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聯邦總理的聯大演講主題
2017年9月21日， 加拿大聯邦總理賈斯汀.杜魯多出現在美國紐約第72屆聯大講臺上。 如他事先“吹風”所言一樣，
在聯大講臺上， 杜魯多用以往歷任加拿大總理所從未有過的坦誠語言， 言簡意賅地勾勒了加拿大原住民在歷史上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強迫遷移、遭受加拿大各級政府的背信棄義， 以及“寄宿學校”等）， 並承認他們至今仍不得不忍受許多苦難（原住民保護區條件惡劣， 犯罪率高， 針對原住民女性的暴力問題突出等）。
當他結束演講後不久， 在一個公開場合被問及“國際大事這麼多， 為何要在聯大講臺上把最多時間留給國內原住民問題”時， 他反駁稱“原住民問題本身就是國際性問題”， 認為加拿大在政府與原住民和解問題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在談到“怎樣才能和原住民達成和解”時， 加拿大總理表示“除非我們和原住民一起工作， 尊重彼此分歧；除非我們懂得應該保護弱勢群體， 並著手優先解決最重要最急迫的問題， 否則就不可能和原住民共同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他表示儘管困難重重， 加拿大的經驗教訓表明“只要努力， 終究會有所收穫”。
2021-2022年度安理會將照例更換一半非常任理事國， 加拿大希望躋身非常任理事國行列， 杜魯多總理這番罕見坦誠的“原住民主題發言”， 帶有某種公關色彩。
事實上， 加拿大的原住民問題遠非如這位年輕帥氣總理所陳述的這般簡單輕鬆，
原住民ABC
加拿大原住民總人口約113萬人（2006年人口普查資料）， 占總人口3.8%， 一般被分為三大部分：“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因紐特人（Inuit）、梅蒂人（Métis）。
“第一民族”即印第安人， 由於這些原住民不喜歡“印第安人”這個被認為帶有歧視性的名稱， 因此二戰後逐漸在官方場合被“第一民族”（意即最早在加拿大定居的民族）代替。 “第一民族”是加拿大原住民中人口最多的， 2006年人口普查時有69.8萬人。
因紐特人即中國人所熟知的“愛斯基摩人”， 因為“愛斯基摩”的意思是“吃生肉的人”， 被因紐特人認為是歧視性語言， 因此近代以來他們一直自稱“因紐特”， 意思是“人”， 這個名稱也漸漸成為正式的族裔名稱。 因紐特人分佈廣泛，
梅蒂人較為特殊， 他們是殖民時代早期由法國移民和原住民通婚形成的、按照原住民部落形式組織、生活的混血民族， 總人口2006年人口普查時有近39萬人。
“第一民族”、因紐特人和梅蒂人在加拿大聯邦原住民及北方事務部登記立案的部落約600個， 原住民語言53種， 原住民保護區2250個， 72%左右的原住民居住在這些保留區內。
加拿大原住民是這片土地上本來的主人， 1500年時， 他們擁有超過35萬人口， 分為北極族、東林地部落、平原族、高原族、西北族、中西族等6大族群， 大族群下又分為無數個小族群， 擁有語言近百種。
直到17世紀初， 才有成批的歐洲白人遠渡重洋， 來到加拿大冰雪覆蓋的土地， 不久， 加拿大形成英法爭霸的局面，
到了19世紀下半葉， 羽翼豐滿的英國殖民者和加拿大當局開始通過一系列法律， 試圖對剩餘的原住民進行同化， 根據1876年出臺的《印第安人法》， 印第安人必須居住在貧瘠、狹小的2250個“保留地”上， 凡不居住在這些“保留地”的原住民被一律稱為“不合作者”， 被剝奪了理應享有的公民權。
即使對於居住在保留地的原住民， 加拿大當局也並未放過。在白人優越論思想的指導下，政府公然通過了“土著同化”原則，主張通過文化隔絕和毀滅，在數代人之內，將原住民“徹底融入主流社會”。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自1870年開始，在當局的鼓勵、資助甚至強制下，教會在全國各地設置了數以千計的“原住民寄宿學校”，將原住民學齡兒童強行帶離家庭，剝奪其父母和家庭對他們的監護權，而將之交給教會。孩子們被送入寄宿學校隔絕起來，被勒令不許講民族語言，不許保留本民族的宗教與習慣，而只能說英語或法語，並“培養和保持符合文明規範的言行”。
