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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 白明
責編：陳惟杉
11月8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陪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婭參觀故宮博物院。
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 按照國內生產總值計算， 美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而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緊隨其後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如果從選擇國際貿易夥伴的角度看， 中美兩國之間不僅比較利益十分明顯， 而且在互補的重量級上也算是“門當戶對”， 兩國沒有理由不去發展雙邊經貿關係。
雖然中美兩國關係歷經磕磕絆絆， 現在也存在諸多障礙， 但畢竟利益是永恆的， 而這種永恆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雙方互利共贏的基礎。 如果說共贏是“恒”， 互利是“衡”， 那麼要讓中美經貿關係走在互利共贏的軌道上實際上就需要處理好“恒”與“衡”的關係。
2017年4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美國進行訪問， 並與彼時剛剛上任不久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海湖莊園舉行會談。 中美經貿關係發展的百日計畫就是海湖莊園會談的重要碩果之一。 當然， 就中美經貿關係發展的持久性而言， 百日計畫僅僅是個“小點心”， 要讓中美貿易關係成為造福兩國人民的“盛宴”， 一次海湖莊園會談肯定是意猶未盡， 還需要兩國領導人不斷磋商。
2017年11月初， 美國總統特朗普首次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人們自然也期待此次“習特會”不僅能夠再現類似於百日計畫那樣的成果， 而且在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妥善處理貿易摩擦、放寬美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等問題上尋求更多解決途徑。
除了這份吸引眼球的創紀錄大單， 通過這次“習特會”， 兩國的互利共贏關係會有一個升級版， 其產生的紅利可以在未來從多個方面挖掘， 而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平臺也正在邁上一個新的高度。
隨訪企業家多來自實業界意味著什麼？中國是擁有14億人口的大市場， 中國市場不僅令美國企業面對相當大的發展機會， 可以賺得盆滿缽滿， 而且中國更是一個擁有巨大潛力的市場。
能夠有幸隨同特朗普訪華的企業家所在的企業都是在全世界有相當影響力的大公司。 這些公司在華拓展業務也不僅僅滿足於眼下“多賺幾個小錢”， 而是更著眼于進行長久的商業佈局， 中美經貿關係之間的利益恒久性由此可見一斑。
作為全球投行的佼佼者， 美國高盛一直“盯”住中國市場的機會。 高盛在中國設有多個辦事處， 高盛CEO布蘭克費恩在今年6月剛剛訪問過中國，
除了高盛， 跟隨特朗普訪華的美國企業家多來自高通、陶氏杜邦、霍尼韋爾、波音、通用電氣等實業界企業。 眾所周知， 特朗普在當選美國總統後不斷強調要振興美國的製造業， 甚至要降低國內企業所得稅， 對在外投資企業徵收邊境稅。 但如果沒有一個適宜的國際市場環境， 這種重振美國製造業的做法充其量也只不過是“自彈自唱”。 而隨訪企業家所在的企業就是振興美國製造業的基礎， 如果離開了中國市場帶來的機會， 這些企業未來的發展空間就會受到制約。
此外，隨同特朗普訪華的美國企業家也有一些來自能源領域，自從葉岩氣革命以來，美國便開始了對於國家能源市場的提早佈局。
由此看來，美國經濟界對於特朗普此次訪華抱有相當大的期望值。如果沒有取得成果，不僅這些跟隨特朗普訪問中國的美國企業家會失望，美國國內對於特朗普經濟政策的認同度也會下降。
貿易不平衡並非利益不平衡要想使中美經貿關係發展的紅利成為永恆的利益，勢必離不開平衡的格局。中美兩國是當今世界最主要的交易夥伴，相互間發展互利共贏關係的空間很大。無論是從利益之“恒”來看，還是從利益之“衡”來看，都具有很大的迴旋餘地。不過，貿易不平衡問題卻長期困擾著中美兩國貿易的發展，小布希、奧巴馬等歷任美國總統都十分關注這個問題，特朗普也不會例外。
