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12日， 2017“察哈爾文化·烏蘭察布論壇”在烏蘭察布市集甯區舉辦， 內蒙古師範大學格·孟和老師在提交的《研究察哈爾文化的思路和方法——從文化圈和文化叢的角度》論文中指出：文化圈和文化叢由西方學者提出並運用在文化史的研究中， 格·孟和老師認為， 察哈爾文化是實體文化， 察哈爾文化圈應包括從文化叢中往外傳播的地方， 就是指察哈爾人遷涉後定居生活的地方。
我的先輩新蘇魯克趙氏家族， 是察哈爾人。 原籍彰武縣居住生活在龍王廟一帶。 新中國成立後龍王廟歸庫倫旗先進鄉。 為尋找先輩們的足跡， 特意留心並鐃有興趣的流覽了有關察哈爾的歷史資料。 讀《察哈爾史》一書時， 特別注意到了有關彰武養息牧牧場的情況。 據該書介紹， 在彰武創建養息牧牧場時曾二次徵調過八旗蒙古人。 第一次是牧場初建時， 即順治四年（1647年）從駐牧於宣化、大同邊外徵調隸屬蒙古八旗在京都統轄的八旗察哈爾蒙古人，
趙氏家族在養息牧牧場放牧， 其義務是為清朝“三陵”（永陵、福陵、昭陵）貢納祭品。 清朝“三陵”祭日是每年的清明、陰曆七月十五日， 冬至、臘月二十七日共四次。 趙氏家族也有祭祀儀式， 每年的清明、陰曆七月十五、臘月二十七日， 家族都要參與舉行祭祖儀式。 傳說有一次年底送祭品到盛京， 返回時因大雪封路， 未趕上臘月二十三日， 這樣改在二十四日過小年。 這些風俗習慣至今還繼續著，
這是拜讀《察哈爾史》的最大收穫。 這個收穫不僅是“最大的”， 而且具有普遍意義， 也體現了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效益。 據歷史文獻記載， 蒙古人“全都有清晰的系譜， 因為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譜， 教導出生的每一個孩子知道系譜的習慣。 這樣他們將有關係譜的話語做成氏族的財產， 因此， 他們中間沒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 ”①由於歷史的多種原因， 蒙古人現在大部分丟掉了“系譜”， 忘記了自己的祖先。 對此種數典忘祖的情況， 尹湛納希曾尖銳地批判過。 我們不要忘記祖先， 不要丟掉“系譜”文化。 看一看歷史文獻和有關材料， 明白自己是從哪裡來的， 這是人生的必修課，
格·孟和老師說， 我是研究蒙古思想史的， 蒙古歷史是必備的知識領域， 在主持編輯《中國蒙古學文庫》時， 特意編輯出版蒙古族部落史。 已出版了《蒙元時期劄剌亦兒部落研究》、《烏珠穆沁部落研究》、《嫩科爾沁史概略》、《喀爾喀車臣部落研究》等， 準備出版《察哈爾萬戶研究》等著作。 在審閱書稿過程中曾認真地覃思過如何研究並撰寫部落文化或地域性文化的問題。 讀了《察哈爾史》一書後， 給我很大的啟示， 這就是要正確處理好文化圈和文化叢的關係， 把握好文化叢中的中心問題， 其目的就是確定部落文化的歷史方位和作用。
文化圈和文化叢這二個概念由西方學者提出並運用在文化史的研究中。
結合上述觀點，以《察哈爾史》提供的材料，解讀察哈爾文化，得出以下幾點粗淺認識和體會。
第一，察哈爾文化是實體文化，其主體是察哈爾人，是該文化的創造者、運用者、享受者。察哈爾文化由部落文化逐漸演變為地域性文化。其內容比較全面，涵蓋了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功能齊全的文化。
第二，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一方”人也繼承、創造和延續“一方”人的文化。這“一方水土”就是指養育和延續察哈爾人的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察哈爾人生產和生活的地方是蒙古高原，內蒙古自治區中部，是個風水寶地，人傑地靈，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地見牛羊”的地方。地域廣闊，歷代建制變動多。現在需要選擇一個具有察哈爾文化“發源的中心”，即“特有的文化特質最集中的部分”的地方。從歷史上看，元上都曾經是察哈爾文化，以及蒙古文化的中心。現在來看，結合察哈爾文化發展的趨勢、從優越的地理位置、從經濟、政治、文化繁榮發展的條件以及行政單位的地位，綜合起來看，選擇集寧市較好。這體現了察哈爾文化的原始性和客觀性，反映了該文化的歷史性和現代性的結合。這有利於集中力量，整合研究察哈爾文化的內容和功能的發揮，也有利於蒙古文化的整體推進和全面繁榮發展。
