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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14年裡19次探訪大涼山麻風村 他為麻風病人的後代帶去關愛

林強第一次提出去麻風村的時候, 沒有人願意陪他去。

那是2003年, 他正在四川大涼山布拖縣的烏依鄉攝影采風, 在採訪當地人的時候得知了阿布洛哈村的存在——一個建於40多年前的麻風村。 林強四處打聽, 大多村民都說不清楚“下面”的狀況, 他於是生起了自己“下去”看看的念頭。 “林強的腦殼大概有問題, 在成都過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去那個風吹魔鬼的地方?我們彝族人不怕愛滋病, 就怕麻風病。 ”村民們議論紛紛。 正常人住在山上, 麻風病人住在山下, 山上山下從不往來, 只有一個民政助理員每年“下去”兩次,

看看下面有沒有遭災, 再回來向縣裡報告。

麻風病是一種古老的疾病, 因其造成嚴重的肢體殘缺或面目損毀, 曾被人們視為最為可怖的慢性流行疾病, 有“世紀瘟疫”之稱, 村民對此的恐懼也由來已久。 無人支持, 林強決意自己“下去”看看。 他曾下過鄉當過兵, 體力不是問題, 但因為不熟悉地形, 第一次走了六個小時也沒走到, 只好折返;兩年後第二次“下去”, 他不僅攜帶了藥品、酒精燈和睡袋, 還用一台電視的價格雇了一位當地人做嚮導。 經過險急的流沙坡, 沿著懸崖和峭壁之間的小路, 花了六個小時, 終於到達了阿布洛哈村。

村長接待林強去村裡“最好的房子”糧食保管倉庫裡過夜, 他的床是一張鋪在玉米棒子上的竹編門板, 倉庫沒有窗, 只有頭頂一個方木洞可以透進月光。 白天進村走訪, 林強深為眼前所見而震驚, “麻風病人確實很可怕, 就像人們形容的那樣, 臉是爛的, 沒有手沒有腳, 像鬼一樣。 這裡沒有電, 沒有像樣的房子, 甚至沒有小學, 還實行著人民公社制, 全村人靠工分吃飯。

第一代麻風病人已經很老了, 而他們的兒孫們一個字也不認識。 ”

在這之後, 林強訪遍了涼山州大大小小的麻風村, 光是阿布洛哈村就去了19次。 他來來回回給村民帶去了許多吃的、穿的還有生活用品, 還為阿布洛哈村建起了第一個小學。 現在, 第一批學生已經會說普通話、識得字, 出門打工了。

近日, 林強所著《生命的力量:一個麻風病人的紀實》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 作為“第一個走進麻風村的外鄉人”, 林強接受了介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專訪, 向我們講述他所經歷和聽聞的麻風村往事。

大部分麻風村是60年代集中隔離治療病人而建

介面文化:你是怎麼發現麻風村和麻風病人的?

林強:是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 我喜歡攝影, 經常去拍攝自然風光。 十四年前, 我們一行四人去布拖縣烏依鄉里采風, 在採訪中有個同志告訴我們下面有個麻風村阿布洛哈村,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山深處還有一個40多年前建立的麻風村。 從山上往下面看就能發現, 群山環繞之間有一個窪地。

我問他們下面麻風村的生活狀況, 誰也說不上, 因為根本就沒下去過。 我很感興趣, 但山上的人都不太理解, 說“你這個人腦殼有點問題, 有點瘋吧, 要去下面的村子, 我們都沒有人敢去”。 我想找人給我帶路也找不到人, 所以自己下去了, 走了六七個小時也沒走到。 回去以後, 我又準備了兩年, 我看了一些麻風病預防和治療的書, 還準備了睡袋、酒精爐、糧食、水和藥品, 做好了露宿的準備。 其實下去麻風村我也是有點兒怕的, 也得有自我保護意識。

我還說服了一個人帶我去, 上面村子裡的人只有他下去過, 他是當地的民政助理員。 縣裡每個月給他幾百塊錢, 派他管山上的寨子又管山下的麻風村, 他一年最多下去兩次, 最主要的任務看下面的人遭不遭災;如果遭災了就告訴縣裡,縣裡會放一些衣服和糧食在山上,通過一種很原始的方法,讓麻風村民上來領取物資。為了讓他帶我下去,我承諾送給他一台一千七八百塊錢的電視機。當時山下不通電,而山上已經通電了,可以看電視。他帶我走了六個小時山路,很多坡度很大的流沙坡。走快了,人就要躥到山崖下面;走慢了,腿吃不住勁兒;路很窄,就一米多寬,一邊是萬丈深淵的懸崖,一邊是壁立千仞的絕壁,10個腳趾要牢牢抓地,我大腳指的淤血腫成了小饅頭,半拖半走地進了村子。

介面文化:山上只有一個人對下面的情況是熟悉的,也就是說山上的人與下面的人是完全隔絕的,山上的人很忌諱“下麵”的人嗎?

