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蔣偉濤（青年學者、《重識鄉土中國》作者）
党的十九大報告中兩次提到了“鄉村振興戰略”， 並將它列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堅定實施的七大戰略之一，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三農”發展的最新戰略佈局， 這既切中了當前鄉村發展的要害， 也指明了新時代鄉村發展方向， 明確了鄉村發展新思路， 是城鄉發展的重大戰略性轉變。
通過十九大的新時代、新理念以及該部分的相關論述， 我們可以看到黨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 把一項工作提升到戰略層面， 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1、從城鄉統籌到城鄉融合
城鄉統籌發展是指改變“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二元思維方式， 將城市和農村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 統一協調， 全面考慮， 樹立工農一體化的經濟社會發展思路， 以發展的眼光， 統籌的思路， 解決城市和農村存在的問題。
建國以來， 我國長期借鑒蘇聯以及為解決國家本身面臨的困境， 優先發展大中小城市， 造成一段時間的逆城市化。 1980年10月， 國家建委在北京召開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時， 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規模，
這一策略導致的國家政策事實上以農村是落後的、發展城市、消滅農村為基本隱喻， 各種資源、人才、資金等從農村流入到城市。 同時城鄉統籌發展觀念下的農村發展也只是注重農村產業的發展， 促進農民增收， 而不是以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村莊環境改造等需求的農村發展。
城鄉融合的理念提出也不是最近的事情， 雖然爭論的含義不一樣， 但是對其基本涉及到社會經濟、生態環境、文化生活、空間景觀等多方面是共識，
這一理論的基本隱喻是城市和農村都是合理存在， 不存在誰主誰次， 誰消滅誰的問題， 兩者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形態存在和重要依託， 讓鄉愁不是存在記憶裡， 而是存在現實生活中。 農村政策落腳鄉村振興， 路徑從“城鄉統籌”轉向“城鄉融合”， 反映了中央對鄉村的再定位， 對過去重農業輕鄉村的矯正，
2、從城鄉二元對立到破除城鄉“二元結構”
新中國成立以後， 為了民族獨立和加快社會主義建設， 國家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戰略， 並採取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單位體制、農產品統購統銷、城鄉戶籍分隔管理等一系列制度， 通過工業農業產品剪刀差， 不僅從農業提取工業發展的原始積累， 而且進一步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
改革開放以後，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的逐步實施和一系列體制改革相繼推行， 農業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 農村勞動力自由遷移和就業範圍不斷拓寬， 城鄉、工農之間的產品要素交換環境得到了改善， 但城鄉“二元結構”的特徵依然明顯，
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甚囂塵上， 直接妨礙著我國城鄉資源平等交換和優化配置， 成為城鄉融合發展理念下最大的障礙， 這樣以來儘快破除傳統二元結構不良影響， 把城市和農村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發展謀劃， 建立並完善新的適應我國城鄉發展實際的一體化發展模式， 這不是權宜之計， 而是戰略之舉。
2013年7月22日， 習近平同志在湖北省鄂州市長港鎮峒山村考察農村工作並同部分村民座談時說：“農村絕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 城鎮化要發展， 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也要發展， 同步發展才能相得益彰， 要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我們既要有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 也要有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兩個方面要同步發展。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把廣大農村建設成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
習近平同志的講話指出了鄉村振興戰略的方向，鄉村振興戰略是對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的是昇華和提升，促進工業化、城鎮化進程與發展現代農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統籌城鄉發展、構建新型城鄉關係、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大戰略的兩個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的有機組成部分。鄉村振興戰略側重點在振興，振興的程度如何，需要提高到與城市並存的地步，把鄉村定位於與城市相互並存的經濟形態和存在形態，而不是單純強調城市鄉村的獨立存在。
3、從重城輕農到農城並重