第三，察哈爾八旗形成的過程就是察哈爾文化形成的過程。部落和部落文化的形成是統一個過程，因而察哈爾成為部落和文化兼而有之的名稱。這個過程集中的整合點，就是察哈爾文化形成的文化叢。具體地說就是指察哈爾八旗。察哈爾八旗成為文化叢，其原因：一則在歷史時空中始終是部落文化的一個“單位而持續存在”。二則在該地區內察哈爾文化的特質非常集中，整合形成的成果顯明而豐碩，彰顯著該文化的特殊功能。三則對蒙古文化的整體生存、整合、繁榮發展將會起到特殊的作用。
第四，根據《察哈爾史》提供的資料，察哈爾文化圈應包括從文化叢中往外傳播的地方，就是指察哈爾人遷涉後定居生活的地方。具體地說，在全國範圍內，包括河北張家口、新疆博爾塔拉、霍吉爾特，江蘇鎮江，河南開封等。在自治區範圍內，包括鄂爾多斯市烏審旗、杭錦旗；通遼市庫倫旗；遼寧省彰武縣等。還有察哈爾八旗之外的察哈爾萬戶諸鄂托克，即赤峰克什克騰；錫盟蘇尼特、多倫、烏珠穆沁等等。覆蓋面很廣，都屬於察哈爾文化圈。因為這些地區雖然地理空間上不同，現在建制上都分離了，但都具有察哈爾“相同的文化因素”；雖然遠離了故鄉，與當地民族和居民雜居相處，但仍然延續著部族的血脈，傳承著文化的基因。察哈爾文化圈是地理空間概念，是由部落文化或地域性文化構成。在歷史上既集中又分散。集中在八旗，因而沒有喪失已有的部落文化，成為有利於文化繼承、交流、發展的條件，從而形成了文化叢。分散是因為各種歷史原因造成的，也形成了文化圈，擴大了察哈爾文化存在的空間，強化了輻射力和影響力。
其次由中心擴充形成集中整合的點成為文化叢，最後由文化叢擴散形成文化圈（文化區）。文化中心（發源地或集中的部分），文化叢（集中整合的點）和文化圈（傳播的面或區域）三者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相互聯網的系統，不僅體現在層次遞進的關係，也反映了在界線上可以有交叉的關係。結合上述觀點，以《察哈爾史》提供的材料，解讀察哈爾文化，得出以下幾點粗淺認識和體會。
第一，察哈爾文化是實體文化，其主體是察哈爾人，是該文化的創造者、運用者、享受者。察哈爾文化由部落文化逐漸演變為地域性文化。其內容比較全面，涵蓋了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功能齊全的文化。
第二，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一方”人也繼承、創造和延續“一方”人的文化。這“一方水土”就是指養育和延續察哈爾人的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察哈爾人生產和生活的地方是蒙古高原，內蒙古自治區中部，是個風水寶地，人傑地靈，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地見牛羊”的地方。地域廣闊，歷代建制變動多。現在需要選擇一個具有察哈爾文化“發源的中心”，即“特有的文化特質最集中的部分”的地方。從歷史上看，元上都曾經是察哈爾文化，以及蒙古文化的中心。現在來看，結合察哈爾文化發展的趨勢、從優越的地理位置、從經濟、政治、文化繁榮發展的條件以及行政單位的地位，綜合起來看，選擇集寧市較好。這體現了察哈爾文化的原始性和客觀性，反映了該文化的歷史性和現代性的結合。這有利於集中力量，整合研究察哈爾文化的內容和功能的發揮，也有利於蒙古文化的整體推進和全面繁榮發展。
第三，察哈爾八旗形成的過程就是察哈爾文化形成的過程。部落和部落文化的形成是統一個過程，因而察哈爾成為部落和文化兼而有之的名稱。這個過程集中的整合點，就是察哈爾文化形成的文化叢。具體地說就是指察哈爾八旗。察哈爾八旗成為文化叢，其原因：一則在歷史時空中始終是部落文化的一個“單位而持續存在”。二則在該地區內察哈爾文化的特質非常集中，整合形成的成果顯明而豐碩，彰顯著該文化的特殊功能。三則對蒙古文化的整體生存、整合、繁榮發展將會起到特殊的作用。
第四，根據《察哈爾史》提供的資料，察哈爾文化圈應包括從文化叢中往外傳播的地方，就是指察哈爾人遷涉後定居生活的地方。具體地說，在全國範圍內，包括河北張家口、新疆博爾塔拉、霍吉爾特，江蘇鎮江，河南開封等。在自治區範圍內，包括鄂爾多斯市烏審旗、杭錦旗；通遼市庫倫旗；遼寧省彰武縣等。還有察哈爾八旗之外的察哈爾萬戶諸鄂托克，即赤峰克什克騰；錫盟蘇尼特、多倫、烏珠穆沁等等。覆蓋面很廣，都屬於察哈爾文化圈。因為這些地區雖然地理空間上不同，現在建制上都分離了，但都具有察哈爾“相同的文化因素”；雖然遠離了故鄉，與當地民族和居民雜居相處，但仍然延續著部族的血脈，傳承著文化的基因。察哈爾文化圈是地理空間概念，是由部落文化或地域性文化構成。在歷史上既集中又分散。集中在八旗，因而沒有喪失已有的部落文化，成為有利於文化繼承、交流、發展的條件，從而形成了文化叢。分散是因為各種歷史原因造成的，也形成了文化圈，擴大了察哈爾文化存在的空間，強化了輻射力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