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槍手是旅行家、自由撰稿人張海律。
槍稿編輯部成員都非常羡慕海律老師的生活——他品嘗了夜的巴黎， 踏過下雪的東京， 正擁抱著熱情的土耳其。
與我們一樣， 他也留戀電影裡那些美麗的不真實的場景， 可當我們還在辦公室裡敲擊鍵盤時， 他早已深啃這世界多年——至今， 海律老師已走訪六十余國， 是位狂熱的電影外景地收集者， 跑過各類國際電影節， 在眾多外國影院裡膜拜了第七藝術。
今天， 他為我們分享了自己在英國、德國、西班牙、伊朗、義大利與法國的觀影經歷， 看完後， 你就會明白， 某種程度上，
超長廣告、中場撒尿——它們到底是錄影廳還是影院？
文|張海律
這是一篇埋怨西方國家觀影環境與觀影體驗的小粉紅吐槽文， 也可以當作吹捧國內電影院線的“槍稿”吧。 畢竟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除去鋪天蓋地特供3D這碼子事， 得肯定這些年來國內影院的軟硬體建設做得實在不錯。
最近一次在國外看非影展檔期商業片， 得算是7月底在曼徹斯特的《敦克爾克》了。 冒著很可能因貪心看片而錯過航班的風險， 我拖著箱子來到曼城The Printworks影院看了70毫米膠片IMAX版。 在諾蘭的老家英國， 能以1.41：1畫幅播放這種制式的影院也僅有三家， 另兩家位於倫敦。
曼徹斯特The Printworks影院.
由於影院所屬的餐飲娛樂綜合樓隔壁， 就是5月22日慘遭恐爆的演出場所曼城Arena， 因此影院不允許我存放行李， 我只好在對其他觀眾的一聲聲抱歉中， 將箱子推到提前一周選好的中間座位前。
和所有歐美國家的影廳一樣， 正片開始前沒完沒了播著各種將要上映新片的預告片， 雖然這些將在這塊曼城最大銀幕與觀眾見面的影片片花非常精彩，
曼徹斯特The Printworks影院的IMAX影廳。
確實， 在北美和歐洲看檔期電影， 最得忍受（或享受）的， 就是正片開始前至少20分鐘的創意廣告和預告片， 不知道是不是歐美票房市場相較中國差了老遠， 所以需要這些廣告和預告來予以補貼， 而不像我們放上三兩個非常短的預告片外加一套小鮮肉伴著老戲骨演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後， 熟悉的龍標迅即來到眼前， 而且非常良心的擱在影票時間前5分鐘。 我在德國杜塞爾多夫的同學一家人， 習慣于比影票時間晚個二三十分鐘再到現場，
比漫長預告片更難理喻的， 是中場撒尿時間。 2014年底， 我在德國漢諾威一家影院， 好不容易尋到英語原聲版的《霍比特人：五軍之戰》（德、法、意、西等歐洲強國為保護其語言純潔性， 堅持給上映的英語電影配音， 每週只有少數幾場原聲）， 當五軍雲集孤山， 劍拔弩張之時， 銀幕沒任何徵兆地黑了。 本地觀眾習以為常地起身如廁， 畢竟這是2個半小時的巨作， 或許人們需要來個集體強制性的尿點吧， 可這難道不算侵犯作品完整性嗎？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更是連2小時的《狂怒》都強行來個中場休息。
由於超高比例的配音放映以及本土影片均無英文字幕，在非影展期間的歐洲各國觀影，實在沒多少可挑的，當然我的英文水準也沒好到能真正不依賴字幕的程度（那就和母語觀眾一樣了）。在西班牙，即便換做聖塞巴斯蒂安這樣級別的老牌國際電影節，也經常出現大段影片字幕消失的情形，法國最新爆笑喜劇《婚慶大作戰》就以十來分鐘的字幕空缺，讓我完全無法理解片中最大的包袱是怎麼拋出的，而這對現場絕大部分法、西和巴斯克語通吃的本地觀眾來說問題不大。
順便吐槽一下這個電影節的影廳，910座的Victoria Eugenia劇院，本身就不是電影院，而是金碧輝煌的歌劇廳，影片放映時，根據到場人數，開放二層甚至三四層的弧形樓座，來遲了的，就得像買低價票看歌劇那樣，偏頭甚至把腦袋伸到欄杆外，努力盯著局部銀幕。