從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偉大戰略構想的指導下，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在新中國成立後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僅僅建國初期十餘年就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並為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質技術基礎。但是長期的發展思路都是以發展工業國，改變農業國的隱喻，農業國就是一窮二白，農村就是愚昧、落後的代名詞。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中產階級逐步壯大，更重要的是進入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代，人們對於“進步”的定義也將發生根本的變化。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出人類對傳統意義上的進步往往意味著物質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
時至今日，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的演變以及消費結構的轉變，人們在物質層面的需求得到基本滿足後，開始更多地關注文化、精神和心理上的需求，促使人們渴望追求充實的精神生活，從而進步將越來越意味著不斷地提高生命品質，講求生活品味，而且希望以一種更為健康的方式生存下去，這就是西方國家出現的休閒時代的來臨和我國休閒時代的發軔。
改革開放以來一路高歌猛進的城市化運動，造就了一批大中城市的出現和發展，但是城市化往往伴隨著污染、擁堵、環境惡劣等現實危害，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們在週末需要休閒，需要換一種生活方式改變上班時間的枯燥和乏味，用田園生活疏解壓抑的內心成為潮流和時尚，為此需要重新定義農村對於城市的獨立價值，需要在互補的基礎上實現兩者的共贏發展。
4、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
進入21世紀以來，鄉村衰退是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而我國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遷加劇，工業化和城市化急劇擴張，資本和產品的海外擴展趨勢日益明顯，鄉村作為經濟體在國民經濟中的相對意義急劇下降。這一方面是現代化路徑中的鄉村無奈地服從工業化和城市化，鄉村的各種資源不斷流失，鄉村逐漸被工業和城市奴役為貧瘠的沙漠，另一方面各級政府在發展中沒有擺放好城市和鄉村關係也是不爭的事實，這樣以來呈現出了明顯的被次生殖民化的趨勢。
其實城市與鄉村是一個有機體，二者均應實現可持續發展，以此相互支撐。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有城市的歷史是短暫的，集中居住在城市也是近幾百年的事件，鄉村和城市處於二律背反的範疇內，也就是從鄉土中國到城市中國，最終走向城鄉中國的發展道路。
中國已經實現從“鄉土中國”到“城市中國”，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創造出一大批大中小城市，也引領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他們是經濟發展的主動力，但是隨著經濟新常態的進入，尤其是出口疲軟、消費不振的情形下，黨中央適時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改革，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改造鄉村，讓鄉村成為城市的後花園、週末休假場所、無公害的菜籃子，成為解決廣大城市人群休閒時代的供給端。
可以說，中國走向“城鄉中國”之際，就是中國經濟保持更加強筋有力的時代，鄉村在進入到了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亟需與“城鄉中國”格局相適應的土地改革，調整城鄉土地權利體系，支持城鄉互動；改革農地制度，支撐農業轉型，發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改革宅基地制度，支撐村莊再造，為鄉村經濟振興提供空間形態。
鄉村振興代替了以往的小城鎮建設、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等概念，不強調城鎮在鄉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而是強調鄉村，更側重於已經發展起來的鄉鎮所在地以外的普通鄉村，是全面的鄉村振興，而不只是部分村鎮的振興，只有這樣才能更精准的準確到每個村莊，更改和矯正以往注重鄉鎮的行政地域概念。
5、從城鎮化到村鎮化
對於中國的特殊國情而言，即使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化標準，我們至少也需要有20%左右的農村人口，由於我國人口基數問題，也將有3億左右的農村人口，同時我國地大物博，很多地方的居民呈現出人口分散居住的特徵，不利於一刀切搞集中居住和城鎮化模式。
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在一些地方政府手中變成了優先發展鄉鎮政府所在地的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不少地方政府在政績中宣稱以點帶面，實質上造成農村的規劃不完整、發展不充分、資源再一次集中到城鎮的做法，沒有對整個鄉鎮全域進行有效的規劃、統籌和謀劃，事實上證明這些做法是不符合大部分村民利益的。
現實生活中很多新農村建設中出現了“被上樓”的現象，各地為了換取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將農民的宅基地複墾來增加耕地，從而強迫農民搬出平房，搬上樓房住。各地規模浩大的拆村運動，打著各種旗號，例如城鄉統籌、新農村建設、舊村改造、小城鎮化等。也有對應政策推出，諸如“村改社”、“宅基地換房”、“土地換社保”等等，這些拆村運動使得農民不得不“被上樓”。
