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 國務院批復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 新規劃裡有關首都功能和古都保護方面的新提法被廣泛的關注， 梁思成先生當年關於北京古城保護的構想被頻頻提起。 近日，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郭黛姮教授（梁思成先生的關門弟子、建築史學家）對新版北京城市規劃進行了詳細解析。
要建設什麼樣的首都？
新版的北京城市規劃比過去提升了很多， 提出的規劃也都站得比較高、看得比較遠， 同時還很深入， 對具體的問題也有相當瞭解， 能解決很多問題。
首先， 規劃指出了每個人努力的方向，
第二， 這次規劃很好地回答了“我們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首都”的問題。 “四個中心”的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 政治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 這可能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重點問題。
科技創新中心這方面， 我的感受主要是對“時代性”的理解。 中國夢怎麼實現？分階段實現。 新規劃與十九大“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高度同步， 現在這個階段需要的就是這樣的規劃， 跟時代性密切相關。 以前沒使用數位化手段， 我不知道圓明園還可以這樣表現出來，
總之， 新規劃讓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 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該做什麼。 讓我興奮的就在於， 以前想促成的事情都落到紙上， 得到了確認。
避免大拆大建、見縫插樓
北京的城市規劃做過很多次， 但是從未這麼明確地提出歷史街區保護。 從我瞭解的情況來說， 我想說北京之前的城市建設存在兩個問題：第一， 大拆大建；第二， 見縫插樓。
2015年， 我們到青龍橋街道， 那裡本來還留著一些歷史建築， 儘管那些房子的狀況已經不太好， 但當時還沒有全部拆光。 後來， 那裡拆到只剩兩個小的佛教建築， 除了一個慈恩寺和一個隱修庵， 其他都拆光了。
但是， 因為那裡是由開發商投資， 拆的時候耗去很多費用， 所以後期也就總想從新建過程中把錢“撈回來”。 如果實行科學合理的規劃， 他們就無法保住成本。 據說直到最近， 他們還在找人嘗試制定新的方案。 新規劃特別明確， 強調能保就保， 避免大拆大建。
第二就是一些四合院裡公然“見縫插樓”， 很多都無法保持其原貌。 清朝的“鐵帽子王”濟爾哈朗的王府， 現在院內很多房子保存尚好， 但是中間就插了樓，
梁思成先生曾說過：”不能讓歷史節奏委屈在不調和的周圍當中， 受到不應有的宰割。 ”我一直有這種感覺， 很多地方不該有的東西冒出來。
舉個恭王府的例子， 本來它就是一個王府， 周圍有住宅區。 但是， 很多小商鋪在周邊也建起來了， 售賣各樣商品。 其他國家的古建築景區， 比如日本的法隆寺， 大多數賣東西的店鋪離古建築都很遠。 現在這種小商鋪都是自發的， 有些還有拆牆打洞的現象， 這令歷史街區搞得很糟糕。 這些文物建築就屬於“委屈在不調和的周圍當中， 受到不應有的宰割”。
重拾“整體保護”意識
我感覺國務院批復裡說得特別好：加強老城和“三山五園”的整體保護， 老城不能再拆，通過騰退、恢復性修建，應保盡保。這幾句話都是新提法，非常令人興奮。
新規劃的一個重大提升就是保護觀念的提升。每個文化遺產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總體環境的一部分。提倡整體保護，就是要真正保護古都風貌，保護北京老城的風貌。
