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是人類活動中的重大事件， 它意味著數量不等的人因為某種原因或目的， 永遠地告別了祖祖輩輩生長繁衍的故土， 踏上另一方陌生的土地，
四川歷史上， 大的移民事件先後有多起。 首先進入視野的是西元前316年， 秦國滅巴蜀， 從而拉開了秦國（後來則為秦朝）對四川開發的序幕， 開發的一大內容就是向巴蜀移民。
秦朝建立之後， 政府下令把一批六國的工商富豪和能工巧匠遷移到巴蜀， 北方先進的冶煉技術就此進入四川。 善於經商的一些北方家族， 如趙國的卓家， 齊國的程家來到四川後， 他們精明地看到了四川豐富鐵礦資源中的商機， 於是招募人員， 開鐵礦， 煉鐵器， 一舉成為巨富。 後來西漢時的才女卓文君， 其祖上就是秦朝時不遠千里從外省來到蜀地的移民。
第二次大規模的移民發生在元朝初年。 宋元鼎立之際， 守土的宋軍和南下的元軍多次在四川交鋒， 有的地方形成了長達二三十年的拉鋸戰， 四川成為全國受兵患最嚴重的地區。 如西元一二七九年， 元軍兩度陷成都， 先後大屠殺。 “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 城外者不計”； “蜀民就死， 率五十人為一聚， 以刀悉刺之， 乃積其屍。 至暮， 疑不死， 複刺之”。
四川在元軍屠殺前， 最保守的估計有一千三百多萬人， 屠殺後竟然不滿八十萬人。 元朝的統治在四川確立以後， 四川也像一個大病初愈的老人， 緩慢地恢復元氣――恢復元氣最主要的舉措就是元政府以屯田的方式， 動員人口較多的南方各省向四川移民。
隨著大量移民入川，
第三次移民發生在明朝初年。 縱觀中國史， 我們會發現， 每逢改朝換代之際， 天下往往都陷於大動亂之中，
元朝末年， 四川不幸又一次成為大動亂的中心之一：首先是紅巾軍領袖之一的明玉珍入川， 戰事多年不斷。 一三六三年， 明玉珍在重慶稱帝， 建國號大夏。 正當四川開始由亂而治時， 不想明玉珍於一三六六年病死， 其年幼無能的兒子繼位， 大臣互相殘殺， 已初步蕩平中原的朱元璋派大將湯和、傅友德西征取蜀， 四川又陷入戰火之中。
經過長期戰亂， 明朝洪武五年， 即一三七二年， 四川只有人口八萬四千戶。 經過了源源不斷的大移民之後， 洪武二十六年， 這一數字增加到了二十一萬五千， 也就是說二十一年間， 居民戶口擴充到原來的三倍。 如果不是大舉移民， 靠人口的自然增長是絕對不可能的。
上述三次向四川地區的移民， 都曾經對四川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 但若說到規模的宏大和影響的深遠， 卻無法和清代的移民相比。 在民間的語彙裡， 那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湖廣填四川”。
如前所述， 我們知道， 兩千多年來， 四川一直是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好地方；一直是沃野千里， 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 雖然少數戰亂年代， 四川也曾遭到極大破壞， 人口急劇下降， 但像明清交替時那樣的慘烈， 卻是史無前例的。
明朝末年， 農民起義烽火四起， 再加上長達數年的饑荒， 以及隨後清軍入關， 與農民起義軍和南明殘餘勢力之間展開了血雨腥風的拉鋸戰， 大半個中國都陷入了混亂之中。一向因偏安於西南而往往成為避難之地的四川，這一回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從當時和稍後留下的種種記載來看，四川如同悲慘的人間地獄。
伴隨經年累月的戰爭的腳步緊緊逼來的是大饑荒和大瘟疫。由於兵火連年，農民不敢耕種，糧價竟然高達每石穀子要五十兩白銀，更多時候則是有價無市――有錢也買不到所需的糧食。為了活命，沒有飯吃的人只好把活人殺掉醃成肉乾用以充饑，饑民相食的慘劇各地都時有發生，而失職的政府卻完全無能為力。
至於大瘟疫，則是大屠殺的副產品：大量人民死於非命後，屍體無人掩埋，經過長時間的日曬雨淋，腐爛的屍體發出陣陣惡臭，從而成為瘟疫的源泉。原本就十不存一的人民再經一劫，所餘更是寥寥無幾。
