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勝選絕非“庶民的勝利”。 當地時間2017年1月19日， 美國華盛頓， 候任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提前慶祝特朗普就職典禮。 視覺中國 資料
紐約地產商、共和黨人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在主流意見看來， 完全出乎意料。 世人習慣于用“黑天鵝”來形象的表達此類“反常”現象。 其實， 特朗普的勝選是美國政治演變的結果。 概括來講，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 美國的經濟不平等愈演愈烈， 從而對作為民主政治核心原則的政治平等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進而導致經濟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的相互強化， 最終結果就是美國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寡頭政治的興起。 聲稱美國是寡頭政治將使主流意見不悅， 因為幾十年來美國一直被視為西方民主政治的代表， 是世界各國學習的榜樣。
誰也不能否認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發展的潮流， 但是當今的美國是否依然代表著這個潮流，
20世紀70年代後的四十年裡， 美國經濟不平等狀況嚴重惡化。 最頂層0.01%家庭（約1.5萬個）佔有國民收入的份額， 從1974年的不到1%增加到2007年的超過6%， 每個家庭年收入平均達3400萬美元。 圖為當地時間2016年11月24日， 美國加州， “黑色星期五”購物季來臨， 民眾前往超市搶購。 視覺中國 資料
經濟不平等推動美國民主演變為寡頭政治
特朗普的勝選絕非“庶民的勝利”。 雖然在競選運動中， 數以百萬計的貧窮民眾給予了他堅定的支持， 並且在最後的投票中， 他也獲得了來自白人勞工階級的大量選票，
體制外的精英向體制化的精英群體發起挑戰， 至少反映了當今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兩個重要趨勢。 首先是美國政府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政策招致了精英的不滿， 或者說奧巴馬政府推行的軟弱金融監管政策和全民廉價醫保政策， 招致了保守派精英的強烈不滿。 其次， 美國體制化的精英努力營造， 並且竭力維持的對公共領域的領導權（即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 1891—1937]所說的“霸權”）， 由於拘泥於自我陶醉其中的“主流輿論”，
進步主義運動和羅斯福新政塑造了一個有利於政治平等限制經濟不平等的宏觀環境， 而世界大戰對以勞工階級為主體的下層民眾力量的增強， 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經濟繁榮時代的到來， 都為美國社會經濟不平等的緩和提供了條件。 然而， 這一切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悄然改變， 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朝著持續積累的方向發展， 進而不斷地侵蝕美國的民主政治， 最後演化成為今天的寡頭政治。
所謂持續積累的經濟不平等就是指經濟不平等以加速度的方式迅速發展， 具體而言， 可以從三個維度來透視持續積累的經濟不平等， 即經濟不平等在長時段中的惡化情況、經濟不平等在連續的特定時間段中持續加重的情況、財富向少數富豪不斷集中的情況。不妨借用法國當代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紀資本論》提供的資料，對美國社會經濟不平等持續積累的三個方面進行簡要的說明。
首先，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在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10年代大約40年的時間裡嚴重惡化了。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達到了有統計資料以來的最低谷，美國收入層級中前10%的富人占到了國民收入份額的30%，但是到了21世紀則上升到了45%。更重要的情況是，美國經濟不平等的曲線顯得異常陡峭，就是說經濟不平等以加速度的方式在發展，如果保持現有的發展速度，那麼到了2030年，前10%的富人將擁有國民收入的60%。
其次，前10%的富人在國民收入中佔有的份額在80年代為35%，90年代為40%，21世紀達到45%，即使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未能打破富人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優勢，因此，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在過去連續四個十年裡，每個十年都是持續累積的。