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拿出一個歌劇院來放影片，體驗並不好。
4年半前，在中美洲治安混亂的瓜地馬拉城，我跟著一位人權活動家到城裡被武裝保護起來的唯一一條步行街，觀看中國紀錄片《歸途列車》。我雖然之前看過兩次，但已不記得故事細節，而在瓜地馬拉的放映，則僅有西班牙語字幕，於是我竟然在自己的母語前前成了文盲，畢竟對白是重慶偏遠地帶與西南官話有別的方言。留意下這些年我國銀幕上的國產片，幾乎全部都配上了英文字幕，或許送海外的數位拷貝，就以放映地的習慣增減著字幕文件吧。
去年底我走進德黑蘭的伊朗電影博物館觀看紀錄片《沒有星星的夢》首映，這是一個電影人的圈內聚會，導演抓著我吹牛逼，“這個版本雖然沒字幕，但我會讓我們全球發行總監坐你旁邊，全程幫你小聲翻譯，給我個Whatsapp，之後給你個下載連結”。後來我再沒見到發行總監，也沒收到導演連結，而是一臉懵逼地在放映廳坐滿90分鐘。先是和大家一道起立，在霍梅尼頭像和軍隊錄影中聽國歌，影閉鼓掌後，又聽一位詩人朗誦到中途開溜。我的朋友波米在自己的伊朗旅行中摸進常規影院，發現這個國家雖然藝術片聲名遠播，商業片卻粗製濫造到沒錢做混音，片中女人甚至戴著頭巾洗澡。
德黑蘭電影博物館紀錄片《沒有星星的夢》首映式。
西方藝術影院情況如何呢？
在各國各城十多次的觀影經驗讓我得出結論，那些讓我們豔羨的藝術影院，其面積和放映效果，與我們過去嗑著瓜子摳著腳丫子看片的錄影廳相差無異。當然，來者都是癡迷文藝片的觀眾，除去放映Cult片的特別場可以喝酒吃零食外，其餘時候都是畢恭畢敬，直至最後一行出品資訊字幕放完才離去，每次都像是參與了一個小型邪教組織的簡陋祭拜儀式。
在義大利中部山城佩魯賈，我看了榮獲2015年聖丹斯電影節最佳攝影獎的《父親的信徒》。不到20座的狹小空間，放映時間一到，之前賣門票的姑娘就拿著一個遙控器進來，在正方形的投影上挑選著數位硬碟裡的節目，正片開始，三兩觀眾就這麼著，在灰濛濛的幕布中欣賞完“最佳攝影獎”作品，簡直把記憶拉回在電教館聚眾觀看藝術片VCD投影的純文青歲月。
佩魯賈藝術影院硬碟裡播放的電影片目。
在名古屋大學任教的朋友馬然也承認，日本的迷你影院，確實銀幕比豪華家庭影院大不多少，但它們孕育於1970年代的影迷運動，有當初都市反文化潮流的基因。極小的廳也許是一個當下會被人嘲笑的門檻，可如今很多重要的、有政治意義和美學探索價值的作品，只能在這裡流通。一些影院負責人會對送來求放的影片嚴格把關，品質不如意的，就讓導演找幾個朋友到咖啡館放完了事，即便影廳舒適度可能還不如咖啡廳，但諸如塚本晉也這樣的導演依然願意到味道難聞、座位有限的迷你影院放映自家作品，因為這有一種傳承自歷史的尊重。
名古屋大學文學系放映徐童作品《挖眼睛》。
藝術影院條件再差，也有捍衛者堅稱，一群人看電腦和一個人點播大銀幕是完全不同的觀影體驗，電影院不在螢幕大小，而在於形成了圍坐於山洞裡點上篝火講故事的人類傳統。
葡萄牙吉馬良斯電影俱樂部會員開會。
為著這個傳統，我在2013年冬天跑到巴黎一家藝術影院，觀看被自己奉為21世紀最佳電影的《絕美之城》，即便確認影廳只會給這部義大利電影配上法文字幕，卻依然只想體驗台伯河在銀幕上緩緩流淌的樣子。
可我一坐下，關於影片中費裡尼式魔術的那些幻象迅速被現實澆滅，這個20座不到的空間裡，還有一根柱子攔在我和銀幕中間！
由於超高比例的配音放映以及本土影片均無英文字幕，在非影展期間的歐洲各國觀影，實在沒多少可挑的，當然我的英文水準也沒好到能真正不依賴字幕的程度（那就和母語觀眾一樣了）。在西班牙，即便換做聖塞巴斯蒂安這樣級別的老牌國際電影節，也經常出現大段影片字幕消失的情形，法國最新爆笑喜劇《婚慶大作戰》就以十來分鐘的字幕空缺，讓我完全無法理解片中最大的包袱是怎麼拋出的，而這對現場絕大部分法、西和巴斯克語通吃的本地觀眾來說問題不大。
