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朔 ／ 微信公眾號：qspyq2015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606篇原創首發文章
不少朋友問我寫“大視野”是不是很辛苦、能不能堅持， 因為每一篇都比較長，
最近幾個月去了歐洲三次， 德國、英國和法國各一次。 在全球經濟中， 這三個國家的經濟總量是美國、中國、日本之後的四到六名。 從政經角度看， 它們也是歐洲最重要的國家。 歐洲歷史上戰亂頻仍， 一直有“統一夢”。 因為英國， 統一始終存在離心力；因為德國， 統一始終存在向心力；而法國往往決定歷史的鐘擺更偏向哪一方。 至於德意志精神， 英格蘭風度， 法蘭西文化， 在世界上也有很深影響。
根據世界銀行資料， 2016年德英法三國的經濟總量加起來為8.64萬億美元，
三次歐洲之行， 雖是走馬觀花， 但累積起來， 由彼及此， 還是有些想法可以和大家分享。
“漆器藝術的搖籃”
上周， 我作為課程主任和一批商界精英參加“天鏈知識”組織的德國訪學團， 去了德國5個城市的10家公司、機構， 感受到德國公司在創造高價值方面的韌性和創新能力， 也感受到地方政府千方百計促進就業與投資的服務態度。 但最觸動我的， 是在西北部城市明斯特（Münster）的漆器藝術博物館。
明斯特有30萬人口， 其中五六萬是大學生， 城市有幾十萬輛自行車， 被稱為“大學城”和“自行車之都”。 我們去的漆器博物館（The Museum of Lacquer Art）， 源于兩個收藏家的愛好， 後由化學巨頭巴斯夫彙聚資助， 20多年前對公眾開放。 這裡不僅有東亞、歐洲和伊斯蘭世界的2000多件漆器藝術品， 也是漆器研究中心， 有幾千本相關書籍。 我在這裡第一次感受到漆器藝術的精深， 也第一次知道1.3毫米的厚度竟然可以漆上上千層。
“中國是漆器藝術的搖籃”， 講解員說。 博物館收集的時間最早的藏品是西元前450年的中國墓穴的陪葬品， 一件帶蓋的容器。 這裡還有秦朝的酒卮， 元朝的雕漆盤， 宋朝的盞和重瓣菊式盤， 乾隆年間的題詩雕漆碗和九龍雕漆寶盒。 一個明萬曆十五年的五爪金龍櫃， 原是宮中物品， 流出來後把金龍的一隻爪子磨掉， 四爪不代表皇帝了， 這才運出國境。
| 戰國時期的中國漆器
日本漆器在唐代高僧鑒真東渡之後起步， 但青出於藍， 工藝更為複雜， 有種工藝是在未幹透的黑漆上噴撒金粉銀粉， 讓光澤的漆面和金色之間交互作用， 沉靜中跳出驚豔之美。
16世紀中期， 葡萄牙、荷蘭的遠航商人把中日漆器運到歐洲， 成為歐洲人倍加推崇的奢侈品。 由於漆樹在歐洲難以成活， 海運又很耗時間， 漆液很快會幹掉， 所以歐洲人開始研發自己的配方， 用油、樹脂和粘合劑造漆。 剛開始， 歐洲的漆器模仿東方的造型、紋樣和工藝， 延續了差不多200年， 18世紀才開始脫離東亞模式， 創出自己的風格、技術，表現獨特的主題如神話和英雄。
伊斯蘭漆器藝術早於歐洲，是11世紀末開始的，多用在書封裝幀、漆筆盒等器物上，博物館展示的伊斯蘭漆器的主題多是葡萄樹、花、夜鶯等等。博物館認為，印度、波斯、土耳其的漆器是東亞和歐洲之間的橋樑。
同行的朋友說，中國的好東西都在大英博物館和類似這裡的地方。我去倫敦時專門到大英博物館參觀，自然有同感，但這一次，我想到了一些新的角度。
重新為世界建立標準
首先我想到的是，一個國家的強盛，最重要的標誌是為世界建立標準，也就是讓世界高度認同你的產品和服務，有高價值，有親和力。
中國曾經為世界建立過標準。16到18世紀，歐洲上流社會對中國茶葉、絲綢、陶器、傢俱、漆器等的追捧，就像今天中國人對愛馬仕、拉菲、百達翡麗、賓利、保時捷等等的追捧。那時，以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為內核的中國器物（made in China）是歐洲的奢侈品，中國“三件套”——茶葉、瓷器和絲綢是最強勢的商品，其地位遠勝於今天的iPhone、德國汽車、法國化妝品和義大利男裝。那時倫敦的茶葉店和歐洲國家的雜貨鋪，“中國新茶上市”是最具刺激性的告示，誰能更快地運來中國茶葉誰就能在商業中獲得優勢。競爭甚至推動了造船和航運技術，飛剪船（Clippers）的發展就是證明。
從商業文明角度看，中國不僅產品卓越，而且商人的商德良好，在對外貿易中守信用，按合約辦事，還會慷慨地將產品賒銷給資金乏力的外商。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曾說，“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在一切有關生活便利方面是顯著的，歐洲比較近代的幾種藝術的源流，卻已消失在蒙昧的時代之中”。