按照中國海關統計，2016年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出口額為3850.8億美元，中國從美國的貨物貿易進口額為1344億美元，中國在對美國進出口貿易中保持2506.8億美元的順差。相比之下，中國從美國進口額與向美國出口額之比為1：2.87。按照美方的統計，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夥伴，2016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3470億美元，約占美國當年總貿易逆差的一半。
對於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一些“門檻精”的美國人顯然不會容忍在對華貿易逆差上“吃虧”，美國國內的政客們自然也不會放過這樣“拿中國說事兒”的機會，而這些政客們事實上也對特朗普的對華經貿政策或多或少產生著影響。
公平地說，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確是一個問題，但僅從貿易不平衡還不能得出利益不平衡的結論。雖然在對華貨物貿易上美方處於逆差地位，但如果從對華服務貿易來看，美方不僅保持著明顯的順差，而且順差還越來越大。從2006年至2016年的10年時間，中美服務貿易總額增長3.3倍，而中方逆差增長33.7倍。要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除了必須要面對貨物貿易領域外，更需要面對服務貿易領域，用這樣的“度量衡”更全面、準確地判斷中美經貿關係中利益“衡”在何處。
特朗普並沒有太深的政客背景，而是商人出身，因而更看重眼前的“實惠”，在很多方面主張“美國優先”，這也導致他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退出TPP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並重新啟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美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特朗普想成為一任有所作為的美國總統，自然希望此次訪華有所建樹，但要準確判斷離開時是不是“滿載而歸”卻不應當由那些指手畫腳的政客們說了算，而是應當由實際獲得的利益作為判斷依據。
儘管這些年來美國在對中國的貨物貿易中存在較大規模的逆差，但這是由中美兩國產業結構的差異所決定的。現階段，中國向美國出口的產品大多數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附加值自然較低，而美國向中國出口的產品附加卻相當高，這種產業發展階段上的落差決定了中國向美國出口是“多出不多賺”，美國對華出口則是“少出不少賺”。同時，別看中國向美國出口的貿易額比較大，但其中相當一部分屬於美國在華投資企業向美國返銷的商品，自然也會有“順差在我、利潤在你”的情況。截至2016年12月，美國累計在華投資設立外商投資企業6.7萬家，占中國已批外資企業總數的7.8%，在投資來源地中位列第五。
百日計畫是“有福同享”的範例不過，美國利益優先並不能以犧牲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要想國家利益“恒”久遠，就必須要與其他國家在利益上“衡”公平。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在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上過分從美方角度論“衡”，不僅很難在中美經貿關係發展中“做大蛋糕”，而且也很難說能夠從中美經貿關係發展中“多分蛋糕”。中國有句話叫“有福同享”，雖然認同者多，但真正在利益衝突面前能夠做到“有福同享”者卻並不是很多。對於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中國也十分重視。今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美國時與特朗普在海湖莊園舉行了會見，促成了百日計畫，這就是“有福同享”的典型範例。
隨著百日計畫的執行，不僅美國的牛肉進入中國市場，而且美國在天然氣進口、信用評級服務、電子支付等方面獲得了進入中國市場的更多便利。美國之所以獲得上述“實惠”，在很大程度上也離不開美方在百日計畫上所表現出的靈活姿態。例如，美國在百日計畫中對於中國禽肉出口美國上的“鬆口”，對華帶來的實惠有多少還有待觀察，但至少起到了製造相對寬鬆氣氛的作用。事實上，雙方在利益上錙銖必較也無可厚非，但在尋求利益“衡”點上除了要考慮自身利益最大化之外，也必須照顧到對方的關切，至少要創造一個良好的磋商氣氛。
貿易摩擦始終與百日計畫相伴按理說，百日計畫後，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理應進入正常軌道。不過，如果沒有波折倒也不像中美經貿關係了。事實上，近些年來中美經貿關係發展過程中矛盾不斷。隨著中美兩國貿易越做越大，發生貿易摩擦的幾率也在增加，像近些年發生的輪胎特保案、光伏雙反案、美國眾議院限制華為和中興進入美國市場等案例就對中美經貿關係發展帶來嚴重阻礙。
