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是實現強國的核心目標
什麼是綜合國力？我們將綜合國力定義為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綜合的、實際的能力， 也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 為什麼要將綜合國力作為國家發展的核心目標？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始終是中國領導人的核心目標， 即“強國目標”， 但是到底什麼是強國？如何界定它的內涵？如何進行歷史比較和國際比較？對此並沒有十分清晰的量化目標。
對國內而言， “發展就是硬道理”；對國際而言， “實力（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也是硬道理”。 1992年， 黨的十四大報告首次提出了“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
2002年，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在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益的基礎上， 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 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 ”還明確提出：“前十年要全面完成‘十五’計畫和2010年的奮鬥目標，
2012年， 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評價過去十年工作時使用了“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影響力邁上一個大臺階”。
由此可知，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 中國領導人始終把提高綜合國力視為國家發展的核心目標， 同時又視為評價國家發展績效的重要核心指標， 而實現這些目標又採取了“臺階論”的路線圖， 即每隔5年（指每個五年計劃或規劃）上一個大臺階， 特別是中國綜合國力及9大類戰略性資源占世界比重， 都是每隔五年上一個大臺階， 經過25年（指1990-2015年）， 先是全面追趕美國， 後是全面超越美國。
在分析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綜合國力及其相對地位變化的背景下，
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大國興衰始終是世界格局演變的基本規律， 它作用於各大國政治經濟等不平衡性規律， 突出表現為它們的國家戰略性資源發展的不平衡性， 更表現為它們的綜合國力的不平衡性。
眾所周知， 美國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 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
對中國而言， 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的重中之重是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我們需要回答幾個基本問題：一是進入21世紀發生了哪些重要變化？哪些大國崛起或迅速崛起？哪些大國衰落或迅速衰落？二是對中國而言， 在它迅速崛起的過程中有什麼樣的戰略機遇？三是中國如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如何在南北國家中起橋樑作用， 發揮全球影響力和領導力。
（一）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
進入21世紀， 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而巨大的變化， 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趨勢在曲折中發展， 科技進步日新月異， 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 各大國經濟等不平衡性更加明顯，
我們將綜合國力定義為：“一個國家通過有目的之行動追求其戰略目標的綜合能力， 國家戰略性資源是其核心組成因素和物質基礎”。 所謂“國家戰略性資源”， 是指一個國家實現本國戰略目標所可以利用的現實的和潛在的關鍵性資源， 它們反映了一個國家在全國甚至在全球範圍內利用各種戰略性資源的能力， 也集中反映在一國的綜合國力上。 實際上， 綜合國力就是主要國家戰略性資源的有效組合， 為充分動員和有效利用來實現該國戰略目標（體系）。 我們所稱的綜合國力就是各類國家戰略性資源之總和。
綜合國力包括9大類國家戰略性資源：經濟資源、人力資源、能源資源、資本資源、科技資源、政府資源、軍事資源、國際資源、資訊資源；由9大資源構成綜合國力方程， 其中經濟資源是核心資源，為此，我們將其權重賦予0.2，其他資源賦予0.1；該方法使用了混合指標，價值量（有7個）與實物量指標，價值量又包括匯率現價美元（有3個）與購買力平價（PPP）不變價格（2011年國際美元）（有4個）；採用各類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的方法，進而計算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資料來源均採用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提供的資料，便於可比較、可檢驗（見表1）；樣本時間為2000-2015年；2020年資料的預測方法是根據各國在過去5年在世界競爭中的表現（上升型或衰落型），由其占世界總量比重的變化量進行推測，以便更好地反映不同類型國家綜合國力的變化趨勢。
表1 國家戰略資源及主要指標
注：a. 總人力資本=勞動年齡（15-64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計算公式：綜合國力=經濟資源×0.2+（資訊資源+科技資源+能源資源+資本資源+政府資源+軍事資源+國際資源+人力資源）×0.1，採用9指標的加權演算法。
國家競爭本質上就是不同國家的創新競爭。而不同的國家處在不同的國家生命週期階段上會有不同的創新動力和能力。上升型綜合國力反映了國家創新力的不斷上升，反之，下降型綜合國力反映了國家創新力的不斷下降，這就從根本上破除了一成不變的僵化的觀點：發達國家總是先進的，發展中國家總是落後的。殊不知無論是先進或落後都不是絕對的、永恆的，而是相對的、動態的。
從歷史發展角度看，發達國家因發達而成熟，也會因發達而老化，發展中國家因年輕而不足，卻是朝氣蓬勃。即使是在西方現代化的競賽中，也總會有後來者居上。事實上，從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的角度來看，發達國家的確進入了嚴重老化的階段，既體現為幾百年的制度老化，決策機制的僵化，還體現在人口和勞動力的老化。更重要的是觀念老化：不思進取，只圖安逸，不願貢獻，只圖索取，可以稱之為“老化文化”。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歐盟、美國和日本，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僅15年）就迅速衰落下來。
（二）中國歷史機遇：天時地利與“國和”
進入21世紀，黨中央高瞻遠矚，作出了重大判斷：縱觀全域，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為此，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按不變價格計算，201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相當於2000年的4.24倍，提前實現了“GDP翻兩番”的目標，我國經濟實力在世界上也上了一個大臺階，GDP（PPP，2011年國際美元）占世界總量比重由7.64%提高至17.19%，提高了9.55個百分點，進而帶動各類國家戰略性資源及綜合國力占世界比重大幅度提高。
中國迅速崛起，突出表現為綜合國力以及各類國家戰略性資源占世界比重持續提高，就其本身正在創造良好的“天時地利”。
與歷史任何時期相比，中國仍處在迅速崛起的黃金時期，並擁有長期的戰略機遇期，不止是21世紀頭20年，可能是頭30年甚至頭50年。我們稱之為 “中國機遇”。
什麼是“中國機遇”？怎樣才能緊緊把握“中國機遇”，進而充分利用“中國機遇”？從國際視角看，G20綜合國力呈現南方國家上升、北方國家下降的趨勢，這就為中國創造了“天時、地利、國和”戰略機遇期。
南方崛起是中國機遇，北方衰落也是中國機遇，這是“天時”機遇。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的互動關係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展的主要矛盾和特徵。中國處在世界舞臺的中心，直接影響世界格局走向，中國往哪個方面靠，哪個方面就會得到提升。但總的來說，中國還是要向南方國家靠，主動順應並推動南方國家崛起的發展態勢，突出反映中國與G20南方國家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同樣，北方國家的衰落，更期待並需要中國機遇，無論是貿易機遇、投資機遇，還是技術創新機遇、綠色能源機遇，機遇與挑戰並存，而機遇大於挑戰；合作與競爭並存，但合作大於競爭。其突出反映是，中國與G20北方國家建立了各種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還是G20各國最大的交易夥伴之一，成為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的交匯節點，它們之間的橋樑和管道。
