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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辦事送錢送禮的最大代價,是腐蝕掉個人努力那股精神頭

我們今天的內容是討論經濟增長和反腐倡廉之間的關係, 中心的觀點就是一個:反腐倡廉、廉潔的文化、清風對我們國民經濟長期健康增長是至關緊要的。

1.從經濟學基本原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比較優勢

我們先來看我們國家國民經濟這些年的增長情況。 一個是經濟發展、一個是正風反腐, 這之間的聯繫先要從經濟增長的態勢來討論。

大家來看圖上的這條曲線, 它非常像人的心臟波動圖。 經濟活動是人的活動, 它總會有一些起起伏伏, 這很正常。 但是比較大的起伏, 我們一定要理解它的道理。 這張圖是2000年新世紀以來, 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一個統計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上, 從200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是在逐步提高, 雖然有波動, 但是逐步的走勢是往高了走, 走到最高的頂點是2007年。 然後, 2008年就遭遇了從美國開始爆發的金融危機。 從2008年以後中國的經濟還是有波動,

有起有落, 但是總的走勢是下行。 2016年, 在採取了很多措施以後, 我們現在的基本判斷是經濟已經趨穩, 站穩了。 怎麼去理解經濟這麼大的起落?而為了維持我們第二大經濟體再持續地往前發展, 其中還有哪些因素是比較關鍵的?

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30年, 2008年經濟速度雖然已經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 但是增長率還有9.8%, 將近是過去30年的平均增長。 2009年, 中國就取代了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2010年, 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 2013年, 中國成為最大的貿易體。 所以中國經濟從新世紀以來、從改革開放以來, 成就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同時我們要指出, 非常明顯的成就要持續堅持下去, 還是有很大的挑戰。

我們的人口早就是世界第一大了, 但是過去在很長時間內, 我們的經濟表現為什麼跟我們的人口規模之間, 一直不相匹配?後來又由於什麼因素, 讓我們經濟的總規模跟人口規模開始靠近了?我想從經濟學的道理來講, 可能有一個關鍵的東西, 就是我們寫在圖上的這幾個字:“比較優勢”。

“比較優勢”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理論。 我們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 其中一個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 什麼叫“比較優勢”?就是這個世界上很多國家的自然條件不一樣、歷史不一樣、文化不一樣, 所以經濟的表現不一樣。 國家經濟互相競爭, 到底哪個容易勝出呢?比較優勢定理就是講這個道理。 所以有些國家後起、落後, 它可能生產每一樣東西都比走在前頭的發達國家生產力水準要低一些,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經濟發展就沒有希望了。 如果後進的國家把資源注意力集中在生產對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領域, 然後參加全球分工、參加全球貿易, 拿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跟別的經濟體具有他們“比較優勢”的產品互相交換,

這個經濟增長的總的表現就會比較好。 這就是“比較優勢”的道理。

再進一步講, “比較優勢”到底比什麼?可以說比銷售額, 也可以比掙了多少利潤, 但是“比較優勢”著重地講是比較各國、各個經濟體相對的成本。 我們知道生產任何一個產品或者提供一個服務、參加全球貿易要耗費成本。 我們要耗費勞動力、要佔用土地、要用能源、要用材料, 這些都是要有花費的, 這些花費都叫成本。 所以所謂你在哪個領域真正有“比較優勢”, 就是比較你在哪個產品、哪個產業、哪些經濟活動中, 成本有競爭力。 所以“比較優勢”講到最後, 是比較各個經濟體的成本情況。

我們來看看在經濟運行當中,我們這個後開放的國家有那些很明顯的成本優勢。因為農民的收入低、工人工資也不高,如果回到1980年以前,幹部、技術人員、科學家的工資都不高,這個叫做生產要素的成本或者叫工資的成本比較低。但是在經濟運行當中,還有一個成本比較隱蔽,就是把很多勞動者組織到一起進入經濟過程,有一個體制運行的成本。比如說我要做成一個公司,容易不容易,我們的觀念鼓勵嗎,辦手續方便嗎,要交多少稅,要交多少費,有沒有不當的管制?這些加到一起是另外一個成本。它雖然不像在工資表上看得那麼清楚,但是它是經濟活動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成本。

改革開放中國最重要的經驗是什麼?我們可以通過改革開放,把體制運行的成本給它降下來。很多事情就是放開,早年叫放開搞活,看到有機會鼓勵大家去抓這個機會、去組織各種各樣的生產和服務,向市場提供產品。這一來我們就把體制運行成本給降下來了。這兩個成本降下來加到一起,中國的產品就開始在全球有競爭力。

