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紐約時報》一篇名為 A School for New Dutch Masters的文章引用了設計諮詢公司 Moss Bureau 創始人 Murray Moss 的話， 稱埃因霍溫設計學院的吳嘉玉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學習期間，
來自阿姆斯特丹的 Mirjam de Bruijn 就花了 5 年時間才畢業， 她的專業是 Man and Activity。 不過今年她的作品 Twenty 在畢業展開始之前就登上不少設計網站——她提出了一個概念， 如果把我們日常中含水分超過 80% 的洗滌精、洗髮水、清潔劑中的水去掉， 轉而售賣濃縮的固體球或塊， 消費者就可以買回家自己按比例加水使用了。 這樣一來， 既可以降低大量的包裝成本， 也可以降低運輸成本。
Mirjam de Bruijn 的作品， Twenty。
埃因霍溫設計學院的發言人 Marc Ruis 認為， 學校豐富的多樣性為學生帶來了諸多新鮮的事物和不同觀點的交流。 “我們現在一共有 750 名學生， 其中 600 名本科生、150 名研究生， 他們分別來自 60 個不同的國家。 ” Ruis 說：“這也是為什麼， 你可以在畢業展上看見 Nadine Botha 討論南非的公廁問題， 中國的學生則關注個人意識和集體主義之間的關係。 ”
“學校鼓勵‘概念設計’。 學生並不一定要設計出一件產品， 他們可以設計‘設計’本身——不論是一個系統、一間物品、一個問題， 我們對‘設計’的定義是很寬泛的。 ” Ruis 說。
在這種理念下培訓出的埃因霍溫學生是有特點的。 他們擅長設計研究和製作， 並且始終熱切地關注社會問題。
《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報導過 AtelierNL， 還有和西班牙木材商 Finsa 合作的設計研究工作室Envisions， 創建了 Precious Plastic 項目的Dave Hekkens， 以及製作了一本關於一頭豬究竟被製作成了哪些產品的“奇怪”設計師Chritien Meindertsma......他們都擁有一些相似的特質：擅長於事無巨細的設計研究， 熱愛探索一種材料或一件事物的本質和源頭， 並能夠運用邏輯清晰、美觀並且完整的方法把自己的研究結果傳達給觀眾。
埃因霍溫的畢業生中也不乏有在商業上獲得成功的設計師， 早一點的有設計了 Moooi 那款著名的 The Random Light 的 Bertjan Pot， 創立設計品牌 Droog 的 Gijs Bakker， 以及在近兩年米蘭傢俱展上展露才華的 Marcel Wanders、Maarten Baas 等。
“Marcel Wanders 前兩天來看過展了， 他覺得我們的作品很有意思。 ” 說話的是一名年輕的高個子金髮男生， 在埃因霍恩設計學院就讀本科三年級。 他接受採訪的時候，正在幫他的學姐、來自 Man and Communicaiton 專業的本科畢業生 Tamara Van Roji 一起在 2017 年埃因霍溫畢業設計展上做展覽介紹。
Tamara Van Roji 的作品，Flux Rug。
他們的作品是一塊泛著紫紅色光澤的地毯。只要圍著展臺走兩步、從不同的角度看過去，地毯就會呈現出不同的顏色。Tamara 利用了刺繡徽章的方法，將三種 RGB 顏色——黃、洋紅和青色的纖維膠紗線分三層編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由於不同視角或不同光線而產生顏色變化的面料。
“這塊毯子類比了電子設備——一種出現在iPad、智慧手機、筆記型電腦上，一塊供你娛樂的、色彩鮮豔的、令人上癮的螢幕。......Flux 地毯展現了一件傳統的家居飾品仍然可以適用於這個數字時代；甚至有可能，把我們從螢幕沉溺中拯救出來？” 這件名為 Flux Rug 的作品介紹上寫道。
“大眾汽車也認可了我們的作品，他們覺得這也許可以成為一種新型的汽車座椅面料。”他接著說。
這一天是 10 月 27 日，埃因霍溫畢業設計展的第 7 天，Tamara 展臺上 400 張咖啡色宣傳單已經全部分完了，她只好留了最後一張用透明膠帶貼在月臺上，抱歉地請後來者拍照記錄下她的作品資訊和聯繫方式。
學校給每個參展畢業生都統一印刷了這樣一摞宣傳單。它們被擺放在所有的月臺上，每個參觀者只要對展品內容有興趣，就可以像撕便簽紙一樣撕一張單子下來作為保存。這上面清晰地寫著作者姓名、專業、作品名稱和一段簡單的介紹。當然，這個展覽上的大部分學生也給自己印了名片，它們長得各式各樣，也是作者風格的一種體現。