最後，美國社會最頂層的0.1%的家庭（約15萬個）佔有國民收入的份額，從1974年的2.3%增加到2007年的12.3%，平均每個家庭獲得710萬美元，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而更加頂層的0.01%的家庭（約1.5萬個）佔有國民收入的份額，則從1974年的不到1%增加到2007年的超過6%，每個家庭年收入平均達3400萬美元。
嚴重經濟不平等的影響不可能局限在經濟領域，而是必然會對政治領域產生重要影響。進而言之，不斷惡化的經濟不平等將損害政治平等，從而造成事實上的政治不平等，最終形成經濟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相互強化的局面，也就是將美國民主政治改造成為寡頭政治。
政府決策更傾向於回應頂層人士訴求
政治不平等可以從政府公共政策回應民眾利益訴求的結果得到說明。根據美國當代政治學家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的研究，在美國的民主政治中，大多數人支持的政策意向並不能成為法律，只有當政策意向得到了頂層人士的支持時，才可能有很好的機會成為法律。如果90%的窮人支持一項政策變化，這種政策變化發生的可能性不比只有10%的人支持好多少，與此相對照的是，當富裕階層支持一項政策變化時，此項政策變化發生的可能性就會明顯提高，具體而言，富裕階層將一項政策意向變成法律的可能性是貧窮階層的三倍。
值得探討的是，中產階級對政府決策又能產生怎樣的影響呢？現代政治理論認為，中產階級是民主政治的關鍵社會基礎，中產階級的利益訴求將主導民主體制下的政府決策。據此可以做出一個合理推論：如果中產階級的利益訴求都不能得到政府決策的回應，那麼民主政治也就是名存實亡了，如果政府決策完全由富裕階級的利益訴求主導，那麼民主體制包裹下的一定是寡頭政治。
馬丁·吉倫斯的研究表明，當一項政策意向得到了中間階層的強烈支持卻同時遭遇到了富裕階層的反對時，也不可能具有比貧窮階層更大的機會成為法律，因此中間階層與貧窮階層在影響政策方面同樣是軟弱的。美國政治中存在的這種政府決策在回應不同社會階層利益訴求時的不平等，並不會因為政黨社會基礎的差異而發生顯著不同。共和黨的政治精英相比民主黨的政治精英來說確實更為關注富裕階層的利益，但在消極回應中間階層和貧窮階層的利益訴求方面，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治精英保持了高度一致，儘管民主黨的社會基礎更多依賴中產階層和貧窮階層。
造成這種趨同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同富裕階層聯繫在一起的豐厚競選資金支援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資源，無論是對共和黨還是對民主黨而言都是頗為珍貴的。借用吉倫斯的話講，美國的富人能夠借用金錢來購買對政治精英的影響力，從而支持他們的政策立場。
當普通民眾法律上的政治平等，在政治過程中遭到了經濟不平等的阻擊之後，公民權利與福利就會發生實質性萎縮。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觀察美國公民權利與福利的實質性萎縮。
首先，最低工資不斷受到侵蝕。雖然就絕對量而言，最低工資水準在過去四十年裡有了提高，但是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美國最低工資的實際價值下降了約40%。美國當代政治學家拉裡·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指出，面對公眾對提高最低工資的一貫和壓倒性支持，華盛頓的政客卻選擇了拖延、阻擾、混淆黑白的態度。其次，醫療保障制度的落後。美國的醫療保障制度長期以來備受批評，奧巴馬政府啟動了建立低成本的全民醫保制度的政策過程，但縱使在政治條件最有利於民主黨的時候，奧巴馬的全民醫保政策也未能實現初衷，最終不得不向企業集團作出重大讓步。最後，工會會員大幅度縮減，工會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式微，2005年美國工會率下降到了12.5%。
社會流動機會越來越少，“美國夢”光輝不再
在經濟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相互強化的作用下，美國的社會結構日益封閉，社會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曾經激蕩幾乎整個世界的“美國夢”，光輝不在。政治平等原則對經濟不平等的嵌入，目的就是為了在經濟不平等的公民之間建構相同的身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由於經濟不平等而導致的森嚴的社會分層體系，這就意味著政治平等要打破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區隔，擴大社會流動的機會，因此社會流動性的程度與社會分層固化的程度，實際上是一個國家政治平等程度的典型反映，一個政治不平等的國家，往往有一個社會流動停滯和社會分層固化的社會。美國夢的核心就是美國社會存在著大量的社會流動機會，並且美國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這樣的觀念之所以形成並且深入人心，是同美國建國之時就貫徹了公民政治平等的原則一脈相承的。
