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不喜歡做惡夢， 睡得好好的， 一個惡夢把你嚇醒了， 終究不是愉快的事。 下面這篇文章是小編翻譯的， 作者是美國一位醫學家。 我們來看看她是怎麼看待惡夢的：
對於惡夢發生的原因， 醫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 我的實驗室主任、托爾·尼爾森教授說：“臨床研究顯示， 很多惡夢和一段受打擊或受忽視的歷史有關， 於是由此形成了一個理論：惡夢是人對於生活中不斷遇到的負面事件所形成的一種反應。 ”尼爾森認為， 夢的作用之一是幫助人應對情緒體驗， 而惡夢是對這一作用的干擾。 正常的夢境還沒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
另一種觀點認為， 惡夢對於人的生活起著積極的作用， 惡夢促使我們的大腦在睡夢中重新排演不幸的經歷， 以此讓人能在下一次更好地應對它們做好準備， 我們稱之為“危機模擬理論”。 芬蘭圖爾庫大學研究夢境的科學家卡特婭·瓦利說， 惡夢是危機類比的“終極表達方式”， 惡夢強迫我們學會躲避災難或者進行自我保護。
這些惡夢通常發生在後半夜， 不過我們的研究組感興趣的是， 經常做惡夢的人是否在白天也會有強烈的負面夢境和想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麼不分晝夜的負面夢境是否會影響人的其它一些清醒狀態下的能力？研究這一點能幫我們搞清對於惡夢產生原因的哪種理論更具說服力，
為了在實驗室裡能夠捕捉到一些“白日惡夢”的蹤影， 我們在克裡斯、傑絲和另外12名志願者小睡之前， 把一組電極接在了他們身上。 接在頭部的電極探測大腦活動， 讓我們能夠判斷受試者進入了哪個睡眠階段， 特別是快速眼動階段， 人在這一階段的夢最為活躍。 其它幾個電極監測心率和肌肉的緊張度， 其中有兩個置於眼眉正上方——要是你注意到有人在睡覺時皺眉或者臉部肌肉收縮， 他們可能正在受到惡夢的侵擾。
電極全部安置妥當後， 志願者就將在他們自己的“黑色電影”中扮演主角， 這是一部長90分鐘的關於他們夢中自我的紀錄片， 通過一台紅外線攝影機拍攝， 傳送到控制室的一台電視螢幕上。 志願者閉上了眼睛， 睡眠專家們觀察志願者進入了睡眠狀態， 等待著清楚的眼皮顫動， 這標誌著志願進入了快速眼動階段， 他們的眼睛正在掃視夢境世界。 10分鐘的快速眼動過去了， 一個提示音“嘟——”喚醒了這些夢中人，
克裡斯和傑絲都沒做惡夢。 具體來說， 所有的這一組志願者這次都沒做惡夢。 這從實驗初衷來說有些令人失望， 但也沒有出乎我們的意料：惡夢有一個廣為科學家所知的“可惡”之處， 就是在實驗室裡極少露出蹤影。 儘管如此， 這14位志願者確實都能回憶起做了個夢。
曾經有研究顯示， 做惡夢多的人通常做“好夢”的次數也會多。 我們這些們志願者平均每個星期做兩次惡夢， 但是他們平均每個星期能回憶起做過6.75個其它形式的夢。 在參加我們這次研究的志願者中， 克裡斯能回憶起他在一個星期之內做過的8個夢， 其中只有兩個是惡夢。 相比之下， 一位和他年紀差不多的32歲年輕人， 平均每個星期能回憶起二至三個夢，平均一個月做的惡夢不到一個。
好夢對人的好處不只是醒來時那種身心愉悅的快感。克裡斯回憶，在他的一個正面夢境裡，他參加了一次群眾抗議，他保護了一同參加抗議的群眾免受員警的鎮壓。克裡斯在現實生活中從沒參加過這種團體抗議，但是他說，這個夢給了他一種“煥然一新而又積極向上的感覺”。我和同事們得出結論：正面夢境所產生的正能量可以“跨越時空”，推動人的白天生活良性發展，它的作用機理與惡夢會讓人醒來後產生壓抑情緒類似，但效果相反。
舉例來說，有一項研究顯示，“社交夢”能夠增強人在現實生活中的親近感。事實上，科學家們最近已經將其列為正面夢境的一種延伸作用，與惡夢中危機模擬的延伸作用可以相提並論。對於夢境中社交模擬的新理論認為，夢境中的積極交流能夠給你的社交行為帶來動力，使你的人際關係更為牢固。芬蘭科學家瓦利說：“我們要想在某件事情上有進步，只有通過練習，所以如果夢境的功能是輔助人學習社交技巧，夢境模擬的作用就應體現在社交生活中的積極層面：社會連接、感情加深、親和力，等等這些。”