隨著開放的實踐發現,資本技術進來,加上中國人努力、肯幹、創造,我們很多產品可以出口,甚至一個時期成為世界工廠,有大量的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這就是發揮了“比較優勢”的作用。我們這個“比較優勢”就是比較成本優勢,比較成本優勢當中非常重要的是我們控制住、降低了體制運行的成本,這樣才激發了中國人的創造性、勞動熱情和創業的熱情,中國經濟節節往上升。

所以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是這個圖講的,我們成本優勢有三個組成部分:第一,就是工資水準低、土地價格也低、能源價格也低。第二,通過體制改革把不適應的、很高額運行的體制成本降下來。第三,我們不會的去學。一旦學會做一個東西,我們這個產品在世界上就有競爭力,因為成本比別人低。所以我們剛才講,從2000年一直到2008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逐步地往上走,現在看來是有道理的、是合乎邏輯的,要害就是我們發揮了中國在全球化當中的“比較優勢”。

這張示意圖是2010年我去參加達沃斯論壇,在論壇上總結參加論壇的感受。發達國家就像一個藍顏色的高高的海平面,中國、印度、越南就是一個低的海平面。這兩個水面如果不打通,各過各的日子。兩個水面有落差,如果一打通,它就要對流。實際證明,資本技術就會到中國來,它不是來做好人好事,是因為缺資本、缺技術的地方,資本和技術回報高。同時我們吸收了資本、吸收了技術、改變了我們的生產組織方式、經濟運行方式,我們就有很多產品有“比較優勢”,可以提供給世界全球舞臺,可以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所以中國的高速增長就可以拿這張圖來表示,一節一節往上走。

現在底下也有一塊麵包,越南也開放了,印度也開放了。晚開放有什麼好處呢?晚開放成本更低。土地比我們這裡便宜,人工比我們這裡便宜。然後中國經濟某種程度被夾到中間了。這個挑戰是所有經濟發展當中,早早晚晚要碰到的。如果你的生產率變化跟不上收入的變化,特別是從跟隨的、仿造性的,往創造、創新的方向走,如果走得不夠快,再好的經濟增長也會在一定時間以後遇到新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現在講,我們中國經濟到了2008年以後開始下行?第一,成本線降了再升,能不能讓它升得慢一點?其中有些變數能不能再重新讓它降下來?所以全面深化改革,我的理解,很重要的就是要增加中國這個經濟體的比較成本優勢持續發揮作用的時間。

當然,更重要的,這條成本曲線你怎麼收?讓它增長得慢,這是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就是要把成本曲線往右下方推,要轉型。我們不能老生產同樣的東西,老是自行車、毛巾、毛絨玩具。怎麼辦?你就要升級。所以十三五規劃中提出“五大發展理念”,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創新的意識。這個道理很簡單,做起來可是不容易的。什麼情況下可以把創新真正變成我們很多產業部門、企業行為,什麼情況才能真正收到成效。

在什麼情況下、具備什麼條件,才可以讓創新真正落地呢?這兩年北京大學,我所工作的這個機構,因為研究國民經濟問題,一個方面就是研究創新。所以我們去看了一些中國以外的地區,一個地方就是以色列。很小一個地方,800萬人口,國土面積比北京市還小一點。可是這麼一個國家,創新企業7000到8000家,人均的創新資本高於美國、高於歐洲,大量的錢財用於Innovation,用於創新。很多關鍵的新產品是以色列人提供的。你看我們今天說手機,很多人一看手機就會想到摩爾定律,因為晶片儲存量每18個月會翻一番,去了以色列知道這個表述不完整,晶片上的資訊存儲晶體翻番,熱量也會翻番,熱量翻番就要降熱。就是英特爾在特拉維夫的研發中心,那裡的科學家小組提出了這個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

以色列憑什麼有這麼多創新?他們開始介紹說重視教育,鼓勵你提問題、鼓勵你不是記住現成的答案、鼓勵你去挑戰已有的發現。從小,老師說的可以提出問號,書上說的可以提出問號,哪怕老師告訴你這句話是上帝說的,也可以提出問號。他們的文化鼓勵這種氛圍、鼓勵你重新想問題、打問號。