吳嘉玉的名片也挺特別的，是一張有點皺巴巴、但是很厚實的半透明硫酸紙，上面模糊地印著她作為歐洲學生的身份 ID 卡圖案。
埃因霍溫的理念給她衝擊很大：“相對于本科更注重於實踐和製作，研究生課程比較傾向于要求學生提出一個概念，訓練學生講故事（Story Telling）的方法。最後所呈現的作品結果往往介於設計和藝術之間。”
吳嘉玉的作品是一座鐵管和皮革綁帶製作的支架，可以固定在人的身上，另一個人就可以像操縱木偶一樣操縱佩戴者的動作。它看上去既像是蒸汽朋克時代的某種怪異醫療器械，皮質的綁帶又令人聯想到囚禁動物的鎖套。“儘管生活在一個擁有強烈自我意識和希望從群體中區分出獨立自我的時代，我們仍然受到控制。”吳嘉玉在作品介紹中寫道。在她的鐵質操縱支架一邊，她還製作了一段由各種整齊劃一的廣場舞片段組成的視頻。
圖片屬於：Design Academy Eindhoven，攝影：Iris Rijskamp
“畢業了之後還是想回國做一名獨立藝術家。國內現在的情況變化太多了，應該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吳嘉玉說。
畢業之後會怎樣？“我們真的非常窮。”來自 Food non food 專業的畢業生 Yildau ter Beek 無奈地說：“畢業之後當然先把做畢業設計的錢賺回來，然後找一個獨立的方式做自己的設計。生活來源可能是參加一些政府資助的項目或者和大型企業合作吧，或者白天做一份有收入的工作，剩餘時間用來做設計。”
儘管如此，她仍然非常贊同學校宣導的概念設計理念，她說：“我們不需要更多事物了，不需要更多消費品。但我們需要改善關係，讓人和事物各自擁有合適的方向。“
在鹿特丹開設了自己工作室的設計師 Bas Sala 在17 年前從埃因霍溫設計學院畢業，他認為學校在科技和交互領域的所給的關注還不夠多。“我認為設計在今後一定不是一個經過買和賣兩種行為後就結束的事情。現在我們有能力收集到更多使用者資料了，我們可以持續改進我們的產品。”
荷蘭設計師 Esther Jongsma 把她的工作室安在了城市東面的創新社區 Section-C。今年的荷蘭設計周，她將自己和 Sam Van Gurp 共同創立的燈具工作室 VANTOT 對外開放參觀，展示他們最新設計的燈具款式。
“我們很喜歡 Sectie C，這裡選擇很多。剛剛從設計學校畢業的時候租不起這麼大的一間”工作室，我們就和別人在一起合租一間小的。後來產品的成功説明我們有能力租下現在這麼大一間工作室。”
埃因霍溫總的來說是對設計相當寬容的城市。此時不得不提飛利浦。正如樂高之於丹麥庇隆，宜家之于瑞典阿姆霍特，飛利浦之于荷蘭埃因霍溫也是一個主導性的存在。當然，如果把埃因霍溫足球俱樂部放在一邊不說的話。
飛利浦從兩個階段上造就了埃因霍溫現在的設計氛圍。第一個階段，是這家電子產品製造業巨頭在此地起步。第二階段，則是 1997 年，飛利浦將總部轉移到阿姆斯特丹，這個城鎮上突然空置出了大量的辦公室和工廠。年輕的設計師們由此獲得廉價的工作室、工作坊和實驗室，這些空間與設計師逐漸形成了共生的關係。
策展人 Andrea Trimarchi 有一句饒舌的話：“埃因霍溫市本身就顯示了一座城市是如何從飛利浦代表的一整個工業生態離開所造成的創傷中恢復過來的優秀典範。”
當然，也有人說大實話。“我覺得因為埃因霍溫是個挺無聊的地方，這有助於你專心在自己的學業上。” 那個在畢業作品裡把所有的水“擠掉”的學生 Mirjam de Bruijn 說。
題圖來自 ddw.nl 長題圖及文中未標注出處圖片來自現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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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受採訪的時候，正在幫他的學姐、來自 Man and Communicaiton 專業的本科畢業生 Tamara Van Roji 一起在 2017 年埃因霍溫畢業設計展上做展覽介紹。Tamara Van Roji 的作品，Flux Rug。
他們的作品是一塊泛著紫紅色光澤的地毯。只要圍著展臺走兩步、從不同的角度看過去，地毯就會呈現出不同的顏色。Tamara 利用了刺繡徽章的方法，將三種 RGB 顏色——黃、洋紅和青色的纖維膠紗線分三層編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由於不同視角或不同光線而產生顏色變化的面料。
