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東◆◆
很多年過去了， 我時常在腦海裡浮動著這樣一幅畫面， 一個老鐵匠， 挑著一副沉沉的擔子， 一頭是一個不知經歷了多少歲月煙薰火燎的風箱， 風箱上面還羅著一個木箱子， 一頭是一個爐子， 無論什麼時候爐子裡都有紅紅的炭火。 在爐子的下方有一根鐵路上常見的導軌， 很短， 但是很重， 當然擔子上還有一些新舊程度不一樣的鐵皮， 鋁皮之類的金屬物。 這是一副很重的擔子， 或許我當年太小了， 我試圖挑起它， 呲牙咧嘴了半天也沒成功。
這是我房東大伯的行頭和“吃飯的家什”（本人語）。
這是一九七0年的初春， 寒風料峭， 雪花飛舞。 山野裡的冬日， 遠比城市要冷很多。 一九六九年還差三天就要迎來一九七0年元旦的時候， 我隨著父母， 坐在顛簸的大卡車上， 驅車數百公里， 來到了這個我完全陌生的地方， 這個真正的北部農村。
三十多年後， 我舊地重遊，
因為是我隨父母單位的集體搬遷， 因為搬入的地方還在建設， 所以， 我們只能暫時借住在老鄉家裡。 車子喘著粗氣， 艱難的爬過山嶺溝壑， 終於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 這是一排座落在山溝坡沿上的房子， 是那種當時在農村可以隨處可見的苫著草和部分瓦片的房子。 大小石頭砌成的牆壁， 外牆上看得出就是用泥夾著草， 屋裡的牆是用黃泥抹平的， 之後裱上了報紙， 窗子上是白紙， 只有在窗櫺的最下方的中間嵌著一塊書本大小的玻璃，
這就是我們臨時的住處， 父親告訴我們在這裡至少要住上一年， 那邊的房子才會建好， 我們才能搬過去。
從城市到農村， 一路的新鮮感和有些期待， 在我看到這一切之後完全是一種失望甚至有幾分恐懼。 唯一讓我感到開心的就是那兩條大狗， 沒一會兒就和我熟悉起來， 它們圍著我轉， 撒歡。
這是一趟四間的農房， 我們住去一間， 另外一間是燒火做飯的， 剩下兩間是房東一家住著。 初見房東夫婦， 那是一對貌相很慈祥的老人， 房東大伯看起來有些局促的搓著那雙滿是老繭的手， 對我的父母說：這條件不好啊， 你們先湊合著住上一陣子吧。 房東一家有三口人， 除去老兩口還有一個我叫“二哥”的人， 我記得那一年二哥應當是二十剛出頭。
房東大伯有兩個兒子， 大兒子已經成家， 獨自定居， 住在離房東大伯不遠的另一個溝裡。 房東大伯應當屬於那種“手藝人”， 會鐵匠活， 所謂的鐵匠活也就是走村串鄉給鄉里鄉親們收拾點日常的生活用品， 比如補鍋， 比如打把鐮刀斧頭， 比如卷個鐵皮煙囪之類的， 在那個貧瘠的年代， 會這樣一門子手藝至少會為家裡帶來一些零用， 解決一下油鹽醬醋開銷。 房東大伯還有一輛直行車， 我很少看見他騎著出門， 大多數時間那自行車就靜靜的靠在牆根下，那時候有一輛自行車算是一種奢侈或者是一種身份和地位。房東大伯在更多的時間裡，是挑著他的鐵匠擔子出行。花白的頭髮，其實他僅僅比我父親大一歲，一張飽經風霜歲月雕刻的臉，好像在那些皺紋裡總藏著洗不淨的灰塵，藏著無數的往事。
因為剛到農村，學校在鎮裡，距離我家的這個地方至少有四五裡的路，父母心痛我就沒讓我上學，我這一輟學就是六個多月。這六個月是我最快樂，最開心的日子，即使是在四十多後的今天，我還不誇張地說，幾乎清晰地記著那六個月的那些個開心的故事，歷歷在目。
