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邪｜邪教、新興宗教、宗教與反邪教問題的一些思考

原標題：《學誠法師：邪教、新興宗教、宗教與反邪教問題的一些思考》

據國外有關資料統計:現在世界上有1.5萬至2萬種宗教,其中新興宗教教派有1萬多個,在美國向政府註冊的這種教派團體約有7000個,其中主張世界末日已經來臨的約有1100個左右。

這種團體在韓國約有400個,英國約有2000個。新興宗教的迅猛發展已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許多學者注意到新興宗教與邪教的關係,認為“所謂邪教指的是新興宗教中那些導致信眾或無辜百姓蒙受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造成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違反法律和滅絕人性的事件的極為個別的教團。 ”邪教是當代成千上萬的新興宗教團體中的極個別的反社會反人性的特殊現象,是由一般的新興宗教團體惡變而成的。

雖然對新興宗教、邪教以及二者關係的研究約在19世紀才起步,但新興宗教、邪教的存在卻更為久遠。

可以說只要人類有正常的宗教需求,就有可能會產生新興宗教,也就有可能產生人類正常宗教需求的病態變態的滿足形式——邪教。無論我們把新興宗教稱為“非常規宗教”(non -conventional religion),“另類宗教” (alternative religion), 或“邊緣宗教”(marginal religion),我們都只是把它看作與傳統宗教相對而言的,在教義經典、信仰觀念、禮儀、組織結構等諸多方面背離傳統宗教的常規的宗教團體。而當一個新興宗教發生惡變，最後走向反社會反人性時,我們便可以稱之為邪教(destructive cult)。

因此,我們可以把新興宗教、邪教這兩個概念在時段上的指涉往前拓展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們看作與傳統宗教相伴而生的產物。這不僅符合歷史事實,而且在理論上可以更清楚地闡釋邪教何以隨時代不同而花樣翻新, 屢經打擊卻層出不窮,為禍不已。

以歷史事實看,宗教與新興宗教、邪教可以說是如影隨形、相伴而生。一種傳統宗教產生之後,緊隨其後,便會產生與其既有理論聯繫又有本質區別的新生宗教。我們將其稱為新興宗教也無不可。有傳統宗教便有新興宗教, 也就有可能導致惡變而產生邪教。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將新興宗教特別界定為二戰後，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的反文化運動中興起的宗教團體或運動，或如赫克斯漢 (Irving Hexhan)和波爾維(karla Poewe)將新興宗教界定為“直接與現代性相關的膜拜和教派”。從佛教史看,佛教創立伊始,便有利用佛教招牌,竊取佛教教義、篡改佛教經典、販賣非佛法、反佛法乃至邪法的各科”外道”。

《摩訶止觀》中把外道分為”佛法外外道”、”附佛法外道”、”學佛法成外道”。雖然並非所有”外道”都是殺生害命的邪教,但也確有一些外道淪為為禍甚烈的邪教。如以神通獲得名利、且多次謀害佛陀的提婆達多及其信眾,便可看作附佛外道中的邪教。在中國,北魏宣武帝時冀北沙門法慶,利用佛經中“彌勒下生成佛”說在民眾中的廣泛影響,自命為“新佛”創立“大乘教”，極力煽動民眾造反殺人。謂“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識,唯以殺害為事”,並率徒數萬,攻城掠地。乃至“所至屠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對佛教大肆摧殘，可以看成典型的邪教。

從新興宗教、邪教形成的原因看:查理斯·Y·格洛克曾用短缺(deprivation)理論來說明教派的形成與發展。

這一理論完全適用於我們對新興宗教和邪教的成因分析。 (當然,新興宗教和邪教的成因不可能是完全重合的。 )格洛克闡釋了導致新教派形成的五種短缺。第一種是經濟的短缺,它由有限的收入和對物質必需品的有限獲得所組成,它可以客觀地界定和衡量,也可以主觀地體驗和察知,使人感到自己是窮人。第二種是社會的短缺,指特權、權利、社會地位、參加各種活動與組織的機會相對缺乏,它常常是經濟短缺的伴隨物,使人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第三種是機體的短缺,這是指社會中某些人在肉體和精神健康以及生物機能方面的短缺。第四種是倫理上的短缺,當人們感到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與規範不再向他們提供組織成有意義的明確的答案,便會尋找某種替代性的價值體系。第五,是心理的短缺,他們感到自己缺乏充分的心理報償, 不感到滿意或感到自己真正為社會所接受。心理短缺是心理上的問題,因而具有很強的主觀性。