周邊大國崛起是中國機遇，這是“地利”機遇。中國周邊有五大國（俄羅斯、印度、印尼、韓國、日本），除了日本屬於衰落型大國之外，其餘都是屬於正在崛起中的大國，相互之間可以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合作大於競爭。目前，中國已經與俄羅斯進入“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與印度建立起“深化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與印尼建立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與韓國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周邊五大國中已經有四個國家與中國建立“友好夥伴關係”，只有與日本一國關係得不到改善，但不影響整個“地利”大局。
中國特色大國夥伴關係網絡是中國崛起的“國和”機遇。“國和”本質上是大國關係、大國之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大國外交之路，創造了遍佈全球的大國夥伴關係網絡，與世界絕大多數大國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不針對第三國、不搞對抗，是平等關係，是對話關係，這使得中國成為目前世界各國中，擁有大國夥伴關係最多的國家，“和為貴”，成為中國崛起的“國和”機遇。
中國堅持不結盟的外交原則，這是創造和延長中國機遇的正確選擇，也符合“得道者多助”的簡單真理。這不同於美國搞的同盟關係，美國與盟國是盟主與“小夥伴”之間的關係，是單邊主義，既不平等，更不包容。從歷史上看，同盟國對美國既是盟友，也是包袱，常常是盟友“出錢出力”，為美國打仗，而美國是二次大戰之後發動戰爭最多的國家，每打一仗無論輸贏，都背上了經濟包袱、戰爭包袱、仇恨包袱，這也符合“失道者寡助”的簡單真理。
2003年4月7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向巴格達市區前進的途中遭遇襲擊
中國崛起，美國衰落，這是中國機遇。中國綜合國力占世界比重的大幅度上升（2000-2015年提高了10.57個百分點），美國大幅度下降（同期下降了6.44個百分點），也為中國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創造了實力基礎。
中國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利益相關者，是美國第一大交易夥伴，也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之一，是美國最大的海外留學生來源國，還會成為美國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國之一。中國與美國以及雙邊關係，這三大因素中的任何一個因素對世界既可能產生極大的正外部性，也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極大的負外部性，的確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假如在最壞的情況下中美發生對抗或衝突，這不僅不能阻止或中斷中國的持續崛起，而且將加速美國衰落。因為兩國處在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更何況中國綜合國力已相當於美國的1.38倍。因此，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既是創造“天時地利”的關鍵，也是創造“國和”的關鍵。
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僅僅4年的時間裡，共與15個國家建立了 16國次夥伴關係，平均每年4.0國次，超過以往時期，這些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遞進向前的，不斷加強合作和升級的（除日本），彰顯了繼承與開拓相結合的大國國際政治信用與中國自信。這既體現出中國崛起逐漸被世界認可，中國崛起的腳步更快，還體現出黨中央更加主動地為中國崛起創造“天時”、“地利”與“國和”。
（三）主動作為：在挑戰中提升全球領導力
世界潮流將中國推到時代的最前沿，毋庸置疑，中國在人類21世紀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亨利·基辛格提出的，“每一個世紀都會出現擁有實力、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動力的國家，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塑造國際體系，這幾乎是一個自然定律。”
與歷史上任何大國崛起不同的是，中國高舉共贏主義旗幟，既不是殖民主義也不是帝國主義，更不是霸權主義。中國相對歐美日等的綜合國力優勢將越來越明顯，中國與主要大國的戰略夥伴關係將越來越緊密；中國對南方國家的引領作用將越來越凸顯。為此，中國繼續更加積極主動地走向世界，在重大國際問題上“不缺席”、“做到位”，全面參與全球治理，主動承擔國際責任，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2016年G20杭州峰會就是成功案例。總的來看，中國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的方案，可概括為：南北方案，一國一策，利字當頭，得道多助。
中美綜合國力比較：從全面追趕到全面超越
本研究通過定量測算中美綜合國力，表明中美綜合國力已經發生重要逆轉，中國綜合國力正在超過美國，在2000-2015年期間，中國9大類戰略性資源中8大類戰略性資源占世界比重呈持續上升趨勢，美國和中國綜合國力的相對差距從2000年的2.27倍縮小到2015年的0.72倍，進一步，根據我們的計算，到2020年，中國綜合國力相當於美國的1.75倍。從1900-2020年的120年中美綜合國力國際競爭“持久戰”分析，中美發展實質上是兩種制度的競爭，反映了中美之間的國家創新競爭。
中美綜合國力的變化奠定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實力基礎。中國的戰略資源越來越豐富，戰略優勢越來越明顯，無論是合作、競爭、避免衝突，我們的主動權越來越多，發展機遇越來越大，既要順其大勢，又要大有作為，既要積極爭取，又要守住底線。同時，我們應當認識到中美關係對全球有極大的外溢性、關聯性，對世界而言，也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一）中國綜合國力趕上美國
在過去十幾年，中國的綜合國力趕上並超過了美國。這是最新的重大發現，既超乎美國方面（如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歷次報告的評估和預測，也超乎我們之前的跟蹤性戰略評估。
我們是以綜合國力作為分析中國和美國實力變化的框架，並作為評價中美關係的實力基礎。
在2000~2015年期間，從中國9大類戰略性資源占世界比重看，其中有8大類戰略性資源占比呈持續上升趨勢。升幅度最大的是資本資源，提高了24.98個百分點，其次是科技資源，提高了20.20個百分點，第三位是能源資源，提高了12.24個百分點，第四位元是資訊資源，提高了11.55個百分點，第五位是經濟資源，提高了9.55個百分點，隨後是國際資源，提高了7.68個百分點，政府資源提高了5.78個百分點，軍事資源提高了2.89個百分點。只有人力資源先上升、後下降，人力資源占比於2010年達到高峰（為30.27%）而後降至為28.36%，但是仍比2000年提高了1.32個百分點。
這反映了中國崛起不只是經濟崛起，而是全面的崛起，中國主要指標（14個）占世界總量的上升，是全面上升，許多是大幅度上升。與此相反，美國的9類戰略性資源占世界比重都是下降的，不只是經濟資源（如GDP）比重下降。中國的崛打破了美國在各個領域的壟斷地位。
從中美9大類戰略性資源比較來看，中國相對於美國的差距都不同程度地大大縮小，甚至超過了美國。（見表2）
表2 中美各類戰略資源占世界比重（2000-2020）
中國和美國綜合國力占世界比重的變化呈相反趨勢，中國屬於“持續崛起型”，美國屬於“持續下降型”或“衰落型”（見表3）。在2000-2010年期間，中國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從9.11%提高至16.07%，美國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從20.66%下降至15.52%，中國已經超過美國，相當於美國的1.04倍；到2015年中國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進一步提高至19.68%，明顯超過美國比重。與2000年相比，中國比重平均每年提高0.70個百分點，而美國占世界的比重則平均每年下降0.42個百分點。