家裡挨著山，這山叫做“雞冠山”，其實我一直很納悶為什麼叫“雞冠山”，或許是在那個位置上端詳看這座山像一個“雞冠”？，這是一座按照現在的觀點看並不高的山，但是，很難爬，有一段路非常驚險（至少當時我認為）。三十多年後的某一天，我舊地重遊，試圖沿著當年的路爬一次雞冠山，但是我踟躕了，因為我已經找不到當年的路。如今山上已經有了一個電視差轉檯，據說公路已經修到了山頂。但是，那是在山的另一側，這一側依舊還是很險要的。
我們臨時落腳的這個山村，是兩大姓氏組成的村子，名子叫作韓屯，其中以韓姓、白姓人家居多，我的房東就姓白。據說這韓白兩姓之間很有些恩怨情仇，我一直不明就裡，後來當我長大成人，看到一些這方面的文字或者是親歷，知道了這種姓氏的恩怨情仇其中有很多歷史的沉積，無法用是非來統一斷論的。
日子就這樣開始了。不上學的我，每天最大的嗜好就是領著房東大伯家裡的兩條大狗在山裡野跑，在很短的時間裡，我幾乎熟悉了這周邊的山裡的一切。即使是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依然執拗的相信，那山是我見過的最好玩的山。冬日裡的寒冷並不能沖淡我的好奇，我到了我們吃水的那個山溝，山溪早已經被厚厚的冰層封住，只是在一個向陽的地方，人們有意的砸開一個大洞，吃水就在這洞裡用葫蘆瓢挖出來，倒到水桶裡。那水水質保證是一流的。那冰層晶瑩剔透，毫無雜質，在陽光下發出耀眼的光芒。水裡面還有小小的魚兒在遊動，冬日的山溪水溫溫的。
房東大伯其實是很見過些世面的，當年參加過抗美援朝。他喜歡盤腿坐在火炕上，喜歡用“媽拉個巴子”的口頭禪，他給我講述了當年他在朝鮮戰場上的那些往事，他說在零下四十度的天氣裡，幾乎志願兵們因為給養上不去就穿著單衣和美國鬼子幹，每當說到這些的時候，他那雙滄桑的老眼會掠過神奇的光澤。他給我看了他在朝鮮戰場上留下的疤痕，那是一塊彈片擊中了他的頭，有很大的一塊傷疤，上面不長毛髮。他沉浸在往事之中：美國人的裝備好著呢。軍大衣都是毛的或呢子的，暖和著呢，上面有很多口袋，裡面揣著美國人喜歡吃的巧克力、牛肉幹，還有一封什麼優待俘虜的信。這些美國兵人高馬大不中用啊，衝鋒就是象徵性的來那麼幾次，我們這邊槍一響，那邊保證抱著腦袋趴下一動也不動。他給我看了他在朝鮮戰場上帶回來的戰利品，那是一塊用美軍炮彈皮做成的，上面一直銜著橄欖枝的鴿子在飛翔，下面彎彎曲曲的刻著幾個大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和平”。房東大伯還有一枚說是三級戰鬥英雄的勳章，看起來已經很老舊了，他用紅布小心翼翼的包裹著，那是一枚銅質獎章，不知經歷了多少次的撫摸，已經泛出銅的色質。在房東大伯屋裡的牆上那幾並排掛著的相框裡面那些發黃的照片記錄了大伯當年確實是“最可愛的人”。
大媽是一個絮絮叨叨的，標準的農家女人。據說這一輩子都沒離開過這片山區。大媽一共生過四個孩子，夭折了兩個，都是女孩，剩下了兩個男孩。老大是個健康的孩子，老而也就是這個“二哥”因為小時候發燒救治不及時一側的耳朵失聰，而且還留下了癲癇的病症。我在那裡借住的幾個月前眼目睹了“二哥”癲癇發病的場景，非常恐怖，常常是人在很正常的狀態下，說著話人就忽然往後一仰，接著就雙目緊閉，四肢抽搐，牙關緊咬，這時候，房東大媽就會不顧一切抱住二哥，一邊呼喚，一邊努力的扒開二哥的嘴巴，把一塊膠皮塞進他的嘴中，那是怕二哥在抽搐的時候咬壞了自己的舌頭和嘴巴而不得已為之的。一般地說，二哥的每次癲癇發作到完全蘇醒時間都不很長，但是每一次發作對二哥的身體都是一次巨大的損傷，以至於二哥後來人完全呆滯了，就是癲癇的後果。後來當我父親的單位建設完成之後，我父親特地把二哥安排到最好的醫生做了一些診斷，可惜的是那時候無論治療手段還是藥物都對這種頑症無特殊辦法，終究於事無補，這是後話。