美國政治學家雅各·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的研究則表明，伴隨著美國經濟不平等在20世紀70年代的急劇惡化，美國社會流動的機會也迅速減少，絕大多數美國公民都不可能在其一生中實現階層地位的躍升，也不可能為其子女實現階層地位的躍升提供資源，越來越少的人能夠通過自身的勤奮努力躋身規模越來越狹窄的經濟贏家行列。並且統計資料表明，同歐洲的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社會流動的機會出奇的低。
美國社會階層的固化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產階層規模的縮減，另一個方面則是富裕階層的封閉。富裕階層的封閉並非僅僅意味著難以有人躋身富裕階層，更重要的含義在於富裕階層聯合起來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社會機制，包括隔離的住宅區、私人學校、排他性的社交俱樂部、偏僻的度假勝地等，這些社會機制創造出一種社會凝聚力和一種群體歸屬感，美國當代社會學家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將其稱為階級認知，即在佔有巨額財富的基礎上獲得的優越感、驕傲感和貌似合理的特權感。他們在心底裡認為他們要比別人優秀，因此完全應該得到他們現在這樣的生活。
經濟不平等的持續積累、政治不平等的日益嚴重、社會分層的固化，都是在過去四十餘年的時間裡發生的，這些變化的積累和相互交錯最終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出來，而政府決策在應對金融危機問題上的軟弱，則更進一步引發美國普通民眾以“佔領華爾街”的社會運動，將美國民主政治的衰落完全暴露出來。顯而易見，美國民主政治的衰落需要奮發有為的政府，朝著捍衛政治平等和限制經濟不平等的方向改革公共政策。奧巴馬政府正好處在一個轉捩點上，他也是帶著民眾的期望入主白宮的，然而他深負重望。他八年的任期非但沒有扭轉美國民主政治衰落的趨勢，反而進一步導致了美國國家治理的危機。
今日美國的社會結構日益封閉，社會流動機會越來越少，“美國夢”光輝不在。當地時間2017年1月31日，美國紐約，逾30000名紐約建築行業從業人員聚集遊行，要求安全立法。最近2個月以來，紐約市30名建築工人在工作崗位死亡。視覺中國 資料
特朗普的美國夢遭遇國家治理困局
特朗普以“讓美國重新偉大”作為競選宣言，這確實是一個能夠再度點燃美國人民心中的“美國夢”的口號，不過特朗普的“美國夢”卻面對著美國國家治理的困局。只有當特朗普能夠克服當前美國國家治理的困局時，特朗普的“美國夢”才能真正成為現實。但作為一個有著強烈的保守主義政策取向的總統，特朗普不可能推行限制富裕階層利益的政策，美國社會也遠未形成一種新的進步主義意識。
從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的政策宣示來看，他總體上延續了20世紀80年代雷根總統的政策取向，而雷根政府恰是推動美國朝著持續積累的經濟不平等、不斷加劇的政治不平等、日益固化的社會分層的方向邁進的墊腳石，也就是說雷根政府恰是美國民主政治發展中的轉捩點。當然，如果多年以後主流意見承認了美國民主政治的衰落，那麼特朗普卻不能成為歷史的替罪羊。事實上，特朗普當選總統是美國民主政治衰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民主政治的衰落與寡頭政治的興起是相伴而行。寡頭政治的實質就是富裕階層在各種網路的連接下，形成了一個主導公共政策過程的支配階級。但是美國的寡頭統治不會脫下民主政治的外衣，因為民主政治賦予富裕階層主導的政策得到了民意支持的表像，衰落的民主政治成為富裕階層增進自身利益的有效形式。然而，寡頭政治與民主政治終歸是不能相容的兩種政治生活，儘管民主政治體制沒有發生變化，民主政治的衰落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並對國家政治與社會生活產生消極影響，這種形式就是伴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出現的美國國家治理的嚴重危機。當今美國社會如同其他國家一樣存在著一系列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政治本來是應對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之道，但是寡頭政治卻阻礙了問題的解決，最終導致了國家治理能力下降和國家治理結構的危機。
所謂國家治理是指一個國家治國理政的系統過程，具體而言，就是指一個國家的政黨、政府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公民等治理資源，為了增進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權利、改善公民福利，通過協商合作的方式而對公共事務進行的管理活動以及過程。通過治國理政從而保障和增進公共利益、公民權利和公民福利，始終是國家治理的核心目標和觀察國家治理的主要線索，因此也成為了判斷國家治理績效水準如何的基本尺度。