恰恰在2010-2015年期間，中美關係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領導人非常有底氣地向美方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應當說，中國和美國綜合國力相對地位變化提供了最重要的實力基礎。從這個意義上看，國際競爭也好，國際合作也好，“實力才是硬道理”。
（二）中國綜合國力將全面超過美國（2015-2020）
到2020年，是中國九大類戰略性資源占世界總量的比重全面提升，也成為全面超過美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1、中國GDP總量將占世界總量比重的1/5以上。中國經濟增長率保持在6.5%以上，按購買力平價2011年國際美元計算，中國GDP將從2015年的18.4萬億美元上升至2020的25萬億美元以上，占世界比重將提高至21.17%，比2015年提高3.9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0.80個百分點，美國占世界比重將降至14.77%，比2015年下降-1.03個百分點，中國相當於美國的1.43倍。
2、在人力資源方面，中國相當於美國的3.55倍。中國人力資本水準及總量不斷提高，仍保持世界人力資源優勢。到202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15年的10.23年上升至2020年的10.80年，中國總人口教育資本（指勞動年齡人口與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積）從102.70億年上升至108.89億年，淨增6.19億年，平均每年增加1.24億年，抵消了人口紅利下降的影響，但是占世界總量比重是下降的，主要是因為勞動年齡人口占世界比重是下降的，不過仍然居世界首位，占26.60%，而美國比重降至7.49%。
3、在能源資源方面中國相當於美國的1.60倍。中國占能源資源世界比重將從2015年的22.92%上升至2020年的25.74%，比2015年提高2.82個百分點；美國占世界比重從17.35%下降至16.04%，相對減少1.31個百分點。未來時期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清潔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
4、在資本資源方面中國相當於美國的1.73倍。中國占世界比重將從2015年的30.29%上升至2020年的40%，比2015年提高9.79個百分點；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私人投資、市場性投資最大國，還成為最大的公共投資、非市場性投資（公共服務）最大國，從而帶動全球投資增長，特別是帶動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增長，進而帶動全球經濟增長。
5、在科技資源方面中國相當於美國的1.98倍。中國科技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將從2015年的24.17%上升至2020年的27.55%，美國比重從19.66%下降至17.06%。其中，國內居民發明專利申請數、國際科技期刊論文數、研發投入四個指標都超過美國，分別為1.96倍、1.80倍和1.40倍。未來中國科技發展方向是將科技資源實力轉化世界級科技水準，從世界第二陣營進入第一陣營，與美國並駕齊驅。
6、中國政府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持續上升。隨著中國經濟資源占世界總量的比重提高，中國政府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從2015年的13.23%提高至16.85%，相當於美國占世界比重（9.98%）的1.69倍，也顯示了中國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不斷提高，也為提高國家治理能力以及綜合國力提供了財力基礎。
7、中國軍事資源將超過美國，與美國軍力指數差距明顯縮小。中國軍事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從2015年的12.87%，上升至2020年的15.70%，比2015年提高2.83個百分點，而美國的比重從13.88%下降至10.35%，下降了3.53個百分點，中國相當於美國的1.5倍。其中，在中國國防支出占GDP比重不變的情況下，隨著中國GDP（2011年國際美元）占世界總量比重不斷上升，中國國防支出占世界總量比重從14.83%提高至20.69%，提高了5.86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1.5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隨著美國GDP占世界總量比重和美國國防支出占GDP比重“雙下降”，美國國防支出占世界總量比重持續下降，從22.90%下降至16.74%，下降了6.16個百分點。
8、中國國際資源將超過美國。儘管中國早在2013年貨物進出口超過美國，但是與美國在服務貿易還有較大的差距。到2020年，中國服務貿易總額將突破一萬億美元，中國國際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相比2015年提高3.59個百分點，將達到14.26%，相當於美國比重（12.80%）的1.11倍。
9、中國資訊資源相當於美國的3倍以上。這表明，在資訊時代或數位時代，中國擁有了世界最大規模的互聯網用戶、行動電話用戶，就擁有了世界最大的資訊市場、數位市場。未來時期，資訊與資料已經成為最重要及發展最快的國家戰略性資源，數位時代誰掌握了數位使用者，誰就是強大的國家。
10、中國綜合國力相當於美國的1.75倍。中國綜合國力占世界 總量比重將從2015年的19.68%提高至2020年的23.07%，提高3.39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0.6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美國的比重將從14.22%降至為13.22%，下降約1個百分點。
總之，從世界範圍看，無論是九類戰略性資源還是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中國是在大做加法，而美國是在大做減法，這就導致一個基本的結果：到2020年，中國七類戰略性資源全面超過美國，雖然軍事資源（指流量）也超過美國，但考慮到軍力指數（指存量）還不及美國，但與美國的相對差距已經明顯縮小。總的來看，到2020年中國綜合國力將大大超過美國。
2011年，我們提出：中國趕超美國的過程大體可以分為前十年(2001-2010年)的加速追趕，局部超越；後十年(2011-2020年)的全面追趕、主體超越。2013年，胡鞍鋼、高宇寧研究表明，到2010年中美綜合國力相對差距已經縮小為1.22倍，預計到2020年前後中國綜合國力就會超過美國。
對此，美國方面極不適應，也缺乏自知之明。美國仍然高估自己的綜合國力。
2012年12月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表了《全球趨勢2030：可能的世界》報告，該報告計算了綜合國力，由11個指標所構成，包括GDP（購買力平價）、貿易額、外國直接投資、對外援助、人力資本、政府財政收入、研發支出、互聯網及通訊技術、國防支出、能源消耗、核武器），預測到2030年美國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近20%，中國僅為15%。他們的結論是：屆時美國綜合國力相當於中國的1.33倍，仍是世界最強之國。但是他們沒有給出具體的計算資料。我們認為，他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實力，又過低估計了中國迅速崛起的潛力。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公開否認美國進入衰落期，他並不知道正是在他的兩屆任期中中國綜合國力超過了美國。
以上事實，驗證了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所指出全球競爭的簡單真理：不進則退。報告還提出“縱觀全域，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我們緊緊抓住了這一極其難得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過去的15年正是我國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的最好時期，占世界總量比重從9.11%提高至19.68%，提高了10.5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美國打了兩場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製造並出口了國際金融危機，成為綜合國力明顯下降的衰落時期，它的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從20.66%下降至14.22%，下降了6.44個百分點。這一增一減，加速了中美雙方綜合國力的對比，中國已經進入到了綜合國力及戰略性資源居優勢的第三階段，儘管在許多方面還不及美國。