當許多人感到一種或幾種短缺,而且這些人相互發現, 同時有一個領導者出來提出一種解決方法,就會形成一種教派、一個新的宗教;一個膜拜教團,當然也就完全有可能惡變成為邪教。

透過格洛克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了，這五種短缺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代都難以完全避免,具有這些短缺的人群所構成的社會弱勢群體也難以完全清除。當他們感到傳統的宗教形式、宗教答案無法提供滿意的解答時, 一種新興宗教便會應運而生,而邪教也可能乘機出籠,許多人注意到,在新興宗教和邪教成員中,這種弱勢群體佔有極高的比例。因此我們認為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有可能產生新興宗教,乃至產生邪教。防止新興宗教惡變為邪教,防止邪教的產生與蔓延,決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持之以恆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儘量減少各種短缺的程度,儘量減少社會弱勢群體。

當然,我們強調新興宗教與邪教存在的歷史長期性和根源的社會性,決非無視當代人類面臨的日益嚴重的邪教威脅,因為我們清醒地看到：“現代化既在積極的意義上為新興宗教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心態環境和潛在的信眾,也在消極的意義上為其教義的炮製提供了素材。”

有一種富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中國傳統思想的特點是實用理性。“中國實用理性的傳統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發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義的氾濫。”說中華民族具有實用理性精神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說中華民族或儒家文化因此而抵制了宗教則有違史實。如魯迅所說的,佛教東來,釋迦牟尼在中國社會所取得的廣大崇高地位,那是孔聖人所不能企及的。雖說每一縣城都有那麼一所孔廟,比之佛寺簡直太寒酸了。南京城中,有那麼一處夫子廟,卻有四百八十處佛寺呢。佛教教義到了中國,有了十宗,而天臺宗,比之印度本土,還完成了更大的勝業,而影響我國社會文化之深,成為思想的主流，也遠在儒家之上。隋唐兩代第一流的思想家都是佛門弟子;和魏晉玄學吸引了才智之士一樣,顯得儒家的寒酸不足呢。這是我們談中國古代學術思想所不可不知的。

宗教需求紮根在人性之中,“說宗教的根紮在靈性之中,也就是說人在本質上是意義的求索者。宗教是人求意義的一種方式。”因此宗教並不是哪個小民族的特權,哪個民族也沒有宗教的豁免權,更談不上什麼抵制宗教了。可以說宗教是世界人類的共同需求,“宗教是人的終極關切(Paul Tillich)”。

邪教是人類的精神毒瘤,它從根本上顛覆人類對真善美的價值追求,摧毀人類幾千年來精心培育的文明成果,踐踏人類幾千年來共同選擇、構築的文化模式。構成對世界人類的生命尊嚴、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嚴重威脅。

邪教何以發生、蔓延?邪教的本質特徵何在?當代中國面臨怎樣的邪教挑戰和反邪教形勢?這些問題日益嚴峻地擺在了快速走向現代化、日益融入國際社會的國人的面前。對此,我們必須有高度的重視、清醒的認識和明智的抉擇。

社會大眾正常、健康的宗教需求,在邪教頭目的誘導欺騙下,惡化成變態、病態的滿足。這是邪教根深蒂固、歿而又生的根源所在,也是我們反邪教必須持之以恆、任重道遠的原因所在。

注：文章2005年3月11日發表於中國網，彼時學誠法師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目前學誠法師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

科學幸福你我他，

抵制邪教靠大家！

文字|桂風網

編輯|姚溔

長按二維碼

識別關注

第五,是心理的短缺,他們感到自己缺乏充分的心理報償, 不感到滿意或感到自己真正為社會所接受。心理短缺是心理上的問題,因而具有很強的主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