我們估計，夜裡惡夢多的人，白天腦筋清醒的時候也會被這樣那樣的負面思想控制著，而實際上，大量的愉快夢境可能會讓他們與他人的人際關係更和諧。
研究也顯示出，夜裡常做惡夢的人可能更有同情心。近段時期至少有一項研究發現，常做惡夢的人更可能在下意識中體會到他人的行為或情緒表達。這種映射能力讓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想法、能夠對他人的心理情緒感同身受，而這是發展人際關係的核心因素。
這種情感上的共鳴是經常性惡夢的因，還是果，現在還沒有明確的結論。或者它們也可能是互為因果。美國塔夫斯大學醫學院心理學家、睡眠研究員歐尼斯特·哈特曼上世紀80年代發現，因為惡夢多而尋求醫生治療的人不一定比別人有更多的恐懼感和焦慮感，但是對於各種情緒體驗普遍都比較敏感。他得出結論說，敏感是隱藏強烈夢境背後的推手。白天裡對於危險或恐懼的高度敏感會以不好的夢和惡夢的形式表現出來，而高度的熱情或愉悅感也許會帶給人更多積極的夢境。這兩種形式相反的夢可能都會回報給人的白天生活，比如人在惡夢之後增加心理緊張，或者在積極夢境之後增強社會連接和同情心。
夢境對人還有更深遠的影響。哈特曼認識到，這種敏感性會浸透進人的洞察力和思維之中：惡夢多的人會把體驗到的“如夢般”的思維能力運用到現實生活中，這種思維能力似乎能讓他們達到創造力的邊鋒狀態。比如有研究顯示，這樣的人一般都具有更高的創造天賦和藝術表達力。傑絲和克裡斯在這項名為“思維邊界程度”的測試中都獲得了高分，而他們兩個人都是藝術家：傑絲是畫家和攝像師，克裡斯是音樂家。
為了更深層研究人的這種創造性，我們讓志願者做了一項和文字有關的測試。我們為他們提供一個詞語，然後讓他們聯想出和這個詞含義相通的另外三個詞語，以他們聯想出的詞語的常見度給他們評分。比如，對於“驚慌”一詞來說，比較常用的近義詞是慌張、驚恐和害怕。然而，和對照組相比較，經常做惡夢的人總是能想出較少使用詞語作為答案，這表明他們能跳出常規模式思考問題，在各種概念間建立更廣泛連接，科學家視這種能力為創造性思維中的關鍵要素。
於是，研究證據指向了一個觀點：經常“不幸”做惡夢的人也會有一個充滿奇思妙想的生活，至少能讓一個人遇到本會緊張和恐懼的逆境時，能夠以創造性、積極和靈活的方式面對危機。更有趣的是，這種豐富的想像力不可能會僅限於睡夢多中，而是會惠及醒後的思考和實現目標。
這並不是說我們都應該盼望著惡夢來得更猛烈一些。過多的惡夢會讓人難以承受，特別是當一個人處在心理緊張時期，而惡夢的發生頻率越來越高並且無法控制的時候更是這樣。惡夢還可能引起過去經歷的心理疾病或心理創傷再次發作，在這樣的事例中，惡夢給人帶來的消極作用也許會大大超過它的益處。傑絲非常同意這個看法，她說：“如果吃藥能讓我擺脫惡夢的折磨，我會吃藥的。”
但是，我們也許不必因為惡夢而吃藥。這些新的研究成果的最重要一點，也許就是挑戰了我們應以何種方式應對惡夢。我們不必將目光關注在如何讓負面夢境永遠消失，或者如何將導致負面夢境產生的心靈創傷忘記得乾乾淨淨，我們也許可以幫助人們控制好他們的正常夢境和惡夢，而不會失去夢對我們益處。
另一種理論認為，人們在睡夢中就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有一些人睡夢中感覺“醒來”，發覺自己是在做夢，這種狀態下可以自由控制自己在夢中的行動，科學家稱這種夢為“清醒夢”。 對於多數人來說，做清醒夢的時候少之又少，不必嘗試，但是對於常做惡夢的人來說，如果能控制夢中行為就有實際意義了。傑絲幾乎每天都會做清醒夢，她說，她利用這個夢中空間研究了她的藝術項目，特別是在她白天遇到要很費腦筋才能完成的事情的時候。“在這樣的夢裡，我會把物體搬來動去，給繪畫或攝影做準備。我醒來後會借用夢中找到的靈感，這樣做還經常會獲得成功。”她說。