這個是我們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老師同學,去年去矽谷和MIT(麻省理工學院)組織的一次考察。美國國土很大,真正承擔創新的矽谷不大。圍繞兩個大學,幾萬家公司在這個前後左右。這家公司設在洛杉磯往東一點的一個沙漠地方,70多個工程師管理人員在那裡已經奮鬥了近十年,就是靠風險資金。做什麼呢?要做一個發動機。解決什麼問題?就是把人類往火星上運。因為往火星運,那麼遠的距離,不能光靠NASA一年半年發一個衛星,來不及。要像開班車一樣地開,把人類往火星運,星際之間的移民,他們有這個想法。我們去看了以後覺得成不成沒法判斷,但是這股勁兒是打動我們的。

要認識到真正讓創新變成行為,難度是非常大的。最重要的就是氛圍,就是那群人當中彌漫的風氣。追求什麼,什麼讓你覺得幹了一件事情對得起自己,也拿得出來給別人看?這個氛圍、這個風氣是第一位的。如果沒有這個社會風氣,你有樓、你有錢、你放上很多學位,也是空空如也,最後不會給國民經濟提供一個新的發動機的。

2.腐敗是危害經濟健康發展的毒瘤

接下來,我們就要討論一下,腐敗現象跟我們要爭取的國民經濟持續發展之間,到底什麼關係?

首先,十八大提出對腐敗零容忍,要創造一種氛圍、創造一種社會環境,最後變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對於激發國家再進一步參加全球競爭,這個標準確實是必不可少的。

這裡就要回答一個問題,貪污腐敗到底有什麼危害?有人說這個問題還不顯而易見嗎?我換一個問題更顯而易見,說偷東西有什麼危害?我們幾千年的道德觀認為偷人東西是不勞而獲,你偷別人東西造成別人痛苦。

我們現在把這個經濟分析運用到貪腐問題上來。早年計畫體制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幹的。我要做個體戶、我要賣大碗茶,有關部門說不同意、不可以。那好,咱們送點煙、拎兩瓶酒去,事情辦成了,這不促進經濟發展了嗎?如果這個事情成了,他擺了攤了,後邊會跟著發生什麼變化呢?以後辦事是更容易了,還是更難了?最後會發出一個信號,給點好處我才辦事。否則,我就不會輕易地好好辦事,或辦事就要講個條件,人為地製造壁壘、人為地讓很多事情不那麼好辦。

這個遊戲一旦進行,就會不斷加碼。你送兩條煙就擺了一個攤,那我也想擺攤,得送幾條煙呢?它會加碼的。這個碼加上去,最後會弄到整個社會很大一塊資源都在人情世故裡頭了。幹任何一個事情弄清楚,誰是管事兒的、誰是掌握實權的,怎麼找到這個門路把好處送上去,而且要比賽著送。我送這麼多能成嗎,競爭對手送多少?這個過程一旦開始,如果沒有一個對沖的力量,這個邏輯就會把經濟資源的一大塊、甚至更大一塊卷到非生產性裡面去。

它更大的禍害是什麼?這是我們在調查當中發現的。我在北方一個資源型企業訪問過,跟我談的這個員工說老闆叫他去給某個關鍵人物送錢。他就跟我講,我們平時好好勞動、好好工作沒有意義的,那些控制關鍵權力部門的人一句話,多少錢就這麼送過去了。那我為什麼還要好好工作,我為什麼還要誠實地勞動,我哪有精神再去想創新?你看所謂豆腐渣工程怎麼造成的?層層回扣。為了拿一個工程項目塞錢,錢從哪兒來?這個錢還不是從做工程的成本當中挖出去一塊。挖出去一塊,你就不能用好的水泥、你就不能用好的瀝青,你就只能挑次東西往裡放。這個事情,個別看、一次性看、靜態地看,好像送點錢、送點禮就把事辦成了,好像是促進了經濟的活躍、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可是中國的經驗證明,連續起來看以後,它最大的代價是讓我們個人的努力——這個最重要發展經濟的基礎,那股精神頭被腐蝕了。

你看看十八大以後,曝光出來的那些腐敗官員的材料。這些現象如果不治理不淨化,怎麼能夠鼓勵其他人好好工作呢,更不要說比較有創造性的工作。連續起來看我們就會看到,腐敗這個東西的危害性是嚴重的。

再看一個問題,所有這麼送的錢、那麼送的錢,每個案子都不一樣,但是最後落到誰頭上去了?所有這些錢不管從哪條管道去的,最後誰來支付啊?還是國民經濟在支付,還是從我們整個國民經濟成本當中挖出一塊來,變成一部分人的收入,這塊越大經濟發展越麻煩、經濟越走不動。所以這個分析我覺得是非常要緊。