據康熙二十四年，即一六八五年的人口統計，雖然此時距甲申年已過去了四十一年，四川人也已得到了三十來年的休養生息，但人口仍然只有區區九萬餘。
地近成都的溫江，本是四川物產最豐饒、人丁最興旺的上縣，素有金溫江之稱。一六五九年，該縣清查人口，僅僅只有人民三十二戶，男丁三十一名，女丁二十三名，“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新都縣地處成都正北要衝，所受荼毒亦慘烈無比——清政府委派的首任縣令對該縣人口的統計表明，該縣僅存六百零三人。
成都是一座早在漢代就繁榮異常的大都市，人口眾多，城池高大，但經過明清交替時的大動亂，到清軍進入成都時，這座有兩千年歷史的古老都市竟然只有區區幾十戶人家。至於整個四川，清朝順治十八年即一六六一年的人口普查資料是：一萬六七０九十戶，總人口還不到九萬。
那時候，曾經繁華的大都市成都基本成了一座廢都；沒有被燒毀的高大建築依然挺立，卻已破舊不堪，街道上長滿了一人多高的荒草，大白天裡老虎竟然從城外慢慢走進城裡，漫不經心地躺在城牆根下曬太陽。
對此，雍正年間的《四川通志》總結說，四川自從漢唐以來，一直是人煙稠密的地方，可經過了明朝末年的大動亂後，人口已經稀若晨星。
人口銳減，經濟處於崩潰狀態，要想重建四川昔時的光榮與夢想，要想讓這片業已被大動盪折騰得奄奄一息的土地重新回到人間煙火的生機之中，就必須由政府組織向這方曾經沃野千里，現在卻長滿雜草雜樹的土地移民。
早在天下還沒有完全平定的清朝順治十年，清政府就在四川實施了招民墾荒政策，但收效甚微。此後，康熙初年，四川巡撫張德地在由重慶到成都的赴任途中，對四川民殘城破的現狀感民身受，於是再次向朝廷提請“整理殘疆”“生聚教養”，其具體辦法為“一年分田墾地，二年習成土著，三年起科”。
對張德地的這道奏章，康熙十分重視，他很快就頒佈詔書，決定不論是四川本省還是外省的官員，凡是能夠招三十家人入川的，給予一次表彰；招到六十家的，給予兩次表彰；招到一百家的，立即升官。
這項把移民工作與官員的政績和升遷結合起來重大舉措，馬上就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各地官員都想方設法地組織人員，爭取盡可能多地向四川移民。
清代學者魏源曾總結說，“當明之季世，張賊屠蜀民殆盡，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後，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是故當時有“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說法。
正是在國家政策的鼓勵之下，來自湖廣，江西，廣東，廣西等省的移民潮源源不斷地向四川輸送了數十年之久，儘管雍正初年就已停止移民，但實際上民間直到乾隆年間仍有大批移民入川。
這是一次綿延將近一個世紀之久的人類大遷徙。從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平息吳三桂為首的“三藩之亂”後開始，到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結束，據專家估算，幾十年間到達四川的移民竟有五百萬人之多。四川後來成為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和這次移民也不無關係。
這連綿不斷的移民，就像向一個貧血的人輸血一樣，他蒼白的臉色漸漸變得紅潤，身體也漸漸恢復了健康。四川和成都，就在這一次次的輸血中緩慢而執著地重新走向繁榮。
今天的四川各地，還能經常看到各種地方會館，這些古色古香的龐大庭院式建築，大抵是移民們的作品――當越來越多的各省移民抵達四川，並在這裡安居樂業之後，原籍相同的移民為了保持聯繫和團結，同時解決可能出現的糾紛，紛紛以鄉誼的名義建立祠廟，從而形成了遍及四川各地的會館。
叫做禹王宮的，修建者多半是兩湖人；叫做天后宮的，修建者多半是福建人；叫做萬壽宮的，一般都是江西人。從各個會館大小不等的規模，可以直接地看出該省人在當地的數量多寡和勢力大小。
遍及各地的各省會館不僅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建築，同時也是另一種象徵和預示，它預示著那些遠道而來的移民，已經漸漸與四川這方大地水乳交融。日漸模糊的故鄉，在他們眼中，已濃縮為一座小小的會館。他們和他們的子孫，慢慢成為了四川的主人。