國家治理的危機則是指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出現了功能性障礙，從而引發了公共利益明顯受損、公民權利嚴重萎縮、公民福利持續停滯的狀態，並且國家治理的危機往往具有愈演愈烈以致積重難返的特性。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只不過是國家治理危機的表像，而國家治理能力的下降和國家治理結構的危機才是國家治理危機的深層次內容，因此，如果不對政治體制進行大規模的改革，那麼國家治理的危機將難以得到克服。
特朗普註定難有作為
美國的國家治理危機長期以來為世人所忽視，雖然從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美國面臨的各種難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以致產生了越來越明顯的負面效應，但是人們普遍對美國的民主體制和市場經濟持樂觀態度，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才將美國國家治理存在的嚴重問題揭露了出來。金融危機只是美國國家治理危機長期積累後的集中爆發，它是美國國家治理危機的“集大成者”。造成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無他，簡要論之，就是政治不平等與經濟不平等的相互強化所形成的寡頭政治。美國的國家治理危機，以及隱藏在其後的美國民主政治衰落和寡頭政治興起，早就被美國的社會科學家發現，只不過這些發現並不符合美國富裕階層的利益，故而也不能影響美國的政府決策罷了。
美國政治學家巴特爾斯對美國政治的研究得出了如是結論：不斷加劇的經濟不平等，很有可能造成不斷加劇的、政治回應上的不平等，政治回應上的不平等轉而帶來了對貧窮民眾的利益越來越有害的公共政策，接下來，這又會造成更大的經濟不平等，如此等等。如果是這樣，那麼，由技術變革、人口統計上的變化或全球經濟發展引發的收入分佈的變化，就有可能很快變大，並變得根深蒂固和不可更易。享譽全球的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提出的美國政治制度衰敗的觀點可謂是切中美國國家治理危機之肯綮，面對經濟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相互強化的局面，美國政治體制如果不跟隨環境的變化而進行大規模革新的話，當今美國就不可能走出國家治理的危機。
雖然特朗普是來自體制外的精英，他可以在競選運動中向不同的社會階層許下誇張的政策承諾，甚至很多人指望他以體制外的立場衝擊美國政治體制，從而帶來美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契機。但是，當特朗普就職總統之後，他已經處在美國國家治理危機的中心，不管他在其任期內能夠推行何種政策，他都很難改變當前美國國家治理的困局。當前美國國家治理的困局可以集中表述為，社會需要政府政策朝著限制經濟不平等、改善普通民眾的生活境況的進行重大的改革，但是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都已經同富裕階層形成了隱形聯盟，所以代表中下層民眾利益的政策不可能被富裕階層和政治精英接受。要言之，美國寡頭政治的現實不可能輕易為民主政治鋪路，要想改變美國國家治理的危機，只能首先改變寡頭政治，這需要進行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而這種迫切需要恰是特朗普不可能提供的。
特朗普的“美國夢”代表著美國富裕階層對於理想生活的基本看法，隨著他執政時期的開始，他的“美國夢”將隨之落地。特朗普的執政，不排除為下層民眾中的白人群體擴大就業機會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對下層白人群體利益的改進將以其他下層民眾的利益損失作為條件，與此同時，特朗普的執政將給富裕階層帶來更多的利益。
總結而言，特朗普的“美國夢”毋寧是對美國國家治理困局的集中表達，一方面表明了體制化的精英在應對危機時採取的華而不實的政策立場的失敗，另一方面充分展現了美國保守派精英要在政府決策中堅決捍衛富裕階層利益的強硬立場。
即經濟不平等在長時段中的惡化情況、經濟不平等在連續的特定時間段中持續加重的情況、財富向少數富豪不斷集中的情況。不妨借用法國當代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紀資本論》提供的資料，對美國社會經濟不平等持續積累的三個方面進行簡要的說明。首先，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在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10年代大約40年的時間裡嚴重惡化了。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達到了有統計資料以來的最低谷，美國收入層級中前10%的富人占到了國民收入份額的30%，但是到了21世紀則上升到了45%。更重要的情況是，美國經濟不平等的曲線顯得異常陡峭，就是說經濟不平等以加速度的方式在發展，如果保持現有的發展速度，那麼到了2030年，前10%的富人將擁有國民收入的60%。