2017年上半年，中國遭遇37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美國就占11起，約占30%，遠超中美雙邊貿易在中國貨物貿易額中的占比。有了問題雙方應當坐下來積極尋求解決辦法，而不應當動不動就使用貿易救濟手段。
百日計畫是2017年4月中美兩國領導人在海湖莊園會晤時達成的共識，目的就是為了消除貿易不均衡，中美兩國政府也在5月11日將這一計畫中的10個要點正式公之於世，而到7月份該計畫期滿結束。百日計畫對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加分不少，但卻不能夠讓美國在搞貿易摩擦方面有所收斂，美國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摩擦也貫穿於百日計畫執行的前、中、後三個時間段。就在百日計畫執行之前，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不銹鋼徵收高額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在百日計畫執行過程中，美國對中國的鋁製品展開了232調查。
雖然在百日計畫得到順利執行後，中美兩國經貿關係發展的熱度曾經有過階段性升溫，以至中美兩國領導人在G20漢堡峰會上會見時還談到適時開啟一年合作計畫。不過，百日計畫後中美經貿關係這種來之不易的發展氣氛總感覺並沒有得到美方的珍惜。例如，2017年8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備忘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審查所謂的“中國貿易行為”，其中包括中國在技術轉讓等智慧財產權領域的做法，預期針對的是微型晶片和電動汽車等領域，以確保“公平和對等的貿易規則”。按照特朗普的說法，美國因智慧財產權被盜而損失數百萬就業崗位和數十億美元，華盛頓不會再對此視而不見。正所謂：“欲搞貿易保護，何患無辭？”又如，在中國入世15年後，美方不僅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且還違背當初承諾，繼續在對華反傾銷案件調查過程中採用替代國做法，使中國企業在美國市場受到不公平待遇。類似這樣的事情有不少，處理好哪一件事情都會有助於中美經貿關係發展，關鍵要看特朗普有無解決問題的決心和耐心。
“習特會”讓中美互利共贏關係迎來升級版在此次訪華期間，特朗普肯定最希望在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上有所建樹，那麼就應當明白“解鈴還須系鈴人”的道理。作為當今世界上的貿易大國，只有對外貿易的大體平衡發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分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紅利。如果貿易順差長時間過度存在，這意味著我們的資源更多配置給其他國家，而其他國家的資源卻很少配置給我們，這並不是資源的優化配置，不符合我們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初衷。中國商務部發佈的《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表明，2016年，中美雙邊貿易占中國整體貿易的比重為14.1%。從這個意義上講，要想讓中國的對外貿易均衡發展，離開中美貿易的平衡發展也確實有困難，中國因而也希望兩國的貿易趨向平衡發展。況且，巨大的貿易順差也容易增加外匯占款，客觀上會加大穩定金融市場與貨幣政策的難度。
一個巴掌拍不響，要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光說說不行，要拿出行動。我們希望增加從美國的進口，特別希望更多從美國進口與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密切相關的高技術產品，可美國方面卻對向中國出口高技術產品嚴格限制。如果美國在放寬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上更加積極一些，自然會讓特朗普在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上砝碼更多一些。
要實現中美經貿關係的平衡就要做到“取之有道”，“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處理好中美合作利益上“恒”與“衡”的關係，到底是互利共贏還是單邊主義。思路不同，結果也會不一樣。
通過廣泛的磋商，就在2017年11月9日，也就是特朗普來華訪問的第二天，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共同出席了中美企業家對話會，見證了中美兩國簽署2535億美元的經貿合作協定。這既創造了中美經貿合作的最高紀錄，也達到了世界經貿合作的新高度。特朗普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真的必須改變它的政策，我們的政策遠遠落後於同中國貿易關係和其他貿易關係的需要”。