由於白人優越論思想的作祟，寄宿學校對這些原住民子弟採取了諸多粗暴手段，敢於抵制其文化洗腦的孩子會遭到各種各樣的體罰、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反對或表示不滿，當局就會以“違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將他們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學校的管理者出於所謂“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原則，對這些原住民孩子進行了一系列荒唐的醫學試驗，如電擊、饑餓試驗，甚至強迫絕育和“優生試驗”。
據不完全統計，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學校誕生，到1996年最後一所關閉，共有超過15萬原住民兒童被強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據信超過5萬，另有5.5萬混血兒被強制送給白人家庭寄養。對於孩子們的家庭而言，他們的子女無論是生是死，都不再能回到家裡，甚至連音訊都杳然。
由於這種“斷子絕孫”的文化滅絕政策，加上對原住民經濟的扼殺、土地的掠奪，原住民不但人口減少，而且經濟命脈斷絕，前途渺茫，許多人因此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習慣，更加劇了自身和民族命運的悲慘。
對此加拿大當局熟視無睹，1907年官方派遣的醫生比利.布萊斯如實反應了原住民寄宿學生死亡率高（50%）的現象，結果被免職。直到1984年當局才承認這種做法“不人道”，1996年最後一所寄宿學校才關閉，1998年政府才首次表示“應該道歉”，而正式表示歉意，竟已是2008年6月11日！
然而道歉並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2007年，英國拯救兒童組織對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地進行了長時間探訪，結果發現情況“令人沮喪”，由於缺乏經濟來源和生活希望，保留地不但設施殘破，住房簡陋，而且充斥著吸毒、酗酒和暴力，自殺率高達0.13%（比全國平均水準0.017%高出近10倍），由於無力撫養，多達2.7萬兒童被寄養他處。
2016年年1月22日，薩斯喀徹爾省北方小鎮拉羅什發生全國27年來最嚴重校園槍擊案，8分鐘內8死9傷，兇手年僅17歲，拉羅什正是一個原住民社區，由於傳統的伐木業衰退，這裡一個半封閉的、近乎與世隔絕的社區，缺少投資者和就業機會，人們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心情也十分沉重壓抑許多年輕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去外地尋找機會，並且很少回來，而另一些不敢、不願或找不到機會的年輕人則沉湎于酒精和毒品，希望通過自我麻醉來緩解痛苦。由於偏僻閉塞的緣故，這裡缺少教師和醫生，更缺少心理輔導者，2007-2008年度拉羅什所屬衛生區的報告稱，在拉羅什所在的薩斯喀徹爾省西北部高緯度原住民聚居區，自殺率三倍於該省平均水準，許多未成年人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家庭悲劇而不得不成為被收養者，一些孩子甚至在短短幾年內多次變更收養家庭，由於缺乏幫助和心理輔導，自殺和兇殺暴力成了家常便飯。許多知情人表示，“拉羅什現象”在加拿大全國各地的原住民社區十分普遍。
今年5月底，原住民籍的聯邦政府海洋漁業和海岸警衛隊部長圖圖亨特.圖圖突然辭職養病，後來人們得知，他是因為嚴重酒癮不得不去封閉治療，他本人談及酒癮時無奈地說“在我們那個原住民社區成年男子許多都因生活和環境從小沾染了酒癮”。
不僅如此，歷史上原住民被剝奪了大部分土地，圈入極小的“保留地”，即使這樣，這些保留地還不斷受到政府侵奪，讓原住民雪上加霜。對此，政府嘴上高喊“尊重‘第一民族’”，實則漠不關心，據報導，每年原住民向加拿大聯邦政府提交的涉及土地糾紛的訴訟案就高達900件以上，而真正被解決的每年不超過20件，即使解決，方案也十分不公平，如加拿大西部道格拉斯保留地，原住民勝訴，但政府拒不歸還被侵奪的佛雷澤河谷，而是試圖將一塊荒涼的沼澤地塞給原住民，遭到拒絕後又換成一塊遍佈爆炸危險品的廢棄靶場。