梁思成先生曾經說：“我們愛護文物建築，不僅應該愛護個別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須愛護它周圍整體和鄰近的環境。”也就是說，歷史街區實際是文物建築的一個環境。新的規劃就特別全面，強調了歷史環境的整體性。
另外，這次新規劃中還有一個新提法——”三個文化帶“：大運河文化帶、長城文化帶、西山永定河文化帶。
保護文化，怎麼下手？這三個文化帶就給出一種方向指導——突破以前逐個建築的思路，用文化帶的概念帶動更全面的保護工作，用帶型空間進行整體規劃。比如過去我們講保護長城，現在變成保護長城文化帶。長城周圍很多烽堠衛所，要護衛長城，必然有人要在那生活，就形成一些小鎮，這裡還有更多無形的歷史和文化，都與長城有關。所以，這些保護是一體的，不能單獨保護城牆，與長城文化有關的這些內容都要保護。
這與當年梁思成先生的思路很相似。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概念是”整體保護“，先規劃在整體保護中，再劃分區塊告訴大家具體怎麼辦。如果梁思成先生能夠活到今天，看到這個新規劃，肯定特別高興。他的理想就是要把北京保護好，他認為北京是世界上規劃最好的城市。“那具有計劃性的城市整體，那莊嚴的佈局，在處理空間和分配重點上創造出卓越的風格，同時也安排了合理而有秩序的街道系統”，他覺得北京的建築作為一個整體，這個體系是全世界保存最好的。
這種思路，其實也不僅是梁先生一人提倡。《西安宣言》（2005年10月21日，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15屆大會在西安通過該宣言）中也提出一個概念叫“文物建築”（相對於現在的“文化遺產”概念而言），認為不僅要保護文物建築，還要保護周圍的環境。現在的新規劃，正是重新貫徹這種保護理念，而且比一般而論的《西安宣言》更加具體。
可以將古建保護得更好
以前，有人給北京規劃起外號，叫“攤大餅”——簡單地一圈一圈往外擴。這次“定邊界”，就是因為以前“攤大餅”沒有及時解決問題。比如古村落或古城鎮保護，現在一些商業性的旅遊點是用仿古的思路新建起來的。實際上，那不是一種歷史文化建設。
做古鎮，就應該在歷史上尋找真實的古鎮。例如，延慶的歷史古鎮，有歷史可查。延慶屬於長城文化帶，也與西山文化帶產生聯繫。這樣的文化帶之間互相交叉的情況也很多。所以，不能把一個地方被劃入某個文化帶，它歷史上帶有的其他歷史文化資訊就要排除，還是要根據歷史來加以保護。
如今，不少古跡已經破損甚至消失，比如說北京的城牆。但如果我們能把留存的東西保護好也能代表中國文化。不要只看到一些古跡損壞，也要看到新時代給我們帶來的利好。失去的東西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方法把它展示出來，因為各種技術手段、保護方法都已經有很大進步。所以，在這個條件下，我們保護歷史街區、文化遺產、弘揚傳統文化精神，可以做得比以前更好。這也是本次規劃延伸出來的意義。
不先搞好科研，好規劃也辦砸
其實，規劃已經在實施，歷史街區現在已經有了很多動作。比如私家亂建、開牆打洞的拆除、整治工作。不過，在今後的落實中，還是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還以西山為例，開發商建了不少房子，很多也是請各家設計院來做的。我曾經參加過一次評審會，提意見時，希望他們能在住宅區裡體現西山的特點。即便是房地產開發也需要研究，住宅區蓋出來，跟其他地方的住宅區應該不一樣，應該有自己的個性。
再如，海澱區所轄有一個北塢村，當時裡面還留著一座佛寺，修復時把裡面的彩畫都畫成了和璽彩畫（清代最高等級的建築裝飾彩畫，一般僅用於皇家或與皇家相關的建築），這是不對的，一個小佛寺怎麼會用和璽彩畫？他們解釋說，那兒留有一塊明代的碑，寫著佛寺是皇帝出錢敕建。
明代彩畫與清代不同，即使是敕建，也不一定是清代和璽彩畫的樣子，何況它的屋簷下還留有清代重修過的鏇子彩畫（明清時期傳統建築中運用最為廣泛的彩畫類型，在清代級別次於和璽彩畫）。那麼，現代修復，要麼把清代重修的樣子反映出來，要麼去認真考據明代彩畫的樣子。