經濟增長,特別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靠人。人是社會動物,社會有一個社會風氣。風氣什麼樣,單個人努力程度、努力的方向就會變化。你如果送點東西就很容易成功,這個遊戲規則、這個輸贏規則一旦蔓延,我們很多人從原來都可能好好努力工作的這一側,轉到搞名堂去,因為搞名堂來得快。長時間這麼轉下去,它從根本上會侵蝕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力。不但是把一些資源用到非生產性去,它還通過這件事情發出信號,讓人們第二波行為、第三波行為蔓延開來。你在高速增長,時間長了你就會發現,它會轉不動,它的負擔會越來越重。所以一定要有對沖的力量,所以一定要反腐!

我做過調查,區分好公司、壞公司,其實就看公司的關鍵人物時間怎麼配置,多少時間研究產品、研究技術、研究管理,多少時間研究怎麼去搞關係。比較麻煩的是,如果社會風氣一旦形成,競爭格局就這樣,你不把注意力放到關係上,你打不贏市場上的仗。這樣時間長了,從微觀看整體,它當然會影響我們整體的競爭力。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反腐倡廉意義大得不得了。人類社會總有一個道德標準,什麼叫對、什麼叫不對,一個社會總要讓人們覺得準則是對的,它才有向心力、才有凝聚力。

3.正風反腐促進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仔細看十八大以來的反腐,就是要堅持標本兼治,先通過治標為治本爭取時間。我們做經濟研究,經常到各地去調查,印象很深的是去上海,大概有幾個月,陸陸續續做城市建設的調查。事後一回憶,只有一次是在飯館吃的飯,因為那個食堂還沒有修好。從市直屬機構一直到郊區的鎮,全部是機關食堂吃飯,不在外頭吃飯了。這跟前幾年比,從經濟分析角度看就是挺不容易的。我們前些年光吃吃喝喝,這些數量加到一起,你拿經濟管理的賬來看,就不得了。風氣這個東西很有意思,大家都不做就不做了。

十八大以來查處了很多大案要案,很有震懾力。我覺得難度更大的就是八項規定,說了就要做,每年查。今年過節之後還是有通報,還有地方不收手、頂風違紀。但是堅定咬著牙搞下去,是會有收效的。在今天的中國反腐不是一個抽象的口號,它後邊有一套東西配合來的,最後就是行為的改變。行為改變最後是養成習慣,前後左右都這樣,大家看看都這樣了。

所以我覺得十八大到現在,最重要就是腐敗勢頭遏制住了,風氣在轉變。因為社會就是不斷地在進行輸贏比賽,不斷告訴你什麼叫贏,具有這種行為傾向的人就會一批一批冒。社會是一個競爭的組織過程,這兩年我覺得新的贏的標準已經定出來了,“乾淨”是一個標準,你要做官就要乾淨。擔任公職、掌握著公共權力,他都要有一些行為規範的,否則怎麼鼓勵這個社會的其他成員對我們自己的社會有長期的認同,願意長期為這個社會的發展艱苦奮鬥。

這裡頭要做點分析,我們整個改革方向就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們過去什麼都是要通過政府部門來帶頭發展經濟,這個模式本身就是要改一改。解決的辦法是進一步簡政放權。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對整個體制的改革,事前要盡可能把門打大,事中如果一方損害他方和社會利益,就要加強監管。要把整個國民經濟管理模式、重點調過來。當然,即便改到位,市場當中很多事情還得由政府部門做。這時候就是要有新的風氣、新的作為。

我這裡列一段誓詞,這段話是任正非帶著華為高層管理人員宣誓,哪幾件事情我們絕對不能做。為什麼?現在這個風氣影響公司運行。一個大公司裡頭也有好多權力、也有尋租空間。買誰的材料,給誰訂貨,招聘誰來,不得了的!所以這個反腐敗不單單是黨政機關的事。所以華為的經驗現在好多公司都學,因為好多公司都發現,公司要有競爭力、產品要有競爭力,成本怎麼管理?如果我們一個大公司的成本項裡跑冒滴漏,藏著很多見不得天的東西,這個產品不會有競爭力的。