從這次“習特會”成果不難看出，無論是美國的能源企業還是製造業企業，都希望在互利合作中找到雙贏的位置，這也是未來中美兩國經貿關係提升發展高度的突破口。
通過這次“習特會”，兩國的互利共贏關係會有一個升級版。在這一次中美兩國簽署的價值2535億美元合作大單中，能源合作是一個“大頭”，說明中美兩國在能源合作領域具有更加廣闊的紅利挖掘空間。而在11月8日，中美兩國企業家就已經簽署19項商業合作協定，總計約90億美元，涉及到生命科學、航空、智慧製造等諸多領域，而這些都屬於高科技領域。儘管迄今為止美國仍然限制高科技領域對華輸出，但現在卻讓人看到了一個良好的開頭。不難看出，無論是對像能源、飛機、農產品等“大頭”來說，還是對生命科學、智慧製造等高科技領域的“開頭”而言，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平臺正在邁上一個新的高度，而這個高度的最大看點就是體現在互利共贏方面。
具體來看，未來中美兩國互利共贏的紅利至少可以從以下方面挖掘：
首先，互利共贏的紅利體現為紅利的共用。例如在未來中美兩國能源合作中，美國離不開中國這麼大的市場，中國也更需要美國帶來的能源供應多元化。
其次，互利共贏的紅利體現為紅利的創造。例如美國在資訊技術上處於國際領先地位，而中國在移動支付、共用經濟等領域走在世界前列，雙方的優勢完全可以結合在一起，創造出更多商業機會。
再次，互利共贏的紅利體現為紅利的互動。比如像中美百日計畫中，中國從美國進口牛肉與美國從中國進口肉雞，在很大程度上就屬於這種良性互動關係。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美兩國在G20、APEC等平臺上有許多方面需要求同存異，在確保世界經濟復蘇方面需要強化合作，在反對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過程中需要增進瞭解，在克服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衝突上也需要協調立場。經貿關係是中美兩國國家關係健康發展的壓艙石與推進器，無論是貿易關係，還是投資合作，中美兩國都存在著巨大的合作發展空間。中美兩國經貿關係發展儘管經歷過不少波折，但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衡”格局下，中美經貿關係“恒”發展的大方向還是要細心呵護，而不應當輕易改變。從這次“習特會”成果不難看出，中美兩國領導人對於經貿合作的“恒”與“衡”都予以了充分重視。由此看來，就特朗普這次對中國訪問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有所建樹，重要原因在於他能夠在關鍵的時間點上用合作博弈思維替代對抗博弈思維。在這方面，儘管美國方面也說了不少，但行勝於言，這一次終於看到有所作為。
數說中美經貿關係
中美兩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經濟總量約占全球的40%，貨物出口占全球的近四分之一，對外投資和吸引外資占全球的比重均接近30%。
2016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達到5243億美元，比建交之初增長了209倍；雙邊服務貿易額超過1100億美元；雙向投資累計超過2000億美元。兩國都從雙方的經貿關係中收穫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習特會”經濟成果清單
11月10日，在國新辦新聞吹風會上，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介紹了“習特會”在經濟領域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
雙方歡迎兩國民航當局在《雙邊航空安全協定》下簽署《適航實施程式》；
中方決定將單個或多個外國投資者直接或間接投資證券、基金管理、期貨公司的投資比例限制放寬至51%，上述措施實施三年後，投資比例不受限制；
將取消對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單一持股不超過20%，合計持股不超過25%的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外一致的銀行業股權投資比例規則；
三年後將單個或多個外國投資者投資設立經營人身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的投資比例放寬至51%，五年後投資比例不受限制。
逐步適當降低汽車關稅，在2018年6月前在自貿試驗區範圍內開展放開專用車和新能源汽車外資股比限制試點工作；
對幹玉米酒糟在進口環節和國內環節實施相同的增值稅政策，恢復免征進口環節增值稅；
