斯人的思想傾向和國家政策。 即使在今天它們依然 起著決定性的作用”[1]。 而從相反的例子來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以及德意志帝國則被分割、肢解， 從而導致國力大大削弱， 奧地利和土耳其永久喪失爭雄資格。 由於隨後蘇聯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出現，為地跨歐亞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的和平相處、相互融合、共同發展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俄國是具有極大特殊性的國家，歷史上多次大起大落，似乎週期性地易走極端。戰爭、革命、改革、民族主義通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開疆拓土，追求軍事大國、強國地位，不屈從於西方，趕超西方是其歷史發展的主旋律。與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法相比，俄國是歐洲歷史舞臺和世界歷史舞臺上的一位遲到的巨人。與資本主義新秀美國相比，俄羅斯的命運大起大落，遠不是一帆風順的。
圖為阿芙樂爾號輕型巡洋艦。11月6日（俄曆10月24日），阿芙樂爾號接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示，佔領尼古拉耶夫橋。7日晚9時45分，奉命開炮，發出進攻冬宮的信號。從此“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成為十月革命的象徵。
“盛”與“衰”、“分”與“合”的迴圈，“成”與“敗”、“得”與“失”的更替，是俄國歷史的常態。十月革命使俄國又一次處於歷史的“關節點”上，充滿了歷史的選擇性。正如克裡米亞戰敗引起了資產階級農奴制改革、1904～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導致國內革命和改革，從而推動了俄國向現代化社會邁進一樣，十月革命，俄國知恥近乎勇，變民族主義為愛國主義，變戰敗為動力，轉挫折為機遇，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党人為俄國找到了一種新的崛起方式，新的崛起道路，俄國現代化的道路，即蘇維埃的方式，社會主義的道路。美國學者布萊克說：“從試圖實現變革這一點上，十月比任何一次革命都要激進”[2]。當時尚在監獄中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羅莎·盧森堡儘管不贊成布爾什維克黨的很多做法，但還是稱讚說，“布爾什維克表明他們能做到一個真正的革命政黨在歷史可能性的限度內所能做到的一切”[3]。與沙俄時期由於壓制而萬馬齊喑的情況相比，由於十月革命激發了俄國人民的創造力，不是從上層貴族、上流社會，而是從普通勞動人民和社會下層中湧現出了無數創造性人才，既包括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也包括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和科學方面的。十月革命，是俄擺脫失敗、走出困境，由“衰”轉“盛”，由“分”至“合”的轉捩點，是俄國獨一無二的特性的再一次歷史表現。
十月革命，蘇俄意識形態的孤立是顯然的，實際的地緣政治處境是嚴峻的。但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十月革命正處於俄英百年冷戰(1815～1914年維也納體系)和蘇美50年冷戰之間(1945～1991年凡爾賽體系)，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十月革命使俄國在原來戰敗的基礎上仍然保住了在國際關係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從國際格局和世界體系的視角看
“國際格局”是一個高度抽象的綜合性術語。
“按照一般的理解，國際格局就是指在國際關係中起主導或者支配作用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基於力量對比關係而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互動結構和狀態。按照這一定義，國際格局具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它既是國際關係的內在結構，即由各個主要國家和國家集團之間所形成的力量對比總和的反映；同時又是各個主要國家和國家集團之間所形成的各種戰略關係的組合規模和外在表現形式”[4]。
從近代國際格局的演變來看，一般認為，歐亞地區先後經歷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1648～1814)、維也納體系(1815～1914)、凡爾賽一華盛頓體系(1918～1939)、雅爾達體系(1945～1991)等幾個階段。俄羅斯出現在歐洲和亞洲的時間比較晚，可以說在17世紀之前俄羅斯一直是被排除在歐洲主流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之外的，甚至沒有受到西歐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太大的影響。
但是，俄羅斯作為巨人在歐亞的崛起卻並不比各老牌帝國晚多少。彼得大帝早在1689年通過外交手段、沒有付出多大代價就與東方古老大國——中國劃定了早期邊界，把勢力範圍延伸到了中國清朝統治者祖地門前(從遠東國際關係體系的角度來看，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似乎可以理解為亞洲版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兩者在時間上相差僅40年)。經過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的努力，俄國打通了通往歐洲的出海口——波羅的海和黑海，與普魯士、奧地利一起三次瓜分歷史上曾攻下莫斯科的波蘭。特別是亞歷山大一世時期，俄國作為主力，打敗了歐洲不可一世的拿破崙法國，俄軍橫穿歐洲，進入了西歐的巴黎，使俄國獲得了歐洲陸權霸主地位。如果說，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還看不到多少俄國的身影，那麼，在維也納體系中俄羅斯成為舉足輕重的角色。俄國是神聖同盟的核心和歐洲憲兵。作為最大的陸權霸主國，俄國與當時的世界海上霸主——大英帝國進行了長達百年的競爭。
十月革命沒有改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
戰爭並沒有因為蘇俄頒佈《和平法令》而停止下來，也沒有因為作為協約國的主要國家之一的俄國退出對德戰爭而改變了同盟國集團戰敗的命運，因為美國於俄國二月革命後對德宣戰，德國已成了強弩之末。
十月革命既無法阻擋、也無力改變凡爾賽一華盛頓體系，其力量表面弱小而實際影響巨大，埋下了動搖凡爾賽體系的“炸彈”。俄羅斯本是協約國核心成員，戰勝國之一，但由於十月革命退出戰爭，它被協約國集團看成一個“叛徒”、“異己”，被戰勝國排除在外，不但不能參加“瓜分”勝利果實，而且還遭到了孤立和敵視。凡爾賽體系中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創立“維護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國際聯盟。由實力已經下降為二流的英法在國聯中唱主角；實力上升的美國和潛力猶存的蘇俄或主動或被動地游離在外，沒有參與進來。
國聯這個國際組織未能正確地反映各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因而猶如一座高樓建立在沙漠之上，根基不穩，岌岌可危，隨時有倒塌的危險。這也就是為什麼一戰後凡爾賽體系生命力不強、不到20年即土崩瓦解的原因。 ，由於十月革命，在帝國主義集團中，不僅大致出現了戰勝國與戰敗者(德奧集團)之分，在戰勝國(即協約國集團)當中，又出現了美與英法的離心、社會主義蘇俄與帝國主義英法美的分立。十月革命瓦解了對抗同盟國的戰時同盟，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運動互相呼應。
蘇俄之初，國力並不強，國際地位也不高，在國際格局中處於不利地位，在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體系中處境困難。蘇俄遭到了以前盟友的孤立，被排擠出主流的國際體系之外。一方面，協約國集團對待它可以說並不十分在意，並沒有真正認真地組織武力消滅。但這只是表面的，情況在發生變化。事實上蘇俄保住了遼闊的疆土，特立獨行，獨樹一幟，引人注目。另一方面，蘇俄的巨大的政治影響使協約國集團感到威脅和不安。英國陸軍大臣邱吉爾叫嚷要搞“十四國武裝干涉”就是明顯的反映。特別是蘇俄脫身於帝國主義矛盾和爭端，超脫於凡爾賽體系之外，得以集中力量搞國內建設。十月革命後國際政治重心開始偏離傳統的西歐，出現了向蘇俄和北美轉移的跡象。
