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政治家們都將教育作為國家的要務之一。 亞里斯多德認為,公民教育出於下述原因而與城邦的政治制度緊密相連:城邦原本是公民的自治團體,因此,有什麼樣的公民就有什麼樣的城邦及其相應的政治制度。 例如,一個城邦如果是民主共和制的,那麼,建立這一城邦的先民們必然具有與民主制相適應的德行和觀念。 因此,對於新生的共同體成員,理所當然要通過教育使其與城邦的制度和公共規範相契合。 否則,政治制度就有可能動搖,人們就無法安居樂業。 可見,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源於人與政治共同體之間的相互作用。
連接個人與共同體的公民教育
亞里斯多德認為,“人是自然傾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但是,在個人與政治共同體之間卻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這種分裂存在於兩方面:一是新生的社會成員不可能天生就認同主導政治共同體的價值觀念和共同規範,當周圍的人們向其灌輸主流的觀念時,他們甚至會產生強烈的反感。 二是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總有可能產生矛盾。 當每一個新的生命誕生時,對他來說最真切的感受都是來自於其自身的。 因此,兒童並非天生就是高尚的,他們毋寧說是“自私自利”的,做事情多從自己的感受和利益出發。
既然公民教育充當的是連接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橋樑,那麼公民教育的目的既可以說是為了個體成員的發展,也可以說是為了增進共同體的利益,因為,這兩者終究是相互促進的。 然而,公民教育的立足點,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
所謂公民教育立足于受教育的個人,是說教育的內容和方式,應該從個人的角度去考慮,要以“人”為本。 關於教育的內容:比如說,對交通規則的認知應包括在公民教育的內容之中,因為這一知識對於個人安全和公共秩序都是至關重要的。
“操持閒暇”應成為公民教育的重要內容
亞里斯多德在談到公民教育時,對於“閒暇”頗費筆墨,甚至將“操持閒暇”稱作“我們全部生活的目的”。 亞里斯多德論述道:“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獲致閒暇。 那麼,試問,在閒暇的時刻,我們將何所作為?總不宜以遊嬉消遣我們的閒暇。 如果這樣,則‘遊嬉’將成為人生的目的。 這是不可能的。 ”亞氏提出的問題是尖銳的,既然人生忙忙碌碌就是為了有片刻的閒暇,那閒暇的時候我們又該做什麼呢?
所謂“閒暇”,就是完全屬於“我”的時間。只有在“閒暇”之中,我才是徹底自由的。在這段時間中,我不用為了掙錢而工作,不用為了準備家人的飯菜而忙前忙後,不用為了應付朋友而推杯換盞……但“閒暇”也不是休息,休息是為了緩解疲勞而暫停工作,而“閒暇”則完全是為了其自身而存在的。簡單地說,“閒暇”以其自身為目的,不充當其他任何活動的手段。而人也只有在閒暇之中才真正地與自己在一起,為自己而活。亞氏對“閒暇”的推崇,實際上是在關注“自我”的覺醒。只有在這樣一段不受任何牽制的時光中,人們才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才可能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開始思考自己生活的目的,並形成自己的意志。如果生活中沒有了“閒暇”,人就會像動物一樣,被一個接一個的欲望牽著鼻子走,最終成為外部世界的奴隸。
出於對“閒暇”的推崇,亞里斯多德主張,教會人們“操持閒暇”應是公民教育中的核心內容之一。由此,亞氏認為音樂應該是一門重點教授的科目,而音樂之所以必需絕不是因為它有用(讀寫、繪畫、各種技藝都更有實用的價值),而是因為音樂是操持閒暇的理性活動。亞里斯多德對音樂的定義並非很好把握,但我們對他的主張並不陌生。從西周開始,音樂就成為了中國古代君子必學的六藝——禮、樂、射、禦、書、數——之一。可見,東西方的先賢都將“操持閒暇”作為教育的核心內容。