挑著沉重的鐵匠擔子的房東大伯雖然是榮譽軍人，並享受著國家的補貼，但是為人極其低調，每天就是挑著擔子早早出門，很晚的時候回來，閒暇的時候，大伯喜歡打獵，大伯有一杆洋銃槍，據說是大伯的父親留下來的，槍托油光鋥亮，大伯有一手好槍法，打山雞、野兔子幾乎是不落空的。在一個冬日裡，大伯曾帶著我去打獵，一個上午就打到了四隻山雞，山雞那羽毛非常漂亮。關於大伯和我上山打獵的往事，我會專門寫一個東西，在此不贅述。
七個月以後我們要搬家了，要搬到二十多公里以外的新家，那是一個更高更遠更北部的地方，我父親單位在那裡建設了一座戰備醫院，那是一個規模相當大的醫院。在一個傾盆大雨的日子裡我們家搬家了，當我們和房東一家告別的時候，我看到了他們雙眼擎滿的淚水。後來大伯曾經帶著二哥到醫院專門看過病。再後來我在新家開始了新的生活，日子匆匆忙忙，不久就淡忘了房東大伯一家。一直到一九七五年我參加工作，其間回家探家有一次媽媽告訴我，房東二哥死了，抽風抽死的，我無語。到了一九七九年的一次探家，母親又告訴我房東大伯死了，死在挑著鐵匠擔子走村串鄉的路上，是腦溢血，我突然有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哀傷。一九八0年我們家從戰備醫院撤回，不久家母因病謝世。
一九八七年的某一天我舊地重遊，看到當年借住過的房東大伯的房子已經坍塌，院落已經長滿蒿草，只有那盤石磨還在，鄉親們告訴我，大伯死後的第二年，大媽也走了，算算時間和家母差不多。
我站立在長滿高草的院落中間，物是人非，無限傷感。恍惚間，房東大伯一家人的音容笑貌依舊在眼前，一次時空的轉換，轉眼我到中年，我的父輩們已經作古，但是，怎麼也驅趕不掉這些回憶的情愫，歷歷在目，仿佛就在眼前。
寫下這些囉嗦的文字到底為了什麼？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這個世界原本就是由普通人組成的，他們就是無聲無息來來去去的生靈，他們沒有驚天動地的偉業，他們普通的有如你我，但是，他們卻能告訴你一種東西，那就是什麼叫做樸素，什麼叫做真。
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依然能清晰地回憶起這一切，能把這段日子實錄下來，就算是對那些逝去的生命的一種追憶，一種悼念吧。
生命對所有的人來說，就是一種形式。所謂的高貴和低微都是人為的給予的強加，就生命的本質來說是一樣的，普通的人即使那普通的人生，照樣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活出自己的味道。人生的接續或者可以說就是在這種最平凡之中完成的。
活著，真好。
文/海岱文化特約撰稿人 就是明月 圖/網路
就是明月，一個不太正經地面對正經歷史的假裝不正經的正經人，一個把正經的歷史讀出不正經味道的貌似不正經的正經讀史人。
大多數時間那自行車就靜靜的靠在牆根下，那時候有一輛自行車算是一種奢侈或者是一種身份和地位。房東大伯在更多的時間裡，是挑著他的鐵匠擔子出行。花白的頭髮，其實他僅僅比我父親大一歲，一張飽經風霜歲月雕刻的臉，好像在那些皺紋裡總藏著洗不淨的灰塵，藏著無數的往事。