由於中國器物價格昂貴，歐洲包括後起的美國在和中國的貿易中長期逆差，英美最後是以鴉片作為武器。埃裡克•傑•羅林在《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中指出，從1784年到1814的30年，近300只美國商船向廣州航行了618次，新英格蘭的花旗參、夏威夷群島的檀香木、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海獺幾乎絕跡，燕窩、魚翅、玳瑁、海參也險遭不測。即便如此，兩國貿易還是逆差，中國不僅是“歐洲白銀的墳墓”，美國白銀也有去無回。為扭轉不利，在美國首任駐廣州領事撒母耳•肖（Samuel Shaw）的建議下，美國船隻開始攜帶鴉片進入中國。因為英國壟斷了印度產的鴉片，美國花了很長時間才在土耳其找到鴉片，進入中國後被叫作“金花土”，雖然品質不如印度鴉片，但因為便宜很有市場，美國迅速成為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對華鴉片貿易國。為保護走私，“鴉片飛剪船”（Opium Clippers）還配備了重武器，如大炮和槍支。
回顧歷史不難看出，made in China的生活方式曾是那樣引領風氣，如果英美不用鴉片這一“陰招”完全無法和中國競爭。這就是高價值產品的威力。對於鴉片貿易的不合法性，美國政府也承認，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的第23款指出，“合眾國民人凡有擅自向別處不開關之港口私行貿易，及走私漏稅，或攜帶鴉片，及別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合眾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
近代工業化時代之後，中國逐步落伍。今天“中國製造”的面貌雖然大為改觀，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成為物美價廉的象徵，但其總體上的地位和十七、十八世紀時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遠不能相比。我在南通聽說當地造的頂級紅木凳子，17萬元一個，令人咋舌，但專供愛馬仕之後，價格竟然超過50萬元，誰有品牌溢價不言而喻。日本、德國今天的陶瓷和漆器製造，在材料、工藝和設計上有不少創新，精益求精，在國際市場反而比中國產品昂貴很多。中國真正擁有定價權和話語權的產品屈指可數。
不過，當我在明斯特的漆器藝術博物館佇足時，我對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前景並不悲觀。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經濟復興後必然帶動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響力提升，重新建立世界標準並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民粹主義不可取，但中國文化的精粹、國粹的發揚，可能水到渠成。在德國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2000年剛來的時候，德國電視裡播的中國還像是清朝的中國，而現在，原來非常大眾化的中餐已經有高檔化跡象，在柏林阿德龍大飯店的中國餐廳，一隻北京烤鴨的售價是400歐元，德國人很喜歡。這是正面的“原產地效應”，即隨著“中國”這一原產地的實力和形象的攀升，貼上中國商標、具有中國特質的產品的對外影響力越來越強，越來越積極。
再有二三十年，當中國的發展更加均衡，公共文明（比如公廁文明、垃圾處理文明、公共場所禮儀文明）普遍提高一大截，軟實力更強，產品品質更好，我相信中國會有一些產品和服務會被世界看作美學和時尚的象徵，甚至重現歷史上的地位。
虛懷若谷才有真正復興
在漆器藝術博物館，我想到的另一問題是，我們展望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全球範圍的復興，絕不是魯迅先生所說的“我們的祖上比你們闊”的那種精神安慰，以及凡中國的都是好的、“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是正路”的那種勝利法。
拿漆器藝術來說，中國確實是搖籃，但日本、印度、阿拉伯、歐洲後來都發展出有自己風格的藝術，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最後都看不出中國的痕跡，而好像是一片森林中的不同樹種，各有所長，它們有些樹種甚至比中國的還好看，還有生氣。所以我們很難說，世界漆器藝術的中心就是中國，一部漆器史就是中國漆器向外界的輻射史。
