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面埋伏》片名源於何處？《天龍八部》的書名是什麼意思？《羋月傳》的“羋”怎麼讀？《琅琊榜》中的“琅琊”最早出現在什麼地方？這些問題， 都能從《辭源》中找到答案。
一部好書的誕生， 常常也是一個動人故事的生長。
圖書背後， 凝聚著鮮為人知的故事、情懷與理念。 今天本版刊發的這篇文章， 是由商務印書館古代漢語辭書編輯室主任徐從權講述大型綜合性詞典《辭源》百年歷程裡的動人片段， 那些隱藏在書背後的人與事， 通過文字真實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由出書人來講述書背後的故事， 這樣的視角與解讀，
《十面埋伏》片名源於何處？《天龍八部》的書名是什麼意思？《羋月傳》的“羋”怎麼讀？《琅琊榜》中的“琅琊”最早出現在什麼地方？這些問題， 都能從《辭源》中找到答案。
就像沈從文所說的， “《辭源》是寶貝”。 中國現代語文辭書正是始於這一“寶貝”。 它是一部兼收古漢語普通詞語和百科詞語的大型綜合性詞典語文辭書， 首創了兼有字典和詞典雙重功能的現代辭書模式。
《辭源》始編於1908年， 1915年正式出版， 是20世紀初社會文化思潮發展的產物， 是中國文化轉型期的一項標誌性成果。 至今已經修訂再版多次， 凝聚了幾代學者的心血。
拿出四分之一的資本
19世紀末20世紀初，
當時， 傳統辭書已不能滿足社會各界的求知要求， 中國急需一部既能反映中國歷史文化、體現傳統的承襲， 又能揭示新事物、解釋新詞語的新式辭書。
此時， 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現代史上最早的出版機構， 也認識到了編纂辭書對於“開啟民智， 昌明教育”的重要作用。
商務印書館館歌裡有句歌詞“昌明教育平生願， 故向書林努力來”， 是出自出版家、學者張元濟之手。 1902年， 受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瑞芳的邀請， 張元濟到商務印書館任職， 先後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等職。
自張元濟進入商務印書館後， 商務才逐漸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出版企業。 翰林出身的張元濟投身出版事業， 不是簡單地為了謀生， 而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 當著名學者陸爾奎提出， 中國人只有一部《康熙字典》是不行的， 要適應時代變化， 編纂一部能“鑽研舊學， 博采新知”的新式辭書時， 他非常支持。 1906年， 商務印書館正式設立字典部， 由陸爾奎擔任主任之職。 他們立志要編纂出一部獨樹一幟、有助於中國文化實現轉型的辭典。
1908年， 張元濟拿出商務印書館四分之一的資本編纂《辭源》， 請陸爾奎主持啟動《辭源》的編纂工作， 而且， 他親自參與了《辭源》的編寫工作。
目力受損而至失明
“主任陸爾奎先生以目眚離館。
當陸爾奎在張元濟大力支持下， 全身心投入《辭源》的編纂工作時， 真正是嘔心瀝血， 以命相搏。 “決意編纂此書， 其初同志五六人， 旋增至數十人， 羅書十余萬， 曆八年而始竣事”。 作為《辭源》編纂的首倡者和主持者， 他在編纂方法、體例、書證等諸多方面勞心勞力， 最終積勞成疾， 目力受損而至失明。
1915年12月， 《辭源》正式出版， 共錄單字1萬餘個， 詞目近10萬條。 商務印書館在報上刊登了這樣一則廣告， 道出了其中的曲折艱辛：“新舊名辭，
《辭源》的問世， 滿足了當時社會各界繼承傳統文化、學習新知識的需求， 成為當時許多知識份子的案頭書。
親手製作30多萬張卡片
今天， 走進商務印書館漢語編輯室的辦公室， 人們可以看見一道獨特的風景——一排占滿整整一面牆的銅把手黑色實木書櫃， 裡面存放著《辭源》（第二版）主編之一吳澤炎為修訂《辭源》親手製作的30多萬張卡片。
古今中外， 編纂辭書往往都要製作卡片， 英國《牛津英語詞典》編寫中搜集了500萬張卡片， 美國《韋氏英語詞典》製作了1000多萬張卡片， 中國《漢語大詞典》製作了700多萬張卡片， 這些辭書卡片的搜集、製作， 均由集體完成的。《辭源》修訂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製作卡片，前後共製作了60多萬張卡片，其中由吳澤炎親手製作的有30多萬張。