因為剛到農村，學校在鎮裡，距離我家的這個地方至少有四五裡的路，父母心痛我就沒讓我上學，我這一輟學就是六個多月。這六個月是我最快樂，最開心的日子，即使是在四十多後的今天，我還不誇張地說，幾乎清晰地記著那六個月的那些個開心的故事，歷歷在目。
家裡挨著山，這山叫做“雞冠山”，其實我一直很納悶為什麼叫“雞冠山”，或許是在那個位置上端詳看這座山像一個“雞冠”？，這是一座按照現在的觀點看並不高的山，但是，很難爬，有一段路非常驚險（至少當時我認為）。三十多年後的某一天，我舊地重遊，試圖沿著當年的路爬一次雞冠山，但是我踟躕了，因為我已經找不到當年的路。如今山上已經有了一個電視差轉檯，據說公路已經修到了山頂。但是，那是在山的另一側，這一側依舊還是很險要的。
我們臨時落腳的這個山村，是兩大姓氏組成的村子，名子叫作韓屯，其中以韓姓、白姓人家居多，我的房東就姓白。據說這韓白兩姓之間很有些恩怨情仇，我一直不明就裡，後來當我長大成人，看到一些這方面的文字或者是親歷，知道了這種姓氏的恩怨情仇其中有很多歷史的沉積，無法用是非來統一斷論的。
日子就這樣開始了。不上學的我，每天最大的嗜好就是領著房東大伯家裡的兩條大狗在山裡野跑，在很短的時間裡，我幾乎熟悉了這周邊的山裡的一切。即使是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依然執拗的相信，那山是我見過的最好玩的山。冬日裡的寒冷並不能沖淡我的好奇，我到了我們吃水的那個山溝，山溪早已經被厚厚的冰層封住，只是在一個向陽的地方，人們有意的砸開一個大洞，吃水就在這洞裡用葫蘆瓢挖出來，倒到水桶裡。那水水質保證是一流的。那冰層晶瑩剔透，毫無雜質，在陽光下發出耀眼的光芒。水裡面還有小小的魚兒在遊動，冬日的山溪水溫溫的。
房東大伯其實是很見過些世面的，當年參加過抗美援朝。他喜歡盤腿坐在火炕上，喜歡用“媽拉個巴子”的口頭禪，他給我講述了當年他在朝鮮戰場上的那些往事，他說在零下四十度的天氣裡，幾乎志願兵們因為給養上不去就穿著單衣和美國鬼子幹，每當說到這些的時候，他那雙滄桑的老眼會掠過神奇的光澤。他給我看了他在朝鮮戰場上留下的疤痕，那是一塊彈片擊中了他的頭，有很大的一塊傷疤，上面不長毛髮。他沉浸在往事之中：美國人的裝備好著呢。軍大衣都是毛的或呢子的，暖和著呢，上面有很多口袋，裡面揣著美國人喜歡吃的巧克力、牛肉幹，還有一封什麼優待俘虜的信。這些美國兵人高馬大不中用啊，衝鋒就是象徵性的來那麼幾次，我們這邊槍一響，那邊保證抱著腦袋趴下一動也不動。他給我看了他在朝鮮戰場上帶回來的戰利品，那是一塊用美軍炮彈皮做成的，上面一直銜著橄欖枝的鴿子在飛翔，下面彎彎曲曲的刻著幾個大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和平”。房東大伯還有一枚說是三級戰鬥英雄的勳章，看起來已經很老舊了，他用紅布小心翼翼的包裹著，那是一枚銅質獎章，不知經歷了多少次的撫摸，已經泛出銅的色質。在房東大伯屋裡的牆上那幾並排掛著的相框裡面那些發黃的照片記錄了大伯當年確實是“最可愛的人”。
大媽是一個絮絮叨叨的，標準的農家女人。據說這一輩子都沒離開過這片山區。大媽一共生過四個孩子，夭折了兩個，都是女孩，剩下了兩個男孩。老大是個健康的孩子，老而也就是這個“二哥”因為小時候發燒救治不及時一側的耳朵失聰，而且還留下了癲癇的病症。我在那裡借住的幾個月前眼目睹了“二哥”癲癇發病的場景，非常恐怖，常常是人在很正常的狀態下，說著話人就忽然往後一仰，接著就雙目緊閉，四肢抽搐，牙關緊咬，這時候，房東大媽就會不顧一切抱住二哥，一邊呼喚，一邊努力的扒開二哥的嘴巴，把一塊膠皮塞進他的嘴中，那是怕二哥在抽搐的時候咬壞了自己的舌頭和嘴巴而不得已為之的。一般地說，二哥的每次癲癇發作到完全蘇醒時間都不很長，但是每一次發作對二哥的身體都是一次巨大的損傷，以至於二哥後來人完全呆滯了，就是癲癇的後果。後來當我父親的單位建設完成之後，我父親特地把二哥安排到最好的醫生做了一些診斷，可惜的是那時候無論治療手段還是藥物都對這種頑症無特殊辦法，終究於事無補，這是後話。