所以說,風氣很重要,如果風氣不能扭轉過來,我們的整個競爭力、整個所謂“比較優勢”岌岌可危。世界不是靜態的,在全球舞臺上要站住,要不就是有獨到性的東西,要不就是成本比人家領先。你兩條總要占一條,你才能夠站得住。所以中國經濟往後看就是兩個方向:一個方向通過改革把體制性成本不要讓它升得那麼快,其中既包括稅收、也包括腐敗。因為腐敗到最後,送的錢就變成一個打引號的“稅”,誰不繳就要輸,誰不繳就拿不到訂單,誰不繳就得不到批准。解決這個事情非得要有堅強的政治領導,不解決這種問題、疏忽這個問題、姑息一下,整個國民經濟就要受到影響。

第二塊很重要,要通過創新把成本曲線往右方移。而創新是人的活動,是人有創造力的活動。社會風氣,人們心目當中覺得社會對,這是鼓勵創新的前提條件。風氣是第一的,剩下加上文化、技術、科學、知識、才能,這些是第二位的。所以從這些角度看,反腐乃至我們廉潔文化公開課,它真不是一個單一方面的小事情,它是影響社會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我們持續的經濟增長。

我們今天既然是夾在三明治中間,那就兩頭打吧。一頭通過創新,爭取更多的獨到性優勢,不能完全靠仿造、不能完全靠跟隨。雖然不能一步扭回來,但總要逐步開始,要鼓勵中國人的創造性。這是往上打。三明治往下打呢,我們不能善罷甘休,認為我們的成本就應該這麼高,成本是可以管理的、是可以節約的、是可以緊縮的,成本的曲線經過管理的努力是會變化的。公司如此、行業如此,國民經濟也是如此。

所以最後就是回到我們這節廉潔文化公開課的主題,反腐倡廉、廉潔的文化、風氣的正當良好,不單單是政治社會層面的因素,本身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長期健康發展經濟的一個支撐性的因素。

謝謝各位!(周其仁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我們來看看在經濟運行當中,我們這個後開放的國家有那些很明顯的成本優勢。因為農民的收入低、工人工資也不高,如果回到1980年以前,幹部、技術人員、科學家的工資都不高,這個叫做生產要素的成本或者叫工資的成本比較低。但是在經濟運行當中,還有一個成本比較隱蔽,就是把很多勞動者組織到一起進入經濟過程,有一個體制運行的成本。比如說我要做成一個公司,容易不容易,我們的觀念鼓勵嗎,辦手續方便嗎,要交多少稅,要交多少費,有沒有不當的管制?這些加到一起是另外一個成本。它雖然不像在工資表上看得那麼清楚,但是它是經濟活動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成本。

改革開放中國最重要的經驗是什麼?我們可以通過改革開放,把體制運行的成本給它降下來。很多事情就是放開,早年叫放開搞活,看到有機會鼓勵大家去抓這個機會、去組織各種各樣的生產和服務,向市場提供產品。這一來我們就把體制運行成本給降下來了。這兩個成本降下來加到一起,中國的產品就開始在全球有競爭力。

隨著開放的實踐發現,資本技術進來,加上中國人努力、肯幹、創造,我們很多產品可以出口,甚至一個時期成為世界工廠,有大量的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這就是發揮了“比較優勢”的作用。我們這個“比較優勢”就是比較成本優勢,比較成本優勢當中非常重要的是我們控制住、降低了體制運行的成本,這樣才激發了中國人的創造性、勞動熱情和創業的熱情,中國經濟節節往上升。

所以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是這個圖講的,我們成本優勢有三個組成部分:第一,就是工資水準低、土地價格也低、能源價格也低。第二,通過體制改革把不適應的、很高額運行的體制成本降下來。第三,我們不會的去學。一旦學會做一個東西,我們這個產品在世界上就有競爭力,因為成本比別人低。所以我們剛才講,從2000年一直到2008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逐步地往上走,現在看來是有道理的、是合乎邏輯的,要害就是我們發揮了中國在全球化當中的“比較優勢”。

這張示意圖是2010年我去參加達沃斯論壇,在論壇上總結參加論壇的感受。發達國家就像一個藍顏色的高高的海平面,中國、印度、越南就是一個低的海平面。這兩個水面如果不打通,各過各的日子。兩個水面有落差,如果一打通,它就要對流。實際證明,資本技術就會到中國來,它不是來做好人好事,是因為缺資本、缺技術的地方,資本和技術回報高。同時我們吸收了資本、吸收了技術、改變了我們的生產組織方式、經濟運行方式,我們就有很多產品有“比較優勢”,可以提供給世界全球舞臺,可以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所以中國的高速增長就可以拿這張圖來表示,一節一節往上走。