林強:他們不光是不理解,就算我後面已下去過幾次,他們還是很怕。後來,涼山的一位幹部對我非常尊敬,知道我來,都開車送我來山上,但是我一提到“下去”(麻風村),他告訴我說“那下面就是放了一塊金磚,他都不會去撿”。他們對麻風病的恐懼很深,比方說,麻風村裡第二代的人會上山來,山上的人也不敢走他們走過的路,要等天下雨洗乾淨了才敢走。這一方面是因為麻風病人看上去可能確實有些“可怕”——沒有手指、臉是爛的,說起來“像鬼一樣”,另一方面要歸因於老人跟下一代灌輸的觀念,“麻風病是風吹來的魔鬼”。

介面文化:老人對於麻風病的觀念為什麼是這樣的?

林強:麻風病在解放之前上世紀30-50年代間比較流行,廣東過去對待麻風病人的方式是貼出佈告,抓到了就直接燒死;在彝族地區就是活埋,相比起來可能都更“人性化”——大家籌錢給病人買一頭羊或牛,肉吃完了把病人縫在羊皮或牛皮裡面,抬到山上活埋,意思是不讓病人傳染外面的健康人。那時候人得了麻風病沒有醫療手段,病人也都知道自己只有死一條路可走。真正能夠治療要等到60年代以後,在這之前得了病完全沒辦法。

介面文化:六十年代的治療方法是將麻風病人進行隔離,我國的麻風村也就是這個時候建立起來的嗎?

林強: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的麻風村,都是上世紀60年代以後國家把病人集中隔離治療而建的。怎麼歸屬麻風病人呢?根據病人屬於哪個縣,就把他集中到哪個村。當時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為了身體健康的人,把他們隔離起來;醫療人員把這些病人治好了以後,就給他們蓋上證明——只要外面家人願意接受他們,他們就能回去;但要是家人不願意讓他們回去,或者他們不想回去,就留下來了,一代代繁衍至今。阿布洛哈村是特別典型的一個麻風村,入村的路很險,出村還要經過一個溜索,所以村裡人跟外界的交流更有限。村裡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出去的話,就是到金沙江鎮上用牛羊換一點日用品,也不會過夜。

除了集中治療麻風病人的麻風村,還有一種是麻風病院,相對來說條件更好一些,海螺溝教堂(注:位於四川省甘孜州瀘定縣磨西鎮,由法國傳教士始建于1918年)過去就是一個麻風病院。前不久我還見過一個當兵的,說他70年代被發現得了麻風病,曾住進病院進行治療,那邊住的病人大多是得了麻風病的幹部的。

介面文化:那你看到麻風村和麻風病人之後,感覺怎麼樣?

林強:我“下去”阿布洛哈村,確實感到很震撼。這個村子四面環山,直到2007年都還是人民公社的勞動生產方式。全村一共四個生產組,一個壯勞力一天能掙10個工分,最好的狀況每天能得六毛多錢,最差的只有四毛多。村子不通電,有一半人住的地方沒有床,有一半人的房子是石頭搭的,上面蓋著草。村裡最好的就是生產隊的保管室,裡面裝著上千斤的玉米糧食。村裡的第二代如今已是二三十歲的成年人了,他們從來沒有出去過,都是文盲,更不要提那些幾歲到十幾歲的第三代人了。

介面文化:你和麻風病人的交流是怎樣的?他們都是怎麼樣的人?