所謂世界體系，指的是在國際範圍內各主權國家行為體之間的相互政治經濟聯繫與作用所形成的既矛盾又統一的有機整體。它既包括世界經濟體系，又包括世界政治體系。世界體系具有整體性、相互聯繫性和不平等性等基本特徵。世界體系的涵蓋面大於國際格局。戰爭加上十月革命使舊的世界體系——維也納體系被推翻，新的世界體系——凡爾賽體系逐步建立起來。作為凡爾賽體系核心內容的國際聯盟兼有防止戰爭和遏制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雙重目標，這就使得新的國際體系的形成、演進及其特徵無法擺脫地同十月革命聯繫在一起。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也變得複雜起來。英法似乎仍然掌握著世界的領導權，但實際上實力下降，力不從心。美國實力已經上來了，但並沒有也不願意接過世界主導權。德國已經被打倒在地了，但德國問題仍然處於歐洲均勢的中心。在俄國問題上，只有在如何對付蘇俄這一點上英法美才能夠放下爭吵，取得共識和一致。蘇俄仍面臨著許多不穩定和不可測因素，似乎暫時退出了博弈。而事實上，俄國歷來對歐洲平衡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維也納體系能維持近百年，雅爾達體系之所以能維持半個世紀最後以和平方式結束，均與俄國(蘇聯)在其中的支柱作用有關。美國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就曾指出：“世上沒有其他國家比俄羅斯更掌握著未來的命運”[5]。
精通理論的外交大師基辛格博士也認為，“俄羅斯 對世界秩序永遠都很重要”[6]。俄既是歐洲平衡的天然的維護者，也是有能力的破壞者。沒有俄國支持和維護的歐洲平衡是脆弱的。“革命對國際體系的這種影響在20世紀表現得更為明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7]。十月革命使當時的歐洲平衡長時間難以恢復，國際秩序十分複雜。蘇俄的存在和發展，實際上是對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凡爾賽體系的挑戰甚至否定。作為前盟友的協約國甚至比前敵手的戰敗國德國更敵視蘇俄。蘇俄有強烈的孤獨感、不安全感及對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懷疑和不信任。
同時，對凡爾賽體系的仇恨，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使 德國的某些集團乘機把希特勒推上了台[8]，從而加速了凡爾賽體系的崩潰。
俄國脫離資本主義集團，在西方無產階級和東方民族解放運動之間架起了橋樑，但又不得不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它孤立而特立獨行，弱小而地域遼闊。蘇與協約國從戰時盟友到戰後敵手，與德國正好相反，與中國有恩有怨，對中國影響增大。蘇俄表面上在歐洲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下降，但在全球範圍內的國際影響上升。蘇俄表面處境困難，居於俄國歷史上起核心作用的兩個國際體系——維也納體系和雅爾達體系之間，似乎暫時離開了國際舞臺的中心位置而走向了邊緣地帶，實際上，蘇俄處在聯繫東西、貫通俄國歷史前後的關鍵地位和樞紐位置。離開了蘇俄的凡爾賽體系根基不穩。十月革命對舊的國際體系提出了挑戰。歐洲格局在醞釀著重大變化。國際政治的重心出現了轉移的趨勢。
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視角看
人們在談到現代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時，總是津津樂道於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大流派。而理想主義流派的代表人物當推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其原因就在於他於1918年1月8日在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了“建立世界和平的綱領”的演說，史稱“十四點”。其主要內容有：(1)主張公開締結和平條約，反對“秘密的國際諒解”。(2)主張無論平時還是戰時，“必須保持公海航行的絕對自由化”。(3)主張“消除一切經濟壁壘，建立平等的貿易條件”。(4)主張對殖民地問題要“作出自由的、坦率的和絕對公正的調整”。(5)主張在解決有關俄國的問題時，其他國家須保證“最自由的合作”，使俄國“進入自由國家的社會”。(6)主張“必須成立一個具有特定盟約的普遍性的國際聯盟”。其中，美國認為，建立國際聯盟是其戰後“全部外交結構的基礎”，“是頭等要素的問題”[9]。威爾遜的“十四點計畫”打著“理想主義”的旗號，他被認為是理想主義國際關係流派的代表人物。
而早在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即1917年11月8日，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並宣佈了列寧親自起草的對外政策的第一個檔——《和平法令》。《和平法令》嚴厲譴責了帝國主義戰爭，揭露帝國主義戰爭的目的，宣佈廢除資產階級秘密外交，向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各國政府和人民呼籲立即進行公正、民主的和談；締結和約，實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根據《和平法令》所做的承諾，蘇俄政府先後公佈了一百多項對外秘密條約。
1917年月11月15日，蘇俄人民委員會通過了《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宣佈廢除舊俄國政府不乎等的民族政策，宣佈俄國各族人民的平等和主權，廢除民族特權和民族限制，各民族享有民族自決權等。12月3日，人民委員會公佈了《告俄國和東方全體伊斯蘭教勞動人民書》，宣佈了蘇俄政府對東方伊斯蘭教民族和國家的新政策，聲明廢除個俄政府簽訂的瓜分伊朗和土耳其秘密條約，確立平等、友好互助的相互關係。
其實，列寧的《和平法令》和威爾遜的“十四點計畫”有很多相近之處，比如，締結和平條約，反對秘密外交，公正地對待殖民地，包括其獨立，等等。
《和平法令》不僅在時間上略早於“十四點計畫”，而且表示要“廢除”和“歸還”沙俄已經取得的特權和利益，其內容更實實在在，具有現實可行性，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具有吸引力。威爾遜的“十四點計畫”雷聲大，但未能得到美國國會批准。而列寧的《和平法令》及以後發展演變而來的和平共處思想不是一時熱情衝動的產物，而是醞釀已久的思想。它不僅代表了新掌權的無產階級的思想，而且反映了當時世界上進步的、正義的思潮。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列寧國際關係思想的創見。沙俄時期的外交思想中最有影響的莫過於“泛斯拉夫主義”和“東正教大家庭”，充分體現了 沙俄外交的狹隘和自私。列寧較早地提出和使用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一概念。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初，蘇維埃政權與國內外敵人進行生死大搏鬥，迫切希望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支持和援助。
而蘇俄境內各族人民團結戰鬥，共同對敵，族際之間的矛盾尚未突顯出來。因此，列寧當時所講國際主義主要是指主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如蘇俄與波蘭、德國、匈牙利之間的關係。但是隨著反對國內外敵人的戰爭結束和工作重心的轉移，隨著統一的蘇聯國家的建立和大俄羅斯主義的抬頭，列寧敏銳地看到了蘇聯國家內部潛在的民族 矛盾的危險性。其國際主義思想發生了變化，其範疇由民族國家之間延伸到蘇聯國家內部，把蘇聯內部各民族的平等和聯合(如俄羅斯與烏克蘭、格魯吉亞的關係等)也上升到了國際主義的高度，納入到了國際主義的範疇，再三強調要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美國參議院拒絕批准《凡爾賽條約》，並拒絕參加國際聯盟。威爾遜焦慮成疾，於1919年病逝。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精神卻在美國發揚光大，成為以後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之一。列寧的思想取得了部分成功，如蘇俄政府廢除了沙俄時期上百個秘密條約，但在“歸還”別國的權利和利 益方面，比如蘇俄三次《對華宣言》的精神沒有得到落實。但列寧思想的影響仍然是非常大的。
列寧的思想使其有資格成為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理想主義學派的創始人，因為《和平法令》的理想主義精神不亞於“十四點計畫”，和平共處思想的創見也不遜于創立國際聯盟。而且，列寧的國際主義思想不僅是現實主義的鬥爭武器，而且超越了狹隘的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和階級、集團利益，本身也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色彩。過去西方學術界出於政治的原因，長期把列寧排除在理想主義國際關係思想大師之外，這是不公平的。
從國際關係實踐的視角看
(一)
十月革命後，蘇俄很快頒佈《和平法令》，宣佈退出帝國主義戰爭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其後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德奧同盟國集團乘機發動進攻威脅，在談判中抬高要價，提出令蘇俄屈辱的和談條件。