其次，前10%的富人在國民收入中佔有的份額在80年代為35%，90年代為40%，21世紀達到45%，即使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未能打破富人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優勢，因此，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在過去連續四個十年裡，每個十年都是持續累積的。
最後，美國社會最頂層的0.1%的家庭（約15萬個）佔有國民收入的份額，從1974年的2.3%增加到2007年的12.3%，平均每個家庭獲得710萬美元，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而更加頂層的0.01%的家庭（約1.5萬個）佔有國民收入的份額，則從1974年的不到1%增加到2007年的超過6%，每個家庭年收入平均達3400萬美元。
嚴重經濟不平等的影響不可能局限在經濟領域，而是必然會對政治領域產生重要影響。進而言之，不斷惡化的經濟不平等將損害政治平等，從而造成事實上的政治不平等，最終形成經濟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相互強化的局面，也就是將美國民主政治改造成為寡頭政治。
政府決策更傾向於回應頂層人士訴求
政治不平等可以從政府公共政策回應民眾利益訴求的結果得到說明。根據美國當代政治學家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的研究，在美國的民主政治中，大多數人支持的政策意向並不能成為法律，只有當政策意向得到了頂層人士的支持時，才可能有很好的機會成為法律。如果90%的窮人支持一項政策變化，這種政策變化發生的可能性不比只有10%的人支持好多少，與此相對照的是，當富裕階層支持一項政策變化時，此項政策變化發生的可能性就會明顯提高，具體而言，富裕階層將一項政策意向變成法律的可能性是貧窮階層的三倍。
值得探討的是，中產階級對政府決策又能產生怎樣的影響呢？現代政治理論認為，中產階級是民主政治的關鍵社會基礎，中產階級的利益訴求將主導民主體制下的政府決策。據此可以做出一個合理推論：如果中產階級的利益訴求都不能得到政府決策的回應，那麼民主政治也就是名存實亡了，如果政府決策完全由富裕階級的利益訴求主導，那麼民主體制包裹下的一定是寡頭政治。
馬丁·吉倫斯的研究表明，當一項政策意向得到了中間階層的強烈支持卻同時遭遇到了富裕階層的反對時，也不可能具有比貧窮階層更大的機會成為法律，因此中間階層與貧窮階層在影響政策方面同樣是軟弱的。美國政治中存在的這種政府決策在回應不同社會階層利益訴求時的不平等，並不會因為政黨社會基礎的差異而發生顯著不同。共和黨的政治精英相比民主黨的政治精英來說確實更為關注富裕階層的利益，但在消極回應中間階層和貧窮階層的利益訴求方面，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治精英保持了高度一致，儘管民主黨的社會基礎更多依賴中產階層和貧窮階層。
造成這種趨同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同富裕階層聯繫在一起的豐厚競選資金支援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資源，無論是對共和黨還是對民主黨而言都是頗為珍貴的。借用吉倫斯的話講，美國的富人能夠借用金錢來購買對政治精英的影響力，從而支持他們的政策立場。
當普通民眾法律上的政治平等，在政治過程中遭到了經濟不平等的阻擊之後，公民權利與福利就會發生實質性萎縮。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觀察美國公民權利與福利的實質性萎縮。
首先，最低工資不斷受到侵蝕。雖然就絕對量而言，最低工資水準在過去四十年裡有了提高，但是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美國最低工資的實際價值下降了約40%。美國當代政治學家拉裡·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指出，面對公眾對提高最低工資的一貫和壓倒性支持，華盛頓的政客卻選擇了拖延、阻擾、混淆黑白的態度。其次，醫療保障制度的落後。美國的醫療保障制度長期以來備受批評，奧巴馬政府啟動了建立低成本的全民醫保制度的政策過程，但縱使在政治條件最有利於民主黨的時候，奧巴馬的全民醫保政策也未能實現初衷，最終不得不向企業集團作出重大讓步。最後，工會會員大幅度縮減，工會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式微，2005年美國工會率下降到了12.5%。
社會流動機會越來越少，“美國夢”光輝不再