2013年中央一號檔的相關規定——“農村居民點遷建和村莊撤並，必須尊重農民意願，經村民會議同意。不提倡、不鼓勵在城鎮規劃區外拆並村莊、建設大規模的農民集中居住區，不得強制農民搬遷和上樓居住。”城鎮化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實現城鎮化有多種途徑，目前各地政府通行做法是拆遷居民房屋變為集中居住，發展像城市一樣的社區。這種集中居住式的城鎮化實踐證明不利於鄉村文化傳承、故鄉村落保護以及人際關係協調。村鎮化模式從地域佈局而言是就地城鎮化，其內涵簡言之就是農業生產現代化，鄉村生活城鎮化，注重原有村落的保護和重整，而不是完全一刀切式的完全拆除。
村鎮化與城鎮化互為補充，它是一條既吸收城市氣質又保留鄉土氣息的鄉村城市化道路。村鎮化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在生產上應為鄉村產業發展服務，在生活上應體現城市市民生活水準標準。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原則應該是宜城鎮則城鎮，宜鄉村則鄉村，統籌城鄉實現互助互惠互補發展。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有利於形成“村鎮化”與“城鎮化”雙輪驅動，未來或有針對鄉村振興的系列政策出臺。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點來說，國家現行的“三農”問題破解之道是基於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這樣一個理念來推動的，其標誌是農村稅費改革以及一些列的惠農政策的出臺，鄉村振興戰略更是適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高階段戰略。也就是說，當農業和農村在經濟上已不再成為國家發展主義的主體資源時，國家發展主義也會將農民的保護作為其理念之一，國家治理逐步從獲取鄉村資源回落到向鄉村返回資源、回流資源。
以此可以推論，實現鄉村振興戰略，不在於鄉村是否變成了城市，關鍵在於農村和城市居民的生產生活水準和人居環境差別是否縮小和逐步消除了。也不在於村民是否變成了市民，關鍵在城鄉戶籍所附帶的公共福利是否平等，城鄉公共服務是否均等化。大規模的人口進城和大規模的造城，不符合中國實際，而且僅此一條路也是行不通的，農村發展需要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的找到自身振興的路徑和方法。
也要有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兩個方面要同步發展。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把廣大農村建設成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習近平同志的講話指出了鄉村振興戰略的方向，鄉村振興戰略是對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的是昇華和提升，促進工業化、城鎮化進程與發展現代農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統籌城鄉發展、構建新型城鄉關係、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大戰略的兩個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的有機組成部分。鄉村振興戰略側重點在振興，振興的程度如何，需要提高到與城市並存的地步，把鄉村定位於與城市相互並存的經濟形態和存在形態，而不是單純強調城市鄉村的獨立存在。
3、從重城輕農到農城並重
從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偉大戰略構想的指導下，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在新中國成立後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僅僅建國初期十餘年就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並為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質技術基礎。但是長期的發展思路都是以發展工業國，改變農業國的隱喻，農業國就是一窮二白，農村就是愚昧、落後的代名詞。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中產階級逐步壯大，更重要的是進入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代，人們對於“進步”的定義也將發生根本的變化。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出人類對傳統意義上的進步往往意味著物質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
時至今日，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的演變以及消費結構的轉變，人們在物質層面的需求得到基本滿足後，開始更多地關注文化、精神和心理上的需求，促使人們渴望追求充實的精神生活，從而進步將越來越意味著不斷地提高生命品質，講求生活品味，而且希望以一種更為健康的方式生存下去，這就是西方國家出現的休閒時代的來臨和我國休閒時代的發軔。
改革開放以來一路高歌猛進的城市化運動，造就了一批大中城市的出現和發展，但是城市化往往伴隨著污染、擁堵、環境惡劣等現實危害，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們在週末需要休閒，需要換一種生活方式改變上班時間的枯燥和乏味，用田園生活疏解壓抑的內心成為潮流和時尚，為此需要重新定義農村對於城市的獨立價值，需要在互補的基礎上實現兩者的共贏發展。
4、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
進入21世紀以來，鄉村衰退是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而我國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遷加劇，工業化和城市化急劇擴張，資本和產品的海外擴展趨勢日益明顯，鄉村作為經濟體在國民經濟中的相對意義急劇下降。這一方面是現代化路徑中的鄉村無奈地服從工業化和城市化，鄉村的各種資源不斷流失，鄉村逐漸被工業和城市奴役為貧瘠的沙漠，另一方面各級政府在發展中沒有擺放好城市和鄉村關係也是不爭的事實，這樣以來呈現出了明顯的被次生殖民化的趨勢。