1918年3月3日，蘇俄被迫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上簽字，使俄國喪失了將近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五千萬居民
其典型事例是布列斯特和約。1918年3月，布爾什維克黨內和蘇維埃政府內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後，終於做出重大讓步，與德國簽訂了屈辱的《布列斯特條約》，蘇俄喪失了近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1918年11月13日，在德國戰敗投降後，蘇俄立即宣佈廢除這一條約。
其二是，協約國集團擔心失去東線戰場對敵人的兩線夾擊，戰局朝不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甚至擔心德俄“勾結”，因此，協約國集團在戰時譴責蘇俄“背信棄義”，在德國宣佈投降、蘇俄宣佈廢除布列斯特條約後，協約國和美國曾經考慮過對蘇俄的三種策略：談判，武裝干涉或者封鎖。最終，選擇了武裝干涉[10]。除了利用俄國白衛軍外，還藉口防止德軍奪取協約國在俄國港口修建的武器彈藥庫，不惜親自出兵動武。協約國集團從俄國盟友演變為蘇俄敵手。蘇俄堅決反擊協約國集團的武裝干涉，組織新生的工農紅軍，捍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
同時，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直接發生衝突，1920年4月蘇俄還在貝加爾湖以東地區建立了一個遠東共和國，作為一個緩衝地帶。1922年10月，日本被迫全部撤走干涉軍。11月，遠東共和國並人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
(二)
列寧對世界革命特別是歐洲革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由於本身力量有限，忙於與國內外敵人苦戰，蘇俄對十月革命直接影響下發生的、歐洲國家如德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國的革命只有道義上的支持，實際的援助很少。這些革命陸續失敗了。1920年發生了蘇俄與波蘭戰爭，蘇俄本想推進歐洲革命，但紅軍在華沙城下失利，使列寧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即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時機還不成熟，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誰也吃不掉誰的情況下，必須學會兩種制度和平共處。列寧概括新形勢說，“經過三年殘酷而激烈的戰爭”，“無論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還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沒有獲得勝利，也沒有遭到失敗”，“長期僵持，雙方最後不分勝負的局面終於形成了”[11]。
(三)
1919年3月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成立，把蘇俄的革命運動與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聯接起來，擴大革命影響，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相對抗，開創了與傳統資本主義外交方式不同的、革命的政黨外交方式，對國際關係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四)
蘇俄在十月革命次日即公佈《和平法令》，反對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實行侵略和兼併，要求帝國主義從弱小民族“撤軍”。1917年12月3日，蘇維埃政府發表《告俄國和東方全體伊斯蘭教勞動人民書》。12月31日，蘇俄承認了芬蘭的獨立。1918年月1月11日，蘇俄人民委員會通過法令，承認“土耳其屬亞美尼亞人”有自由自決直至完全獨立的權利。1918年8月29日，蘇俄宣佈廢除俄普奧三國關於瓜分波蘭的條約，承認波蘭的民族獨立。1918年12月7日，蘇俄宣佈承認愛沙尼亞獨立。12月22日，蘇俄又宣佈承認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獨立。1919年8月，蘇俄政府宣佈承認蒙古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任何外國人不得干涉其內政。1921年2月至3月，蘇俄先後同波斯、阿富汗和土耳其分別簽訂了友好條約。
第三國際
由於布爾什維克党的統一領導，由於共同的對敵鬥爭，又由於歷史的經濟和社會聯繫，十月革命後蘇俄各民族獨立共和國之間的聯繫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強。成立共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為人心所向、大勢所趨。1922年12月30日，蘇聯成立。最初參加蘇聯的有俄羅斯聯邦、烏克蘭、南高加索聯邦和白俄羅斯等加盟共和國。
十月外交顯然具有革命性和先進性，蘇俄外交實踐文武相濟，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說明列寧是一個革命的現實主義者。
十月革命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十月革命對國際關係的影響首先是思想上的，《和平法令》提出了與資產階級外交相對立的國際關係新準則。《和平法令》對各國人民產生了巨大的積極的影響，但帝國主義對此卻非常恐懼。
美國國務卿蘭辛就把《和平法令》稱作“對各國現存社會制度的直接威脅”[12]，他們把蘇俄的和平外交政策視為洪水猛獸。
帝國主義者之所以害怕十月革命，一是因為十月革命提供了一條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完全 不同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和模式。這個制度是資本主義的對立面——社會主義，而發展的道路 是“激進的”、“革命的”，而不是所謂溫文爾雅的、“漸進的”，從而引起了極重視意識形態的西方特別是美國本能的、刻骨的敵對和仇視。從而不僅使蘇聯，而且使那些在十月革命影響下，走十月革命道路奪取政權的東歐和亞洲社會主義國家長期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圍堵和“演變”。因為“所有這些國家的創立都是1917年革命及其對世界事務影響的結果”[13]。
帝國主義者之所以極不喜歡十月革命，還在於十月革命揭穿了帝國主義“國際政治的秘密”不 僅是“爭霸和侵略戰爭”，而且是資本主義國家為滿足資本家和本民族、國家的私利甚至世界霸權而不計國際道德、不擇手段地採取聯盟、欺騙和侵略戰爭等謀取領土、殖民地和世界市場[14]。
美國歷史學家亞瑟·施萊辛格說過：“對外政策是一個國家向世界展示的面孔。所有國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即保護國家的完整和利益。但是一個國家設計和執行本國外交政策的方式，受到國家特性的巨大影響”[15]。十月革命，使占地球1／6的土地上出現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增添了新的因素和成份，並開始打 破幾百年來資本主義勢力一統天下的局面，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把一個地球分成兩個世界，從力量對比方面把國際格局、國際體系分成不對稱的兩個部分。十月革命，廢除秘密外交、歸還弱國權利，是對帝國主義“弱肉強食”、“以強淩弱”、“適者生存”的叢林式的生存法則的否定，把過去的“神秘外交”、“上層外交”變成“公開外交”和“人民外交”，是人類思想和行為規則的進步，是近代以來國際關係的新氣象。正如列寧所說，社會主義“對世界政治能起決定影響”[16]。
具體來說，十月革命對蘇俄與歐美、東方的關 系都帶來了直接的影響。
(一)
十月革命對蘇美關係的影響。即使不算是盟友，十月革命以前俄美關係上一向還是比較友好的。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俄國可以說是唯一支持美國北方資產階級政權的大國。在此之前，俄美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戰爭(無論熱戰還是冷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美本來是盟國，由於十月革命，美對蘇俄態度急劇惡化，甚至敵對。
共產主義被看成是最大的“非美因素”，被認為是美國實現“天定命運”的最大障礙，同時美國又有反對激進革命的傳統。美國國務卿蘭辛說：“歸根到底，布林什維主義對於美國安全的威脅比德國 更大，因為它既否定民族性又否定財產權，並以革命威脅美國”[17]。美國出兵俄國北部和西伯利亞，武裝干涉蘇維埃俄國。在20世紀20年代相當長一段時間，美國官方多次拒絕蘇俄關於兩國開展平等貿易的呼籲，甚至提出先決條件，要求蘇俄保障私人財產所有權，並對目前的社會制度作根本改變。美國頑固不化地遲遲不肯承認蘇聯，直到1933年美國自身陷入史無前例的經濟大危機時才不得不承認。而這比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和法國對蘇聯的承認晚了9年(1924年)。