林強:他們一開始的時候還是怕我,又擔心我不回來,會問我“林老師你來了以後可能就不回來了吧?”第二次去我帶了很多東西,他們又說:“林老師你下次不會再來了吧?”拉一下手都會讓他們淚流滿面,有時候我只是到他們家裡吃口飯,他們高興得就像一次盛宴。

除了阿布洛哈村以外,前不久我去看望了另外一個鄉的麻風村。村裡有一個老太太,八十多歲了,是重度殘疾,她沒有手,兩個手是光棒棒,腿也根本站不起來,但還在勞動呢。見我帶去了一些吃的穿的,她就在地裡挖了一顆蓮花白,一定要送我,因為她沒什麼東西可送,只有把勞動所得送給我。前兩天我去甘洛縣麻風村,遇到了一個人,他打過淮海戰役和蘭州戰役,解放後還當過公安。小他三歲的妻子得了麻風病,他們感情好不願分開,就一起住到了村子裡。現在他九十歲了,兒孫都有,見到我還在講戰役的事情。麻風村裡每一家都有這樣的故事,講都講不完。這個病再過大概二十三年就應該完全消失了,我得為這些人記錄些什麼。

麻風村小學建成 教學品質不斷提升

介面文化:你說剛“下去”看到的阿布洛哈村裡的小孩和青年都是文盲,那裡沒有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嗎?

林強:人都不過去,哪有學校?回來以後,我覺得很不安,第二代第三代健康的孩子都沒有學上。我用當時剛出版的書(《走進大自然》)的稿費,跟朋友一起籌了十來萬塊錢,想建一個學校,也把村裡學齡兒童沒有學上這個情況告訴了縣裡。但布拖縣本來就是扶貧縣,縣裡領導說:“我們外面人都管不過來,還管裡面的人?”後來我又找縣長反映情況,到底湊齊了接近二十萬塊錢,就建立了一個小學。

學校裡最小的學生六歲,最大的學生都十七歲了,一米七,站起來和我差不多高。開學儀式國旗升起來時,學生還都不知道這面旗就是國旗。我告訴他們,“這面五星紅旗,就是我們國家的國旗。”現在學校裡一共五六十個學生和四個支教老師,學校裡有兩間平房教室、一個食堂和一個操場。現在聽說學生的成績很好,學校也成了縣裡教學品質第二的小學。

介面文化:麻風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是麻風病人通婚以後生下來的孩子?健康嗎?

林強:一般都是麻風村裡面的人通婚,或者說好之後嫁到另一個麻風村去,很少有外面的人。涼山州大部分的縣都有一個麻風村。麻風病人的肢體殘疾,器官沒有受損害,生下來的小孩都是很健康的,男孩女孩身體都健壯。

介面文化:你幫助他們建立了小學,那麼這些第一批受過教育的麻風村第二代第三代後來都怎麼樣了?

林強:我們第一批學生大部分讀到能識字、能說普通話,有的出去打工了,還有一個當了兵,退伍又回來了。有一個學生在打工路上給我發短信說,“林爸爸,我沒聽你的話好好讀書,我現在正在火車上,去太原打工。我也想像你一樣,掙點錢回去支援村子。”村裡的孩子十六歲就結婚了,他是帶著自己的妻子去打工的。一開始找到了砌磚的工作,高興地給我打電話說每個月能掙一千多塊錢,三個月後又跟我說,打工的錢一分也拿不到,我又教他怎麼去要錢,現在他也回村子裡了。

這批出去的孩子,在外面都不說自己是麻風村出來的。前幾年外面有些地方還是對麻風病人恐懼,我把村裡兩個小孩送出去讀書,給他們檢查了身體都很健康,但其他家長會跟學校老師反對。現在觀念好一些了,第二代第三代也能出去了。第一代麻風病人是出去不了了,但有了電和電視,他們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麻風病人錢志昌是鏡子,照出我們驅殼裡不乾淨的東西

介面文化:你選擇了森科洛村的錢志昌作為全書的主角,你認為他與其他人不同之處在哪?是他對待病痛意志力特別堅強嗎?