（三）中國綜合國力趕超美國的創新優勢
為什麼中國能夠在一代人的時間迅速追趕、全面超越美國綜合國力呢？中國又具有什麼創新優勢呢？
這要用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的理論來解釋。一個國家都會經歷四個不同階段：初步成長期；迅速成長期；高峰期；衰落期。我們將一個國家崛起或衰落定義為在一定的時間內（至少在25年以上），該國主要指標尤其是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持續上升或持續下降。這些指標反映了該國在全球經濟、貿易、科技、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地位變化。
那麼，決定一個國家崛起或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的核心問題就在於一個國家能否創新，不僵化、不停滯；能否持續的創新，不中斷、不夭折；能否比他的競爭國家更具創新力，而不驕傲、不落伍。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競爭的本質是創新競爭，即國家宣導創新、國家鼓勵創新、國家推動創新，國家營造環境、國家承擔風險、國家支付成本。
從深層次的角度來看，影響中美綜合國力迅速變化的根本原因取決於不同國家的創新目標、創新能力和創新競賽。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多次提出趕上並超過美國的強國目標，將趕超美國鎖定為衡量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標誌。1955年，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就提出了“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指的美國。
1955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1956年8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再次提出“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他說：“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指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這一目標，即使是遭受大躍進的失敗，毛澤東也沒有放棄。1992年4月28日，鄧小平同身邊人員談到：我們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中國在國際上發言的分量就會不同。應當說，這與美國咄咄逼人的霸權主義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正因為此，中國才能實現跨越式的發展，後來居上，全面超越。
從國家創新能力來看，就是指實現目標的能力。從毛澤東（1964年）“四個現代化”目標，到鄧小平（1987年）“三步走”目標，再到習近平（2012年）實現“兩個一百年”及中國夢目標。我們發現，這些目標都能如期，甚至提前實現提出的創新目標。其特點是每隔五年，即五年計劃或規劃，上一個大臺階，每隔十年現代化的進程邁出一大步。這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國家。
從國家創新競賽來看，中國的創新是全面創新，早已超越了熊彼特所定義的資本主義創新，即企業家創新；即使是企業家創新，中國的企業家人數也大大超過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中國還有8500多萬科技人力資源（超過德國總人口）的科技創新，7.7億就業人員的創新，也超過了歐美日就業總人數。
最重要的國家創新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創新。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相比，比他們歷史年輕得多，更具強大的活力和創新能力，這反映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文化路線方面。由此才有觀念創新、組織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這些都遠遠超過美國兩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帶領和促進人民就業創新、科技創新、企業創新，不僅構成了最大的創新主體，也包含了道路創新、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因而就在這場公開的激烈的國家創新競賽中迎頭趕上、後來居上，進而全面超越。
與此相反，進入21世紀，美國犯下了一系列戰略性決策錯誤：
一是先後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還策動了利比亞、敘利亞等一系列動亂和衝突，陷入戰爭泥潭不能自拔。事實表明，美國發動的每一場戰爭，都是發動容易結束難，一拖就是十幾年。每一場戰爭都是所在國付出巨大的代價，同樣美國也會為此付出昂貴的長期代價。
二是美國爆發了國內次貸危機，進而爆發了國際金融危機，殃及自身。
雷曼兄弟公司破產
三是美國經濟陷於持續低增長期。2000-2015年期間，美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77%，明顯低於1990-2000年的3.44%，增速幾乎下降一半，僅為中國同期GDP增長率（9.6%）的18.4%。連奧巴馬總統自己也承認：數十年來，生產率增長的放緩和不平等的加劇導致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長遲滯。
四是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累累，創下歷史新高。2000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33.2%，之後大幅度上升，小布希政府時期提高了30.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3.85個百分點，到2014年，這一比重已上升至97.5%，比2008年又提高了33.5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5.58個百分點。
五是美國國防支出屬於“過度擴張型”，是加速美國走向衰落的重要根源之一。2015年美國國防支出占世界比重為22.90%，儘管比2005年的32.11%大幅度下降，但是美國出口額占世界比重僅為10.59%，前者是後者的2.16倍。美國在全球部署了大量的軍事基地。美國所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冷戰結束之後達到了頂峰，進入21世紀，經歷了戰爭危機、金融危機，其本質是資本主義制度危機。這一切因素，必然導致其加速走向衰落。
中國綜合國力之所以能夠超過美國，有其必然性。中美之間的競爭競賽，不只是兩個世界大國之間的競爭競賽，本身就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競爭競賽，是新生制度與老化制度的競爭競賽，進步制度與退步制度的競爭競賽。
對此，毛澤東曾有過獨到的分析。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講道：“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立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麼不好呢？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當時毛澤東的戰略設想就是，用一百年的時間（1949-2049年）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即美國。這一設想成為1987年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步走”戰略設想的重要來源。國家實力，最重要的是靠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加速追趕、迅速崛起，走向強大。
（四）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特點
目前，中美雙方都沒有充分地意識到，中國的綜合國力，在除國防之外的幾乎所有戰略性資源實力方面已經超過美國。對此，美國是絕不承認的，它還沒有從“世界第一”的過高自我估計中解放出來，仍以霸權主義的方式與中國這一新型超級大國打交道。對中國而言，還未能準確地、自覺地認識到中美綜合國力對比已經進入第三階段，即“中國優勢、美國劣勢”階段，這就需要我們超越自我矮化、盲目迷信美國的心理，從容地與美國方面打交道，在創造未來十年或更長時間的戰略機遇期，有大智慧、大戰略、大作為。
怎樣認識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如何更準確地界定這一關係及內涵？