中方要求美方切實放寬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履行中國入世議定書第十五條義務、公平對待中國企業赴美投資、推動中金公司獨立在美申請相關金融業務牌照進程、慎用貿易救濟措施。雙方將就中美經濟合作一年計畫或中長期合作規劃保持溝通。
此外，頗受外界關注的便是兩國簽署了總金額超過2500億美元的商業合同和雙向投資協定。根據相關企業發佈的資訊，這份創紀錄的大單包括：
中國航空器材集團公司與美國波音公司在北京簽署了300架波音飛機的批量採購協議，其中包括260架B737系列、40架B787系列和B777系列飛機，總價值超過370億美元；
美國通用電氣（GE）與其中國合作夥伴在北京簽署了3項商業協定，涉及GE航空集團和發電集團的最新技術和解決方案，以及與大唐集團簽署“一攬子”專案合作協定，總價值達35億美元；
美國晶片巨頭高通公司與小米、OPPO和vivo等3家中國手機企業分別簽署了非約束性的關於晶片採購的諒解備忘錄，3家中國公司表示有意向在未來3年間向高通採購價值總計不低於120億美元的部件；
中投公司與美國高盛集團簽署了《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與高盛集團戰略合作諒解備忘錄》，成立中美製造業合作基金，合作基金目標承諾投資額50億美元，將投資於美國製造業、工業、消費、醫療等行業企業，通過開拓中國市場，進一步深化中美經貿投資合作；
Alaska Gasline Development Corp (AGDC)、阿拉斯加州、中國石化、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國銀行就發展阿拉斯加州LNG業務簽署協定，協定內容包括投資至多430億美元，建設過程中將在美國創造至多12000個工作崗位；
中國國家能源投資集團簽署一項諒解備忘錄，將向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的葉岩氣、電力和化工生產專案投資837億美元……
這些企業未來的發展空間就會受到制約。此外，隨同特朗普訪華的美國企業家也有一些來自能源領域，自從葉岩氣革命以來，美國便開始了對於國家能源市場的提早佈局。
由此看來，美國經濟界對於特朗普此次訪華抱有相當大的期望值。如果沒有取得成果，不僅這些跟隨特朗普訪問中國的美國企業家會失望，美國國內對於特朗普經濟政策的認同度也會下降。
貿易不平衡並非利益不平衡要想使中美經貿關係發展的紅利成為永恆的利益，勢必離不開平衡的格局。中美兩國是當今世界最主要的交易夥伴，相互間發展互利共贏關係的空間很大。無論是從利益之“恒”來看，還是從利益之“衡”來看，都具有很大的迴旋餘地。不過，貿易不平衡問題卻長期困擾著中美兩國貿易的發展，小布希、奧巴馬等歷任美國總統都十分關注這個問題，特朗普也不會例外。
按照中國海關統計，2016年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出口額為3850.8億美元，中國從美國的貨物貿易進口額為1344億美元，中國在對美國進出口貿易中保持2506.8億美元的順差。相比之下，中國從美國進口額與向美國出口額之比為1：2.87。按照美方的統計，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夥伴，2016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3470億美元，約占美國當年總貿易逆差的一半。
對於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一些“門檻精”的美國人顯然不會容忍在對華貿易逆差上“吃虧”，美國國內的政客們自然也不會放過這樣“拿中國說事兒”的機會，而這些政客們事實上也對特朗普的對華經貿政策或多或少產生著影響。
公平地說，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確是一個問題，但僅從貿易不平衡還不能得出利益不平衡的結論。雖然在對華貨物貿易上美方處於逆差地位，但如果從對華服務貿易來看，美方不僅保持著明顯的順差，而且順差還越來越大。從2006年至2016年的10年時間，中美服務貿易總額增長3.3倍，而中方逆差增長33.7倍。要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除了必須要面對貨物貿易領域外，更需要面對服務貿易領域，用這樣的“度量衡”更全面、準確地判斷中美經貿關係中利益“衡”在何處。
特朗普並沒有太深的政客背景，而是商人出身，因而更看重眼前的“實惠”，在很多方面主張“美國優先”，這也導致他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退出TPP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並重新啟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美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特朗普想成為一任有所作為的美國總統，自然希望此次訪華有所建樹，但要準確判斷離開時是不是“滿載而歸”卻不應當由那些指手畫腳的政客們說了算，而是應當由實際獲得的利益作為判斷依據。