順便吐槽一下這個電影節的影廳，910座的Victoria Eugenia劇院，本身就不是電影院，而是金碧輝煌的歌劇廳，影片放映時，根據到場人數，開放二層甚至三四層的弧形樓座，來遲了的，就得像買低價票看歌劇那樣，偏頭甚至把腦袋伸到欄杆外，努力盯著局部銀幕。
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拿出一個歌劇院來放影片，體驗並不好。
4年半前，在中美洲治安混亂的瓜地馬拉城，我跟著一位人權活動家到城裡被武裝保護起來的唯一一條步行街，觀看中國紀錄片《歸途列車》。我雖然之前看過兩次，但已不記得故事細節，而在瓜地馬拉的放映，則僅有西班牙語字幕，於是我竟然在自己的母語前前成了文盲，畢竟對白是重慶偏遠地帶與西南官話有別的方言。留意下這些年我國銀幕上的國產片，幾乎全部都配上了英文字幕，或許送海外的數位拷貝，就以放映地的習慣增減著字幕文件吧。
去年底我走進德黑蘭的伊朗電影博物館觀看紀錄片《沒有星星的夢》首映，這是一個電影人的圈內聚會，導演抓著我吹牛逼，“這個版本雖然沒字幕，但我會讓我們全球發行總監坐你旁邊，全程幫你小聲翻譯，給我個Whatsapp，之後給你個下載連結”。後來我再沒見到發行總監，也沒收到導演連結，而是一臉懵逼地在放映廳坐滿90分鐘。先是和大家一道起立，在霍梅尼頭像和軍隊錄影中聽國歌，影閉鼓掌後，又聽一位詩人朗誦到中途開溜。我的朋友波米在自己的伊朗旅行中摸進常規影院，發現這個國家雖然藝術片聲名遠播，商業片卻粗製濫造到沒錢做混音，片中女人甚至戴著頭巾洗澡。
德黑蘭電影博物館紀錄片《沒有星星的夢》首映式。
西方藝術影院情況如何呢？
在各國各城十多次的觀影經驗讓我得出結論，那些讓我們豔羨的藝術影院，其面積和放映效果，與我們過去嗑著瓜子摳著腳丫子看片的錄影廳相差無異。當然，來者都是癡迷文藝片的觀眾，除去放映Cult片的特別場可以喝酒吃零食外，其餘時候都是畢恭畢敬，直至最後一行出品資訊字幕放完才離去，每次都像是參與了一個小型邪教組織的簡陋祭拜儀式。
在義大利中部山城佩魯賈，我看了榮獲2015年聖丹斯電影節最佳攝影獎的《父親的信徒》。不到20座的狹小空間，放映時間一到，之前賣門票的姑娘就拿著一個遙控器進來，在正方形的投影上挑選著數位硬碟裡的節目，正片開始，三兩觀眾就這麼著，在灰濛濛的幕布中欣賞完“最佳攝影獎”作品，簡直把記憶拉回在電教館聚眾觀看藝術片VCD投影的純文青歲月。
佩魯賈藝術影院硬碟裡播放的電影片目。
在名古屋大學任教的朋友馬然也承認，日本的迷你影院，確實銀幕比豪華家庭影院大不多少，但它們孕育於1970年代的影迷運動，有當初都市反文化潮流的基因。極小的廳也許是一個當下會被人嘲笑的門檻，可如今很多重要的、有政治意義和美學探索價值的作品，只能在這裡流通。一些影院負責人會對送來求放的影片嚴格把關，品質不如意的，就讓導演找幾個朋友到咖啡館放完了事，即便影廳舒適度可能還不如咖啡廳，但諸如塚本晉也這樣的導演依然願意到味道難聞、座位有限的迷你影院放映自家作品，因為這有一種傳承自歷史的尊重。
名古屋大學文學系放映徐童作品《挖眼睛》。
藝術影院條件再差，也有捍衛者堅稱，一群人看電腦和一個人點播大銀幕是完全不同的觀影體驗，電影院不在螢幕大小，而在於形成了圍坐於山洞裡點上篝火講故事的人類傳統。
葡萄牙吉馬良斯電影俱樂部會員開會。
為著這個傳統，我在2013年冬天跑到巴黎一家藝術影院，觀看被自己奉為21世紀最佳電影的《絕美之城》，即便確認影廳只會給這部義大利電影配上法文字幕，卻依然只想體驗台伯河在銀幕上緩緩流淌的樣子。
可我一坐下，關於影片中費裡尼式魔術的那些幻象迅速被現實澆滅，這個20座不到的空間裡，還有一根柱子攔在我和銀幕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