加拿大聯邦政府固然作出了遲到的道歉，但僅限於口頭，在阿爾伯特省，石油公司採礦污染了原住民阿薩巴斯卡湖水；在安大略省，礦業公司開採鉑礦侵佔保留地，政府都視若無睹。不僅如此，哈珀非但未增加對原住民撥款，反倒廢除前任自由党政府和原住民簽訂的基諾納協定，取消每年對原住民社區的50億加元撥款。更有甚者，2008年9月13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原住民權利宣言》，其中規定尊重原住民的個人和集體權力，尊重、維護和加強其民族文化認同，強調在保護其自身需要和尊嚴前提下追求發展，這一重要的宣言獲得絕大多數國家的贊同和回應，144個表決國，反對票只有4張，而其中一張反對票，竟赫然是標榜“多元文化”、3個月前剛剛向“第一民族”道歉的加拿大投的——正因為加拿大在聯大舞臺上有過如此不光彩的表現，此次杜魯多總理的發言才會引起轟動。
儘管在各方努力下，“尊重第一民族”漸漸成為加拿大的“政治正確”，但這在很多時候只是表面文章：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加拿大第一民族議會首腦、加拿大3大原住民民族的象徵性領袖方丹大酋長被邀請坐上了開幕式主席臺，坐在了加拿大總督和總理身後，但場地上表演的開幕式主題表演，卻在“野生動物”後直接引入了歐洲人的一片白帆，直接跳過了漫長的加拿大原住民歷史；2017年9月初，安大略省企業主出身的加拿大聯邦參議員林恩.貝亞克發表了一封公開信，稱“寄宿學校充滿了對原住民的善意”，詆毀原住民保留象徵原住民身份證是“罔顧自己加拿大公民的身份”，更挑釁般地要求原住民“交出身份證以換取公民權”。迫於輿論和公眾壓力，她刪除了公開信，但並未真正反省，更未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甚至一如《麥克琳》雜誌上一篇文章所言，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錯在哪裡，更可怕的是，加拿大還有無數像她這樣自居精英、身處高位者，在原住民問題上和她一樣既無知又狂妄。
“在路上”
杜魯多在聯大演講中承認“存在不足”，但表示“在路上”，即問題正在得到解決。
的確，“在路上”，但這條路既漫長又崎嶇。
2002年，加拿大前法官姆萊.辛克雷爾推動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以“推動加拿大和解進程”為己任，運作六年，成功推動加拿大聯邦政府就“寄宿學校”向原住民道歉，2015年，該委員會提出了包括改善原住民兒童福利、增加原住民教育資金、保護原住民語言文化等45項“行動呼籲”，和就昔日歧視行為道歉、舉辦和原住民領袖間定期會晤等49項“行為建議”，並著重呼籲政府啟動對失蹤和被謀殺原住民婦女、女童的調查。
2016年4月14日，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終於作出裁決，裁定梅蒂人和無身份印第安人（non-status Indians，指因種種原因無法確認族屬的印第安人，他們人數多達40萬以上，一直不被承認是“第一民族”的一部分）是直屬聯邦政府管轄的原住民。
這兩部分原住民人數多達60萬，長期以來因為不被官方承認為“第一民族”的一部分，他們一直無權像“第一民族”各部落那樣爭取類似“第一民族”和因紐特人等其它原住民社區的各項權利，如社區自治、保留地管轄權、社會福利等方面的特殊照顧，等等。這些“特殊原住民”因此既難以融入主流社會，也得不到主流原住民社區的包容，更因缺乏其它原住民社區所享有的特殊保護、照顧政策，經常遭受省、市兩級政府的不公正待遇，社區福祉和發展也得不到保障。
1999年，梅蒂人著名領袖、社會活動家哈裡.丹尼爾斯和無身份印第安人代表利亞.加德納聯合發起了要求梅蒂人和無身份印第安人直屬聯邦政府管轄、也即承認其享有和“第一民族”、因紐特人同等待遇的司法申訴。聯邦最高法院的裁定認為，前述要求符合1967年憲法法令第91（24）款的精神，是合理合法的，從而結束了長達17年、在加拿大原住民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一樁公案。
2016年7月12日，原住民“第一民族議會”（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和加拿大皇家騎警（RCMP）簽署協議，宣示共同打擊騎警內部存在的種族主義問題。