首先，中國與美國構建的“新型大國關係”，不是以往的世界超級大國關係，中國不是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而是反對霸權主義，更不會自己搞霸權主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不是挑戰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而是與美國主動合作、相互協商，在國際事務中共同承擔應盡的責任；中國不會搞零和關係（我贏你輸），而是積極擴大雙方的共同利益，成為真正互利共贏的新型關係。
在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方面，中國的戰略資源越來越豐富，戰略優勢越來越明顯，無論是合作、競爭、避免衝突，我們的主動權越來越多，發展機遇越來越大，既要順其大勢，又要大有作為，既要積極爭取，又要守住底線。
中國與美國作為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兩個大國，對全球事務產生至關重要的正面影響或負面影響。沒有任何一種國家關係可以像中美關係對當代世界格局如此重要。誠如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所言：“中美關係歷來具有超越雙邊範疇的豐富戰略意涵。中美攜手合作，將惠及兩國，造福世界。反之，中美摩擦交惡，則將傷及雙方，影響全球。”
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對比的實質性變化，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客觀條件。儘管兩國歷史文化傳統差異甚大，政治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安全利益和訴求也各有不同，還有各種矛盾、分歧、甚至衝突，但都是中美關係的支流，也是難以避免的，可以根據國際規則或雙方約定的規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解決，不使競爭走向衝突，更不能使衝突走向對抗。對此，我們有足夠的信心和戰略定力，“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從容不迫地應對來自對方的越軌挑戰、底線挑戰，避免最壞的結果。可以說，時間與機遇始終在我方。再過十五年，到2030年，中國的綜合國力就相當於美國的兩倍。這正是從“發展是硬道理”到“實力是硬道理”的飛躍。
其中經濟資源是核心資源，為此，我們將其權重賦予0.2，其他資源賦予0.1；該方法使用了混合指標，價值量（有7個）與實物量指標，價值量又包括匯率現價美元（有3個）與購買力平價（PPP）不變價格（2011年國際美元）（有4個）；採用各類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的方法，進而計算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資料來源均採用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提供的資料，便於可比較、可檢驗（見表1）；樣本時間為2000-2015年；2020年資料的預測方法是根據各國在過去5年在世界競爭中的表現（上升型或衰落型），由其占世界總量比重的變化量進行推測，以便更好地反映不同類型國家綜合國力的變化趨勢。表1 國家戰略資源及主要指標
注：a. 總人力資本=勞動年齡（15-64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計算公式：綜合國力=經濟資源×0.2+（資訊資源+科技資源+能源資源+資本資源+政府資源+軍事資源+國際資源+人力資源）×0.1，採用9指標的加權演算法。
國家競爭本質上就是不同國家的創新競爭。而不同的國家處在不同的國家生命週期階段上會有不同的創新動力和能力。上升型綜合國力反映了國家創新力的不斷上升，反之，下降型綜合國力反映了國家創新力的不斷下降，這就從根本上破除了一成不變的僵化的觀點：發達國家總是先進的，發展中國家總是落後的。殊不知無論是先進或落後都不是絕對的、永恆的，而是相對的、動態的。
從歷史發展角度看，發達國家因發達而成熟，也會因發達而老化，發展中國家因年輕而不足，卻是朝氣蓬勃。即使是在西方現代化的競賽中，也總會有後來者居上。事實上，從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的角度來看，發達國家的確進入了嚴重老化的階段，既體現為幾百年的制度老化，決策機制的僵化，還體現在人口和勞動力的老化。更重要的是觀念老化：不思進取，只圖安逸，不願貢獻，只圖索取，可以稱之為“老化文化”。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歐盟、美國和日本，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僅15年）就迅速衰落下來。
（二）中國歷史機遇：天時地利與“國和”
進入21世紀，黨中央高瞻遠矚，作出了重大判斷：縱觀全域，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為此，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按不變價格計算，201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相當於2000年的4.24倍，提前實現了“GDP翻兩番”的目標，我國經濟實力在世界上也上了一個大臺階，GDP（PPP，2011年國際美元）占世界總量比重由7.64%提高至17.19%，提高了9.55個百分點，進而帶動各類國家戰略性資源及綜合國力占世界比重大幅度提高。
中國迅速崛起，突出表現為綜合國力以及各類國家戰略性資源占世界比重持續提高，就其本身正在創造良好的“天時地利”。
與歷史任何時期相比，中國仍處在迅速崛起的黃金時期，並擁有長期的戰略機遇期，不止是21世紀頭20年，可能是頭30年甚至頭50年。我們稱之為 “中國機遇”。
什麼是“中國機遇”？怎樣才能緊緊把握“中國機遇”，進而充分利用“中國機遇”？從國際視角看，G20綜合國力呈現南方國家上升、北方國家下降的趨勢，這就為中國創造了“天時、地利、國和”戰略機遇期。
南方崛起是中國機遇，北方衰落也是中國機遇，這是“天時”機遇。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的互動關係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展的主要矛盾和特徵。中國處在世界舞臺的中心，直接影響世界格局走向，中國往哪個方面靠，哪個方面就會得到提升。但總的來說，中國還是要向南方國家靠，主動順應並推動南方國家崛起的發展態勢，突出反映中國與G20南方國家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同樣，北方國家的衰落，更期待並需要中國機遇，無論是貿易機遇、投資機遇，還是技術創新機遇、綠色能源機遇，機遇與挑戰並存，而機遇大於挑戰；合作與競爭並存，但合作大於競爭。其突出反映是，中國與G20北方國家建立了各種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還是G20各國最大的交易夥伴之一，成為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的交匯節點，它們之間的橋樑和管道。
周邊大國崛起是中國機遇，這是“地利”機遇。中國周邊有五大國（俄羅斯、印度、印尼、韓國、日本），除了日本屬於衰落型大國之外，其餘都是屬於正在崛起中的大國，相互之間可以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合作大於競爭。目前，中國已經與俄羅斯進入“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與印度建立起“深化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與印尼建立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與韓國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周邊五大國中已經有四個國家與中國建立“友好夥伴關係”，只有與日本一國關係得不到改善，但不影響整個“地利”大局。
中國特色大國夥伴關係網絡是中國崛起的“國和”機遇。“國和”本質上是大國關係、大國之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大國外交之路，創造了遍佈全球的大國夥伴關係網絡，與世界絕大多數大國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不針對第三國、不搞對抗，是平等關係，是對話關係，這使得中國成為目前世界各國中，擁有大國夥伴關係最多的國家，“和為貴”，成為中國崛起的“國和”機遇。
中國堅持不結盟的外交原則，這是創造和延長中國機遇的正確選擇，也符合“得道者多助”的簡單真理。這不同於美國搞的同盟關係，美國與盟國是盟主與“小夥伴”之間的關係，是單邊主義，既不平等，更不包容。從歷史上看，同盟國對美國既是盟友，也是包袱，常常是盟友“出錢出力”，為美國打仗，而美國是二次大戰之後發動戰爭最多的國家，每打一仗無論輸贏，都背上了經濟包袱、戰爭包袱、仇恨包袱，這也符合“失道者寡助”的簡單真理。
2003年4月7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向巴格達市區前進的途中遭遇襲擊