在落實規劃時，科研是首要的，要先研究，研究透了再動手。這次的規劃很好，對於北京城市整體怎麼保護，方向明確，提出的職能也很具體。但是將來實施，要先總結經驗教訓，這方面欠缺的還比較多。
梁思成先生曾經提出：善男信女要求把寺廟、塑像等搞得面目一新，好像這樣就“做功德”了，但我們不能像他們一樣，還是要按歷史本身去修復，不能“粉刷一新”就算修好了。這項事業與我們的關係很密切，任務也很重。要科研先行，把研究放在最前面，不好好研究，就不能達到保護相應文化帶的目的。
為中國人留住“鄉愁”
對於普通市民而言，保護城市中歷史資訊的意義可能就是“留住鄉愁”吧，留住他們所在地方的歷史記憶。我主持修復雷峰塔的時候，杭州人覺得 “西湖十景”就像家鄉的名片一樣，沒了雷峰塔就缺了一景，很遺憾。老百姓對歷史文化有一種“感情”，這就是歷史文化的“情感價值”。不能把文物建築的價值只局限在科學價值、歷史價值一類，情感價值是歷史文化的“靈魂”。
一說起蘇州，大家馬上就能想起“小橋流水人家”的畫面。當地人有一種情感，其他地方的人也有一種情感。它是大家共有而不是某地私有的一種價值。那麼，我們的歷史文化保護，就是在滿足我們全民的“情感價值”。放眼國際，這也代表了我們民族的文化，寄託了我們民族的情感。
新版規劃之所以特別提出“三山五園”，也正是因為它們代表著北京的歷史文化。北京的歷史文化遺產非常厚重，古建築類型齊全——皇家宮廷、官私園林、百姓民居、宗教建築、陵墓等。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次北京的規劃，不僅僅代表北京。保護好北京文化遺產，就是保護了中國文化遺產的代表，所有中國人都會為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自豪。
（作者：郭黛姮 建築史學家、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
老城不能再拆，通過騰退、恢復性修建，應保盡保。這幾句話都是新提法，非常令人興奮。新規劃的一個重大提升就是保護觀念的提升。每個文化遺產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總體環境的一部分。提倡整體保護，就是要真正保護古都風貌，保護北京老城的風貌。
梁思成先生曾經說：“我們愛護文物建築，不僅應該愛護個別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須愛護它周圍整體和鄰近的環境。”也就是說，歷史街區實際是文物建築的一個環境。新的規劃就特別全面，強調了歷史環境的整體性。
另外，這次新規劃中還有一個新提法——”三個文化帶“：大運河文化帶、長城文化帶、西山永定河文化帶。
保護文化，怎麼下手？這三個文化帶就給出一種方向指導——突破以前逐個建築的思路，用文化帶的概念帶動更全面的保護工作，用帶型空間進行整體規劃。比如過去我們講保護長城，現在變成保護長城文化帶。長城周圍很多烽堠衛所，要護衛長城，必然有人要在那生活，就形成一些小鎮，這裡還有更多無形的歷史和文化，都與長城有關。所以，這些保護是一體的，不能單獨保護城牆，與長城文化有關的這些內容都要保護。
這與當年梁思成先生的思路很相似。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概念是”整體保護“，先規劃在整體保護中，再劃分區塊告訴大家具體怎麼辦。如果梁思成先生能夠活到今天，看到這個新規劃，肯定特別高興。他的理想就是要把北京保護好，他認為北京是世界上規劃最好的城市。“那具有計劃性的城市整體，那莊嚴的佈局，在處理空間和分配重點上創造出卓越的風格，同時也安排了合理而有秩序的街道系統”，他覺得北京的建築作為一個整體，這個體系是全世界保存最好的。
這種思路，其實也不僅是梁先生一人提倡。《西安宣言》（2005年10月21日，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15屆大會在西安通過該宣言）中也提出一個概念叫“文物建築”（相對於現在的“文化遺產”概念而言），認為不僅要保護文物建築，還要保護周圍的環境。現在的新規劃，正是重新貫徹這種保護理念，而且比一般而論的《西安宣言》更加具體。
可以將古建保護得更好