如前所述，近年來屢屢發生原住民婦女失蹤、被殺案，而案件調查始終難有進展，不少原住民部落抱怨RCMP在調查過程中存在種族主義傾向和行為，且這種傾向和行為已嚴重影響了案件調查進程。2015年12月，RCMP專員鮑勃.保爾森首次在正式場合坦承“皇家騎警內部的確存在有種族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行為”，在出席協議簽字儀式時他表示，自己不能無視種族主義行為在RCMP內部的存在，但他可以明確表示“皇家騎警不會容忍這樣的行為”。他還承諾將RCMP中原住民警員的比例增加8%，並表示“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如此比例對一個在多元文化社會承擔重要使命的紀律部隊而言，還是遠遠不夠的”。除了和RCMP外，“第一民族議會”還簽署了與聯邦政府的、旨在“創建符合現實需要信心財政合作關係”的諒解備忘錄。
2016年8月，聯邦政府宣佈斥資5380萬加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MMIW），負責調查原住民婦女失蹤、遇害問題。
2016年12月15日，杜魯多總理宣佈成立“全國和解委員會”，並正面回應一年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提出的45項“行動呼籲”，表示政府已就45項“行動呼籲”中41項展開“程度不等”的行動，並啟動了針對失蹤、被謀殺原住民婦女、女童案的調查工作，並將推動一年舉行兩次“機制化的”原住民領袖和聯邦相關內閣部長間圓桌會議，承諾向位於曼尼托巴大學的國家真相與和解中心撥款1000萬加元，後者正構建一個旨在監督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建議落實情況的網站。
2016年底，加拿大聯邦政府宣佈與因紐特人達成“新的合作夥伴關係”，並在2017年2月舉行了隆重的簽字儀式，杜魯多總理和多位政府閣員專程趕到因紐特社區最大城市——努納烏特地區首府伊魁特，和因紐特大酋長納坦.奧貝德共同見證了夥伴關係聲明簽字儀式。
然而這一切同樣不是一帆風順的。
儘管成立了“全國和解委員會”，但批評者指出，加拿大聯邦政府僅與“第一民族大會”（AFNC）、因紐特人社區中心（Inuit Tapiriit Kanatami）和梅蒂斯人全國委員會（MNC）三個原住民組織對話，卻將代表“未被法定認可原住民”的加拿大土著婦女協會和加拿大土著人民大會排斥在外，有“政治篩選”之嫌。
在近來原住民社區怨氣最大的原住民婦女失蹤、遇害調查問題上矛盾尤為突出。
越來越多當事人對MMIW工作表示不滿，今年初，他們指出這個委員會頭緒紊亂，不少受害者、家屬和證人被傳來喚去，卻連究竟哪天錄取證詞都不得要領，而委員會通信主任邁克爾.哈欽森莫名其妙被解職，更加劇了這種混亂。對此MMIW於2月7日召開新聞發佈會，其首席專員馬里昂.布勒表示“今年春天某個時候調查會走上正軌”，並承諾將有一個“有意義的對話”，其成員蜜雪兒.奧黛特甚至用威脅的口氣稱“鑒於這一事件十分敏感，我要告誡你們必須耐心一點”，說自己和同事們“工作很繁忙也很辛苦”，表示“需要先解決諸如辦公條件和辦公室人員等技術性問題”。對此一些原住民領袖，如土著婦女協會（NWAC）主席弗蘭西恩.喬艾表示，MMIW成立以來缺乏和原住民社區的溝通，“高高在上、閉門造車”。
儘管如此，原住民領袖們仍然給了半年的“耐心”。8月8日，他們終於不再有耐心了，在他們的呼籲下，同情原住民社區的數十位加拿大各界知名領袖聯名致信總理府，嚴厲抨擊加拿大全國調查失蹤與被謀殺原住民女性小組，以及該小組首席專員布勒。他們指出，該小組在調查過程中拒絕聽取或採信受害人家屬的證詞，且對這些家屬的關切不屑一顧。信中指責該小組3個月來一直採取這種“令人費解的方法和態度”進行調查，並認為這種錯誤的調查方法不僅對澄清真相不啻緣木求魚，且正對原住民社區繼續構成傷害和製造不安全感，並持續給原住民家庭、社區和受害者家屬帶來不安。他們同樣指責聯邦原住民及北方事務部長卡羅尼恩.班內特“失職”。而班內特辦公室發表聲明，稱聯邦政府仍致力於結束“持續的國家悲劇”，並稱“對家屬進行調查瞭解是調查小組的核心工作之一”，部長表示對小組工作“基本滿意”，並相信他們“終將勝任自己的工作”。很顯然，這樣的措辭是難以平息原住民及其同情者們不滿的。
今年是加拿大建國150周年，7月1日則是加拿大的國慶日“加拿大日”，這一天發生在“加拿大政治心臟”——渥太華國會山莊的一幕，或許可以最形象地反映加拿大原住民問題的現狀。