儘管這些年來美國在對中國的貨物貿易中存在較大規模的逆差，但這是由中美兩國產業結構的差異所決定的。現階段，中國向美國出口的產品大多數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附加值自然較低，而美國向中國出口的產品附加卻相當高，這種產業發展階段上的落差決定了中國向美國出口是“多出不多賺”，美國對華出口則是“少出不少賺”。同時，別看中國向美國出口的貿易額比較大，但其中相當一部分屬於美國在華投資企業向美國返銷的商品，自然也會有“順差在我、利潤在你”的情況。截至2016年12月，美國累計在華投資設立外商投資企業6.7萬家，占中國已批外資企業總數的7.8%，在投資來源地中位列第五。
百日計畫是“有福同享”的範例不過，美國利益優先並不能以犧牲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要想國家利益“恒”久遠，就必須要與其他國家在利益上“衡”公平。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在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上過分從美方角度論“衡”，不僅很難在中美經貿關係發展中“做大蛋糕”，而且也很難說能夠從中美經貿關係發展中“多分蛋糕”。中國有句話叫“有福同享”，雖然認同者多，但真正在利益衝突面前能夠做到“有福同享”者卻並不是很多。對於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中國也十分重視。今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美國時與特朗普在海湖莊園舉行了會見，促成了百日計畫，這就是“有福同享”的典型範例。
隨著百日計畫的執行，不僅美國的牛肉進入中國市場，而且美國在天然氣進口、信用評級服務、電子支付等方面獲得了進入中國市場的更多便利。美國之所以獲得上述“實惠”，在很大程度上也離不開美方在百日計畫上所表現出的靈活姿態。例如，美國在百日計畫中對於中國禽肉出口美國上的“鬆口”，對華帶來的實惠有多少還有待觀察，但至少起到了製造相對寬鬆氣氛的作用。事實上，雙方在利益上錙銖必較也無可厚非，但在尋求利益“衡”點上除了要考慮自身利益最大化之外，也必須照顧到對方的關切，至少要創造一個良好的磋商氣氛。
貿易摩擦始終與百日計畫相伴按理說，百日計畫後，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理應進入正常軌道。不過，如果沒有波折倒也不像中美經貿關係了。事實上，近些年來中美經貿關係發展過程中矛盾不斷。隨著中美兩國貿易越做越大，發生貿易摩擦的幾率也在增加，像近些年發生的輪胎特保案、光伏雙反案、美國眾議院限制華為和中興進入美國市場等案例就對中美經貿關係發展帶來嚴重阻礙。
2017年上半年，中國遭遇37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美國就占11起，約占30%，遠超中美雙邊貿易在中國貨物貿易額中的占比。有了問題雙方應當坐下來積極尋求解決辦法，而不應當動不動就使用貿易救濟手段。
百日計畫是2017年4月中美兩國領導人在海湖莊園會晤時達成的共識，目的就是為了消除貿易不均衡，中美兩國政府也在5月11日將這一計畫中的10個要點正式公之於世，而到7月份該計畫期滿結束。百日計畫對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加分不少，但卻不能夠讓美國在搞貿易摩擦方面有所收斂，美國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摩擦也貫穿於百日計畫執行的前、中、後三個時間段。就在百日計畫執行之前，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不銹鋼徵收高額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在百日計畫執行過程中，美國對中國的鋁製品展開了232調查。
雖然在百日計畫得到順利執行後，中美兩國經貿關係發展的熱度曾經有過階段性升溫，以至中美兩國領導人在G20漢堡峰會上會見時還談到適時開啟一年合作計畫。不過，百日計畫後中美經貿關係這種來之不易的發展氣氛總感覺並沒有得到美方的珍惜。例如，2017年8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備忘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審查所謂的“中國貿易行為”，其中包括中國在技術轉讓等智慧財產權領域的做法，預期針對的是微型晶片和電動汽車等領域，以確保“公平和對等的貿易規則”。按照特朗普的說法，美國因智慧財產權被盜而損失數百萬就業崗位和數十億美元，華盛頓不會再對此視而不見。正所謂：“欲搞貿易保護，何患無辭？”又如，在中國入世15年後，美方不僅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且還違背當初承諾，繼續在對華反傾銷案件調查過程中採用替代國做法，使中國企業在美國市場受到不公平待遇。類似這樣的事情有不少，處理好哪一件事情都會有助於中美經貿關係發展，關鍵要看特朗普有無解決問題的決心和耐心。