林強:他小時候受過刺激,他得麻風病的父親是被活活被燒死的。他十二歲發現自己有麻風病,怕被燒死,光是敵敵畏就喝了兩次,都被他母親救回來了,帶去醫院洗了兩次胃。救回來以後錢志昌也不能待下去了,因為在他生活的地方人們都知道他有病。他開始逃跑,沿路乞討,一直跑到了大涼山,在人跡罕至的山洞裡住了六年。山洞裡的生活條件我們一般人受不了,但他可以。那時錢志昌還沒有特別殘疾,只是病痛,他在山洞裡開闢荒地種玉米。他告訴我,1960年我國遭遇“自然災害”的時候,還有逃難的災民跟他要飯吃。他就告訴人家,“我是麻風病人,你們願意拿就吃點兒。”在山洞待了六年以後,國家在砍伐森林時發現了他,就把他帶回去,和其他麻風病人一起集中在村子裡,接受醫務人員治療。治好以後,他的肢體殘疾了,但再也不會感染別人了。

介面文化:錢志昌肢體殘疾之後,勞動能力是不是受到了很大影響,他的經濟狀況現在怎麼樣?

林強:錢志昌只有一隻手有手掌,兩隻腳都沒有了腳掌,在這麼貧窮的地方,他可以用嘴巴播種,二十年來收穫了十八萬斤玉米。有一年我去了四五次,幫他把玉米播種、揚花再到收穫的過程都記錄下來了。麻風病人雖然殘疾,但器官是好的,錢志昌七十三歲了,他的身體、心臟、勞動都很好。他還能一個人背玉米下山來,我比他小十歲,都不如他。

我經常從成都給他帶東西,有次給他買了兩頭小豬,小豬養大後,他把其中一頭殺了,挨家挨戶地送掉。他後來覺得我是公務員,生活並不富裕,也不讓我繼續給他帶東西了,跟我說自己有六萬塊錢存款。我說你把存款拿出來給我看看我就相信,他拿不出來,後來我才知道,他把自己的五萬六千塊錢借給了村裡其他需要幫助的人。

現在他拓出來的耕地裡種上了桉樹,符合政府的退耕還林政策,政府每年給他一千多塊,還有低保補助幾百塊錢,一年下來總共收入三千塊錢左右。錢志昌很快樂,覺得自己能活到70歲,沒有被燒死,從不怨天怨地。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去北京,後來我也帶他去了北京。前兩天我把這本書(《生命的力量》)拿給他,他認識一些字,能讀能看,翻到他自己的照片覺得很高興。我常說,他像一面鏡子,我們每個人面對他都會照出自己驅殼裡不乾淨的東西。

介面文化:臺灣一位學者劉紹華寫過一本《我的涼山兄弟》,講的是大涼山愛滋病的情況。在你看來,麻風病跟愛滋病,當地人更怕哪一個?

林強:愛滋病跟麻風病還不太一樣。我問過涼山州的群眾和幹部,就在十年前,他們不怕愛滋病,只怕麻風病。因為麻風病治好了還會殘疾,面容長相和四肢殘缺很恐怖;愛滋病到死的時候至少是個“完屍”,病人也不用像麻風病人一樣集中起來,所以他們覺得“沒什麼”。2000年左右,中國跟英國合作了一個預防愛滋病專案(指2000年英國政府國際發展部門資助的“中英專案”),有的涼山人甚至羡慕得愛滋病的人,就因為他們每月可以享受補助、醫藥和治療。在那個時代,人們都太窮了。所以得了愛滋病好像是“造化”,再加上涼山吸毒者比較多,對這個病不僅不怎麼害怕,還會覺得“乾脆得愛滋病得了”。

介面文化:十幾年過去了,你所觀察到的阿布洛哈村和村民有什麼變化?

林強:到現在,阿布洛哈村我已經去了19次,明年爭取再去一次。現在村子總體上的發展還是很好的,平均每戶的收入突破了一萬元,比十年前翻了一百多倍。村民自己出錢加上政府出錢,改水改廁,草房子不見了,還通了電話。我要再去村子,就給他們打電話,讓村裡人上來接我下去,因為長期走山路,我的膝蓋不太行了。現在進村的路也稍微寬了一些,從一米多拓寬到兩米,可以走馬了。我前兩天聽說,三五年以後可能會從另一個村子通一條便道到阿布洛哈村,那就方便很多了。但隨著和外界交流越來越多,村裡也漸漸多了些城市裡不好的東西,比如說原來連礦泉水瓶都見不到,現在也有一些垃圾了;再比如原來一窮二白時大家都很團結,現在有的家庭富裕一些,有的差一些,還有些吸毒的……這也是發展過程中難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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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任務看下面的人遭不遭災;如果遭災了就告訴縣裡,縣裡會放一些衣服和糧食在山上,通過一種很原始的方法,讓麻風村民上來領取物資。為了讓他帶我下去,我承諾送給他一台一千七八百塊錢的電視機。當時山下不通電,而山上已經通電了,可以看電視。他帶我走了六個小時山路,很多坡度很大的流沙坡。走快了,人就要躥到山崖下面;走慢了,腿吃不住勁兒;路很窄,就一米多寬,一邊是萬丈深淵的懸崖,一邊是壁立千仞的絕壁,10個腳趾要牢牢抓地,我大腳指的淤血腫成了小饅頭,半拖半走地進了村子。