在經濟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相互強化的作用下，美國的社會結構日益封閉，社會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曾經激蕩幾乎整個世界的“美國夢”，光輝不在。政治平等原則對經濟不平等的嵌入，目的就是為了在經濟不平等的公民之間建構相同的身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由於經濟不平等而導致的森嚴的社會分層體系，這就意味著政治平等要打破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區隔，擴大社會流動的機會，因此社會流動性的程度與社會分層固化的程度，實際上是一個國家政治平等程度的典型反映，一個政治不平等的國家，往往有一個社會流動停滯和社會分層固化的社會。美國夢的核心就是美國社會存在著大量的社會流動機會，並且美國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這樣的觀念之所以形成並且深入人心，是同美國建國之時就貫徹了公民政治平等的原則一脈相承的。
美國政治學家雅各·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的研究則表明，伴隨著美國經濟不平等在20世紀70年代的急劇惡化，美國社會流動的機會也迅速減少，絕大多數美國公民都不可能在其一生中實現階層地位的躍升，也不可能為其子女實現階層地位的躍升提供資源，越來越少的人能夠通過自身的勤奮努力躋身規模越來越狹窄的經濟贏家行列。並且統計資料表明，同歐洲的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社會流動的機會出奇的低。
美國社會階層的固化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產階層規模的縮減，另一個方面則是富裕階層的封閉。富裕階層的封閉並非僅僅意味著難以有人躋身富裕階層，更重要的含義在於富裕階層聯合起來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社會機制，包括隔離的住宅區、私人學校、排他性的社交俱樂部、偏僻的度假勝地等，這些社會機制創造出一種社會凝聚力和一種群體歸屬感，美國當代社會學家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將其稱為階級認知，即在佔有巨額財富的基礎上獲得的優越感、驕傲感和貌似合理的特權感。他們在心底裡認為他們要比別人優秀，因此完全應該得到他們現在這樣的生活。
經濟不平等的持續積累、政治不平等的日益嚴重、社會分層的固化，都是在過去四十餘年的時間裡發生的，這些變化的積累和相互交錯最終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出來，而政府決策在應對金融危機問題上的軟弱，則更進一步引發美國普通民眾以“佔領華爾街”的社會運動，將美國民主政治的衰落完全暴露出來。顯而易見，美國民主政治的衰落需要奮發有為的政府，朝著捍衛政治平等和限制經濟不平等的方向改革公共政策。奧巴馬政府正好處在一個轉捩點上，他也是帶著民眾的期望入主白宮的，然而他深負重望。他八年的任期非但沒有扭轉美國民主政治衰落的趨勢，反而進一步導致了美國國家治理的危機。
今日美國的社會結構日益封閉，社會流動機會越來越少，“美國夢”光輝不在。當地時間2017年1月31日，美國紐約，逾30000名紐約建築行業從業人員聚集遊行，要求安全立法。最近2個月以來，紐約市30名建築工人在工作崗位死亡。視覺中國 資料
特朗普的美國夢遭遇國家治理困局
特朗普以“讓美國重新偉大”作為競選宣言，這確實是一個能夠再度點燃美國人民心中的“美國夢”的口號，不過特朗普的“美國夢”卻面對著美國國家治理的困局。只有當特朗普能夠克服當前美國國家治理的困局時，特朗普的“美國夢”才能真正成為現實。但作為一個有著強烈的保守主義政策取向的總統，特朗普不可能推行限制富裕階層利益的政策，美國社會也遠未形成一種新的進步主義意識。
從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的政策宣示來看，他總體上延續了20世紀80年代雷根總統的政策取向，而雷根政府恰是推動美國朝著持續積累的經濟不平等、不斷加劇的政治不平等、日益固化的社會分層的方向邁進的墊腳石，也就是說雷根政府恰是美國民主政治發展中的轉捩點。當然，如果多年以後主流意見承認了美國民主政治的衰落，那麼特朗普卻不能成為歷史的替罪羊。事實上，特朗普當選總統是美國民主政治衰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民主政治的衰落與寡頭政治的興起是相伴而行。寡頭政治的實質就是富裕階層在各種網路的連接下，形成了一個主導公共政策過程的支配階級。但是美國的寡頭統治不會脫下民主政治的外衣，因為民主政治賦予富裕階層主導的政策得到了民意支持的表像，衰落的民主政治成為富裕階層增進自身利益的有效形式。然而，寡頭政治與民主政治終歸是不能相容的兩種政治生活，儘管民主政治體制沒有發生變化，民主政治的衰落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並對國家政治與社會生活產生消極影響，這種形式就是伴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出現的美國國家治理的嚴重危機。當今美國社會如同其他國家一樣存在著一系列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政治本來是應對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之道，但是寡頭政治卻阻礙了問題的解決，最終導致了國家治理能力下降和國家治理結構的危機。