中國崛起，美國衰落，這是中國機遇。中國綜合國力占世界比重的大幅度上升（2000-2015年提高了10.57個百分點），美國大幅度下降（同期下降了6.44個百分點），也為中國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創造了實力基礎。
中國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利益相關者，是美國第一大交易夥伴，也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之一，是美國最大的海外留學生來源國，還會成為美國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國之一。中國與美國以及雙邊關係，這三大因素中的任何一個因素對世界既可能產生極大的正外部性，也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極大的負外部性，的確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假如在最壞的情況下中美發生對抗或衝突，這不僅不能阻止或中斷中國的持續崛起，而且將加速美國衰落。因為兩國處在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更何況中國綜合國力已相當於美國的1.38倍。因此，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既是創造“天時地利”的關鍵，也是創造“國和”的關鍵。
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僅僅4年的時間裡，共與15個國家建立了 16國次夥伴關係，平均每年4.0國次，超過以往時期，這些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遞進向前的，不斷加強合作和升級的（除日本），彰顯了繼承與開拓相結合的大國國際政治信用與中國自信。這既體現出中國崛起逐漸被世界認可，中國崛起的腳步更快，還體現出黨中央更加主動地為中國崛起創造“天時”、“地利”與“國和”。
（三）主動作為：在挑戰中提升全球領導力
世界潮流將中國推到時代的最前沿，毋庸置疑，中國在人類21世紀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亨利·基辛格提出的，“每一個世紀都會出現擁有實力、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動力的國家，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塑造國際體系，這幾乎是一個自然定律。”
與歷史上任何大國崛起不同的是，中國高舉共贏主義旗幟，既不是殖民主義也不是帝國主義，更不是霸權主義。中國相對歐美日等的綜合國力優勢將越來越明顯，中國與主要大國的戰略夥伴關係將越來越緊密；中國對南方國家的引領作用將越來越凸顯。為此，中國繼續更加積極主動地走向世界，在重大國際問題上“不缺席”、“做到位”，全面參與全球治理，主動承擔國際責任，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2016年G20杭州峰會就是成功案例。總的來看，中國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的方案，可概括為：南北方案，一國一策，利字當頭，得道多助。
中美綜合國力比較：從全面追趕到全面超越
本研究通過定量測算中美綜合國力，表明中美綜合國力已經發生重要逆轉，中國綜合國力正在超過美國，在2000-2015年期間，中國9大類戰略性資源中8大類戰略性資源占世界比重呈持續上升趨勢，美國和中國綜合國力的相對差距從2000年的2.27倍縮小到2015年的0.72倍，進一步，根據我們的計算，到2020年，中國綜合國力相當於美國的1.75倍。從1900-2020年的120年中美綜合國力國際競爭“持久戰”分析，中美發展實質上是兩種制度的競爭，反映了中美之間的國家創新競爭。
中美綜合國力的變化奠定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實力基礎。中國的戰略資源越來越豐富，戰略優勢越來越明顯，無論是合作、競爭、避免衝突，我們的主動權越來越多，發展機遇越來越大，既要順其大勢，又要大有作為，既要積極爭取，又要守住底線。同時，我們應當認識到中美關係對全球有極大的外溢性、關聯性，對世界而言，也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一）中國綜合國力趕上美國
在過去十幾年，中國的綜合國力趕上並超過了美國。這是最新的重大發現，既超乎美國方面（如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歷次報告的評估和預測，也超乎我們之前的跟蹤性戰略評估。
我們是以綜合國力作為分析中國和美國實力變化的框架，並作為評價中美關係的實力基礎。
在2000~2015年期間，從中國9大類戰略性資源占世界比重看，其中有8大類戰略性資源占比呈持續上升趨勢。升幅度最大的是資本資源，提高了24.98個百分點，其次是科技資源，提高了20.20個百分點，第三位是能源資源，提高了12.24個百分點，第四位元是資訊資源，提高了11.55個百分點，第五位是經濟資源，提高了9.55個百分點，隨後是國際資源，提高了7.68個百分點，政府資源提高了5.78個百分點，軍事資源提高了2.89個百分點。只有人力資源先上升、後下降，人力資源占比於2010年達到高峰（為30.27%）而後降至為28.36%，但是仍比2000年提高了1.32個百分點。
這反映了中國崛起不只是經濟崛起，而是全面的崛起，中國主要指標（14個）占世界總量的上升，是全面上升，許多是大幅度上升。與此相反，美國的9類戰略性資源占世界比重都是下降的，不只是經濟資源（如GDP）比重下降。中國的崛打破了美國在各個領域的壟斷地位。
從中美9大類戰略性資源比較來看，中國相對於美國的差距都不同程度地大大縮小，甚至超過了美國。（見表2）
表2 中美各類戰略資源占世界比重（2000-2020）
中國和美國綜合國力占世界比重的變化呈相反趨勢，中國屬於“持續崛起型”，美國屬於“持續下降型”或“衰落型”（見表3）。在2000-2010年期間，中國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從9.11%提高至16.07%，美國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從20.66%下降至15.52%，中國已經超過美國，相當於美國的1.04倍；到2015年中國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進一步提高至19.68%，明顯超過美國比重。與2000年相比，中國比重平均每年提高0.70個百分點，而美國占世界的比重則平均每年下降0.42個百分點。
恰恰在2010-2015年期間，中美關係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領導人非常有底氣地向美方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應當說，中國和美國綜合國力相對地位變化提供了最重要的實力基礎。從這個意義上看，國際競爭也好，國際合作也好，“實力才是硬道理”。
（二）中國綜合國力將全面超過美國（2015-2020）
到2020年，是中國九大類戰略性資源占世界總量的比重全面提升，也成為全面超過美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1、中國GDP總量將占世界總量比重的1/5以上。中國經濟增長率保持在6.5%以上，按購買力平價2011年國際美元計算，中國GDP將從2015年的18.4萬億美元上升至2020的25萬億美元以上，占世界比重將提高至21.17%，比2015年提高3.9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0.80個百分點，美國占世界比重將降至14.77%，比2015年下降-1.03個百分點，中國相當於美國的1.43倍。
2、在人力資源方面，中國相當於美國的3.55倍。中國人力資本水準及總量不斷提高，仍保持世界人力資源優勢。到202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15年的10.23年上升至2020年的10.80年，中國總人口教育資本（指勞動年齡人口與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積）從102.70億年上升至108.89億年，淨增6.19億年，平均每年增加1.24億年，抵消了人口紅利下降的影響，但是占世界總量比重是下降的，主要是因為勞動年齡人口占世界比重是下降的，不過仍然居世界首位，占26.60%，而美國比重降至7.49%。
3、在能源資源方面中國相當於美國的1.60倍。中國占能源資源世界比重將從2015年的22.92%上升至2020年的25.74%，比2015年提高2.82個百分點；美國占世界比重從17.35%下降至16.04%，相對減少1.31個百分點。未來時期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清潔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