而近年來關於民族、地理、文化等方面的許多研究都證明，“中心-邊緣”的文明擴散論往往不符合歷史事實。今天我們頭腦中的疆域好像都是固定的，哪裡是中心哪裡是邊緣往往由政治話語確定，但今人腦子裡的地圖和歷史上真實的地圖一樣嗎？不一樣。比如我們認為雲南是中國的邊陲，但歷史上雲南也是一個中心，是印度文化、藏文化、漢文化交織衝撞的中心。中國歷史不是由一個中心寫的，而是由無數地方的創造共寫的。這中間當然有某些區域在某些時間向外部進行文化擴散的一面，但更有相互影響的一面，也有異域“反客為主”的一面。中心和邊緣是相對的，關係是流動的，有時是互融的，互相轉化的。而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有強大的吸收消化能力，她不向外拓殖，但能吸收外力、進而化之。所以有學者說中華文明是一種absorb的文明，也就是說吸納力特別強。
中國近代史上有兩次重要的開放。1843年上海開埠，是被動開放，當時上海人口數量只有20萬，在全國城市中排第12，並不領先，但由於上海從內河時代走向海洋時代，成為冒險家的樂園，各種資源源源不斷而至，到1900年人口躍居全國第一，達到100萬。第二次開放是改革開放，是主動開放，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城市是1980年正式建立特區的深圳。預計深圳將在2038年左右超過上海成為中國第一大經濟城市，也就是說，一個邊陲漁村可以用不到60年的時間成為全中國城市之最。
上海和深圳在它們開放的那個時點都不是中心，但後來都成了中心。而中國歷史上的很多中心，比如王朝之都，今天都“泯然眾人矣”。這說明了什麼？說明當時空環境出現重大變化，時代座標發生重要位移後，會為新中心的快速形成提供機遇，而自以為是的中心，固守陳舊中心思維的中心，不再吸納、不再變革、不再進化的中心，很快就會被後來者超越，甚至邊緣化。
漆器藝術的演進給我的啟示是，世界文明的創造是多路徑探索的匯合，每一種探索都構成了文明的來源。在不同時點上，發展或有先後，但最終不會定於一尊。正如我相信中餐的國際地位會逐步提高，但日本料理、法國大餐、義大利美食也仍將各領風騷。
開放的市場與互動的價值
我們這次在德國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有的跨國公司如工業4.0的領先者FESTO，其中國區總經理專門飛回德國介紹情況，讓我們看了最先進的4.0生產線是怎麼運行的。他們當然不是“活雷鋒”，而是看重中國市場，FESTO一套4.0設備的引進要一兩千萬歐元，用於培訓和教學的類比微型設備也要五六百萬歐元，附加值很高。德國1/7的就業靠汽車產業，汽車業最依靠的就是中國市場，有人說“沒有中國市場，德國經濟會崩潰”。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的恰恰是要更加開放。更開放，就有更高水準的“引進來”。只要引進來，就有外溢效應、人才效應，外企獲利，中國的得益會更綜合和長久。我們要努力讓中國成為八面來風的世界風口，千萬不要有八方來朝的心態，何況我們很多方面還有不少差距。就是要對全世界的好東西、高技術、人才、各種模式（包括教育、醫療、文化等）開放，讓他們因中國市場而受益而發展。只要和世界最先進的東西同行，又有強大的學習消化吸收胃口，我們就有更大可能去滿足人民對更美好生活的嚮往。
如果不開放，覺得自己很牛了，而沒有借開放創新升級，中國今天的競爭優勢（如勞動力成本）也會慢慢消失的。如果未來是機器競爭的時代，我們的優勢很快就會變得不明顯。
在歐洲期間，我經常想到中國領導人多次講過的幾句話，“站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五千多年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多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從經濟角度我的理解是，中國是因為改革開放才煥發了她的空間規模優勢、人口數量優勢、文化傳統優勢，改革開放是綻放中國潛力的“時間維度”，是超級杠杆。
中國的空間、人口、文化條件一直都在，但只有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條件才轉化成磅礴之力，幾十年時間濃縮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兩百年。但是，中國人真的就比別人聰明嗎？就像馬雲馬化騰這一代就比柳傳志張瑞敏那一代聰明？不是。我的答案是，形勢比人強，外部環境的牽引、市場競爭的壓力、爭奪顧客的壓力，倒逼著中國人前進。勤勞、勇敢、敬業、靈活，這些特質並不是在任何制度和政策環境下都會自動發揮作用的，但當中國擁抱了全球市場，決心通過和平貿易方式、用更有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去奠定民族復興的基礎時，這些特質會被激發，被加強。馬雲馬化騰不是神仙聖人，而是在不斷回應顧客需求、希望留住顧客、為顧客創造價值的互動過程中，變得一天比一天聰明，不能不聰明，不能不創新。最後，中國海量的博大造就了他們的博大。
所以，當我們談到某些價值，當越來越多人都在讚美中國價值和中國模式時，我們切勿以為價值是先驗的，是中國人與生俱來的，是命定的。不是這樣的！價值，是在互動、實踐和關係中呈現與發展出來的。價值，是主動選擇的結果，你選擇什麼，就成為什麼。