現在底下也有一塊麵包,越南也開放了,印度也開放了。晚開放有什麼好處呢?晚開放成本更低。土地比我們這裡便宜,人工比我們這裡便宜。然後中國經濟某種程度被夾到中間了。這個挑戰是所有經濟發展當中,早早晚晚要碰到的。如果你的生產率變化跟不上收入的變化,特別是從跟隨的、仿造性的,往創造、創新的方向走,如果走得不夠快,再好的經濟增長也會在一定時間以後遇到新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現在講,我們中國經濟到了2008年以後開始下行?第一,成本線降了再升,能不能讓它升得慢一點?其中有些變數能不能再重新讓它降下來?所以全面深化改革,我的理解,很重要的就是要增加中國這個經濟體的比較成本優勢持續發揮作用的時間。

當然,更重要的,這條成本曲線你怎麼收?讓它增長得慢,這是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就是要把成本曲線往右下方推,要轉型。我們不能老生產同樣的東西,老是自行車、毛巾、毛絨玩具。怎麼辦?你就要升級。所以十三五規劃中提出“五大發展理念”,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創新的意識。這個道理很簡單,做起來可是不容易的。什麼情況下可以把創新真正變成我們很多產業部門、企業行為,什麼情況才能真正收到成效。

在什麼情況下、具備什麼條件,才可以讓創新真正落地呢?這兩年北京大學,我所工作的這個機構,因為研究國民經濟問題,一個方面就是研究創新。所以我們去看了一些中國以外的地區,一個地方就是以色列。很小一個地方,800萬人口,國土面積比北京市還小一點。可是這麼一個國家,創新企業7000到8000家,人均的創新資本高於美國、高於歐洲,大量的錢財用於Innovation,用於創新。很多關鍵的新產品是以色列人提供的。你看我們今天說手機,很多人一看手機就會想到摩爾定律,因為晶片儲存量每18個月會翻一番,去了以色列知道這個表述不完整,晶片上的資訊存儲晶體翻番,熱量也會翻番,熱量翻番就要降熱。就是英特爾在特拉維夫的研發中心,那裡的科學家小組提出了這個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

以色列憑什麼有這麼多創新?他們開始介紹說重視教育,鼓勵你提問題、鼓勵你不是記住現成的答案、鼓勵你去挑戰已有的發現。從小,老師說的可以提出問號,書上說的可以提出問號,哪怕老師告訴你這句話是上帝說的,也可以提出問號。他們的文化鼓勵這種氛圍、鼓勵你重新想問題、打問號。

這個是我們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老師同學,去年去矽谷和MIT(麻省理工學院)組織的一次考察。美國國土很大,真正承擔創新的矽谷不大。圍繞兩個大學,幾萬家公司在這個前後左右。這家公司設在洛杉磯往東一點的一個沙漠地方,70多個工程師管理人員在那裡已經奮鬥了近十年,就是靠風險資金。做什麼呢?要做一個發動機。解決什麼問題?就是把人類往火星上運。因為往火星運,那麼遠的距離,不能光靠NASA一年半年發一個衛星,來不及。要像開班車一樣地開,把人類往火星運,星際之間的移民,他們有這個想法。我們去看了以後覺得成不成沒法判斷,但是這股勁兒是打動我們的。

要認識到真正讓創新變成行為,難度是非常大的。最重要的就是氛圍,就是那群人當中彌漫的風氣。追求什麼,什麼讓你覺得幹了一件事情對得起自己,也拿得出來給別人看?這個氛圍、這個風氣是第一位的。如果沒有這個社會風氣,你有樓、你有錢、你放上很多學位,也是空空如也,最後不會給國民經濟提供一個新的發動機的。

2.腐敗是危害經濟健康發展的毒瘤

接下來,我們就要討論一下,腐敗現象跟我們要爭取的國民經濟持續發展之間,到底什麼關係?