“習特會”讓中美互利共贏關係迎來升級版在此次訪華期間，特朗普肯定最希望在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上有所建樹，那麼就應當明白“解鈴還須系鈴人”的道理。作為當今世界上的貿易大國，只有對外貿易的大體平衡發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分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紅利。如果貿易順差長時間過度存在，這意味著我們的資源更多配置給其他國家，而其他國家的資源卻很少配置給我們，這並不是資源的優化配置，不符合我們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初衷。中國商務部發佈的《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表明，2016年，中美雙邊貿易占中國整體貿易的比重為14.1%。從這個意義上講，要想讓中國的對外貿易均衡發展，離開中美貿易的平衡發展也確實有困難，中國因而也希望兩國的貿易趨向平衡發展。況且，巨大的貿易順差也容易增加外匯占款，客觀上會加大穩定金融市場與貨幣政策的難度。
一個巴掌拍不響，要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光說說不行，要拿出行動。我們希望增加從美國的進口，特別希望更多從美國進口與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密切相關的高技術產品，可美國方面卻對向中國出口高技術產品嚴格限制。如果美國在放寬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上更加積極一些，自然會讓特朗普在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上砝碼更多一些。
要實現中美經貿關係的平衡就要做到“取之有道”，“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處理好中美合作利益上“恒”與“衡”的關係，到底是互利共贏還是單邊主義。思路不同，結果也會不一樣。
通過廣泛的磋商，就在2017年11月9日，也就是特朗普來華訪問的第二天，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共同出席了中美企業家對話會，見證了中美兩國簽署2535億美元的經貿合作協定。這既創造了中美經貿合作的最高紀錄，也達到了世界經貿合作的新高度。特朗普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真的必須改變它的政策，我們的政策遠遠落後於同中國貿易關係和其他貿易關係的需要”。
從這次“習特會”成果不難看出，無論是美國的能源企業還是製造業企業，都希望在互利合作中找到雙贏的位置，這也是未來中美兩國經貿關係提升發展高度的突破口。
通過這次“習特會”，兩國的互利共贏關係會有一個升級版。在這一次中美兩國簽署的價值2535億美元合作大單中，能源合作是一個“大頭”，說明中美兩國在能源合作領域具有更加廣闊的紅利挖掘空間。而在11月8日，中美兩國企業家就已經簽署19項商業合作協定，總計約90億美元，涉及到生命科學、航空、智慧製造等諸多領域，而這些都屬於高科技領域。儘管迄今為止美國仍然限制高科技領域對華輸出，但現在卻讓人看到了一個良好的開頭。不難看出，無論是對像能源、飛機、農產品等“大頭”來說，還是對生命科學、智慧製造等高科技領域的“開頭”而言，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平臺正在邁上一個新的高度，而這個高度的最大看點就是體現在互利共贏方面。
具體來看，未來中美兩國互利共贏的紅利至少可以從以下方面挖掘：
首先，互利共贏的紅利體現為紅利的共用。例如在未來中美兩國能源合作中，美國離不開中國這麼大的市場，中國也更需要美國帶來的能源供應多元化。
其次，互利共贏的紅利體現為紅利的創造。例如美國在資訊技術上處於國際領先地位，而中國在移動支付、共用經濟等領域走在世界前列，雙方的優勢完全可以結合在一起，創造出更多商業機會。