(二)
十月革命對蘇俄與英法關係的影響。這三個國家本是協約國集團的最核心成員。由於十月革命反目成仇。英法反對俄國單獨與德停戰、和談。它們主導的巴黎和會不僅把蘇俄排除在外，而且成為策劃反蘇的大本營。英法積極地對蘇實行武裝干涉，以失敗而告終。不過，英國是現實的，做生意的老手，特別重視現實的經濟利益。
1921年3月在倫敦簽訂了蘇英貿易協定，意味著英對蘇俄事實上的承認。而法國堅持要蘇俄償還一切債務，反對同蘇俄恢復貿易關係。1924年，英國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這是第一個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的資本主義大國。同年不久，法國也同蘇聯建交。
(三)
十月革命對蘇德關係的影響。從理論上 講，十月革命，退出戰爭對德國最為有利。這也就是為什麼列寧被懷疑拿德國人的資金、被臨時政府指控為“叛國”的原因。十月革命，使俄德從交戰雙方變成和談物件，最後不顧協約國的反對，達成了對蘇俄極為不利的《布列斯特和約》。德國很快戰敗投降，蘇俄宣佈廢除和約。作為戰敗國，德國受到戰勝國集團的欺淩和壓制；作為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蘇俄受到了協約國集團的排擠和制裁。兩國國際處境孤立、困難，共同的命運使蘇德兩國走向了和解。”22年在熱那亞會議上兩國達成了和解的拉巴羅條約。但是，這只是策略。
德國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蘇俄的恐懼和仇恨是根深蒂固的。
(四)
十月革命對中蘇關係的影響。蘇維埃政權建立後不久，蘇俄即建議與中國談判關於取消不平等條約，放棄在華特權，並在新的基礎上建立兩國關係，但北洋政府未能積極回應。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蘇俄政府先後發表了兩次對華宣言，宣佈放棄“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廢棄一切特權；“拒絕接受因1900年義和團起義所付的賠款”；把沙皇政府從中國人民那裡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宣言還建議兩國立即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第二次《對華宣言》還明確宣佈“以前俄國政府歷次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 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俄國租界”，俄國公民在中國居住不得享有治外法權，迅速建立正常的貿易和經濟關係，等等。在此基礎上於1924年簽訂的《中蘇協定》是中國近代以來外交史上第一個平等友好的條約。
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簽訂
兩次對華宣言和《中蘇協定》得到了中國人民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的歡迎。毛澤東同志有一個著名論斷：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間架起了橋樑，但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又不得不與主要資本主義世界打交道。它孤立但特立獨行，國力弱小而地域遼闊、潛力巨大。蘇俄在當時歐洲的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下降了，但在全球的國際影響卻上升了。蘇俄表面處境困難，從時間上居於俄國起核心作用的兩個國際體系——維也納體系和雅爾達體系之間，似乎暫時離開了國際舞臺的核心而走向了邊緣，實際上，蘇俄處在聯繫東西兩方、在俄國歷史上承先啟後的樞紐位置，其存在和發展是對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凡爾賽國際體系的挑戰和否定。離開了蘇俄的凡爾賽體系根基不穩。國際政治的重心出現了偏離傳統西歐、而向蘇俄和北美轉移的跡象。列寧當之無愧的是國際關係理想主義學派思想的創始人之一。和平共處和國際主義思想是他對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新舊國際體系的交替、演進無法擺脫地同十月革命聯繫在一起。
人們創造歷史，但絕對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承繼下來的、既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是由人創造的，每一代人都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歷史是由多個環節構成的，每一個環節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只有這樣，歷史才能有所進步。歷史的過程有繼承，但更應有創新和發展。
十月革命的紀念活動
歷史是既成事實，不可能一筆勾銷，也不可能推倒重來。歷史不可能按照事先人為的假設來創造和改寫。誇大或苛求前人都不是歷史的、科學的態度。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期從不同角度、不同的側面對重大歷史事件得出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是正常的，也應當是允許的。問題的關鍵是，對歷史問題的分析要有歷史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注釋：
[1] (俄)弗拉基米爾·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羅斯》，載《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
[2] [美)西瑞爾·布萊克等：《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一項進行比較的研究報告》，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73頁。
[3] [德)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盧森堡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頁。
[4] 李義虎：《國際格局論》，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頁。
[5]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頁。
[6] 前引書：《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9頁。
[7] (英)弗·哈利迪：《革命與世界政治》，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第187頁。
[8] 劉淑春、翟民剛、王麗華編：《“十月”的選 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頁；前引書：《革命與世界政治》，第188頁。
[9] 《世界通史資料選輯》，現代部分，第一分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1頁。
[10] 讓·巴·迪羅塞爾：《外交史1917—1978》，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頁
[13] 《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22~23頁。
[14] 《美國外交關係檔集(1914～1920年，蘭辛檔)》第二 卷，華盛頓1960年版，第344頁。
[15] [英)弗·哈利迪：《革命與世界政治》，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頁。
[14] 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版，第12頁。郭樹勇：《從國際主義到新國際主義——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思想發展研究》，時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頁。
[15] ArthurM． Schiesinger，jr.，the CycleJ of American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6，p．52
[16]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8頁。
[17] N．GOrdOn levin，J．R．， Woodrow Wilsor2 O，2d WorldPolitic，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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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張添之
