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重道遠的雄安新區

作者：王軍平 ／ 秦朔朋友圈：qspyq2015

4月1日， 黨中央、國務院關於設立雄安新區的決定橫空出世， 成為清明節小長假期間的爆炸性新聞。 河北省的三個原本默默無聞的小縣城，

一夜之間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矚目的焦點。 儘管雄安新區目前的發展規劃尚停留在戰略層面， 但由於其國家級新區的定位比肩深圳與浦東， 很多人因此而將雄安新區與後兩者對標， 從而描繪出一幅美好的藍圖。 那麼， 雄安新區能否象深圳和上海浦東新區那樣， 迅速成長為中國版圖上又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呢？無論如何， 既然雄安新區因“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而生， 那麼雄安未來之發展便取決於“造城”二字。

城市的“30公里圈”

毋庸置疑， 集約化、規模化是人類生活效率與品質提升的最有效途徑， 也是最環保的生活方式， 人口的集中化也就是城市化也因此而成為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唯其如此，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Edward Glaeser才會在其名著《城市的勝利》一書中大聲疾呼：“如果你熱愛自然， 請搬到摩天大樓裡；如果你熱愛地球， 請搬到城市裡。 ”不過， 人口的日益集中隨之帶來的“城市病”卻令人頭疼不已， 於是各個大城市紛紛通過“分散”方式力圖消除城市過大所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鋪開的城市”（sprawl city）就成為大城市的發展方向。 二戰結束後至今， 全球主要大城市為解決“城市病”所採用的分散之路大致可分為三種：

第1種是以紐約為代表的“先分散後集中”模式。 二戰之後， 大量歸國軍人工作生活需求集中爆發， 導致紐約等大城市擁擠不堪。 紐約市政府因此而制訂稅收等優惠政策，

鼓勵企業和居民向郊區發展， 並為此修建公路等基礎設施。 然而， 城市郊區化雖然緩解了中心城區的城市壓力， 卻也造成城市低密度肆意擴張， 導致環境污染嚴重、基礎設施投資成本過大、通勤時間過長等一系列問題， 大大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 於是在上世紀90年代， 美國各城市紛紛確立“精明增長”理念：城市建設再度集中， 密集組團， 生活和就業單元儘量拉近距離；重新開發廢棄、污染的工業用地， 以節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成本。 因此美國城市之道可稱之為“適度集中”模式， 它是從分散到集中的“否定之否定”， 可稱之為“合理的集中”。

第2種是以倫敦、東京為代表的“衛星城”模式， 其中又以倫敦為甚。

受19世紀末英國學者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影響， 世界上第一個“田園衛星城”萊奇沃斯（Letchworth）1903年在倫敦以北56公里處的郊區建設， 1920年第二座衛星城威爾溫田園城（Welwyn Garden City）在倫敦35公里處建設。 上世紀40年代起， 英國掀起第二次衛星城建設熱潮， 先是制定了大倫敦規劃， 在倫敦中心半徑48公里內劃分為城市內環、郊區環、綠帶環和鄉村外環四個同心圓區域帶， 並在倫敦市中心50公里半徑內先後建設了8座衛星城。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 東京市在近郊也建設了7座衛星城市。 但是， 倫敦和東京的“衛星城”顯然距離當初的建設目標相去甚遠， 倫敦的衛星城直到今天其人口甚至只有區區幾萬人規模！

第3種則是“巴黎模式”。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巴黎市同樣在建設“衛星城”，

不過巴黎“衛星城”的建設方式顯然與眾不同：疏散不適合在市區內發展的工業企業；利用企業擴大或轉產機會向郊區轉移；政府投資的“大項目”落戶於衛星城；優先發展城鎮較為密集的區域。 最終， “衛星城”模式只有巴黎獲得了成功， 它也因此而成為城市分散發展的典範：其衛星城的平均人口規模超過30萬， 而且城市生活品質與主城區差別不大。

| 巴黎城市發展示意圖

“衛星城模式”之所以只有巴黎獲得了成功，固然有超前規劃協調發展的因素，但是其最重要的原因非常簡單而直觀：巴黎的衛星城距離主城區幾乎都不超過30公里，而倫敦和東京的衛星城與主城區距離通常都在50公里以上。30公里半徑也就成為城市分散的極限。

雄安之重

雄安新區的設立固然坐擁白洋澱水資源之利，並與京、津兩地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但是雄安新區首當其衝需要克服的卻是與兩大都市之間雙雙超過100公里距離所產生的“美感”。至少在目前，世界上尚無在如此距離之上依託原有城市圈再造一座大城市的先例。

其次，城市必須擁有便利的交通條件，因此城市總是傾向于因水而生，大河大江在入海口沖積而成的三角洲更是成為孕育大城市的溫床。不說國外，單是“珠三角”和“長三角”之說便形象地詮釋了三角洲之於城市的關係。如果說河流是地球身上天然的五線譜，城市則是一個個跳動的音符。雄安新區要打造便利的交通條件，顯然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再者，深圳的確是在“一張白紙”上所繪製出的圖畫，不過深圳與香港只有一河之隔；浦東與上海市原有城區同樣也只有一江之隔。兩地歷經25年的發展，方才出現今天之格局。距離京津如此之遠的雄安新區，要達到被引以為對標物件的深圳和浦東今日之氣象，很可能需要更為漫長的時間。