挑著沉重的鐵匠擔子的房東大伯雖然是榮譽軍人，並享受著國家的補貼，但是為人極其低調，每天就是挑著擔子早早出門，很晚的時候回來，閒暇的時候，大伯喜歡打獵，大伯有一杆洋銃槍，據說是大伯的父親留下來的，槍托油光鋥亮，大伯有一手好槍法，打山雞、野兔子幾乎是不落空的。在一個冬日裡，大伯曾帶著我去打獵，一個上午就打到了四隻山雞，山雞那羽毛非常漂亮。關於大伯和我上山打獵的往事，我會專門寫一個東西，在此不贅述。
七個月以後我們要搬家了，要搬到二十多公里以外的新家，那是一個更高更遠更北部的地方，我父親單位在那裡建設了一座戰備醫院，那是一個規模相當大的醫院。在一個傾盆大雨的日子裡我們家搬家了，當我們和房東一家告別的時候，我看到了他們雙眼擎滿的淚水。後來大伯曾經帶著二哥到醫院專門看過病。再後來我在新家開始了新的生活，日子匆匆忙忙，不久就淡忘了房東大伯一家。一直到一九七五年我參加工作，其間回家探家有一次媽媽告訴我，房東二哥死了，抽風抽死的，我無語。到了一九七九年的一次探家，母親又告訴我房東大伯死了，死在挑著鐵匠擔子走村串鄉的路上，是腦溢血，我突然有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哀傷。一九八0年我們家從戰備醫院撤回，不久家母因病謝世。
一九八七年的某一天我舊地重遊，看到當年借住過的房東大伯的房子已經坍塌，院落已經長滿蒿草，只有那盤石磨還在，鄉親們告訴我，大伯死後的第二年，大媽也走了，算算時間和家母差不多。
我站立在長滿高草的院落中間，物是人非，無限傷感。恍惚間，房東大伯一家人的音容笑貌依舊在眼前，一次時空的轉換，轉眼我到中年，我的父輩們已經作古，但是，怎麼也驅趕不掉這些回憶的情愫，歷歷在目，仿佛就在眼前。
寫下這些囉嗦的文字到底為了什麼？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這個世界原本就是由普通人組成的，他們就是無聲無息來來去去的生靈，他們沒有驚天動地的偉業，他們普通的有如你我，但是，他們卻能告訴你一種東西，那就是什麼叫做樸素，什麼叫做真。
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依然能清晰地回憶起這一切，能把這段日子實錄下來，就算是對那些逝去的生命的一種追憶，一種悼念吧。
生命對所有的人來說，就是一種形式。所謂的高貴和低微都是人為的給予的強加，就生命的本質來說是一樣的，普通的人即使那普通的人生，照樣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活出自己的味道。人生的接續或者可以說就是在這種最平凡之中完成的。
活著，真好。
文/海岱文化特約撰稿人 就是明月 圖/網路
就是明月，一個不太正經地面對正經歷史的假裝不正經的正經人，一個把正經的歷史讀出不正經味道的貌似不正經的正經讀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