由於隨後蘇聯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出現，為地跨歐亞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的和平相處、相互融合、共同發展提供了現實可能性。俄國是具有極大特殊性的國家，歷史上多次大起大落，似乎週期性地易走極端。戰爭、革命、改革、民族主義通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開疆拓土，追求軍事大國、強國地位，不屈從於西方，趕超西方是其歷史發展的主旋律。與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法相比，俄國是歐洲歷史舞臺和世界歷史舞臺上的一位遲到的巨人。與資本主義新秀美國相比，俄羅斯的命運大起大落，遠不是一帆風順的。
圖為阿芙樂爾號輕型巡洋艦。11月6日（俄曆10月24日），阿芙樂爾號接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示，佔領尼古拉耶夫橋。7日晚9時45分，奉命開炮，發出進攻冬宮的信號。從此“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成為十月革命的象徵。
“盛”與“衰”、“分”與“合”的迴圈，“成”與“敗”、“得”與“失”的更替，是俄國歷史的常態。十月革命使俄國又一次處於歷史的“關節點”上，充滿了歷史的選擇性。正如克裡米亞戰敗引起了資產階級農奴制改革、1904～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導致國內革命和改革，從而推動了俄國向現代化社會邁進一樣，十月革命，俄國知恥近乎勇，變民族主義為愛國主義，變戰敗為動力，轉挫折為機遇，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党人為俄國找到了一種新的崛起方式，新的崛起道路，俄國現代化的道路，即蘇維埃的方式，社會主義的道路。美國學者布萊克說：“從試圖實現變革這一點上，十月比任何一次革命都要激進”[2]。當時尚在監獄中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羅莎·盧森堡儘管不贊成布爾什維克黨的很多做法，但還是稱讚說，“布爾什維克表明他們能做到一個真正的革命政黨在歷史可能性的限度內所能做到的一切”[3]。與沙俄時期由於壓制而萬馬齊喑的情況相比，由於十月革命激發了俄國人民的創造力，不是從上層貴族、上流社會，而是從普通勞動人民和社會下層中湧現出了無數創造性人才，既包括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也包括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和科學方面的。十月革命，是俄擺脫失敗、走出困境，由“衰”轉“盛”，由“分”至“合”的轉捩點，是俄國獨一無二的特性的再一次歷史表現。
十月革命，蘇俄意識形態的孤立是顯然的，實際的地緣政治處境是嚴峻的。但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十月革命正處於俄英百年冷戰(1815～1914年維也納體系)和蘇美50年冷戰之間(1945～1991年凡爾賽體系)，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十月革命使俄國在原來戰敗的基礎上仍然保住了在國際關係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從國際格局和世界體系的視角看
“國際格局”是一個高度抽象的綜合性術語。
“按照一般的理解，國際格局就是指在國際關係中起主導或者支配作用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基於力量對比關係而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互動結構和狀態。按照這一定義，國際格局具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它既是國際關係的內在結構，即由各個主要國家和國家集團之間所形成的力量對比總和的反映；同時又是各個主要國家和國家集團之間所形成的各種戰略關係的組合規模和外在表現形式”[4]。
從近代國際格局的演變來看，一般認為，歐亞地區先後經歷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1648～1814)、維也納體系(1815～1914)、凡爾賽一華盛頓體系(1918～1939)、雅爾達體系(1945～1991)等幾個階段。俄羅斯出現在歐洲和亞洲的時間比較晚，可以說在17世紀之前俄羅斯一直是被排除在歐洲主流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之外的，甚至沒有受到西歐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太大的影響。
但是，俄羅斯作為巨人在歐亞的崛起卻並不比各老牌帝國晚多少。彼得大帝早在1689年通過外交手段、沒有付出多大代價就與東方古老大國——中國劃定了早期邊界，把勢力範圍延伸到了中國清朝統治者祖地門前(從遠東國際關係體系的角度來看，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似乎可以理解為亞洲版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兩者在時間上相差僅40年)。經過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的努力，俄國打通了通往歐洲的出海口——波羅的海和黑海，與普魯士、奧地利一起三次瓜分歷史上曾攻下莫斯科的波蘭。特別是亞歷山大一世時期，俄國作為主力，打敗了歐洲不可一世的拿破崙法國，俄軍橫穿歐洲，進入了西歐的巴黎，使俄國獲得了歐洲陸權霸主地位。如果說，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還看不到多少俄國的身影，那麼，在維也納體系中俄羅斯成為舉足輕重的角色。俄國是神聖同盟的核心和歐洲憲兵。作為最大的陸權霸主國，俄國與當時的世界海上霸主——大英帝國進行了長達百年的競爭。
十月革命沒有改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
戰爭並沒有因為蘇俄頒佈《和平法令》而停止下來，也沒有因為作為協約國的主要國家之一的俄國退出對德戰爭而改變了同盟國集團戰敗的命運，因為美國於俄國二月革命後對德宣戰，德國已成了強弩之末。
十月革命既無法阻擋、也無力改變凡爾賽一華盛頓體系，其力量表面弱小而實際影響巨大，埋下了動搖凡爾賽體系的“炸彈”。俄羅斯本是協約國核心成員，戰勝國之一，但由於十月革命退出戰爭，它被協約國集團看成一個“叛徒”、“異己”，被戰勝國排除在外，不但不能參加“瓜分”勝利果實，而且還遭到了孤立和敵視。凡爾賽體系中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創立“維護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國際聯盟。由實力已經下降為二流的英法在國聯中唱主角；實力上升的美國和潛力猶存的蘇俄或主動或被動地游離在外，沒有參與進來。
國聯這個國際組織未能正確地反映各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因而猶如一座高樓建立在沙漠之上，根基不穩，岌岌可危，隨時有倒塌的危險。這也就是為什麼一戰後凡爾賽體系生命力不強、不到20年即土崩瓦解的原因。 ，由於十月革命，在帝國主義集團中，不僅大致出現了戰勝國與戰敗者(德奧集團)之分，在戰勝國(即協約國集團)當中，又出現了美與英法的離心、社會主義蘇俄與帝國主義英法美的分立。十月革命瓦解了對抗同盟國的戰時同盟，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運動互相呼應。
蘇俄之初，國力並不強，國際地位也不高，在國際格局中處於不利地位，在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體系中處境困難。蘇俄遭到了以前盟友的孤立，被排擠出主流的國際體系之外。一方面，協約國集團對待它可以說並不十分在意，並沒有真正認真地組織武力消滅。但這只是表面的，情況在發生變化。事實上蘇俄保住了遼闊的疆土，特立獨行，獨樹一幟，引人注目。另一方面，蘇俄的巨大的政治影響使協約國集團感到威脅和不安。英國陸軍大臣邱吉爾叫嚷要搞“十四國武裝干涉”就是明顯的反映。特別是蘇俄脫身於帝國主義矛盾和爭端，超脫於凡爾賽體系之外，得以集中力量搞國內建設。十月革命後國際政治重心開始偏離傳統的西歐，出現了向蘇俄和北美轉移的跡象。
所謂世界體系，指的是在國際範圍內各主權國家行為體之間的相互政治經濟聯繫與作用所形成的既矛盾又統一的有機整體。它既包括世界經濟體系，又包括世界政治體系。世界體系具有整體性、相互聯繫性和不平等性等基本特徵。世界體系的涵蓋面大於國際格局。戰爭加上十月革命使舊的世界體系——維也納體系被推翻，新的世界體系——凡爾賽體系逐步建立起來。作為凡爾賽體系核心內容的國際聯盟兼有防止戰爭和遏制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雙重目標，這就使得新的國際體系的形成、演進及其特徵無法擺脫地同十月革命聯繫在一起。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也變得複雜起來。英法似乎仍然掌握著世界的領導權，但實際上實力下降，力不從心。美國實力已經上來了，但並沒有也不願意接過世界主導權。德國已經被打倒在地了，但德國問題仍然處於歐洲均勢的中心。在俄國問題上，只有在如何對付蘇俄這一點上英法美才能夠放下爭吵，取得共識和一致。蘇俄仍面臨著許多不穩定和不可測因素，似乎暫時退出了博弈。而事實上，俄國歷來對歐洲平衡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維也納體系能維持近百年，雅爾達體系之所以能維持半個世紀最後以和平方式結束，均與俄國(蘇聯)在其中的支柱作用有關。美國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就曾指出：“世上沒有其他國家比俄羅斯更掌握著未來的命運”[5]。