我們的幸運在於，在這幾十年的中國大地上，時間開始了！由於對現代化、現代性的選擇，對開放的選擇，“時間”的維度和內涵發生了改變，變成了適合每個人自由發展、全面發展的時機與時勢！這個大時代才是民族復興的風口。
在中國歷史上，同樣的時間，有的像加號有的像減號，有的像乘號有的像除號，有的像平方有的像平方根。我們祖先、祖輩、父輩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時間特徵所決定。人生不滿百，就這幾十年，如果能夠生活在符合人類進步潮流方向、可以自由綻放生命價值的乘法時代，何其幸運！
時間開始了！改革開放就是偉大的中國“時間”！
堅持信念與虛懷若谷可以並行不悖，和而不同美美與共才能利人利己，用現代化這一代表著先進性的時間維度來引領前進方向，不僅追求物質的現代化，更追求制度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則中國大未來，人人有為，亦人人可期。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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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聽“中美商業文明通史”
創出自己的風格、技術，表現獨特的主題如神話和英雄。伊斯蘭漆器藝術早於歐洲，是11世紀末開始的，多用在書封裝幀、漆筆盒等器物上，博物館展示的伊斯蘭漆器的主題多是葡萄樹、花、夜鶯等等。博物館認為，印度、波斯、土耳其的漆器是東亞和歐洲之間的橋樑。
同行的朋友說，中國的好東西都在大英博物館和類似這裡的地方。我去倫敦時專門到大英博物館參觀，自然有同感，但這一次，我想到了一些新的角度。
重新為世界建立標準
首先我想到的是，一個國家的強盛，最重要的標誌是為世界建立標準，也就是讓世界高度認同你的產品和服務，有高價值，有親和力。
中國曾經為世界建立過標準。16到18世紀，歐洲上流社會對中國茶葉、絲綢、陶器、傢俱、漆器等的追捧，就像今天中國人對愛馬仕、拉菲、百達翡麗、賓利、保時捷等等的追捧。那時，以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為內核的中國器物（made in China）是歐洲的奢侈品，中國“三件套”——茶葉、瓷器和絲綢是最強勢的商品，其地位遠勝於今天的iPhone、德國汽車、法國化妝品和義大利男裝。那時倫敦的茶葉店和歐洲國家的雜貨鋪，“中國新茶上市”是最具刺激性的告示，誰能更快地運來中國茶葉誰就能在商業中獲得優勢。競爭甚至推動了造船和航運技術，飛剪船（Clippers）的發展就是證明。
從商業文明角度看，中國不僅產品卓越，而且商人的商德良好，在對外貿易中守信用，按合約辦事，還會慷慨地將產品賒銷給資金乏力的外商。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曾說，“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在一切有關生活便利方面是顯著的，歐洲比較近代的幾種藝術的源流，卻已消失在蒙昧的時代之中”。
由於中國器物價格昂貴，歐洲包括後起的美國在和中國的貿易中長期逆差，英美最後是以鴉片作為武器。埃裡克•傑•羅林在《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中指出，從1784年到1814的30年，近300只美國商船向廣州航行了618次，新英格蘭的花旗參、夏威夷群島的檀香木、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海獺幾乎絕跡，燕窩、魚翅、玳瑁、海參也險遭不測。即便如此，兩國貿易還是逆差，中國不僅是“歐洲白銀的墳墓”，美國白銀也有去無回。為扭轉不利，在美國首任駐廣州領事撒母耳•肖（Samuel Shaw）的建議下，美國船隻開始攜帶鴉片進入中國。因為英國壟斷了印度產的鴉片，美國花了很長時間才在土耳其找到鴉片，進入中國後被叫作“金花土”，雖然品質不如印度鴉片，但因為便宜很有市場，美國迅速成為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對華鴉片貿易國。為保護走私，“鴉片飛剪船”（Opium Clippers）還配備了重武器，如大炮和槍支。
回顧歷史不難看出，made in China的生活方式曾是那樣引領風氣，如果英美不用鴉片這一“陰招”完全無法和中國競爭。這就是高價值產品的威力。對於鴉片貿易的不合法性，美國政府也承認，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的第23款指出，“合眾國民人凡有擅自向別處不開關之港口私行貿易，及走私漏稅，或攜帶鴉片，及別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合眾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