為抗議一系列針對原住民社區的不公，包括聯邦政府並未真正重視諸如原住民女性不斷失蹤和被害、原住民土地所有權不受尊重等嚴重威脅原住民生存狀態，以及政府不顧法院裁決拒絕如數向原住民社區兒童福利計畫撥款等，多個原住民團體組織了 “去國會山莊安營紮寨”活動，準備在今年“加拿大日”前後把象徵原住民家園的獨特帳篷——“梯皮”安放在國會山莊廣場一角。這些原住民表示，所謂“150周年慶典”對原住民而言實際上毫無可供慶祝的理由，因為“這實際上是殖民者的節日、我們的難日”。
對此RCMP如臨大敵，以“有恐怖隱患”為由試圖將“梯皮”清除出去，6月28日晚示威者和RCMP發生衝突，9名原住民一度被拘捕，但警方最終未能清除“梯皮”。
這件事反倒讓原住民的火氣更大，他們召開新聞發佈會，表示“我們不是什麼恐怖組織，當年殖民我們的那些組織才是恐怖組織”。他們宣佈“緊急狀態”並誓言絕不退讓。
事件驚動了原住民事務的最高責任官員班內特部長，他拿出一貫的“和稀泥”套路，他搞了個野餐會，呼籲原住民“不妨來我這邊吃邊談”，言下之意“就別在國會山莊添亂了”，警方則換了個口氣，說“安營紮寨也不是不可以，但要先辦個許可證”。對此原住民組織嗤之以鼻：“我們才是這塊土地最初的主人，你們來做這做那時有沒有問我們申請過許可證”。
口舌官司從國會山莊外打到了山莊內，許多原住民籍的國會議員明確站到原住民示威者一邊，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也不得不明確表示“要正視原住民社區的意見”、“將心比心他們的確有權在建國150周年之際感到不快”——這件事的解決方法是典型“加拿大式”的：“梯皮”終於在國會山莊廣場上找到塊安身之地——當然，被挪到了一個“人畜無害”的角落。8月31日，筆者親訪國會山莊，發現“150周年”熱鬧散盡後，“梯皮”和喧囂都已蕩然無存。
這耐人尋味的一幕也正是加拿大原住民問題的現狀——不缺乏話題、熱鬧和轟動效應，但總是雨過地皮濕。
加拿大當局也並未放過。在白人優越論思想的指導下，政府公然通過了“土著同化”原則，主張通過文化隔絕和毀滅，在數代人之內，將原住民“徹底融入主流社會”。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自1870年開始，在當局的鼓勵、資助甚至強制下，教會在全國各地設置了數以千計的“原住民寄宿學校”，將原住民學齡兒童強行帶離家庭，剝奪其父母和家庭對他們的監護權，而將之交給教會。孩子們被送入寄宿學校隔絕起來，被勒令不許講民族語言，不許保留本民族的宗教與習慣，而只能說英語或法語，並“培養和保持符合文明規範的言行”。
由於白人優越論思想的作祟，寄宿學校對這些原住民子弟採取了諸多粗暴手段，敢於抵制其文化洗腦的孩子會遭到各種各樣的體罰、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反對或表示不滿，當局就會以“違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將他們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學校的管理者出於所謂“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原則，對這些原住民孩子進行了一系列荒唐的醫學試驗，如電擊、饑餓試驗，甚至強迫絕育和“優生試驗”。
據不完全統計，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學校誕生，到1996年最後一所關閉，共有超過15萬原住民兒童被強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據信超過5萬，另有5.5萬混血兒被強制送給白人家庭寄養。對於孩子們的家庭而言，他們的子女無論是生是死，都不再能回到家裡，甚至連音訊都杳然。
由於這種“斷子絕孫”的文化滅絕政策，加上對原住民經濟的扼殺、土地的掠奪，原住民不但人口減少，而且經濟命脈斷絕，前途渺茫，許多人因此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習慣，更加劇了自身和民族命運的悲慘。
對此加拿大當局熟視無睹，1907年官方派遣的醫生比利.布萊斯如實反應了原住民寄宿學生死亡率高（50%）的現象，結果被免職。直到1984年當局才承認這種做法“不人道”，1996年最後一所寄宿學校才關閉，1998年政府才首次表示“應該道歉”，而正式表示歉意，竟已是2008年6月11日！