美夢成真
對於清醒夢的研究是件困難重重的事情，但清醒夢本身是一個可以學會技巧，而常做惡夢者也許天生就擁有適應它的能力。練習瞭解清醒夢和練習圖像預演療法類似，但是排演一個故事的美好結局的過程應在清醒夢的狀態中進行。一項最近的研究發現，這樣的練習可以減少惡夢的發生頻率。而且，這樣做還會讓人能夠回憶更多的積極夢境，讓做夢者獲得一個更積極的心態，減少對惡夢的恐懼感。
就連電子遊戲都可以成為一種在清醒狀態下進行的危機類比，發揮一定作用，從而保護做夢者免受不良情緒的打擊。比如，有研究顯示，經常玩電子遊戲的士兵參加戰鬥和軍事衝突之後說，相比較平時不玩電子遊戲的士兵來說，他們較少出現暴力夢境，也較少有孤獨無助感。加拿大麥克埃文大學研究員傑恩·賈克恩貝克說：“從玩電子遊戲的人對問卷調查的回答中看，他們比其他所有的對照組都有更多控制清醒夢的次數。如果你在白天玩過以戰鬥為主的電子遊戲，並且享受著緊張的‘戰鬥’帶來的快感，那麼你在進行真實的戰鬥或在夢境中參加戰鬥時，危險的情境可能會帶給你一種樂趣。”
然而這些方法也許不會在每個人身上都適用，因為人做惡夢有的是因為創傷後壓力綜合症，夢境聚焦於某些特定場景，但多數人的惡夢是基於主觀想像，這兩種惡夢是不同的。但即使只是理解了兩種夢的不同，也會幫助那些一方面希望保留惡夢給他們帶來的創造性和社交能力，同時又希望從不良情緒中解脫出來的惡夢承受者，克裡斯正在進行這種嘗試。他說：“我現在正朝著對惡夢坦然接受的境界前進，現在我明白，惡夢並不可怕，惡夢只不過是逗我們一笑的事情。”
平均每個星期能回憶起二至三個夢，平均一個月做的惡夢不到一個。
好夢對人的好處不只是醒來時那種身心愉悅的快感。克裡斯回憶，在他的一個正面夢境裡，他參加了一次群眾抗議，他保護了一同參加抗議的群眾免受員警的鎮壓。克裡斯在現實生活中從沒參加過這種團體抗議，但是他說，這個夢給了他一種“煥然一新而又積極向上的感覺”。我和同事們得出結論：正面夢境所產生的正能量可以“跨越時空”，推動人的白天生活良性發展，它的作用機理與惡夢會讓人醒來後產生壓抑情緒類似，但效果相反。
舉例來說，有一項研究顯示，“社交夢”能夠增強人在現實生活中的親近感。事實上，科學家們最近已經將其列為正面夢境的一種延伸作用，與惡夢中危機模擬的延伸作用可以相提並論。對於夢境中社交模擬的新理論認為，夢境中的積極交流能夠給你的社交行為帶來動力，使你的人際關係更為牢固。芬蘭科學家瓦利說：“我們要想在某件事情上有進步，只有通過練習，所以如果夢境的功能是輔助人學習社交技巧，夢境模擬的作用就應體現在社交生活中的積極層面：社會連接、感情加深、親和力，等等這些。”
我們估計，夜裡惡夢多的人，白天腦筋清醒的時候也會被這樣那樣的負面思想控制著，而實際上，大量的愉快夢境可能會讓他們與他人的人際關係更和諧。
研究也顯示出，夜裡常做惡夢的人可能更有同情心。近段時期至少有一項研究發現，常做惡夢的人更可能在下意識中體會到他人的行為或情緒表達。這種映射能力讓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想法、能夠對他人的心理情緒感同身受，而這是發展人際關係的核心因素。
這種情感上的共鳴是經常性惡夢的因，還是果，現在還沒有明確的結論。或者它們也可能是互為因果。美國塔夫斯大學醫學院心理學家、睡眠研究員歐尼斯特·哈特曼上世紀80年代發現，因為惡夢多而尋求醫生治療的人不一定比別人有更多的恐懼感和焦慮感，但是對於各種情緒體驗普遍都比較敏感。他得出結論說，敏感是隱藏強烈夢境背後的推手。白天裡對於危險或恐懼的高度敏感會以不好的夢和惡夢的形式表現出來，而高度的熱情或愉悅感也許會帶給人更多積極的夢境。這兩種形式相反的夢可能都會回報給人的白天生活，比如人在惡夢之後增加心理緊張，或者在積極夢境之後增強社會連接和同情心。
夢境對人還有更深遠的影響。哈特曼認識到，這種敏感性會浸透進人的洞察力和思維之中：惡夢多的人會把體驗到的“如夢般”的思維能力運用到現實生活中，這種思維能力似乎能讓他們達到創造力的邊鋒狀態。比如有研究顯示，這樣的人一般都具有更高的創造天賦和藝術表達力。傑絲和克裡斯在這項名為“思維邊界程度”的測試中都獲得了高分，而他們兩個人都是藝術家：傑絲是畫家和攝像師，克裡斯是音樂家。