以前，有人給北京規劃起外號，叫“攤大餅”——簡單地一圈一圈往外擴。這次“定邊界”，就是因為以前“攤大餅”沒有及時解決問題。比如古村落或古城鎮保護，現在一些商業性的旅遊點是用仿古的思路新建起來的。實際上，那不是一種歷史文化建設。
做古鎮，就應該在歷史上尋找真實的古鎮。例如，延慶的歷史古鎮，有歷史可查。延慶屬於長城文化帶，也與西山文化帶產生聯繫。這樣的文化帶之間互相交叉的情況也很多。所以，不能把一個地方被劃入某個文化帶，它歷史上帶有的其他歷史文化資訊就要排除，還是要根據歷史來加以保護。
如今，不少古跡已經破損甚至消失，比如說北京的城牆。但如果我們能把留存的東西保護好也能代表中國文化。不要只看到一些古跡損壞，也要看到新時代給我們帶來的利好。失去的東西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方法把它展示出來，因為各種技術手段、保護方法都已經有很大進步。所以，在這個條件下，我們保護歷史街區、文化遺產、弘揚傳統文化精神，可以做得比以前更好。這也是本次規劃延伸出來的意義。
不先搞好科研，好規劃也辦砸
其實，規劃已經在實施，歷史街區現在已經有了很多動作。比如私家亂建、開牆打洞的拆除、整治工作。不過，在今後的落實中，還是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還以西山為例，開發商建了不少房子，很多也是請各家設計院來做的。我曾經參加過一次評審會，提意見時，希望他們能在住宅區裡體現西山的特點。即便是房地產開發也需要研究，住宅區蓋出來，跟其他地方的住宅區應該不一樣，應該有自己的個性。
再如，海澱區所轄有一個北塢村，當時裡面還留著一座佛寺，修復時把裡面的彩畫都畫成了和璽彩畫（清代最高等級的建築裝飾彩畫，一般僅用於皇家或與皇家相關的建築），這是不對的，一個小佛寺怎麼會用和璽彩畫？他們解釋說，那兒留有一塊明代的碑，寫著佛寺是皇帝出錢敕建。
明代彩畫與清代不同，即使是敕建，也不一定是清代和璽彩畫的樣子，何況它的屋簷下還留有清代重修過的鏇子彩畫（明清時期傳統建築中運用最為廣泛的彩畫類型，在清代級別次於和璽彩畫）。那麼，現代修復，要麼把清代重修的樣子反映出來，要麼去認真考據明代彩畫的樣子。
在落實規劃時，科研是首要的，要先研究，研究透了再動手。這次的規劃很好，對於北京城市整體怎麼保護，方向明確，提出的職能也很具體。但是將來實施，要先總結經驗教訓，這方面欠缺的還比較多。
梁思成先生曾經提出：善男信女要求把寺廟、塑像等搞得面目一新，好像這樣就“做功德”了，但我們不能像他們一樣，還是要按歷史本身去修復，不能“粉刷一新”就算修好了。這項事業與我們的關係很密切，任務也很重。要科研先行，把研究放在最前面，不好好研究，就不能達到保護相應文化帶的目的。
為中國人留住“鄉愁”
對於普通市民而言，保護城市中歷史資訊的意義可能就是“留住鄉愁”吧，留住他們所在地方的歷史記憶。我主持修復雷峰塔的時候，杭州人覺得 “西湖十景”就像家鄉的名片一樣，沒了雷峰塔就缺了一景，很遺憾。老百姓對歷史文化有一種“感情”，這就是歷史文化的“情感價值”。不能把文物建築的價值只局限在科學價值、歷史價值一類，情感價值是歷史文化的“靈魂”。
一說起蘇州，大家馬上就能想起“小橋流水人家”的畫面。當地人有一種情感，其他地方的人也有一種情感。它是大家共有而不是某地私有的一種價值。那麼，我們的歷史文化保護，就是在滿足我們全民的“情感價值”。放眼國際，這也代表了我們民族的文化，寄託了我們民族的情感。
新版規劃之所以特別提出“三山五園”，也正是因為它們代表著北京的歷史文化。北京的歷史文化遺產非常厚重，古建築類型齊全——皇家宮廷、官私園林、百姓民居、宗教建築、陵墓等。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次北京的規劃，不僅僅代表北京。保護好北京文化遺產，就是保護了中國文化遺產的代表，所有中國人都會為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自豪。
（作者：郭黛姮 建築史學家、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