精通理論的外交大師基辛格博士也認為，“俄羅斯 對世界秩序永遠都很重要”[6]。俄既是歐洲平衡的天然的維護者，也是有能力的破壞者。沒有俄國支持和維護的歐洲平衡是脆弱的。“革命對國際體系的這種影響在20世紀表現得更為明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7]。十月革命使當時的歐洲平衡長時間難以恢復，國際秩序十分複雜。蘇俄的存在和發展，實際上是對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凡爾賽體系的挑戰甚至否定。作為前盟友的協約國甚至比前敵手的戰敗國德國更敵視蘇俄。蘇俄有強烈的孤獨感、不安全感及對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懷疑和不信任。
同時，對凡爾賽體系的仇恨，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使 德國的某些集團乘機把希特勒推上了台[8]，從而加速了凡爾賽體系的崩潰。
俄國脫離資本主義集團，在西方無產階級和東方民族解放運動之間架起了橋樑，但又不得不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它孤立而特立獨行，弱小而地域遼闊。蘇與協約國從戰時盟友到戰後敵手，與德國正好相反，與中國有恩有怨，對中國影響增大。蘇俄表面上在歐洲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下降，但在全球範圍內的國際影響上升。蘇俄表面處境困難，居於俄國歷史上起核心作用的兩個國際體系——維也納體系和雅爾達體系之間，似乎暫時離開了國際舞臺的中心位置而走向了邊緣地帶，實際上，蘇俄處在聯繫東西、貫通俄國歷史前後的關鍵地位和樞紐位置。離開了蘇俄的凡爾賽體系根基不穩。十月革命對舊的國際體系提出了挑戰。歐洲格局在醞釀著重大變化。國際政治的重心出現了轉移的趨勢。
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視角看
人們在談到現代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時，總是津津樂道於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大流派。而理想主義流派的代表人物當推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其原因就在於他於1918年1月8日在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了“建立世界和平的綱領”的演說，史稱“十四點”。其主要內容有：(1)主張公開締結和平條約，反對“秘密的國際諒解”。(2)主張無論平時還是戰時，“必須保持公海航行的絕對自由化”。(3)主張“消除一切經濟壁壘，建立平等的貿易條件”。(4)主張對殖民地問題要“作出自由的、坦率的和絕對公正的調整”。(5)主張在解決有關俄國的問題時，其他國家須保證“最自由的合作”，使俄國“進入自由國家的社會”。(6)主張“必須成立一個具有特定盟約的普遍性的國際聯盟”。其中，美國認為，建立國際聯盟是其戰後“全部外交結構的基礎”，“是頭等要素的問題”[9]。威爾遜的“十四點計畫”打著“理想主義”的旗號，他被認為是理想主義國際關係流派的代表人物。
而早在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即1917年11月8日，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並宣佈了列寧親自起草的對外政策的第一個檔——《和平法令》。《和平法令》嚴厲譴責了帝國主義戰爭，揭露帝國主義戰爭的目的，宣佈廢除資產階級秘密外交，向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各國政府和人民呼籲立即進行公正、民主的和談；締結和約，實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根據《和平法令》所做的承諾，蘇俄政府先後公佈了一百多項對外秘密條約。
1917年月11月15日，蘇俄人民委員會通過了《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宣佈廢除舊俄國政府不乎等的民族政策，宣佈俄國各族人民的平等和主權，廢除民族特權和民族限制，各民族享有民族自決權等。12月3日，人民委員會公佈了《告俄國和東方全體伊斯蘭教勞動人民書》，宣佈了蘇俄政府對東方伊斯蘭教民族和國家的新政策，聲明廢除個俄政府簽訂的瓜分伊朗和土耳其秘密條約，確立平等、友好互助的相互關係。
其實，列寧的《和平法令》和威爾遜的“十四點計畫”有很多相近之處，比如，締結和平條約，反對秘密外交，公正地對待殖民地，包括其獨立，等等。
《和平法令》不僅在時間上略早於“十四點計畫”，而且表示要“廢除”和“歸還”沙俄已經取得的特權和利益，其內容更實實在在，具有現實可行性，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具有吸引力。威爾遜的“十四點計畫”雷聲大，但未能得到美國國會批准。而列寧的《和平法令》及以後發展演變而來的和平共處思想不是一時熱情衝動的產物，而是醞釀已久的思想。它不僅代表了新掌權的無產階級的思想，而且反映了當時世界上進步的、正義的思潮。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列寧國際關係思想的創見。沙俄時期的外交思想中最有影響的莫過於“泛斯拉夫主義”和“東正教大家庭”，充分體現了 沙俄外交的狹隘和自私。列寧較早地提出和使用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一概念。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初，蘇維埃政權與國內外敵人進行生死大搏鬥，迫切希望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支持和援助。
而蘇俄境內各族人民團結戰鬥，共同對敵，族際之間的矛盾尚未突顯出來。因此，列寧當時所講國際主義主要是指主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如蘇俄與波蘭、德國、匈牙利之間的關係。但是隨著反對國內外敵人的戰爭結束和工作重心的轉移，隨著統一的蘇聯國家的建立和大俄羅斯主義的抬頭，列寧敏銳地看到了蘇聯國家內部潛在的民族 矛盾的危險性。其國際主義思想發生了變化，其範疇由民族國家之間延伸到蘇聯國家內部，把蘇聯內部各民族的平等和聯合(如俄羅斯與烏克蘭、格魯吉亞的關係等)也上升到了國際主義的高度，納入到了國際主義的範疇，再三強調要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美國參議院拒絕批准《凡爾賽條約》，並拒絕參加國際聯盟。威爾遜焦慮成疾，於1919年病逝。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精神卻在美國發揚光大，成為以後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之一。列寧的思想取得了部分成功，如蘇俄政府廢除了沙俄時期上百個秘密條約，但在“歸還”別國的權利和利 益方面，比如蘇俄三次《對華宣言》的精神沒有得到落實。但列寧思想的影響仍然是非常大的。
列寧的思想使其有資格成為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理想主義學派的創始人，因為《和平法令》的理想主義精神不亞於“十四點計畫”，和平共處思想的創見也不遜于創立國際聯盟。而且，列寧的國際主義思想不僅是現實主義的鬥爭武器，而且超越了狹隘的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和階級、集團利益，本身也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色彩。過去西方學術界出於政治的原因，長期把列寧排除在理想主義國際關係思想大師之外，這是不公平的。
從國際關係實踐的視角看
(一)
十月革命後，蘇俄很快頒佈《和平法令》，宣佈退出帝國主義戰爭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其後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德奧同盟國集團乘機發動進攻威脅，在談判中抬高要價，提出令蘇俄屈辱的和談條件。
1918年3月3日，蘇俄被迫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上簽字，使俄國喪失了將近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五千萬居民
其典型事例是布列斯特和約。1918年3月，布爾什維克黨內和蘇維埃政府內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後，終於做出重大讓步，與德國簽訂了屈辱的《布列斯特條約》，蘇俄喪失了近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1918年11月13日，在德國戰敗投降後，蘇俄立即宣佈廢除這一條約。