首先,十八大提出對腐敗零容忍,要創造一種氛圍、創造一種社會環境,最後變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對於激發國家再進一步參加全球競爭,這個標準確實是必不可少的。

這裡就要回答一個問題,貪污腐敗到底有什麼危害?有人說這個問題還不顯而易見嗎?我換一個問題更顯而易見,說偷東西有什麼危害?我們幾千年的道德觀認為偷人東西是不勞而獲,你偷別人東西造成別人痛苦。

我們現在把這個經濟分析運用到貪腐問題上來。早年計畫體制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幹的。我要做個體戶、我要賣大碗茶,有關部門說不同意、不可以。那好,咱們送點煙、拎兩瓶酒去,事情辦成了,這不促進經濟發展了嗎?如果這個事情成了,他擺了攤了,後邊會跟著發生什麼變化呢?以後辦事是更容易了,還是更難了?最後會發出一個信號,給點好處我才辦事。否則,我就不會輕易地好好辦事,或辦事就要講個條件,人為地製造壁壘、人為地讓很多事情不那麼好辦。

這個遊戲一旦進行,就會不斷加碼。你送兩條煙就擺了一個攤,那我也想擺攤,得送幾條煙呢?它會加碼的。這個碼加上去,最後會弄到整個社會很大一塊資源都在人情世故裡頭了。幹任何一個事情弄清楚,誰是管事兒的、誰是掌握實權的,怎麼找到這個門路把好處送上去,而且要比賽著送。我送這麼多能成嗎,競爭對手送多少?這個過程一旦開始,如果沒有一個對沖的力量,這個邏輯就會把經濟資源的一大塊、甚至更大一塊卷到非生產性裡面去。

它更大的禍害是什麼?這是我們在調查當中發現的。我在北方一個資源型企業訪問過,跟我談的這個員工說老闆叫他去給某個關鍵人物送錢。他就跟我講,我們平時好好勞動、好好工作沒有意義的,那些控制關鍵權力部門的人一句話,多少錢就這麼送過去了。那我為什麼還要好好工作,我為什麼還要誠實地勞動,我哪有精神再去想創新?你看所謂豆腐渣工程怎麼造成的?層層回扣。為了拿一個工程項目塞錢,錢從哪兒來?這個錢還不是從做工程的成本當中挖出去一塊。挖出去一塊,你就不能用好的水泥、你就不能用好的瀝青,你就只能挑次東西往裡放。這個事情,個別看、一次性看、靜態地看,好像送點錢、送點禮就把事辦成了,好像是促進了經濟的活躍、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可是中國的經驗證明,連續起來看以後,它最大的代價是讓我們個人的努力——這個最重要發展經濟的基礎,那股精神頭被腐蝕了。

你看看十八大以後,曝光出來的那些腐敗官員的材料。這些現象如果不治理不淨化,怎麼能夠鼓勵其他人好好工作呢,更不要說比較有創造性的工作。連續起來看我們就會看到,腐敗這個東西的危害性是嚴重的。

再看一個問題,所有這麼送的錢、那麼送的錢,每個案子都不一樣,但是最後落到誰頭上去了?所有這些錢不管從哪條管道去的,最後誰來支付啊?還是國民經濟在支付,還是從我們整個國民經濟成本當中挖出一塊來,變成一部分人的收入,這塊越大經濟發展越麻煩、經濟越走不動。所以這個分析我覺得是非常要緊。

經濟增長,特別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靠人。人是社會動物,社會有一個社會風氣。風氣什麼樣,單個人努力程度、努力的方向就會變化。你如果送點東西就很容易成功,這個遊戲規則、這個輸贏規則一旦蔓延,我們很多人從原來都可能好好努力工作的這一側,轉到搞名堂去,因為搞名堂來得快。長時間這麼轉下去,它從根本上會侵蝕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力。不但是把一些資源用到非生產性去,它還通過這件事情發出信號,讓人們第二波行為、第三波行為蔓延開來。你在高速增長,時間長了你就會發現,它會轉不動,它的負擔會越來越重。所以一定要有對沖的力量,所以一定要反腐!

我做過調查,區分好公司、壞公司,其實就看公司的關鍵人物時間怎麼配置,多少時間研究產品、研究技術、研究管理,多少時間研究怎麼去搞關係。比較麻煩的是,如果社會風氣一旦形成,競爭格局就這樣,你不把注意力放到關係上,你打不贏市場上的仗。這樣時間長了,從微觀看整體,它當然會影響我們整體的競爭力。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反腐倡廉意義大得不得了。人類社會總有一個道德標準,什麼叫對、什麼叫不對,一個社會總要讓人們覺得準則是對的,它才有向心力、才有凝聚力。