1958年，《辭源》修訂工作啟動。吳澤炎給自己規定了工作量：每天至少製作60張卡片。有一回，他要到香港出差6天，隨行同事隨手幫他提了一下旅行袋。一提，好沉啊！這位同事納悶了，去香港不用帶這麼多衣物吧？一問，才知道，裡面放了整整360張卡片！同事詫異：“出差期間有那麼多活動、應酬，您還不抓緊時間休息？”他這樣回答：“資料卡片每天都要按量完成，一天都不能耽誤。”
劉葉秋（《辭源》第二版主編之一）說：“這個人對修訂《辭源》已經入迷了，他把半生的心血完全傾注在這上面了。《辭源》就是他的生命。如果沒有吳澤炎的淵博知識和拼命精神，《辭源》修訂本要在短短幾年內全部出齊，想來是不可能的。”
那一筆一畫親手製作的30萬張卡片，就是有力的證明。
紙質與非紙質版同步發行
《辭源》第三版被列入國家“十二五”規劃重點專案，獲得國家出版基金資助。2011年，商務印書館聘請了何九盈、王甯、董琨為《辭源》第三版主編。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于殿利鄭重承諾，《辭源》修訂實行主編負責制，出版社在學術上完全聽從主編的意見和安排。
何九盈本來有自己的寫書計畫，但遇到了《辭源》第三版，他義無反顧投入其中，“修訂《辭源》這個全社會全民族共同關注的課題,更需要我們去做……《辭源》從歷史中走來，還要在歷史中走下去，我們要延長《辭源》的生命，發揮它的作用。”
王寧一直致力於弘揚傳統文化工作，但不復古、不泥古。在她看來，“修訂《辭源》，不只是修訂一本辭書，而是重新梳理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中國古代文化知識、文化理念和文化系統。”
董琨很早就與《辭源》結緣，當年工作時，一部《辭源》日夜陪伴著他。他甚至把《辭源》的字頭全部抄了一遍，跟《說文解字》粘貼對照。“如果說我個人在學術上有一點點修養的話，那都得益於《辭源》。”他是懷著感激之情參加《辭源》第三版修訂工作的。
與以往不同的是，《辭源》第三版修訂，核查書證、提取語料，均借助電腦，但判斷書證的正誤，則依據紙質文本。整個工作流程以紙質稿為基礎，多為手工操作。拆分第二版《辭源》，把詞條按義項剪下來，貼在A4大小的稿紙上。然後，把這些稿紙進行複印，修訂專家就在複印稿上修訂。校訂專家用黑顏色的筆進行修訂，修訂完後交給分主編，分主編用紅顏色的筆寫上意見，責任編輯再用綠顏色的筆進行工作，每一個環節都需要簽字。
與第二版相比，此次修訂增補字頭1302個、複詞語8512個，書證和釋義改動量達40000條，改動率達40%。同時還推出了網路版和U盤版，實現了紙質版與非紙質版的同步發行。
從未停止前行的步伐
清末民初，國勢衰微，社會巨變，我們的前輩先賢懷揣文化救國之夢，喊出了“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的口號，啟動了《辭源》編纂。1915年《辭源》問世，宣告了中國第一部現代辭書的誕生。
新中國成立後，《辭源》重啟修訂，以應時代之需。1983年，修訂本全部完成，《辭源》實現了新的轉型，成為閱讀古籍的工具書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書。
2007年，《辭源》修訂再次啟動，歷經八載，再出新版，進一步提升了這部大型辭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貯存功能。
百年來，時代變遷，社會發展，《辭源》從未停下前行的步伐，它始終與歷史相伴，卻又擁抱當下。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這部辭書就像一條通往傳統文化的橋樑。
薪火相傳，《辭源》事業為一代人接一代人之事業。今天，作為新一代《辭源》人，我們有義務、有信心將《辭源》精神在新時代繼續發揚光大。
延伸
百年《辭源》的“8年”緣
《辭源》100多年的編纂和修訂歷程中，和數字“8”有著奇妙的聯繫。一個個8年，成為了《辭源》100多年來命運的一種縮影：
從1908年著手編纂到1915年《辭源》正編出版，“曆八年而始竣事”。
從1915年啟動到1931年《辭源》續編問世，恰好兩個8年。
從1931年到1939年《辭源》正續編合為一部，又是8年。
從1975年《辭源》修訂工作恢復到1983年《辭源》修訂本全四冊完工，仍是8年。
從2007年第二次修訂開始到2015年《辭源》第三版面世，依舊8年。