所謂國家治理是指一個國家治國理政的系統過程，具體而言，就是指一個國家的政黨、政府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公民等治理資源，為了增進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權利、改善公民福利，通過協商合作的方式而對公共事務進行的管理活動以及過程。通過治國理政從而保障和增進公共利益、公民權利和公民福利，始終是國家治理的核心目標和觀察國家治理的主要線索，因此也成為了判斷國家治理績效水準如何的基本尺度。
國家治理的危機則是指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出現了功能性障礙，從而引發了公共利益明顯受損、公民權利嚴重萎縮、公民福利持續停滯的狀態，並且國家治理的危機往往具有愈演愈烈以致積重難返的特性。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只不過是國家治理危機的表像，而國家治理能力的下降和國家治理結構的危機才是國家治理危機的深層次內容，因此，如果不對政治體制進行大規模的改革，那麼國家治理的危機將難以得到克服。
特朗普註定難有作為
美國的國家治理危機長期以來為世人所忽視，雖然從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美國面臨的各種難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以致產生了越來越明顯的負面效應，但是人們普遍對美國的民主體制和市場經濟持樂觀態度，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才將美國國家治理存在的嚴重問題揭露了出來。金融危機只是美國國家治理危機長期積累後的集中爆發，它是美國國家治理危機的“集大成者”。造成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無他，簡要論之，就是政治不平等與經濟不平等的相互強化所形成的寡頭政治。美國的國家治理危機，以及隱藏在其後的美國民主政治衰落和寡頭政治興起，早就被美國的社會科學家發現，只不過這些發現並不符合美國富裕階層的利益，故而也不能影響美國的政府決策罷了。
美國政治學家巴特爾斯對美國政治的研究得出了如是結論：不斷加劇的經濟不平等，很有可能造成不斷加劇的、政治回應上的不平等，政治回應上的不平等轉而帶來了對貧窮民眾的利益越來越有害的公共政策，接下來，這又會造成更大的經濟不平等，如此等等。如果是這樣，那麼，由技術變革、人口統計上的變化或全球經濟發展引發的收入分佈的變化，就有可能很快變大，並變得根深蒂固和不可更易。享譽全球的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提出的美國政治制度衰敗的觀點可謂是切中美國國家治理危機之肯綮，面對經濟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相互強化的局面，美國政治體制如果不跟隨環境的變化而進行大規模革新的話，當今美國就不可能走出國家治理的危機。
雖然特朗普是來自體制外的精英，他可以在競選運動中向不同的社會階層許下誇張的政策承諾，甚至很多人指望他以體制外的立場衝擊美國政治體制，從而帶來美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契機。但是，當特朗普就職總統之後，他已經處在美國國家治理危機的中心，不管他在其任期內能夠推行何種政策，他都很難改變當前美國國家治理的困局。當前美國國家治理的困局可以集中表述為，社會需要政府政策朝著限制經濟不平等、改善普通民眾的生活境況的進行重大的改革，但是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都已經同富裕階層形成了隱形聯盟，所以代表中下層民眾利益的政策不可能被富裕階層和政治精英接受。要言之，美國寡頭政治的現實不可能輕易為民主政治鋪路，要想改變美國國家治理的危機，只能首先改變寡頭政治，這需要進行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而這種迫切需要恰是特朗普不可能提供的。
特朗普的“美國夢”代表著美國富裕階層對於理想生活的基本看法，隨著他執政時期的開始，他的“美國夢”將隨之落地。特朗普的執政，不排除為下層民眾中的白人群體擴大就業機會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對下層白人群體利益的改進將以其他下層民眾的利益損失作為條件，與此同時，特朗普的執政將給富裕階層帶來更多的利益。
總結而言，特朗普的“美國夢”毋寧是對美國國家治理困局的集中表達，一方面表明了體制化的精英在應對危機時採取的華而不實的政策立場的失敗，另一方面充分展現了美國保守派精英要在政府決策中堅決捍衛富裕階層利益的強硬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