3.正風反腐促進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仔細看十八大以來的反腐,就是要堅持標本兼治,先通過治標為治本爭取時間。我們做經濟研究,經常到各地去調查,印象很深的是去上海,大概有幾個月,陸陸續續做城市建設的調查。事後一回憶,只有一次是在飯館吃的飯,因為那個食堂還沒有修好。從市直屬機構一直到郊區的鎮,全部是機關食堂吃飯,不在外頭吃飯了。這跟前幾年比,從經濟分析角度看就是挺不容易的。我們前些年光吃吃喝喝,這些數量加到一起,你拿經濟管理的賬來看,就不得了。風氣這個東西很有意思,大家都不做就不做了。

十八大以來查處了很多大案要案,很有震懾力。我覺得難度更大的就是八項規定,說了就要做,每年查。今年過節之後還是有通報,還有地方不收手、頂風違紀。但是堅定咬著牙搞下去,是會有收效的。在今天的中國反腐不是一個抽象的口號,它後邊有一套東西配合來的,最後就是行為的改變。行為改變最後是養成習慣,前後左右都這樣,大家看看都這樣了。

所以我覺得十八大到現在,最重要就是腐敗勢頭遏制住了,風氣在轉變。因為社會就是不斷地在進行輸贏比賽,不斷告訴你什麼叫贏,具有這種行為傾向的人就會一批一批冒。社會是一個競爭的組織過程,這兩年我覺得新的贏的標準已經定出來了,“乾淨”是一個標準,你要做官就要乾淨。擔任公職、掌握著公共權力,他都要有一些行為規範的,否則怎麼鼓勵這個社會的其他成員對我們自己的社會有長期的認同,願意長期為這個社會的發展艱苦奮鬥。

這裡頭要做點分析,我們整個改革方向就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們過去什麼都是要通過政府部門來帶頭發展經濟,這個模式本身就是要改一改。解決的辦法是進一步簡政放權。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對整個體制的改革,事前要盡可能把門打大,事中如果一方損害他方和社會利益,就要加強監管。要把整個國民經濟管理模式、重點調過來。當然,即便改到位,市場當中很多事情還得由政府部門做。這時候就是要有新的風氣、新的作為。

我這裡列一段誓詞,這段話是任正非帶著華為高層管理人員宣誓,哪幾件事情我們絕對不能做。為什麼?現在這個風氣影響公司運行。一個大公司裡頭也有好多權力、也有尋租空間。買誰的材料,給誰訂貨,招聘誰來,不得了的!所以這個反腐敗不單單是黨政機關的事。所以華為的經驗現在好多公司都學,因為好多公司都發現,公司要有競爭力、產品要有競爭力,成本怎麼管理?如果我們一個大公司的成本項裡跑冒滴漏,藏著很多見不得天的東西,這個產品不會有競爭力的。

所以說,風氣很重要,如果風氣不能扭轉過來,我們的整個競爭力、整個所謂“比較優勢”岌岌可危。世界不是靜態的,在全球舞臺上要站住,要不就是有獨到性的東西,要不就是成本比人家領先。你兩條總要占一條,你才能夠站得住。所以中國經濟往後看就是兩個方向:一個方向通過改革把體制性成本不要讓它升得那麼快,其中既包括稅收、也包括腐敗。因為腐敗到最後,送的錢就變成一個打引號的“稅”,誰不繳就要輸,誰不繳就拿不到訂單,誰不繳就得不到批准。解決這個事情非得要有堅強的政治領導,不解決這種問題、疏忽這個問題、姑息一下,整個國民經濟就要受到影響。

第二塊很重要,要通過創新把成本曲線往右方移。而創新是人的活動,是人有創造力的活動。社會風氣,人們心目當中覺得社會對,這是鼓勵創新的前提條件。風氣是第一的,剩下加上文化、技術、科學、知識、才能,這些是第二位的。所以從這些角度看,反腐乃至我們廉潔文化公開課,它真不是一個單一方面的小事情,它是影響社會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我們持續的經濟增長。

我們今天既然是夾在三明治中間,那就兩頭打吧。一頭通過創新,爭取更多的獨到性優勢,不能完全靠仿造、不能完全靠跟隨。雖然不能一步扭回來,但總要逐步開始,要鼓勵中國人的創造性。這是往上打。三明治往下打呢,我們不能善罷甘休,認為我們的成本就應該這麼高,成本是可以管理的、是可以節約的、是可以緊縮的,成本的曲線經過管理的努力是會變化的。公司如此、行業如此,國民經濟也是如此。

所以最後就是回到我們這節廉潔文化公開課的主題,反腐倡廉、廉潔的文化、風氣的正當良好,不單單是政治社會層面的因素,本身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長期健康發展經濟的一個支撐性的因素。

謝謝各位!(周其仁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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