“這塊毯子類比了電子設備——一種出現在iPad、智慧手機、筆記型電腦上，一塊供你娛樂的、色彩鮮豔的、令人上癮的螢幕。......Flux 地毯展現了一件傳統的家居飾品仍然可以適用於這個數字時代；甚至有可能，把我們從螢幕沉溺中拯救出來？” 這件名為 Flux Rug 的作品介紹上寫道。
“大眾汽車也認可了我們的作品，他們覺得這也許可以成為一種新型的汽車座椅面料。”他接著說。
這一天是 10 月 27 日，埃因霍溫畢業設計展的第 7 天，Tamara 展臺上 400 張咖啡色宣傳單已經全部分完了，她只好留了最後一張用透明膠帶貼在月臺上，抱歉地請後來者拍照記錄下她的作品資訊和聯繫方式。
學校給每個參展畢業生都統一印刷了這樣一摞宣傳單。它們被擺放在所有的月臺上，每個參觀者只要對展品內容有興趣，就可以像撕便簽紙一樣撕一張單子下來作為保存。這上面清晰地寫著作者姓名、專業、作品名稱和一段簡單的介紹。當然，這個展覽上的大部分學生也給自己印了名片，它們長得各式各樣，也是作者風格的一種體現。
吳嘉玉的名片也挺特別的，是一張有點皺巴巴、但是很厚實的半透明硫酸紙，上面模糊地印著她作為歐洲學生的身份 ID 卡圖案。
埃因霍溫的理念給她衝擊很大：“相對于本科更注重於實踐和製作，研究生課程比較傾向于要求學生提出一個概念，訓練學生講故事（Story Telling）的方法。最後所呈現的作品結果往往介於設計和藝術之間。”
吳嘉玉的作品是一座鐵管和皮革綁帶製作的支架，可以固定在人的身上，另一個人就可以像操縱木偶一樣操縱佩戴者的動作。它看上去既像是蒸汽朋克時代的某種怪異醫療器械，皮質的綁帶又令人聯想到囚禁動物的鎖套。“儘管生活在一個擁有強烈自我意識和希望從群體中區分出獨立自我的時代，我們仍然受到控制。”吳嘉玉在作品介紹中寫道。在她的鐵質操縱支架一邊，她還製作了一段由各種整齊劃一的廣場舞片段組成的視頻。
圖片屬於：Design Academy Eindhoven，攝影：Iris Rijskamp
“畢業了之後還是想回國做一名獨立藝術家。國內現在的情況變化太多了，應該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吳嘉玉說。
畢業之後會怎樣？“我們真的非常窮。”來自 Food non food 專業的畢業生 Yildau ter Beek 無奈地說：“畢業之後當然先把做畢業設計的錢賺回來，然後找一個獨立的方式做自己的設計。生活來源可能是參加一些政府資助的項目或者和大型企業合作吧，或者白天做一份有收入的工作，剩餘時間用來做設計。”
儘管如此，她仍然非常贊同學校宣導的概念設計理念，她說：“我們不需要更多事物了，不需要更多消費品。但我們需要改善關係，讓人和事物各自擁有合適的方向。“
在鹿特丹開設了自己工作室的設計師 Bas Sala 在17 年前從埃因霍溫設計學院畢業，他認為學校在科技和交互領域的所給的關注還不夠多。“我認為設計在今後一定不是一個經過買和賣兩種行為後就結束的事情。現在我們有能力收集到更多使用者資料了，我們可以持續改進我們的產品。”
荷蘭設計師 Esther Jongsma 把她的工作室安在了城市東面的創新社區 Section-C。今年的荷蘭設計周，她將自己和 Sam Van Gurp 共同創立的燈具工作室 VANTOT 對外開放參觀，展示他們最新設計的燈具款式。
“我們很喜歡 Sectie C，這裡選擇很多。剛剛從設計學校畢業的時候租不起這麼大的一間”工作室，我們就和別人在一起合租一間小的。後來產品的成功説明我們有能力租下現在這麼大一間工作室。”
埃因霍溫總的來說是對設計相當寬容的城市。此時不得不提飛利浦。正如樂高之於丹麥庇隆，宜家之于瑞典阿姆霍特，飛利浦之于荷蘭埃因霍溫也是一個主導性的存在。當然，如果把埃因霍溫足球俱樂部放在一邊不說的話。
飛利浦從兩個階段上造就了埃因霍溫現在的設計氛圍。第一個階段，是這家電子產品製造業巨頭在此地起步。第二階段，則是 1997 年，飛利浦將總部轉移到阿姆斯特丹，這個城鎮上突然空置出了大量的辦公室和工廠。年輕的設計師們由此獲得廉價的工作室、工作坊和實驗室，這些空間與設計師逐漸形成了共生的關係。
策展人 Andrea Trimarchi 有一句饒舌的話：“埃因霍溫市本身就顯示了一座城市是如何從飛利浦代表的一整個工業生態離開所造成的創傷中恢復過來的優秀典範。”
當然，也有人說大實話。“我覺得因為埃因霍溫是個挺無聊的地方，這有助於你專心在自己的學業上。” 那個在畢業作品裡把所有的水“擠掉”的學生 Mirjam de Bruijn 說。
題圖來自 ddw.nl 長題圖及文中未標注出處圖片來自現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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