或許正是出於上述原因，雄安新區之設立才被稱為“千年大計”。不過，雄安新區的設立卻會對京、津、冀城市發展格局產生立竿見影之影響：

第一，受地形所限，北京市近年來的城市向東趨勢十分明顯，通州副中心的設立更是標誌性事件。東靠北京的燕郊、三河、大廠等地近水樓臺先得月，其房價近年來的表現堪稱雞犬升天。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原本就地位尷尬的南城發展不慍不火。雄安新區的設立勢必會導致城市發展重心出現位移：利好南城而相對不利於東向的燕郊等地。

第二，天津城市本來也是往東發展，但是近幾年開始出現往北京靠攏趨勢。武清區地產市場在過去一年多的表現在天津市可謂一馬當先，令人側目。雄安新區的設立則會導致城市重心東移：原本“落後”的西青區有可能受益，而武清區地產的火熱可能會降溫。

第三，新機場建設本來就讓河北固安縣嘗到了發展的甜頭，而位於北京和雄安新區之間的中點位置只會讓固安縣更加炙手可熱。幾乎位於北京與天津兩地中點的廊坊，本來最有理由成為京、津都市圈發展外溢最大的受益者，結果“中點優勢”在相當程度上被削弱。

當然，也正是由於距離京津兩市均超過100公里，雄安新區的設立對京津冀城市發展格局會影響到什麼程度無法準確判斷。但是無論如何，它的影響已經凸現：4月1日，距離雄縣近20公里的高碑店市的白溝樓市被帶動得空前火爆，一夜間房價由均價7、8千元，漲至4月3日的1萬6千元……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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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城模式”之所以只有巴黎獲得了成功，固然有超前規劃協調發展的因素，但是其最重要的原因非常簡單而直觀：巴黎的衛星城距離主城區幾乎都不超過30公里，而倫敦和東京的衛星城與主城區距離通常都在50公里以上。30公里半徑也就成為城市分散的極限。

雄安之重

雄安新區的設立固然坐擁白洋澱水資源之利，並與京、津兩地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但是雄安新區首當其衝需要克服的卻是與兩大都市之間雙雙超過100公里距離所產生的“美感”。至少在目前，世界上尚無在如此距離之上依託原有城市圈再造一座大城市的先例。

其次，城市必須擁有便利的交通條件，因此城市總是傾向于因水而生，大河大江在入海口沖積而成的三角洲更是成為孕育大城市的溫床。不說國外，單是“珠三角”和“長三角”之說便形象地詮釋了三角洲之於城市的關係。如果說河流是地球身上天然的五線譜，城市則是一個個跳動的音符。雄安新區要打造便利的交通條件，顯然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再者，深圳的確是在“一張白紙”上所繪製出的圖畫，不過深圳與香港只有一河之隔；浦東與上海市原有城區同樣也只有一江之隔。兩地歷經25年的發展，方才出現今天之格局。距離京津如此之遠的雄安新區，要達到被引以為對標物件的深圳和浦東今日之氣象，很可能需要更為漫長的時間。

或許正是出於上述原因，雄安新區之設立才被稱為“千年大計”。不過，雄安新區的設立卻會對京、津、冀城市發展格局產生立竿見影之影響：

第一，受地形所限，北京市近年來的城市向東趨勢十分明顯，通州副中心的設立更是標誌性事件。東靠北京的燕郊、三河、大廠等地近水樓臺先得月，其房價近年來的表現堪稱雞犬升天。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原本就地位尷尬的南城發展不慍不火。雄安新區的設立勢必會導致城市發展重心出現位移：利好南城而相對不利於東向的燕郊等地。

第二，天津城市本來也是往東發展，但是近幾年開始出現往北京靠攏趨勢。武清區地產市場在過去一年多的表現在天津市可謂一馬當先，令人側目。雄安新區的設立則會導致城市重心東移：原本“落後”的西青區有可能受益，而武清區地產的火熱可能會降溫。

第三，新機場建設本來就讓河北固安縣嘗到了發展的甜頭，而位於北京和雄安新區之間的中點位置只會讓固安縣更加炙手可熱。幾乎位於北京與天津兩地中點的廊坊，本來最有理由成為京、津都市圈發展外溢最大的受益者，結果“中點優勢”在相當程度上被削弱。

當然，也正是由於距離京津兩市均超過100公里，雄安新區的設立對京津冀城市發展格局會影響到什麼程度無法準確判斷。但是無論如何，它的影響已經凸現：4月1日，距離雄縣近20公里的高碑店市的白溝樓市被帶動得空前火爆，一夜間房價由均價7、8千元，漲至4月3日的1萬6千元……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