為了更深層研究人的這種創造性，我們讓志願者做了一項和文字有關的測試。我們為他們提供一個詞語，然後讓他們聯想出和這個詞含義相通的另外三個詞語，以他們聯想出的詞語的常見度給他們評分。比如，對於“驚慌”一詞來說，比較常用的近義詞是慌張、驚恐和害怕。然而，和對照組相比較，經常做惡夢的人總是能想出較少使用詞語作為答案，這表明他們能跳出常規模式思考問題，在各種概念間建立更廣泛連接，科學家視這種能力為創造性思維中的關鍵要素。
於是，研究證據指向了一個觀點：經常“不幸”做惡夢的人也會有一個充滿奇思妙想的生活，至少能讓一個人遇到本會緊張和恐懼的逆境時，能夠以創造性、積極和靈活的方式面對危機。更有趣的是，這種豐富的想像力不可能會僅限於睡夢多中，而是會惠及醒後的思考和實現目標。
這並不是說我們都應該盼望著惡夢來得更猛烈一些。過多的惡夢會讓人難以承受，特別是當一個人處在心理緊張時期，而惡夢的發生頻率越來越高並且無法控制的時候更是這樣。惡夢還可能引起過去經歷的心理疾病或心理創傷再次發作，在這樣的事例中，惡夢給人帶來的消極作用也許會大大超過它的益處。傑絲非常同意這個看法，她說：“如果吃藥能讓我擺脫惡夢的折磨，我會吃藥的。”
但是，我們也許不必因為惡夢而吃藥。這些新的研究成果的最重要一點，也許就是挑戰了我們應以何種方式應對惡夢。我們不必將目光關注在如何讓負面夢境永遠消失，或者如何將導致負面夢境產生的心靈創傷忘記得乾乾淨淨，我們也許可以幫助人們控制好他們的正常夢境和惡夢，而不會失去夢對我們益處。
另一種理論認為，人們在睡夢中就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有一些人睡夢中感覺“醒來”，發覺自己是在做夢，這種狀態下可以自由控制自己在夢中的行動，科學家稱這種夢為“清醒夢”。 對於多數人來說，做清醒夢的時候少之又少，不必嘗試，但是對於常做惡夢的人來說，如果能控制夢中行為就有實際意義了。傑絲幾乎每天都會做清醒夢，她說，她利用這個夢中空間研究了她的藝術項目，特別是在她白天遇到要很費腦筋才能完成的事情的時候。“在這樣的夢裡，我會把物體搬來動去，給繪畫或攝影做準備。我醒來後會借用夢中找到的靈感，這樣做還經常會獲得成功。”她說。
美夢成真
對於清醒夢的研究是件困難重重的事情，但清醒夢本身是一個可以學會技巧，而常做惡夢者也許天生就擁有適應它的能力。練習瞭解清醒夢和練習圖像預演療法類似，但是排演一個故事的美好結局的過程應在清醒夢的狀態中進行。一項最近的研究發現，這樣的練習可以減少惡夢的發生頻率。而且，這樣做還會讓人能夠回憶更多的積極夢境，讓做夢者獲得一個更積極的心態，減少對惡夢的恐懼感。
就連電子遊戲都可以成為一種在清醒狀態下進行的危機類比，發揮一定作用，從而保護做夢者免受不良情緒的打擊。比如，有研究顯示，經常玩電子遊戲的士兵參加戰鬥和軍事衝突之後說，相比較平時不玩電子遊戲的士兵來說，他們較少出現暴力夢境，也較少有孤獨無助感。加拿大麥克埃文大學研究員傑恩·賈克恩貝克說：“從玩電子遊戲的人對問卷調查的回答中看，他們比其他所有的對照組都有更多控制清醒夢的次數。如果你在白天玩過以戰鬥為主的電子遊戲，並且享受著緊張的‘戰鬥’帶來的快感，那麼你在進行真實的戰鬥或在夢境中參加戰鬥時，危險的情境可能會帶給你一種樂趣。”
然而這些方法也許不會在每個人身上都適用，因為人做惡夢有的是因為創傷後壓力綜合症，夢境聚焦於某些特定場景，但多數人的惡夢是基於主觀想像，這兩種惡夢是不同的。但即使只是理解了兩種夢的不同，也會幫助那些一方面希望保留惡夢給他們帶來的創造性和社交能力，同時又希望從不良情緒中解脫出來的惡夢承受者，克裡斯正在進行這種嘗試。他說：“我現在正朝著對惡夢坦然接受的境界前進，現在我明白，惡夢並不可怕，惡夢只不過是逗我們一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