再次，互利共贏的紅利體現為紅利的互動。比如像中美百日計畫中，中國從美國進口牛肉與美國從中國進口肉雞，在很大程度上就屬於這種良性互動關係。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美兩國在G20、APEC等平臺上有許多方面需要求同存異，在確保世界經濟復蘇方面需要強化合作，在反對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過程中需要增進瞭解，在克服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衝突上也需要協調立場。經貿關係是中美兩國國家關係健康發展的壓艙石與推進器，無論是貿易關係，還是投資合作，中美兩國都存在著巨大的合作發展空間。中美兩國經貿關係發展儘管經歷過不少波折，但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衡”格局下，中美經貿關係“恒”發展的大方向還是要細心呵護，而不應當輕易改變。從這次“習特會”成果不難看出，中美兩國領導人對於經貿合作的“恒”與“衡”都予以了充分重視。由此看來，就特朗普這次對中國訪問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有所建樹，重要原因在於他能夠在關鍵的時間點上用合作博弈思維替代對抗博弈思維。在這方面，儘管美國方面也說了不少，但行勝於言，這一次終於看到有所作為。
數說中美經貿關係
中美兩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經濟總量約占全球的40%，貨物出口占全球的近四分之一，對外投資和吸引外資占全球的比重均接近30%。
2016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達到5243億美元，比建交之初增長了209倍；雙邊服務貿易額超過1100億美元；雙向投資累計超過2000億美元。兩國都從雙方的經貿關係中收穫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習特會”經濟成果清單
11月10日，在國新辦新聞吹風會上，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介紹了“習特會”在經濟領域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
雙方歡迎兩國民航當局在《雙邊航空安全協定》下簽署《適航實施程式》；
中方決定將單個或多個外國投資者直接或間接投資證券、基金管理、期貨公司的投資比例限制放寬至51%，上述措施實施三年後，投資比例不受限制；
將取消對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單一持股不超過20%，合計持股不超過25%的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外一致的銀行業股權投資比例規則；
三年後將單個或多個外國投資者投資設立經營人身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的投資比例放寬至51%，五年後投資比例不受限制。
逐步適當降低汽車關稅，在2018年6月前在自貿試驗區範圍內開展放開專用車和新能源汽車外資股比限制試點工作；
對幹玉米酒糟在進口環節和國內環節實施相同的增值稅政策，恢復免征進口環節增值稅；
中方要求美方切實放寬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履行中國入世議定書第十五條義務、公平對待中國企業赴美投資、推動中金公司獨立在美申請相關金融業務牌照進程、慎用貿易救濟措施。雙方將就中美經濟合作一年計畫或中長期合作規劃保持溝通。
此外，頗受外界關注的便是兩國簽署了總金額超過2500億美元的商業合同和雙向投資協定。根據相關企業發佈的資訊，這份創紀錄的大單包括：
中國航空器材集團公司與美國波音公司在北京簽署了300架波音飛機的批量採購協議，其中包括260架B737系列、40架B787系列和B777系列飛機，總價值超過370億美元；
美國通用電氣（GE）與其中國合作夥伴在北京簽署了3項商業協定，涉及GE航空集團和發電集團的最新技術和解決方案，以及與大唐集團簽署“一攬子”專案合作協定，總價值達35億美元；
美國晶片巨頭高通公司與小米、OPPO和vivo等3家中國手機企業分別簽署了非約束性的關於晶片採購的諒解備忘錄，3家中國公司表示有意向在未來3年間向高通採購價值總計不低於120億美元的部件；
中投公司與美國高盛集團簽署了《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與高盛集團戰略合作諒解備忘錄》，成立中美製造業合作基金，合作基金目標承諾投資額50億美元，將投資於美國製造業、工業、消費、醫療等行業企業，通過開拓中國市場，進一步深化中美經貿投資合作；
Alaska Gasline Development Corp (AGDC)、阿拉斯加州、中國石化、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國銀行就發展阿拉斯加州LNG業務簽署協定，協定內容包括投資至多430億美元，建設過程中將在美國創造至多12000個工作崗位；
中國國家能源投資集團簽署一項諒解備忘錄，將向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的葉岩氣、電力和化工生產專案投資837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