那我們應如何教授“操持閒暇”之術呢?這恐怕是比“何謂閒暇”更難回答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有時候“教”還不如“不教”。舉例來說,現在許多孩子都在“素質教育”的理念之下學習各種各樣的技藝,忙得不亦樂乎。但如果你去問問這些“忙碌的”孩子們,“你喜歡什麼,你最想幹什麼”,很多孩子可能會很茫然。而他們在閒置時間最愛做的事情就是打遊戲、玩手機。這恰恰印證了亞里斯多德所說的,“難道我們生活的目的就是遊嬉嗎?”靈感、創意、偉大的夢想,這些推動世界進步的動力來自於深入的思考、來自于閒暇和自由,更來自於堅定的意志。因此,在教育中,尤其是在公民教育中我們應該多留一些“空間”給新生者,在價值觀、人生意義、人生理想等領域多一些“留白”,讓新生者有機會去思考,去建構“自我”,去形成自己的意志。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還應對于新生者各式各樣的“自我”有更多的包容,只要是不會侵犯他人權利的道德理想或生活方式都應該被人們所接納。充滿愛、自由和尊重的公民教育有助於個人的成熟與發展,而相容並蓄的社會氛圍則有助於整個民族的成熟與壯大。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所謂“閒暇”,就是完全屬於“我”的時間。只有在“閒暇”之中,我才是徹底自由的。在這段時間中,我不用為了掙錢而工作,不用為了準備家人的飯菜而忙前忙後,不用為了應付朋友而推杯換盞……但“閒暇”也不是休息,休息是為了緩解疲勞而暫停工作,而“閒暇”則完全是為了其自身而存在的。簡單地說,“閒暇”以其自身為目的,不充當其他任何活動的手段。而人也只有在閒暇之中才真正地與自己在一起,為自己而活。亞氏對“閒暇”的推崇,實際上是在關注“自我”的覺醒。只有在這樣一段不受任何牽制的時光中,人們才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才可能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開始思考自己生活的目的,並形成自己的意志。如果生活中沒有了“閒暇”,人就會像動物一樣,被一個接一個的欲望牽著鼻子走,最終成為外部世界的奴隸。
出於對“閒暇”的推崇,亞里斯多德主張,教會人們“操持閒暇”應是公民教育中的核心內容之一。由此,亞氏認為音樂應該是一門重點教授的科目,而音樂之所以必需絕不是因為它有用(讀寫、繪畫、各種技藝都更有實用的價值),而是因為音樂是操持閒暇的理性活動。亞里斯多德對音樂的定義並非很好把握,但我們對他的主張並不陌生。從西周開始,音樂就成為了中國古代君子必學的六藝——禮、樂、射、禦、書、數——之一。可見,東西方的先賢都將“操持閒暇”作為教育的核心內容。
那我們應如何教授“操持閒暇”之術呢?這恐怕是比“何謂閒暇”更難回答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有時候“教”還不如“不教”。舉例來說,現在許多孩子都在“素質教育”的理念之下學習各種各樣的技藝,忙得不亦樂乎。但如果你去問問這些“忙碌的”孩子們,“你喜歡什麼,你最想幹什麼”,很多孩子可能會很茫然。而他們在閒置時間最愛做的事情就是打遊戲、玩手機。這恰恰印證了亞里斯多德所說的,“難道我們生活的目的就是遊嬉嗎?”靈感、創意、偉大的夢想,這些推動世界進步的動力來自於深入的思考、來自于閒暇和自由,更來自於堅定的意志。因此,在教育中,尤其是在公民教育中我們應該多留一些“空間”給新生者,在價值觀、人生意義、人生理想等領域多一些“留白”,讓新生者有機會去思考,去建構“自我”,去形成自己的意志。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還應對于新生者各式各樣的“自我”有更多的包容,只要是不會侵犯他人權利的道德理想或生活方式都應該被人們所接納。充滿愛、自由和尊重的公民教育有助於個人的成熟與發展,而相容並蓄的社會氛圍則有助於整個民族的成熟與壯大。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