介面文化:山上只有一個人對下面的情況是熟悉的,也就是說山上的人與下面的人是完全隔絕的,山上的人很忌諱“下麵”的人嗎?

林強:他們不光是不理解,就算我後面已下去過幾次,他們還是很怕。後來,涼山的一位幹部對我非常尊敬,知道我來,都開車送我來山上,但是我一提到“下去”(麻風村),他告訴我說“那下面就是放了一塊金磚,他都不會去撿”。他們對麻風病的恐懼很深,比方說,麻風村裡第二代的人會上山來,山上的人也不敢走他們走過的路,要等天下雨洗乾淨了才敢走。這一方面是因為麻風病人看上去可能確實有些“可怕”——沒有手指、臉是爛的,說起來“像鬼一樣”,另一方面要歸因於老人跟下一代灌輸的觀念,“麻風病是風吹來的魔鬼”。

介面文化:老人對於麻風病的觀念為什麼是這樣的?

林強:麻風病在解放之前上世紀30-50年代間比較流行,廣東過去對待麻風病人的方式是貼出佈告,抓到了就直接燒死;在彝族地區就是活埋,相比起來可能都更“人性化”——大家籌錢給病人買一頭羊或牛,肉吃完了把病人縫在羊皮或牛皮裡面,抬到山上活埋,意思是不讓病人傳染外面的健康人。那時候人得了麻風病沒有醫療手段,病人也都知道自己只有死一條路可走。真正能夠治療要等到60年代以後,在這之前得了病完全沒辦法。

介面文化:六十年代的治療方法是將麻風病人進行隔離,我國的麻風村也就是這個時候建立起來的嗎?

林強: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的麻風村,都是上世紀60年代以後國家把病人集中隔離治療而建的。怎麼歸屬麻風病人呢?根據病人屬於哪個縣,就把他集中到哪個村。當時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為了身體健康的人,把他們隔離起來;醫療人員把這些病人治好了以後,就給他們蓋上證明——只要外面家人願意接受他們,他們就能回去;但要是家人不願意讓他們回去,或者他們不想回去,就留下來了,一代代繁衍至今。阿布洛哈村是特別典型的一個麻風村,入村的路很險,出村還要經過一個溜索,所以村裡人跟外界的交流更有限。村裡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出去的話,就是到金沙江鎮上用牛羊換一點日用品,也不會過夜。

除了集中治療麻風病人的麻風村,還有一種是麻風病院,相對來說條件更好一些,海螺溝教堂(注:位於四川省甘孜州瀘定縣磨西鎮,由法國傳教士始建于1918年)過去就是一個麻風病院。前不久我還見過一個當兵的,說他70年代被發現得了麻風病,曾住進病院進行治療,那邊住的病人大多是得了麻風病的幹部的。

介面文化:那你看到麻風村和麻風病人之後,感覺怎麼樣?

林強:我“下去”阿布洛哈村,確實感到很震撼。這個村子四面環山,直到2007年都還是人民公社的勞動生產方式。全村一共四個生產組,一個壯勞力一天能掙10個工分,最好的狀況每天能得六毛多錢,最差的只有四毛多。村子不通電,有一半人住的地方沒有床,有一半人的房子是石頭搭的,上面蓋著草。村裡最好的就是生產隊的保管室,裡面裝著上千斤的玉米糧食。村裡的第二代如今已是二三十歲的成年人了,他們從來沒有出去過,都是文盲,更不要提那些幾歲到十幾歲的第三代人了。

介面文化:你和麻風病人的交流是怎樣的?他們都是怎麼樣的人?