4、在資本資源方面中國相當於美國的1.73倍。中國占世界比重將從2015年的30.29%上升至2020年的40%，比2015年提高9.79個百分點；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私人投資、市場性投資最大國，還成為最大的公共投資、非市場性投資（公共服務）最大國，從而帶動全球投資增長，特別是帶動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增長，進而帶動全球經濟增長。
5、在科技資源方面中國相當於美國的1.98倍。中國科技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將從2015年的24.17%上升至2020年的27.55%，美國比重從19.66%下降至17.06%。其中，國內居民發明專利申請數、國際科技期刊論文數、研發投入四個指標都超過美國，分別為1.96倍、1.80倍和1.40倍。未來中國科技發展方向是將科技資源實力轉化世界級科技水準，從世界第二陣營進入第一陣營，與美國並駕齊驅。
6、中國政府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持續上升。隨著中國經濟資源占世界總量的比重提高，中國政府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從2015年的13.23%提高至16.85%，相當於美國占世界比重（9.98%）的1.69倍，也顯示了中國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不斷提高，也為提高國家治理能力以及綜合國力提供了財力基礎。
7、中國軍事資源將超過美國，與美國軍力指數差距明顯縮小。中國軍事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從2015年的12.87%，上升至2020年的15.70%，比2015年提高2.83個百分點，而美國的比重從13.88%下降至10.35%，下降了3.53個百分點，中國相當於美國的1.5倍。其中，在中國國防支出占GDP比重不變的情況下，隨著中國GDP（2011年國際美元）占世界總量比重不斷上升，中國國防支出占世界總量比重從14.83%提高至20.69%，提高了5.86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1.5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隨著美國GDP占世界總量比重和美國國防支出占GDP比重“雙下降”，美國國防支出占世界總量比重持續下降，從22.90%下降至16.74%，下降了6.16個百分點。
8、中國國際資源將超過美國。儘管中國早在2013年貨物進出口超過美國，但是與美國在服務貿易還有較大的差距。到2020年，中國服務貿易總額將突破一萬億美元，中國國際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相比2015年提高3.59個百分點，將達到14.26%，相當於美國比重（12.80%）的1.11倍。
9、中國資訊資源相當於美國的3倍以上。這表明，在資訊時代或數位時代，中國擁有了世界最大規模的互聯網用戶、行動電話用戶，就擁有了世界最大的資訊市場、數位市場。未來時期，資訊與資料已經成為最重要及發展最快的國家戰略性資源，數位時代誰掌握了數位使用者，誰就是強大的國家。
10、中國綜合國力相當於美國的1.75倍。中國綜合國力占世界 總量比重將從2015年的19.68%提高至2020年的23.07%，提高3.39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0.6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美國的比重將從14.22%降至為13.22%，下降約1個百分點。
總之，從世界範圍看，無論是九類戰略性資源還是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中國是在大做加法，而美國是在大做減法，這就導致一個基本的結果：到2020年，中國七類戰略性資源全面超過美國，雖然軍事資源（指流量）也超過美國，但考慮到軍力指數（指存量）還不及美國，但與美國的相對差距已經明顯縮小。總的來看，到2020年中國綜合國力將大大超過美國。
2011年，我們提出：中國趕超美國的過程大體可以分為前十年(2001-2010年)的加速追趕，局部超越；後十年(2011-2020年)的全面追趕、主體超越。2013年，胡鞍鋼、高宇寧研究表明，到2010年中美綜合國力相對差距已經縮小為1.22倍，預計到2020年前後中國綜合國力就會超過美國。
對此，美國方面極不適應，也缺乏自知之明。美國仍然高估自己的綜合國力。
2012年12月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表了《全球趨勢2030：可能的世界》報告，該報告計算了綜合國力，由11個指標所構成，包括GDP（購買力平價）、貿易額、外國直接投資、對外援助、人力資本、政府財政收入、研發支出、互聯網及通訊技術、國防支出、能源消耗、核武器），預測到2030年美國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近20%，中國僅為15%。他們的結論是：屆時美國綜合國力相當於中國的1.33倍，仍是世界最強之國。但是他們沒有給出具體的計算資料。我們認為，他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實力，又過低估計了中國迅速崛起的潛力。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公開否認美國進入衰落期，他並不知道正是在他的兩屆任期中中國綜合國力超過了美國。
以上事實，驗證了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所指出全球競爭的簡單真理：不進則退。報告還提出“縱觀全域，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我們緊緊抓住了這一極其難得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過去的15年正是我國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的最好時期，占世界總量比重從9.11%提高至19.68%，提高了10.5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美國打了兩場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製造並出口了國際金融危機，成為綜合國力明顯下降的衰落時期，它的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從20.66%下降至14.22%，下降了6.44個百分點。這一增一減，加速了中美雙方綜合國力的對比，中國已經進入到了綜合國力及戰略性資源居優勢的第三階段，儘管在許多方面還不及美國。
（三）中國綜合國力趕超美國的創新優勢
為什麼中國能夠在一代人的時間迅速追趕、全面超越美國綜合國力呢？中國又具有什麼創新優勢呢？
這要用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的理論來解釋。一個國家都會經歷四個不同階段：初步成長期；迅速成長期；高峰期；衰落期。我們將一個國家崛起或衰落定義為在一定的時間內（至少在25年以上），該國主要指標尤其是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持續上升或持續下降。這些指標反映了該國在全球經濟、貿易、科技、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地位變化。
那麼，決定一個國家崛起或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的核心問題就在於一個國家能否創新，不僵化、不停滯；能否持續的創新，不中斷、不夭折；能否比他的競爭國家更具創新力，而不驕傲、不落伍。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競爭的本質是創新競爭，即國家宣導創新、國家鼓勵創新、國家推動創新，國家營造環境、國家承擔風險、國家支付成本。
從深層次的角度來看，影響中美綜合國力迅速變化的根本原因取決於不同國家的創新目標、創新能力和創新競賽。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多次提出趕上並超過美國的強國目標，將趕超美國鎖定為衡量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標誌。1955年，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就提出了“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指的美國。
1955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1956年8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再次提出“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他說：“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指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這一目標，即使是遭受大躍進的失敗，毛澤東也沒有放棄。1992年4月28日，鄧小平同身邊人員談到：我們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中國在國際上發言的分量就會不同。應當說，這與美國咄咄逼人的霸權主義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正因為此，中國才能實現跨越式的發展，後來居上，全面超越。