其二是，協約國集團擔心失去東線戰場對敵人的兩線夾擊，戰局朝不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甚至擔心德俄“勾結”，因此，協約國集團在戰時譴責蘇俄“背信棄義”，在德國宣佈投降、蘇俄宣佈廢除布列斯特條約後，協約國和美國曾經考慮過對蘇俄的三種策略：談判，武裝干涉或者封鎖。最終，選擇了武裝干涉[10]。除了利用俄國白衛軍外，還藉口防止德軍奪取協約國在俄國港口修建的武器彈藥庫，不惜親自出兵動武。協約國集團從俄國盟友演變為蘇俄敵手。蘇俄堅決反擊協約國集團的武裝干涉，組織新生的工農紅軍，捍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
同時，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直接發生衝突，1920年4月蘇俄還在貝加爾湖以東地區建立了一個遠東共和國，作為一個緩衝地帶。1922年10月，日本被迫全部撤走干涉軍。11月，遠東共和國並人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
(二)
列寧對世界革命特別是歐洲革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由於本身力量有限，忙於與國內外敵人苦戰，蘇俄對十月革命直接影響下發生的、歐洲國家如德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國的革命只有道義上的支持，實際的援助很少。這些革命陸續失敗了。1920年發生了蘇俄與波蘭戰爭，蘇俄本想推進歐洲革命，但紅軍在華沙城下失利，使列寧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即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時機還不成熟，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誰也吃不掉誰的情況下，必須學會兩種制度和平共處。列寧概括新形勢說，“經過三年殘酷而激烈的戰爭”，“無論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還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沒有獲得勝利，也沒有遭到失敗”，“長期僵持，雙方最後不分勝負的局面終於形成了”[11]。
(三)
1919年3月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成立，把蘇俄的革命運動與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聯接起來，擴大革命影響，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相對抗，開創了與傳統資本主義外交方式不同的、革命的政黨外交方式，對國際關係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四)
蘇俄在十月革命次日即公佈《和平法令》，反對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實行侵略和兼併，要求帝國主義從弱小民族“撤軍”。1917年12月3日，蘇維埃政府發表《告俄國和東方全體伊斯蘭教勞動人民書》。12月31日，蘇俄承認了芬蘭的獨立。1918年月1月11日，蘇俄人民委員會通過法令，承認“土耳其屬亞美尼亞人”有自由自決直至完全獨立的權利。1918年8月29日，蘇俄宣佈廢除俄普奧三國關於瓜分波蘭的條約，承認波蘭的民族獨立。1918年12月7日，蘇俄宣佈承認愛沙尼亞獨立。12月22日，蘇俄又宣佈承認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獨立。1919年8月，蘇俄政府宣佈承認蒙古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任何外國人不得干涉其內政。1921年2月至3月，蘇俄先後同波斯、阿富汗和土耳其分別簽訂了友好條約。
第三國際
由於布爾什維克党的統一領導，由於共同的對敵鬥爭，又由於歷史的經濟和社會聯繫，十月革命後蘇俄各民族獨立共和國之間的聯繫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強。成立共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為人心所向、大勢所趨。1922年12月30日，蘇聯成立。最初參加蘇聯的有俄羅斯聯邦、烏克蘭、南高加索聯邦和白俄羅斯等加盟共和國。
十月外交顯然具有革命性和先進性，蘇俄外交實踐文武相濟，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說明列寧是一個革命的現實主義者。
十月革命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十月革命對國際關係的影響首先是思想上的，《和平法令》提出了與資產階級外交相對立的國際關係新準則。《和平法令》對各國人民產生了巨大的積極的影響，但帝國主義對此卻非常恐懼。
美國國務卿蘭辛就把《和平法令》稱作“對各國現存社會制度的直接威脅”[12]，他們把蘇俄的和平外交政策視為洪水猛獸。
帝國主義者之所以害怕十月革命，一是因為十月革命提供了一條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完全 不同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和模式。這個制度是資本主義的對立面——社會主義，而發展的道路 是“激進的”、“革命的”，而不是所謂溫文爾雅的、“漸進的”，從而引起了極重視意識形態的西方特別是美國本能的、刻骨的敵對和仇視。從而不僅使蘇聯，而且使那些在十月革命影響下，走十月革命道路奪取政權的東歐和亞洲社會主義國家長期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圍堵和“演變”。因為“所有這些國家的創立都是1917年革命及其對世界事務影響的結果”[13]。
帝國主義者之所以極不喜歡十月革命，還在於十月革命揭穿了帝國主義“國際政治的秘密”不 僅是“爭霸和侵略戰爭”，而且是資本主義國家為滿足資本家和本民族、國家的私利甚至世界霸權而不計國際道德、不擇手段地採取聯盟、欺騙和侵略戰爭等謀取領土、殖民地和世界市場[14]。
美國歷史學家亞瑟·施萊辛格說過：“對外政策是一個國家向世界展示的面孔。所有國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即保護國家的完整和利益。但是一個國家設計和執行本國外交政策的方式，受到國家特性的巨大影響”[15]。十月革命，使占地球1／6的土地上出現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增添了新的因素和成份，並開始打 破幾百年來資本主義勢力一統天下的局面，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把一個地球分成兩個世界，從力量對比方面把國際格局、國際體系分成不對稱的兩個部分。十月革命，廢除秘密外交、歸還弱國權利，是對帝國主義“弱肉強食”、“以強淩弱”、“適者生存”的叢林式的生存法則的否定，把過去的“神秘外交”、“上層外交”變成“公開外交”和“人民外交”，是人類思想和行為規則的進步，是近代以來國際關係的新氣象。正如列寧所說，社會主義“對世界政治能起決定影響”[16]。
具體來說，十月革命對蘇俄與歐美、東方的關 系都帶來了直接的影響。
(一)
十月革命對蘇美關係的影響。即使不算是盟友，十月革命以前俄美關係上一向還是比較友好的。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俄國可以說是唯一支持美國北方資產階級政權的大國。在此之前，俄美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戰爭(無論熱戰還是冷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美本來是盟國，由於十月革命，美對蘇俄態度急劇惡化，甚至敵對。
共產主義被看成是最大的“非美因素”，被認為是美國實現“天定命運”的最大障礙，同時美國又有反對激進革命的傳統。美國國務卿蘭辛說：“歸根到底，布林什維主義對於美國安全的威脅比德國 更大，因為它既否定民族性又否定財產權，並以革命威脅美國”[17]。美國出兵俄國北部和西伯利亞，武裝干涉蘇維埃俄國。在20世紀20年代相當長一段時間，美國官方多次拒絕蘇俄關於兩國開展平等貿易的呼籲，甚至提出先決條件，要求蘇俄保障私人財產所有權，並對目前的社會制度作根本改變。美國頑固不化地遲遲不肯承認蘇聯，直到1933年美國自身陷入史無前例的經濟大危機時才不得不承認。而這比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和法國對蘇聯的承認晚了9年(1924年)。
(二)
十月革命對蘇俄與英法關係的影響。這三個國家本是協約國集團的最核心成員。由於十月革命反目成仇。英法反對俄國單獨與德停戰、和談。它們主導的巴黎和會不僅把蘇俄排除在外，而且成為策劃反蘇的大本營。英法積極地對蘇實行武裝干涉，以失敗而告終。不過，英國是現實的，做生意的老手，特別重視現實的經濟利益。