然而道歉並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2007年，英國拯救兒童組織對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地進行了長時間探訪，結果發現情況“令人沮喪”，由於缺乏經濟來源和生活希望，保留地不但設施殘破，住房簡陋，而且充斥著吸毒、酗酒和暴力，自殺率高達0.13%（比全國平均水準0.017%高出近10倍），由於無力撫養，多達2.7萬兒童被寄養他處。
2016年年1月22日，薩斯喀徹爾省北方小鎮拉羅什發生全國27年來最嚴重校園槍擊案，8分鐘內8死9傷，兇手年僅17歲，拉羅什正是一個原住民社區，由於傳統的伐木業衰退，這裡一個半封閉的、近乎與世隔絕的社區，缺少投資者和就業機會，人們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心情也十分沉重壓抑許多年輕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去外地尋找機會，並且很少回來，而另一些不敢、不願或找不到機會的年輕人則沉湎于酒精和毒品，希望通過自我麻醉來緩解痛苦。由於偏僻閉塞的緣故，這裡缺少教師和醫生，更缺少心理輔導者，2007-2008年度拉羅什所屬衛生區的報告稱，在拉羅什所在的薩斯喀徹爾省西北部高緯度原住民聚居區，自殺率三倍於該省平均水準，許多未成年人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家庭悲劇而不得不成為被收養者，一些孩子甚至在短短幾年內多次變更收養家庭，由於缺乏幫助和心理輔導，自殺和兇殺暴力成了家常便飯。許多知情人表示，“拉羅什現象”在加拿大全國各地的原住民社區十分普遍。
今年5月底，原住民籍的聯邦政府海洋漁業和海岸警衛隊部長圖圖亨特.圖圖突然辭職養病，後來人們得知，他是因為嚴重酒癮不得不去封閉治療，他本人談及酒癮時無奈地說“在我們那個原住民社區成年男子許多都因生活和環境從小沾染了酒癮”。
不僅如此，歷史上原住民被剝奪了大部分土地，圈入極小的“保留地”，即使這樣，這些保留地還不斷受到政府侵奪，讓原住民雪上加霜。對此，政府嘴上高喊“尊重‘第一民族’”，實則漠不關心，據報導，每年原住民向加拿大聯邦政府提交的涉及土地糾紛的訴訟案就高達900件以上，而真正被解決的每年不超過20件，即使解決，方案也十分不公平，如加拿大西部道格拉斯保留地，原住民勝訴，但政府拒不歸還被侵奪的佛雷澤河谷，而是試圖將一塊荒涼的沼澤地塞給原住民，遭到拒絕後又換成一塊遍佈爆炸危險品的廢棄靶場。
加拿大聯邦政府固然作出了遲到的道歉，但僅限於口頭，在阿爾伯特省，石油公司採礦污染了原住民阿薩巴斯卡湖水；在安大略省，礦業公司開採鉑礦侵佔保留地，政府都視若無睹。不僅如此，哈珀非但未增加對原住民撥款，反倒廢除前任自由党政府和原住民簽訂的基諾納協定，取消每年對原住民社區的50億加元撥款。更有甚者，2008年9月13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原住民權利宣言》，其中規定尊重原住民的個人和集體權力，尊重、維護和加強其民族文化認同，強調在保護其自身需要和尊嚴前提下追求發展，這一重要的宣言獲得絕大多數國家的贊同和回應，144個表決國，反對票只有4張，而其中一張反對票，竟赫然是標榜“多元文化”、3個月前剛剛向“第一民族”道歉的加拿大投的——正因為加拿大在聯大舞臺上有過如此不光彩的表現，此次杜魯多總理的發言才會引起轟動。
儘管在各方努力下，“尊重第一民族”漸漸成為加拿大的“政治正確”，但這在很多時候只是表面文章：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加拿大第一民族議會首腦、加拿大3大原住民民族的象徵性領袖方丹大酋長被邀請坐上了開幕式主席臺，坐在了加拿大總督和總理身後，但場地上表演的開幕式主題表演，卻在“野生動物”後直接引入了歐洲人的一片白帆，直接跳過了漫長的加拿大原住民歷史；2017年9月初，安大略省企業主出身的加拿大聯邦參議員林恩.貝亞克發表了一封公開信，稱“寄宿學校充滿了對原住民的善意”，詆毀原住民保留象徵原住民身份證是“罔顧自己加拿大公民的身份”，更挑釁般地要求原住民“交出身份證以換取公民權”。迫於輿論和公眾壓力，她刪除了公開信，但並未真正反省，更未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甚至一如《麥克琳》雜誌上一篇文章所言，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錯在哪裡，更可怕的是，加拿大還有無數像她這樣自居精英、身處高位者，在原住民問題上和她一樣既無知又狂妄。