近代工業化時代之後，中國逐步落伍。今天“中國製造”的面貌雖然大為改觀，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成為物美價廉的象徵，但其總體上的地位和十七、十八世紀時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遠不能相比。我在南通聽說當地造的頂級紅木凳子，17萬元一個，令人咋舌，但專供愛馬仕之後，價格竟然超過50萬元，誰有品牌溢價不言而喻。日本、德國今天的陶瓷和漆器製造，在材料、工藝和設計上有不少創新，精益求精，在國際市場反而比中國產品昂貴很多。中國真正擁有定價權和話語權的產品屈指可數。
不過，當我在明斯特的漆器藝術博物館佇足時，我對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前景並不悲觀。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經濟復興後必然帶動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響力提升，重新建立世界標準並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民粹主義不可取，但中國文化的精粹、國粹的發揚，可能水到渠成。在德國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2000年剛來的時候，德國電視裡播的中國還像是清朝的中國，而現在，原來非常大眾化的中餐已經有高檔化跡象，在柏林阿德龍大飯店的中國餐廳，一隻北京烤鴨的售價是400歐元，德國人很喜歡。這是正面的“原產地效應”，即隨著“中國”這一原產地的實力和形象的攀升，貼上中國商標、具有中國特質的產品的對外影響力越來越強，越來越積極。
再有二三十年，當中國的發展更加均衡，公共文明（比如公廁文明、垃圾處理文明、公共場所禮儀文明）普遍提高一大截，軟實力更強，產品品質更好，我相信中國會有一些產品和服務會被世界看作美學和時尚的象徵，甚至重現歷史上的地位。
虛懷若谷才有真正復興
在漆器藝術博物館，我想到的另一問題是，我們展望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全球範圍的復興，絕不是魯迅先生所說的“我們的祖上比你們闊”的那種精神安慰，以及凡中國的都是好的、“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是正路”的那種勝利法。
拿漆器藝術來說，中國確實是搖籃，但日本、印度、阿拉伯、歐洲後來都發展出有自己風格的藝術，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最後都看不出中國的痕跡，而好像是一片森林中的不同樹種，各有所長，它們有些樹種甚至比中國的還好看，還有生氣。所以我們很難說，世界漆器藝術的中心就是中國，一部漆器史就是中國漆器向外界的輻射史。
而近年來關於民族、地理、文化等方面的許多研究都證明，“中心-邊緣”的文明擴散論往往不符合歷史事實。今天我們頭腦中的疆域好像都是固定的，哪裡是中心哪裡是邊緣往往由政治話語確定，但今人腦子裡的地圖和歷史上真實的地圖一樣嗎？不一樣。比如我們認為雲南是中國的邊陲，但歷史上雲南也是一個中心，是印度文化、藏文化、漢文化交織衝撞的中心。中國歷史不是由一個中心寫的，而是由無數地方的創造共寫的。這中間當然有某些區域在某些時間向外部進行文化擴散的一面，但更有相互影響的一面，也有異域“反客為主”的一面。中心和邊緣是相對的，關係是流動的，有時是互融的，互相轉化的。而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有強大的吸收消化能力，她不向外拓殖，但能吸收外力、進而化之。所以有學者說中華文明是一種absorb的文明，也就是說吸納力特別強。
中國近代史上有兩次重要的開放。1843年上海開埠，是被動開放，當時上海人口數量只有20萬，在全國城市中排第12，並不領先，但由於上海從內河時代走向海洋時代，成為冒險家的樂園，各種資源源源不斷而至，到1900年人口躍居全國第一，達到100萬。第二次開放是改革開放，是主動開放，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城市是1980年正式建立特區的深圳。預計深圳將在2038年左右超過上海成為中國第一大經濟城市，也就是說，一個邊陲漁村可以用不到60年的時間成為全中國城市之最。
上海和深圳在它們開放的那個時點都不是中心，但後來都成了中心。而中國歷史上的很多中心，比如王朝之都，今天都“泯然眾人矣”。這說明了什麼？說明當時空環境出現重大變化，時代座標發生重要位移後，會為新中心的快速形成提供機遇，而自以為是的中心，固守陳舊中心思維的中心，不再吸納、不再變革、不再進化的中心，很快就會被後來者超越，甚至邊緣化。