均由集體完成的。《辭源》修訂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製作卡片，前後共製作了60多萬張卡片，其中由吳澤炎親手製作的有30多萬張。1958年，《辭源》修訂工作啟動。吳澤炎給自己規定了工作量：每天至少製作60張卡片。有一回，他要到香港出差6天，隨行同事隨手幫他提了一下旅行袋。一提，好沉啊！這位同事納悶了，去香港不用帶這麼多衣物吧？一問，才知道，裡面放了整整360張卡片！同事詫異：“出差期間有那麼多活動、應酬，您還不抓緊時間休息？”他這樣回答：“資料卡片每天都要按量完成，一天都不能耽誤。”
劉葉秋（《辭源》第二版主編之一）說：“這個人對修訂《辭源》已經入迷了，他把半生的心血完全傾注在這上面了。《辭源》就是他的生命。如果沒有吳澤炎的淵博知識和拼命精神，《辭源》修訂本要在短短幾年內全部出齊，想來是不可能的。”
那一筆一畫親手製作的30萬張卡片，就是有力的證明。
紙質與非紙質版同步發行
《辭源》第三版被列入國家“十二五”規劃重點專案，獲得國家出版基金資助。2011年，商務印書館聘請了何九盈、王甯、董琨為《辭源》第三版主編。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于殿利鄭重承諾，《辭源》修訂實行主編負責制，出版社在學術上完全聽從主編的意見和安排。
何九盈本來有自己的寫書計畫，但遇到了《辭源》第三版，他義無反顧投入其中，“修訂《辭源》這個全社會全民族共同關注的課題,更需要我們去做……《辭源》從歷史中走來，還要在歷史中走下去，我們要延長《辭源》的生命，發揮它的作用。”
王寧一直致力於弘揚傳統文化工作，但不復古、不泥古。在她看來，“修訂《辭源》，不只是修訂一本辭書，而是重新梳理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中國古代文化知識、文化理念和文化系統。”
董琨很早就與《辭源》結緣，當年工作時，一部《辭源》日夜陪伴著他。他甚至把《辭源》的字頭全部抄了一遍，跟《說文解字》粘貼對照。“如果說我個人在學術上有一點點修養的話，那都得益於《辭源》。”他是懷著感激之情參加《辭源》第三版修訂工作的。
與以往不同的是，《辭源》第三版修訂，核查書證、提取語料，均借助電腦，但判斷書證的正誤，則依據紙質文本。整個工作流程以紙質稿為基礎，多為手工操作。拆分第二版《辭源》，把詞條按義項剪下來，貼在A4大小的稿紙上。然後，把這些稿紙進行複印，修訂專家就在複印稿上修訂。校訂專家用黑顏色的筆進行修訂，修訂完後交給分主編，分主編用紅顏色的筆寫上意見，責任編輯再用綠顏色的筆進行工作，每一個環節都需要簽字。
與第二版相比，此次修訂增補字頭1302個、複詞語8512個，書證和釋義改動量達40000條，改動率達40%。同時還推出了網路版和U盤版，實現了紙質版與非紙質版的同步發行。
從未停止前行的步伐
清末民初，國勢衰微，社會巨變，我們的前輩先賢懷揣文化救國之夢，喊出了“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的口號，啟動了《辭源》編纂。1915年《辭源》問世，宣告了中國第一部現代辭書的誕生。
新中國成立後，《辭源》重啟修訂，以應時代之需。1983年，修訂本全部完成，《辭源》實現了新的轉型，成為閱讀古籍的工具書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書。
2007年，《辭源》修訂再次啟動，歷經八載，再出新版，進一步提升了這部大型辭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貯存功能。
百年來，時代變遷，社會發展，《辭源》從未停下前行的步伐，它始終與歷史相伴，卻又擁抱當下。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這部辭書就像一條通往傳統文化的橋樑。
薪火相傳，《辭源》事業為一代人接一代人之事業。今天，作為新一代《辭源》人，我們有義務、有信心將《辭源》精神在新時代繼續發揚光大。
延伸
百年《辭源》的“8年”緣
《辭源》100多年的編纂和修訂歷程中，和數字“8”有著奇妙的聯繫。一個個8年，成為了《辭源》100多年來命運的一種縮影：
從1908年著手編纂到1915年《辭源》正編出版，“曆八年而始竣事”。
從1915年啟動到1931年《辭源》續編問世，恰好兩個8年。
從1931年到1939年《辭源》正續編合為一部，又是8年。
從1975年《辭源》修訂工作恢復到1983年《辭源》修訂本全四冊完工，仍是8年。
從2007年第二次修訂開始到2015年《辭源》第三版面世，依舊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