移民的大批入川，原本荒蕪的土地又被開墾成良田，原本廢墟的城鎮重新恢復了舊時的繁華，童稚的歡歌替代了耄舊的哀啼。
大量移民的湧入，使得成都和整個四川極具包容性，經過兩百多年的時間淘洗，原本的成都土著幾乎不復存在――正像《成都通覽》中所指出的那樣：現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
根據該書統計，各省原籍在成都居民中的比列分別是：湖廣籍百分之二十五，河南及山東籍百分之五，陝西籍百分之十，雲南及貴州籍百分之十五，江西籍百分之十五，安徽籍百分之五，江蘇及浙江籍百分之十，兩廣籍百分之十，福建和山西甘肅籍百分之五。
各省移民的到來，不僅改變了成都的人口結構，還帶來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與民俗，這些文化與風俗在不斷的交流與碰撞之中，終於融合形成了今天你所看到的現代成都文化與現代成都民俗。
尤為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大家都是移民，因為大家都是離開祖居之地來到四川來到成都的遷徙者，成都人便無形中形成了一種包容與寬厚的氣質。
在全國眾多城市中，最不排外的城市有兩座，一座是成都，一座是深圳，頗具意味的是，它們都是移民組成的城市。一百多年前的一首俚俗的竹枝詞對這種寬容，和諧與包容作了一個形象的概括：
大姨嫁陝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初逢問原籍，現無十世無成都。
大半個中國都陷入了混亂之中。一向因偏安於西南而往往成為避難之地的四川，這一回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從當時和稍後留下的種種記載來看，四川如同悲慘的人間地獄。伴隨經年累月的戰爭的腳步緊緊逼來的是大饑荒和大瘟疫。由於兵火連年，農民不敢耕種，糧價竟然高達每石穀子要五十兩白銀，更多時候則是有價無市――有錢也買不到所需的糧食。為了活命，沒有飯吃的人只好把活人殺掉醃成肉乾用以充饑，饑民相食的慘劇各地都時有發生，而失職的政府卻完全無能為力。
至於大瘟疫，則是大屠殺的副產品：大量人民死於非命後，屍體無人掩埋，經過長時間的日曬雨淋，腐爛的屍體發出陣陣惡臭，從而成為瘟疫的源泉。原本就十不存一的人民再經一劫，所餘更是寥寥無幾。
據康熙二十四年，即一六八五年的人口統計，雖然此時距甲申年已過去了四十一年，四川人也已得到了三十來年的休養生息，但人口仍然只有區區九萬餘。
地近成都的溫江，本是四川物產最豐饒、人丁最興旺的上縣，素有金溫江之稱。一六五九年，該縣清查人口，僅僅只有人民三十二戶，男丁三十一名，女丁二十三名，“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新都縣地處成都正北要衝，所受荼毒亦慘烈無比——清政府委派的首任縣令對該縣人口的統計表明，該縣僅存六百零三人。
成都是一座早在漢代就繁榮異常的大都市，人口眾多，城池高大，但經過明清交替時的大動亂，到清軍進入成都時，這座有兩千年歷史的古老都市竟然只有區區幾十戶人家。至於整個四川，清朝順治十八年即一六六一年的人口普查資料是：一萬六七０九十戶，總人口還不到九萬。
那時候，曾經繁華的大都市成都基本成了一座廢都；沒有被燒毀的高大建築依然挺立，卻已破舊不堪，街道上長滿了一人多高的荒草，大白天裡老虎竟然從城外慢慢走進城裡，漫不經心地躺在城牆根下曬太陽。
對此，雍正年間的《四川通志》總結說，四川自從漢唐以來，一直是人煙稠密的地方，可經過了明朝末年的大動亂後，人口已經稀若晨星。
人口銳減，經濟處於崩潰狀態，要想重建四川昔時的光榮與夢想，要想讓這片業已被大動盪折騰得奄奄一息的土地重新回到人間煙火的生機之中，就必須由政府組織向這方曾經沃野千里，現在卻長滿雜草雜樹的土地移民。
早在天下還沒有完全平定的清朝順治十年，清政府就在四川實施了招民墾荒政策，但收效甚微。此後，康熙初年，四川巡撫張德地在由重慶到成都的赴任途中，對四川民殘城破的現狀感民身受，於是再次向朝廷提請“整理殘疆”“生聚教養”，其具體辦法為“一年分田墾地，二年習成土著，三年起科”。