1921年3月在倫敦簽訂了蘇英貿易協定，意味著英對蘇俄事實上的承認。而法國堅持要蘇俄償還一切債務，反對同蘇俄恢復貿易關係。1924年，英國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這是第一個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的資本主義大國。同年不久，法國也同蘇聯建交。
(三)
十月革命對蘇德關係的影響。從理論上 講，十月革命，退出戰爭對德國最為有利。這也就是為什麼列寧被懷疑拿德國人的資金、被臨時政府指控為“叛國”的原因。十月革命，使俄德從交戰雙方變成和談物件，最後不顧協約國的反對，達成了對蘇俄極為不利的《布列斯特和約》。德國很快戰敗投降，蘇俄宣佈廢除和約。作為戰敗國，德國受到戰勝國集團的欺淩和壓制；作為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蘇俄受到了協約國集團的排擠和制裁。兩國國際處境孤立、困難，共同的命運使蘇德兩國走向了和解。”22年在熱那亞會議上兩國達成了和解的拉巴羅條約。但是，這只是策略。
德國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蘇俄的恐懼和仇恨是根深蒂固的。
(四)
十月革命對中蘇關係的影響。蘇維埃政權建立後不久，蘇俄即建議與中國談判關於取消不平等條約，放棄在華特權，並在新的基礎上建立兩國關係，但北洋政府未能積極回應。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蘇俄政府先後發表了兩次對華宣言，宣佈放棄“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廢棄一切特權；“拒絕接受因1900年義和團起義所付的賠款”；把沙皇政府從中國人民那裡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宣言還建議兩國立即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第二次《對華宣言》還明確宣佈“以前俄國政府歷次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 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俄國租界”，俄國公民在中國居住不得享有治外法權，迅速建立正常的貿易和經濟關係，等等。在此基礎上於1924年簽訂的《中蘇協定》是中國近代以來外交史上第一個平等友好的條約。
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簽訂
兩次對華宣言和《中蘇協定》得到了中國人民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的歡迎。毛澤東同志有一個著名論斷：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間架起了橋樑，但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又不得不與主要資本主義世界打交道。它孤立但特立獨行，國力弱小而地域遼闊、潛力巨大。蘇俄在當時歐洲的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下降了，但在全球的國際影響卻上升了。蘇俄表面處境困難，從時間上居於俄國起核心作用的兩個國際體系——維也納體系和雅爾達體系之間，似乎暫時離開了國際舞臺的核心而走向了邊緣，實際上，蘇俄處在聯繫東西兩方、在俄國歷史上承先啟後的樞紐位置，其存在和發展是對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凡爾賽國際體系的挑戰和否定。離開了蘇俄的凡爾賽體系根基不穩。國際政治的重心出現了偏離傳統西歐、而向蘇俄和北美轉移的跡象。列寧當之無愧的是國際關係理想主義學派思想的創始人之一。和平共處和國際主義思想是他對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新舊國際體系的交替、演進無法擺脫地同十月革命聯繫在一起。
人們創造歷史，但絕對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承繼下來的、既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是由人創造的，每一代人都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歷史是由多個環節構成的，每一個環節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只有這樣，歷史才能有所進步。歷史的過程有繼承，但更應有創新和發展。
十月革命的紀念活動
歷史是既成事實，不可能一筆勾銷，也不可能推倒重來。歷史不可能按照事先人為的假設來創造和改寫。誇大或苛求前人都不是歷史的、科學的態度。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期從不同角度、不同的側面對重大歷史事件得出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是正常的，也應當是允許的。問題的關鍵是，對歷史問題的分析要有歷史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注釋：
[1] (俄)弗拉基米爾·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羅斯》，載《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
[2] [美)西瑞爾·布萊克等：《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一項進行比較的研究報告》，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73頁。
[3] [德)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盧森堡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頁。
[4] 李義虎：《國際格局論》，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頁。
[5]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頁。
[6] 前引書：《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9頁。
[7] (英)弗·哈利迪：《革命與世界政治》，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第187頁。
[8] 劉淑春、翟民剛、王麗華編：《“十月”的選 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頁；前引書：《革命與世界政治》，第188頁。
[9] 《世界通史資料選輯》，現代部分，第一分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1頁。
[10] 讓·巴·迪羅塞爾：《外交史1917—1978》，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頁
[13] 《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22~23頁。
[14] 《美國外交關係檔集(1914～1920年，蘭辛檔)》第二 卷，華盛頓1960年版，第344頁。
[15] [英)弗·哈利迪：《革命與世界政治》，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頁。
[14] 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版，第12頁。郭樹勇：《從國際主義到新國際主義——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思想發展研究》，時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頁。
[15] ArthurM． Schiesinger，jr.，the CycleJ of American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6，p．52
[16]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8頁。
[17] N．GOrdOn levin，J．R．， Woodrow Wilsor2 O，2d WorldPolitic，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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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黃日涵副教授領銜的“一帶一路”與海外利益研究團隊。重點關注“一帶一路”研究、海外投資風險、華僑華人、海外公民安全、海外軍事存在、地區動盪與證券市場、反恐研究、海外重大工程項目風險評估，“一帶一路”反腐機制研究。本團隊歡迎關於“一帶一路”與海外風險課題合作，請用單位抬頭紙加蓋公章，列印合作需求，發送到郵箱sinozhug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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