“在路上”
杜魯多在聯大演講中承認“存在不足”，但表示“在路上”，即問題正在得到解決。
的確，“在路上”，但這條路既漫長又崎嶇。
2002年，加拿大前法官姆萊.辛克雷爾推動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以“推動加拿大和解進程”為己任，運作六年，成功推動加拿大聯邦政府就“寄宿學校”向原住民道歉，2015年，該委員會提出了包括改善原住民兒童福利、增加原住民教育資金、保護原住民語言文化等45項“行動呼籲”，和就昔日歧視行為道歉、舉辦和原住民領袖間定期會晤等49項“行為建議”，並著重呼籲政府啟動對失蹤和被謀殺原住民婦女、女童的調查。
2016年4月14日，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終於作出裁決，裁定梅蒂人和無身份印第安人（non-status Indians，指因種種原因無法確認族屬的印第安人，他們人數多達40萬以上，一直不被承認是“第一民族”的一部分）是直屬聯邦政府管轄的原住民。
這兩部分原住民人數多達60萬，長期以來因為不被官方承認為“第一民族”的一部分，他們一直無權像“第一民族”各部落那樣爭取類似“第一民族”和因紐特人等其它原住民社區的各項權利，如社區自治、保留地管轄權、社會福利等方面的特殊照顧，等等。這些“特殊原住民”因此既難以融入主流社會，也得不到主流原住民社區的包容，更因缺乏其它原住民社區所享有的特殊保護、照顧政策，經常遭受省、市兩級政府的不公正待遇，社區福祉和發展也得不到保障。
1999年，梅蒂人著名領袖、社會活動家哈裡.丹尼爾斯和無身份印第安人代表利亞.加德納聯合發起了要求梅蒂人和無身份印第安人直屬聯邦政府管轄、也即承認其享有和“第一民族”、因紐特人同等待遇的司法申訴。聯邦最高法院的裁定認為，前述要求符合1967年憲法法令第91（24）款的精神，是合理合法的，從而結束了長達17年、在加拿大原住民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一樁公案。
2016年7月12日，原住民“第一民族議會”（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和加拿大皇家騎警（RCMP）簽署協議，宣示共同打擊騎警內部存在的種族主義問題。
如前所述，近年來屢屢發生原住民婦女失蹤、被殺案，而案件調查始終難有進展，不少原住民部落抱怨RCMP在調查過程中存在種族主義傾向和行為，且這種傾向和行為已嚴重影響了案件調查進程。2015年12月，RCMP專員鮑勃.保爾森首次在正式場合坦承“皇家騎警內部的確存在有種族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行為”，在出席協議簽字儀式時他表示，自己不能無視種族主義行為在RCMP內部的存在，但他可以明確表示“皇家騎警不會容忍這樣的行為”。他還承諾將RCMP中原住民警員的比例增加8%，並表示“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如此比例對一個在多元文化社會承擔重要使命的紀律部隊而言，還是遠遠不夠的”。除了和RCMP外，“第一民族議會”還簽署了與聯邦政府的、旨在“創建符合現實需要信心財政合作關係”的諒解備忘錄。
2016年8月，聯邦政府宣佈斥資5380萬加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MMIW），負責調查原住民婦女失蹤、遇害問題。
2016年12月15日，杜魯多總理宣佈成立“全國和解委員會”，並正面回應一年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提出的45項“行動呼籲”，表示政府已就45項“行動呼籲”中41項展開“程度不等”的行動，並啟動了針對失蹤、被謀殺原住民婦女、女童案的調查工作，並將推動一年舉行兩次“機制化的”原住民領袖和聯邦相關內閣部長間圓桌會議，承諾向位於曼尼托巴大學的國家真相與和解中心撥款1000萬加元，後者正構建一個旨在監督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建議落實情況的網站。
2016年底，加拿大聯邦政府宣佈與因紐特人達成“新的合作夥伴關係”，並在2017年2月舉行了隆重的簽字儀式，杜魯多總理和多位政府閣員專程趕到因紐特社區最大城市——努納烏特地區首府伊魁特，和因紐特大酋長納坦.奧貝德共同見證了夥伴關係聲明簽字儀式。
