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放開講， 也要有分寸
各級黨委政府每年都有幹部培訓的計畫和任務， 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媒體人、企業家走上講臺， 給官員們講課。
官員們請誰講、想聽什麼， 以及這些“官員的老師”講什麼、怎麼講， 成為瞭解當下中國的一個新切口。
給官員講課的尺度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秦前紅， 經常被請去給各類官員講課。
有一次他給一省委機關講課， 一名工作人員瞭解秦的風格後， 擔心尺度太大， 會讓領導覺得他辦事上有問題， 請秦注意一下。 講課時， 秦前紅一開始便把話挑明：“浪費大家時間講一些無用的套話， 是對大家智商的侮辱， 況且我也是一名體制內的知識份子， 一個中共黨員。 ”
秦前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給官員上課時被提前打招呼的情況並不多見， “因為他認為你是一個專家， 這裡面有個心照不宣的默契， 你也不會亂講。 ”但是， 有很多地方會希望先看到他講課的課件或提綱。
這麼做也是事出有因。 之前， 有官員因“老師”發表錯誤言論受到處分， 也有官員因請了“不合適”的老師講課， 個人受到嚴重影響。
這些案例， 讓幹部培訓的組織者們更加謹慎。 一位曾在培訓機構任職的知情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作為培訓機構來說， 選人不會選太極端的。 ”
一位地級市委組織部官員透露， 他們在選擇老師講課時會仔細瞭解老師的研究內容、以往講課情況， 並且會在講課之前瞭解講授內容， 提前看講課提綱。
上述官員透露， 在尺度方面， 當地的做法是要跟老師提前打招呼——對領導人要尊重、儘量不涉及政治、授課主題要正能量。 除此之外， 提前對老師本人進行瞭解也是必要的，
秦前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放開講， 也是有分寸的， “可以批評外地的做法， 不要輕易非議本地的人或事；可以講已經下臺且有政治、法律問題的領導的反面例子， 不要對在任的領導幹部輕易說三道四；可以評價已經終審的個案， 不要對還未審結的案子橫加指責。 ”
秦前紅的經驗是， “官員們願意聽的是真話， 是有真知灼見的東西， 套話空話， 不太受他們的歡迎。 ”
專家學者講得最多
什麼樣的人， 會被請去給官員們講課呢？
一位元曾組織政府培訓的相關從業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面向官員的幾乎所有培訓對老師名氣、頭銜的要求都會很高。 ”專家學者、企業家、媒體人、先進模範人物都會成為給官員講課的主體。 講課的內容包括意識形態教育、學界研究新成果、各領域專業知識， 也包括國學、心理學和儀容儀態等。
南方週末記者觀察發現， 專家學者去給官員們講課的最多。 曾擔任過八年多縣委書記的退休廳官李克軍認為，
經常給官員講課的資深新媒體人陳永博， 是一名基層官員。 他認為， 官員們不缺少知識， 也不缺少實踐經驗， 他們需要的是智慧， 處理問題、應對危機的智慧， 他們需要獨家秘笈。
一名曾組織培訓的知情人在回饋中發現， 一些官員們最大的困惑是， “如何既有所作為， 又能規避職業風險”。
一名曾多次給官員講課的學者介紹， 黨政系統的官員平常也會有機會聽取諸如地方黨校學者的講課， 他們對諸如北大這樣的大學裡的學者會有更高的期望， 除了理論方面要更為深入之外，也會希望在展現更寬廣知識視野的同時，突破某些教條枷鎖，對他們的一些困惑給予更直率和有說服力的解答。
教學方法：開放式和灌輸式並用
身居不同的崗位，聽課的效果會有不同。站在不同的立場，對老師講課內容的評價也會有不同。
“討論非常熱烈。由於學員來自不同的部委，職責不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很不相同，幾乎成了辯論，已經中午12點了，學員還在爭論。”這堂課的主講老師程萍教授說。
一部分參與培訓的官員認為：政府服務已經做得很好了，也有能力把服務做好，為什麼還要去培育社會組織呢，何況有的社會組織背景複雜。另一部分官員則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有些事情就應該交給社會組織去做，轉移政府職能，持這個觀點的主要是民政、環保、食藥監部門的官員。
這是一場發生在學生主體是廳級官員的課堂上的討論。身居不同層級、部門的官員，對政策產生了不同的判斷，而作為國家行政學院的老師，作用之一就是引導學員們理解政策，和中央保持一致。
程萍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國家行政學院的學員以省部、地廳兩級政府官員為主，這些官員文化程度比較高，實踐經驗豐富，思維能力強，所以針對他們的教學方法不能是灌輸式的，而是開放式的、互動式的，案例式教學和結構化研討比較多。而到校外給基層官員講課，以教授式為主。”
（摘自《領導文萃》2017年7月上）
除了理論方面要更為深入之外，也會希望在展現更寬廣知識視野的同時，突破某些教條枷鎖，對他們的一些困惑給予更直率和有說服力的解答。教學方法：開放式和灌輸式並用
身居不同的崗位，聽課的效果會有不同。站在不同的立場，對老師講課內容的評價也會有不同。
“討論非常熱烈。由於學員來自不同的部委，職責不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很不相同，幾乎成了辯論，已經中午12點了，學員還在爭論。”這堂課的主講老師程萍教授說。
一部分參與培訓的官員認為：政府服務已經做得很好了，也有能力把服務做好，為什麼還要去培育社會組織呢，何況有的社會組織背景複雜。另一部分官員則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有些事情就應該交給社會組織去做，轉移政府職能，持這個觀點的主要是民政、環保、食藥監部門的官員。
這是一場發生在學生主體是廳級官員的課堂上的討論。身居不同層級、部門的官員，對政策產生了不同的判斷，而作為國家行政學院的老師，作用之一就是引導學員們理解政策，和中央保持一致。
程萍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國家行政學院的學員以省部、地廳兩級政府官員為主，這些官員文化程度比較高，實踐經驗豐富，思維能力強，所以針對他們的教學方法不能是灌輸式的，而是開放式的、互動式的，案例式教學和結構化研討比較多。而到校外給基層官員講課，以教授式為主。”
（摘自《領導文萃》2017年7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