林強:他們一開始的時候還是怕我,又擔心我不回來,會問我“林老師你來了以後可能就不回來了吧?”第二次去我帶了很多東西,他們又說:“林老師你下次不會再來了吧?”拉一下手都會讓他們淚流滿面,有時候我只是到他們家裡吃口飯,他們高興得就像一次盛宴。

除了阿布洛哈村以外,前不久我去看望了另外一個鄉的麻風村。村裡有一個老太太,八十多歲了,是重度殘疾,她沒有手,兩個手是光棒棒,腿也根本站不起來,但還在勞動呢。見我帶去了一些吃的穿的,她就在地裡挖了一顆蓮花白,一定要送我,因為她沒什麼東西可送,只有把勞動所得送給我。前兩天我去甘洛縣麻風村,遇到了一個人,他打過淮海戰役和蘭州戰役,解放後還當過公安。小他三歲的妻子得了麻風病,他們感情好不願分開,就一起住到了村子裡。現在他九十歲了,兒孫都有,見到我還在講戰役的事情。麻風村裡每一家都有這樣的故事,講都講不完。這個病再過大概二十三年就應該完全消失了,我得為這些人記錄些什麼。

麻風村小學建成 教學品質不斷提升

介面文化:你說剛“下去”看到的阿布洛哈村裡的小孩和青年都是文盲,那裡沒有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嗎?

林強:人都不過去,哪有學校?回來以後,我覺得很不安,第二代第三代健康的孩子都沒有學上。我用當時剛出版的書(《走進大自然》)的稿費,跟朋友一起籌了十來萬塊錢,想建一個學校,也把村裡學齡兒童沒有學上這個情況告訴了縣裡。但布拖縣本來就是扶貧縣,縣裡領導說:“我們外面人都管不過來,還管裡面的人?”後來我又找縣長反映情況,到底湊齊了接近二十萬塊錢,就建立了一個小學。

學校裡最小的學生六歲,最大的學生都十七歲了,一米七,站起來和我差不多高。開學儀式國旗升起來時,學生還都不知道這面旗就是國旗。我告訴他們,“這面五星紅旗,就是我們國家的國旗。”現在學校裡一共五六十個學生和四個支教老師,學校裡有兩間平房教室、一個食堂和一個操場。現在聽說學生的成績很好,學校也成了縣裡教學品質第二的小學。

介面文化:麻風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是麻風病人通婚以後生下來的孩子?健康嗎?

林強:一般都是麻風村裡面的人通婚,或者說好之後嫁到另一個麻風村去,很少有外面的人。涼山州大部分的縣都有一個麻風村。麻風病人的肢體殘疾,器官沒有受損害,生下來的小孩都是很健康的,男孩女孩身體都健壯。

介面文化:你幫助他們建立了小學,那麼這些第一批受過教育的麻風村第二代第三代後來都怎麼樣了?

林強:我們第一批學生大部分讀到能識字、能說普通話,有的出去打工了,還有一個當了兵,退伍又回來了。有一個學生在打工路上給我發短信說,“林爸爸,我沒聽你的話好好讀書,我現在正在火車上,去太原打工。我也想像你一樣,掙點錢回去支援村子。”村裡的孩子十六歲就結婚了,他是帶著自己的妻子去打工的。一開始找到了砌磚的工作,高興地給我打電話說每個月能掙一千多塊錢,三個月後又跟我說,打工的錢一分也拿不到,我又教他怎麼去要錢,現在他也回村子裡了。

這批出去的孩子,在外面都不說自己是麻風村出來的。前幾年外面有些地方還是對麻風病人恐懼,我把村裡兩個小孩送出去讀書,給他們檢查了身體都很健康,但其他家長會跟學校老師反對。現在觀念好一些了,第二代第三代也能出去了。第一代麻風病人是出去不了了,但有了電和電視,他們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麻風病人錢志昌是鏡子,照出我們驅殼裡不乾淨的東西

介面文化:你選擇了森科洛村的錢志昌作為全書的主角,你認為他與其他人不同之處在哪?是他對待病痛意志力特別堅強嗎?