對張德地的這道奏章，康熙十分重視，他很快就頒佈詔書，決定不論是四川本省還是外省的官員，凡是能夠招三十家人入川的，給予一次表彰；招到六十家的，給予兩次表彰；招到一百家的，立即升官。
這項把移民工作與官員的政績和升遷結合起來重大舉措，馬上就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各地官員都想方設法地組織人員，爭取盡可能多地向四川移民。
清代學者魏源曾總結說，“當明之季世，張賊屠蜀民殆盡，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後，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是故當時有“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說法。
正是在國家政策的鼓勵之下，來自湖廣，江西，廣東，廣西等省的移民潮源源不斷地向四川輸送了數十年之久，儘管雍正初年就已停止移民，但實際上民間直到乾隆年間仍有大批移民入川。
這是一次綿延將近一個世紀之久的人類大遷徙。從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平息吳三桂為首的“三藩之亂”後開始，到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結束，據專家估算，幾十年間到達四川的移民竟有五百萬人之多。四川後來成為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和這次移民也不無關係。
這連綿不斷的移民，就像向一個貧血的人輸血一樣，他蒼白的臉色漸漸變得紅潤，身體也漸漸恢復了健康。四川和成都，就在這一次次的輸血中緩慢而執著地重新走向繁榮。
今天的四川各地，還能經常看到各種地方會館，這些古色古香的龐大庭院式建築，大抵是移民們的作品――當越來越多的各省移民抵達四川，並在這裡安居樂業之後，原籍相同的移民為了保持聯繫和團結，同時解決可能出現的糾紛，紛紛以鄉誼的名義建立祠廟，從而形成了遍及四川各地的會館。
叫做禹王宮的，修建者多半是兩湖人；叫做天后宮的，修建者多半是福建人；叫做萬壽宮的，一般都是江西人。從各個會館大小不等的規模，可以直接地看出該省人在當地的數量多寡和勢力大小。
遍及各地的各省會館不僅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建築，同時也是另一種象徵和預示，它預示著那些遠道而來的移民，已經漸漸與四川這方大地水乳交融。日漸模糊的故鄉，在他們眼中，已濃縮為一座小小的會館。他們和他們的子孫，慢慢成為了四川的主人。
移民的大批入川，原本荒蕪的土地又被開墾成良田，原本廢墟的城鎮重新恢復了舊時的繁華，童稚的歡歌替代了耄舊的哀啼。
大量移民的湧入，使得成都和整個四川極具包容性，經過兩百多年的時間淘洗，原本的成都土著幾乎不復存在――正像《成都通覽》中所指出的那樣：現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
根據該書統計，各省原籍在成都居民中的比列分別是：湖廣籍百分之二十五，河南及山東籍百分之五，陝西籍百分之十，雲南及貴州籍百分之十五，江西籍百分之十五，安徽籍百分之五，江蘇及浙江籍百分之十，兩廣籍百分之十，福建和山西甘肅籍百分之五。
各省移民的到來，不僅改變了成都的人口結構，還帶來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與民俗，這些文化與風俗在不斷的交流與碰撞之中，終於融合形成了今天你所看到的現代成都文化與現代成都民俗。
尤為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大家都是移民，因為大家都是離開祖居之地來到四川來到成都的遷徙者，成都人便無形中形成了一種包容與寬厚的氣質。
在全國眾多城市中，最不排外的城市有兩座，一座是成都，一座是深圳，頗具意味的是，它們都是移民組成的城市。一百多年前的一首俚俗的竹枝詞對這種寬容，和諧與包容作了一個形象的概括：
大姨嫁陝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初逢問原籍，現無十世無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