其實城市與鄉村是一個有機體，二者均應實現可持續發展，以此相互支撐。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有城市的歷史是短暫的，集中居住在城市也是近幾百年的事件，鄉村和城市處於二律背反的範疇內，也就是從鄉土中國到城市中國，最終走向城鄉中國的發展道路。
中國已經實現從“鄉土中國”到“城市中國”，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創造出一大批大中小城市，也引領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他們是經濟發展的主動力，但是隨著經濟新常態的進入，尤其是出口疲軟、消費不振的情形下，黨中央適時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改革，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改造鄉村，讓鄉村成為城市的後花園、週末休假場所、無公害的菜籃子，成為解決廣大城市人群休閒時代的供給端。
可以說，中國走向“城鄉中國”之際，就是中國經濟保持更加強筋有力的時代，鄉村在進入到了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亟需與“城鄉中國”格局相適應的土地改革，調整城鄉土地權利體系，支持城鄉互動；改革農地制度，支撐農業轉型，發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改革宅基地制度，支撐村莊再造，為鄉村經濟振興提供空間形態。
鄉村振興代替了以往的小城鎮建設、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等概念，不強調城鎮在鄉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而是強調鄉村，更側重於已經發展起來的鄉鎮所在地以外的普通鄉村，是全面的鄉村振興，而不只是部分村鎮的振興，只有這樣才能更精准的準確到每個村莊，更改和矯正以往注重鄉鎮的行政地域概念。
5、從城鎮化到村鎮化
對於中國的特殊國情而言，即使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化標準，我們至少也需要有20%左右的農村人口，由於我國人口基數問題，也將有3億左右的農村人口，同時我國地大物博，很多地方的居民呈現出人口分散居住的特徵，不利於一刀切搞集中居住和城鎮化模式。
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在一些地方政府手中變成了優先發展鄉鎮政府所在地的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不少地方政府在政績中宣稱以點帶面，實質上造成農村的規劃不完整、發展不充分、資源再一次集中到城鎮的做法，沒有對整個鄉鎮全域進行有效的規劃、統籌和謀劃，事實上證明這些做法是不符合大部分村民利益的。
現實生活中很多新農村建設中出現了“被上樓”的現象，各地為了換取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將農民的宅基地複墾來增加耕地，從而強迫農民搬出平房，搬上樓房住。各地規模浩大的拆村運動，打著各種旗號，例如城鄉統籌、新農村建設、舊村改造、小城鎮化等。也有對應政策推出，諸如“村改社”、“宅基地換房”、“土地換社保”等等，這些拆村運動使得農民不得不“被上樓”。
2013年中央一號檔的相關規定——“農村居民點遷建和村莊撤並，必須尊重農民意願，經村民會議同意。不提倡、不鼓勵在城鎮規劃區外拆並村莊、建設大規模的農民集中居住區，不得強制農民搬遷和上樓居住。”城鎮化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實現城鎮化有多種途徑，目前各地政府通行做法是拆遷居民房屋變為集中居住，發展像城市一樣的社區。這種集中居住式的城鎮化實踐證明不利於鄉村文化傳承、故鄉村落保護以及人際關係協調。村鎮化模式從地域佈局而言是就地城鎮化，其內涵簡言之就是農業生產現代化，鄉村生活城鎮化，注重原有村落的保護和重整，而不是完全一刀切式的完全拆除。
村鎮化與城鎮化互為補充，它是一條既吸收城市氣質又保留鄉土氣息的鄉村城市化道路。村鎮化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在生產上應為鄉村產業發展服務，在生活上應體現城市市民生活水準標準。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原則應該是宜城鎮則城鎮，宜鄉村則鄉村，統籌城鄉實現互助互惠互補發展。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有利於形成“村鎮化”與“城鎮化”雙輪驅動，未來或有針對鄉村振興的系列政策出臺。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點來說，國家現行的“三農”問題破解之道是基於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這樣一個理念來推動的，其標誌是農村稅費改革以及一些列的惠農政策的出臺，鄉村振興戰略更是適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高階段戰略。也就是說，當農業和農村在經濟上已不再成為國家發展主義的主體資源時，國家發展主義也會將農民的保護作為其理念之一，國家治理逐步從獲取鄉村資源回落到向鄉村返回資源、回流資源。
以此可以推論，實現鄉村振興戰略，不在於鄉村是否變成了城市，關鍵在於農村和城市居民的生產生活水準和人居環境差別是否縮小和逐步消除了。也不在於村民是否變成了市民，關鍵在城鄉戶籍所附帶的公共福利是否平等，城鄉公共服務是否均等化。大規模的人口進城和大規模的造城，不符合中國實際，而且僅此一條路也是行不通的，農村發展需要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的找到自身振興的路徑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