從國家創新能力來看，就是指實現目標的能力。從毛澤東（1964年）“四個現代化”目標，到鄧小平（1987年）“三步走”目標，再到習近平（2012年）實現“兩個一百年”及中國夢目標。我們發現，這些目標都能如期，甚至提前實現提出的創新目標。其特點是每隔五年，即五年計劃或規劃，上一個大臺階，每隔十年現代化的進程邁出一大步。這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國家。
從國家創新競賽來看，中國的創新是全面創新，早已超越了熊彼特所定義的資本主義創新，即企業家創新；即使是企業家創新，中國的企業家人數也大大超過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中國還有8500多萬科技人力資源（超過德國總人口）的科技創新，7.7億就業人員的創新，也超過了歐美日就業總人數。
最重要的國家創新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創新。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相比，比他們歷史年輕得多，更具強大的活力和創新能力，這反映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文化路線方面。由此才有觀念創新、組織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這些都遠遠超過美國兩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帶領和促進人民就業創新、科技創新、企業創新，不僅構成了最大的創新主體，也包含了道路創新、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因而就在這場公開的激烈的國家創新競賽中迎頭趕上、後來居上，進而全面超越。
與此相反，進入21世紀，美國犯下了一系列戰略性決策錯誤：
一是先後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還策動了利比亞、敘利亞等一系列動亂和衝突，陷入戰爭泥潭不能自拔。事實表明，美國發動的每一場戰爭，都是發動容易結束難，一拖就是十幾年。每一場戰爭都是所在國付出巨大的代價，同樣美國也會為此付出昂貴的長期代價。
二是美國爆發了國內次貸危機，進而爆發了國際金融危機，殃及自身。
雷曼兄弟公司破產
三是美國經濟陷於持續低增長期。2000-2015年期間，美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77%，明顯低於1990-2000年的3.44%，增速幾乎下降一半，僅為中國同期GDP增長率（9.6%）的18.4%。連奧巴馬總統自己也承認：數十年來，生產率增長的放緩和不平等的加劇導致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長遲滯。
四是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累累，創下歷史新高。2000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33.2%，之後大幅度上升，小布希政府時期提高了30.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3.85個百分點，到2014年，這一比重已上升至97.5%，比2008年又提高了33.5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5.58個百分點。
五是美國國防支出屬於“過度擴張型”，是加速美國走向衰落的重要根源之一。2015年美國國防支出占世界比重為22.90%，儘管比2005年的32.11%大幅度下降，但是美國出口額占世界比重僅為10.59%，前者是後者的2.16倍。美國在全球部署了大量的軍事基地。美國所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冷戰結束之後達到了頂峰，進入21世紀，經歷了戰爭危機、金融危機，其本質是資本主義制度危機。這一切因素，必然導致其加速走向衰落。
中國綜合國力之所以能夠超過美國，有其必然性。中美之間的競爭競賽，不只是兩個世界大國之間的競爭競賽，本身就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競爭競賽，是新生制度與老化制度的競爭競賽，進步制度與退步制度的競爭競賽。
對此，毛澤東曾有過獨到的分析。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講道：“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立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麼不好呢？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當時毛澤東的戰略設想就是，用一百年的時間（1949-2049年）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即美國。這一設想成為1987年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步走”戰略設想的重要來源。國家實力，最重要的是靠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加速追趕、迅速崛起，走向強大。
（四）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特點
目前，中美雙方都沒有充分地意識到，中國的綜合國力，在除國防之外的幾乎所有戰略性資源實力方面已經超過美國。對此，美國是絕不承認的，它還沒有從“世界第一”的過高自我估計中解放出來，仍以霸權主義的方式與中國這一新型超級大國打交道。對中國而言，還未能準確地、自覺地認識到中美綜合國力對比已經進入第三階段，即“中國優勢、美國劣勢”階段，這就需要我們超越自我矮化、盲目迷信美國的心理，從容地與美國方面打交道，在創造未來十年或更長時間的戰略機遇期，有大智慧、大戰略、大作為。
怎樣認識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如何更準確地界定這一關係及內涵？
首先，中國與美國構建的“新型大國關係”，不是以往的世界超級大國關係，中國不是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而是反對霸權主義，更不會自己搞霸權主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不是挑戰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而是與美國主動合作、相互協商，在國際事務中共同承擔應盡的責任；中國不會搞零和關係（我贏你輸），而是積極擴大雙方的共同利益，成為真正互利共贏的新型關係。
在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方面，中國的戰略資源越來越豐富，戰略優勢越來越明顯，無論是合作、競爭、避免衝突，我們的主動權越來越多，發展機遇越來越大，既要順其大勢，又要大有作為，既要積極爭取，又要守住底線。
中國與美國作為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兩個大國，對全球事務產生至關重要的正面影響或負面影響。沒有任何一種國家關係可以像中美關係對當代世界格局如此重要。誠如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所言：“中美關係歷來具有超越雙邊範疇的豐富戰略意涵。中美攜手合作，將惠及兩國，造福世界。反之，中美摩擦交惡，則將傷及雙方，影響全球。”
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對比的實質性變化，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客觀條件。儘管兩國歷史文化傳統差異甚大，政治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安全利益和訴求也各有不同，還有各種矛盾、分歧、甚至衝突，但都是中美關係的支流，也是難以避免的，可以根據國際規則或雙方約定的規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解決，不使競爭走向衝突，更不能使衝突走向對抗。對此，我們有足夠的信心和戰略定力，“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從容不迫地應對來自對方的越軌挑戰、底線挑戰，避免最壞的結果。可以說，時間與機遇始終在我方。再過十五年，到2030年，中國的綜合國力就相當於美國的兩倍。這正是從“發展是硬道理”到“實力是硬道理”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