然而這一切同樣不是一帆風順的。
儘管成立了“全國和解委員會”，但批評者指出，加拿大聯邦政府僅與“第一民族大會”（AFNC）、因紐特人社區中心（Inuit Tapiriit Kanatami）和梅蒂斯人全國委員會（MNC）三個原住民組織對話，卻將代表“未被法定認可原住民”的加拿大土著婦女協會和加拿大土著人民大會排斥在外，有“政治篩選”之嫌。
在近來原住民社區怨氣最大的原住民婦女失蹤、遇害調查問題上矛盾尤為突出。
越來越多當事人對MMIW工作表示不滿，今年初，他們指出這個委員會頭緒紊亂，不少受害者、家屬和證人被傳來喚去，卻連究竟哪天錄取證詞都不得要領，而委員會通信主任邁克爾.哈欽森莫名其妙被解職，更加劇了這種混亂。對此MMIW於2月7日召開新聞發佈會，其首席專員馬里昂.布勒表示“今年春天某個時候調查會走上正軌”，並承諾將有一個“有意義的對話”，其成員蜜雪兒.奧黛特甚至用威脅的口氣稱“鑒於這一事件十分敏感，我要告誡你們必須耐心一點”，說自己和同事們“工作很繁忙也很辛苦”，表示“需要先解決諸如辦公條件和辦公室人員等技術性問題”。對此一些原住民領袖，如土著婦女協會（NWAC）主席弗蘭西恩.喬艾表示，MMIW成立以來缺乏和原住民社區的溝通，“高高在上、閉門造車”。
儘管如此，原住民領袖們仍然給了半年的“耐心”。8月8日，他們終於不再有耐心了，在他們的呼籲下，同情原住民社區的數十位加拿大各界知名領袖聯名致信總理府，嚴厲抨擊加拿大全國調查失蹤與被謀殺原住民女性小組，以及該小組首席專員布勒。他們指出，該小組在調查過程中拒絕聽取或採信受害人家屬的證詞，且對這些家屬的關切不屑一顧。信中指責該小組3個月來一直採取這種“令人費解的方法和態度”進行調查，並認為這種錯誤的調查方法不僅對澄清真相不啻緣木求魚，且正對原住民社區繼續構成傷害和製造不安全感，並持續給原住民家庭、社區和受害者家屬帶來不安。他們同樣指責聯邦原住民及北方事務部長卡羅尼恩.班內特“失職”。而班內特辦公室發表聲明，稱聯邦政府仍致力於結束“持續的國家悲劇”，並稱“對家屬進行調查瞭解是調查小組的核心工作之一”，部長表示對小組工作“基本滿意”，並相信他們“終將勝任自己的工作”。很顯然，這樣的措辭是難以平息原住民及其同情者們不滿的。
今年是加拿大建國150周年，7月1日則是加拿大的國慶日“加拿大日”，這一天發生在“加拿大政治心臟”——渥太華國會山莊的一幕，或許可以最形象地反映加拿大原住民問題的現狀。
為抗議一系列針對原住民社區的不公，包括聯邦政府並未真正重視諸如原住民女性不斷失蹤和被害、原住民土地所有權不受尊重等嚴重威脅原住民生存狀態，以及政府不顧法院裁決拒絕如數向原住民社區兒童福利計畫撥款等，多個原住民團體組織了 “去國會山莊安營紮寨”活動，準備在今年“加拿大日”前後把象徵原住民家園的獨特帳篷——“梯皮”安放在國會山莊廣場一角。這些原住民表示，所謂“150周年慶典”對原住民而言實際上毫無可供慶祝的理由，因為“這實際上是殖民者的節日、我們的難日”。
對此RCMP如臨大敵，以“有恐怖隱患”為由試圖將“梯皮”清除出去，6月28日晚示威者和RCMP發生衝突，9名原住民一度被拘捕，但警方最終未能清除“梯皮”。
這件事反倒讓原住民的火氣更大，他們召開新聞發佈會，表示“我們不是什麼恐怖組織，當年殖民我們的那些組織才是恐怖組織”。他們宣佈“緊急狀態”並誓言絕不退讓。
事件驚動了原住民事務的最高責任官員班內特部長，他拿出一貫的“和稀泥”套路，他搞了個野餐會，呼籲原住民“不妨來我這邊吃邊談”，言下之意“就別在國會山莊添亂了”，警方則換了個口氣，說“安營紮寨也不是不可以，但要先辦個許可證”。對此原住民組織嗤之以鼻：“我們才是這塊土地最初的主人，你們來做這做那時有沒有問我們申請過許可證”。
口舌官司從國會山莊外打到了山莊內，許多原住民籍的國會議員明確站到原住民示威者一邊，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也不得不明確表示“要正視原住民社區的意見”、“將心比心他們的確有權在建國150周年之際感到不快”——這件事的解決方法是典型“加拿大式”的：“梯皮”終於在國會山莊廣場上找到塊安身之地——當然，被挪到了一個“人畜無害”的角落。8月31日，筆者親訪國會山莊，發現“150周年”熱鬧散盡後，“梯皮”和喧囂都已蕩然無存。
這耐人尋味的一幕也正是加拿大原住民問題的現狀——不缺乏話題、熱鬧和轟動效應，但總是雨過地皮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