林強:他小時候受過刺激,他得麻風病的父親是被活活被燒死的。他十二歲發現自己有麻風病,怕被燒死,光是敵敵畏就喝了兩次,都被他母親救回來了,帶去醫院洗了兩次胃。救回來以後錢志昌也不能待下去了,因為在他生活的地方人們都知道他有病。他開始逃跑,沿路乞討,一直跑到了大涼山,在人跡罕至的山洞裡住了六年。山洞裡的生活條件我們一般人受不了,但他可以。那時錢志昌還沒有特別殘疾,只是病痛,他在山洞裡開闢荒地種玉米。他告訴我,1960年我國遭遇“自然災害”的時候,還有逃難的災民跟他要飯吃。他就告訴人家,“我是麻風病人,你們願意拿就吃點兒。”在山洞待了六年以後,國家在砍伐森林時發現了他,就把他帶回去,和其他麻風病人一起集中在村子裡,接受醫務人員治療。治好以後,他的肢體殘疾了,但再也不會感染別人了。

介面文化:錢志昌肢體殘疾之後,勞動能力是不是受到了很大影響,他的經濟狀況現在怎麼樣?

林強:錢志昌只有一隻手有手掌,兩隻腳都沒有了腳掌,在這麼貧窮的地方,他可以用嘴巴播種,二十年來收穫了十八萬斤玉米。有一年我去了四五次,幫他把玉米播種、揚花再到收穫的過程都記錄下來了。麻風病人雖然殘疾,但器官是好的,錢志昌七十三歲了,他的身體、心臟、勞動都很好。他還能一個人背玉米下山來,我比他小十歲,都不如他。

我經常從成都給他帶東西,有次給他買了兩頭小豬,小豬養大後,他把其中一頭殺了,挨家挨戶地送掉。他後來覺得我是公務員,生活並不富裕,也不讓我繼續給他帶東西了,跟我說自己有六萬塊錢存款。我說你把存款拿出來給我看看我就相信,他拿不出來,後來我才知道,他把自己的五萬六千塊錢借給了村裡其他需要幫助的人。

現在他拓出來的耕地裡種上了桉樹,符合政府的退耕還林政策,政府每年給他一千多塊,還有低保補助幾百塊錢,一年下來總共收入三千塊錢左右。錢志昌很快樂,覺得自己能活到70歲,沒有被燒死,從不怨天怨地。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去北京,後來我也帶他去了北京。前兩天我把這本書(《生命的力量》)拿給他,他認識一些字,能讀能看,翻到他自己的照片覺得很高興。我常說,他像一面鏡子,我們每個人面對他都會照出自己驅殼裡不乾淨的東西。

介面文化:臺灣一位學者劉紹華寫過一本《我的涼山兄弟》,講的是大涼山愛滋病的情況。在你看來,麻風病跟愛滋病,當地人更怕哪一個?

林強:愛滋病跟麻風病還不太一樣。我問過涼山州的群眾和幹部,就在十年前,他們不怕愛滋病,只怕麻風病。因為麻風病治好了還會殘疾,面容長相和四肢殘缺很恐怖;愛滋病到死的時候至少是個“完屍”,病人也不用像麻風病人一樣集中起來,所以他們覺得“沒什麼”。2000年左右,中國跟英國合作了一個預防愛滋病專案(指2000年英國政府國際發展部門資助的“中英專案”),有的涼山人甚至羡慕得愛滋病的人,就因為他們每月可以享受補助、醫藥和治療。在那個時代,人們都太窮了。所以得了愛滋病好像是“造化”,再加上涼山吸毒者比較多,對這個病不僅不怎麼害怕,還會覺得“乾脆得愛滋病得了”。

介面文化:十幾年過去了,你所觀察到的阿布洛哈村和村民有什麼變化?

林強:到現在,阿布洛哈村我已經去了19次,明年爭取再去一次。現在村子總體上的發展還是很好的,平均每戶的收入突破了一萬元,比十年前翻了一百多倍。村民自己出錢加上政府出錢,改水改廁,草房子不見了,還通了電話。我要再去村子,就給他們打電話,讓村裡人上來接我下去,因為長期走山路,我的膝蓋不太行了。現在進村的路也稍微寬了一些,從一米多拓寬到兩米,可以走馬了。我前兩天聽說,三五年以後可能會從另一個村子通一條便道到阿布洛哈村,那就方便很多了。但隨著和外界交流越來越多,村裡也漸漸多了些城市裡不好的東西,比如說原來連礦泉水瓶都見不到,現在也有一些垃圾了;再比如原來一窮二白時大家都很團結,現在有的家庭富裕一些,有的差一些,還有些吸毒的……這也是發展過程中難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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