漆器藝術的演進給我的啟示是，世界文明的創造是多路徑探索的匯合，每一種探索都構成了文明的來源。在不同時點上，發展或有先後，但最終不會定於一尊。正如我相信中餐的國際地位會逐步提高，但日本料理、法國大餐、義大利美食也仍將各領風騷。
開放的市場與互動的價值
我們這次在德國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有的跨國公司如工業4.0的領先者FESTO，其中國區總經理專門飛回德國介紹情況，讓我們看了最先進的4.0生產線是怎麼運行的。他們當然不是“活雷鋒”，而是看重中國市場，FESTO一套4.0設備的引進要一兩千萬歐元，用於培訓和教學的類比微型設備也要五六百萬歐元，附加值很高。德國1/7的就業靠汽車產業，汽車業最依靠的就是中國市場，有人說“沒有中國市場，德國經濟會崩潰”。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的恰恰是要更加開放。更開放，就有更高水準的“引進來”。只要引進來，就有外溢效應、人才效應，外企獲利，中國的得益會更綜合和長久。我們要努力讓中國成為八面來風的世界風口，千萬不要有八方來朝的心態，何況我們很多方面還有不少差距。就是要對全世界的好東西、高技術、人才、各種模式（包括教育、醫療、文化等）開放，讓他們因中國市場而受益而發展。只要和世界最先進的東西同行，又有強大的學習消化吸收胃口，我們就有更大可能去滿足人民對更美好生活的嚮往。
如果不開放，覺得自己很牛了，而沒有借開放創新升級，中國今天的競爭優勢（如勞動力成本）也會慢慢消失的。如果未來是機器競爭的時代，我們的優勢很快就會變得不明顯。
在歐洲期間，我經常想到中國領導人多次講過的幾句話，“站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五千多年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多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從經濟角度我的理解是，中國是因為改革開放才煥發了她的空間規模優勢、人口數量優勢、文化傳統優勢，改革開放是綻放中國潛力的“時間維度”，是超級杠杆。
中國的空間、人口、文化條件一直都在，但只有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條件才轉化成磅礴之力，幾十年時間濃縮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兩百年。但是，中國人真的就比別人聰明嗎？就像馬雲馬化騰這一代就比柳傳志張瑞敏那一代聰明？不是。我的答案是，形勢比人強，外部環境的牽引、市場競爭的壓力、爭奪顧客的壓力，倒逼著中國人前進。勤勞、勇敢、敬業、靈活，這些特質並不是在任何制度和政策環境下都會自動發揮作用的，但當中國擁抱了全球市場，決心通過和平貿易方式、用更有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去奠定民族復興的基礎時，這些特質會被激發，被加強。馬雲馬化騰不是神仙聖人，而是在不斷回應顧客需求、希望留住顧客、為顧客創造價值的互動過程中，變得一天比一天聰明，不能不聰明，不能不創新。最後，中國海量的博大造就了他們的博大。
所以，當我們談到某些價值，當越來越多人都在讚美中國價值和中國模式時，我們切勿以為價值是先驗的，是中國人與生俱來的，是命定的。不是這樣的！價值，是在互動、實踐和關係中呈現與發展出來的。價值，是主動選擇的結果，你選擇什麼，就成為什麼。
我們的幸運在於，在這幾十年的中國大地上，時間開始了！由於對現代化、現代性的選擇，對開放的選擇，“時間”的維度和內涵發生了改變，變成了適合每個人自由發展、全面發展的時機與時勢！這個大時代才是民族復興的風口。
在中國歷史上，同樣的時間，有的像加號有的像減號，有的像乘號有的像除號，有的像平方有的像平方根。我們祖先、祖輩、父輩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時間特徵所決定。人生不滿百，就這幾十年，如果能夠生活在符合人類進步潮流方向、可以自由綻放生命價值的乘法時代，何其幸運！
時間開始了！改革開放就是偉大的中國“時間”！
堅持信念與虛懷若谷可以並行不悖，和而不同美美與共才能利人利己，用現代化這一代表著先進性的時間維度來引領前進方向，不僅追求物質的現代化，更追求制度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則中國大未來，人人有為，亦人人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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