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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人治沙記

新疆和田地區策勒縣, 南抵昆侖山, 北鄰世界最大的流動性沙漠塔克拉瑪幹。 曾幾何時, 策勒人家四壁無窗, 只敢在屋頂開天窗, 以防斜向刮來的沙子破窗而入……

自上世紀80年代起, 在黨和政府的決策部署下, 策勒人向沙漠發起頑強抗爭, 用30年時間實現人進沙退。 在那片沙土地上, 策勒人沒有停下腳步, 又種下創造美好生活的新夢想。

“沙漠肆虐很瘋狂”

84歲的老人圖蓀尼亞孜·圖爾迪, 家住策勒縣城以西緊鄰沙漠的托帕村。

從1956年到1984年的近30年間, 他家從托帕村以西25公里處不停東遷, 前後搬了4次, “剛開始還用葦子紮成籬笆遮擋風沙,

後來就徹底放棄了……”

圖蓀尼亞孜·圖爾迪說, 打他記事起, 家裡就沒了耕地, 靠著三四隻羊、一頭毛驢和十幾隻雞在巴紮上換糧食為生。

耕地稀少的情況非常普遍。 沙漠和戈壁將策勒縣境內的綠洲切成了72塊碎片, 而這些零碎綠洲的總面積還不到全縣面積的3%。

上世紀70年代, 圖蓀尼亞孜·圖爾迪扛起坎土曼(一種農具), 和村裡的其他壯勞力自發到沙漠邊種樹。 因新栽的樹苗沒有灌溉水, 眼瞅著樹苗一棵棵死去, 倔強的圖蓀尼亞孜·圖爾迪在村裡用木桶、葫蘆灌滿井水, 再步行十多公里到沙漠邊澆樹。 這麼做仍無濟於事, 沙漠還在一點點推進。

老人慍怒地說:“沙漠肆虐很瘋狂, 一年四季什麼都不給你,

還會把你所有的東西都收走。 ”

“策勒模式”起了作用

上世紀80年代初, 沙漠與策勒縣城間最近處僅1.5公里。 政府先後在策勒設立3座治沙站, 研究科學防沙治沙。

1988年, 剛從新疆大學生物系畢業的乃比江·麥提圖爾蓀到策勒縣治沙研究實驗站報到。 為了治理沙漠, 專業並不對口的他拒絕了多個工作機會。

“我恨透了沙漠。 ”乃比江·麥提圖爾蓀說, 他剛上大一那年, 11歲的堂妹在一場大風沙中迷路, 墜入水渠不幸遇難。

沙臨城下, 集結策勒的科研人員正嘗試搭建“多帶式”防護體系抵禦風沙。

所謂“多帶式”, 指以駱駝刺為代表的草本植物帶;以紅柳為代表的灌木林帶;以白楊為代表的喬木林帶。

人們通過自然恢復、人工種植相結合的手段, 在沙漠與綠洲爭奪地盤的前沿,

自裡向外搭起“喬灌草”3層生態屏障。

有了科學規劃, 全民種樹的熱情更加高漲, 乃比江·麥提圖爾蓀更是沖在前面。 “我們4個小夥兒在戈壁灘住了一個半月, 白天挖坑栽苗, 晚上機井澆水, 一口氣種下3000多棵樹苗。 ”

20多年過去, 他親手種植的楊樹、沙棗樹已亭亭如蓋。 與此同時, 策勒西北方向17公里長的風沙線上, 沙漠向後退了3.5公里, 西北風呼嘯時, 縣城上空的塵土減少了80%。

中科院策勒沙漠研究站站長曾凡江說, 策勒人進沙退的局面基本形成, 人們把發揮重要作用的“多帶式”防護體系稱為“策勒模式”, 推廣到內蒙古、寧夏等沙漠化嚴重地區。

“讓沙漠邊的農民富起來”

為把現有生態屏障變得更牢固, 人們開始種植既擋風沙、又能增收的經濟林。

適宜在沙土地生長的紅棗、核桃等開始成為策勒人創富的源泉。

今年27歲的紅棗商人帕爾哈提·艾斯凱爾, 2年前還是烏魯木齊一名IT男。

2015年, 從公司辭職的他返回家鄉創業。 “當時就認准兩點:一、策勒產最好的紅棗;二、移動電子商務興起, 網購門檻大大降低。 ”

起初, 帕爾哈提·艾斯凱爾從農民那收購紅棗, 再通過電商平臺出售。 雖然效益不錯, 但他很快發現問題, “初級產品利潤極薄, 在市場上沒有議價權, 紅棗價值遠未釋放。 ”

去年, 帕爾哈提·艾斯凱爾用縣裡的優惠政策貸款70萬元, 請專家、建廠房、買設備, 對紅棗進行精深加工。

一年時間, 他和團隊開發出紅棗粉、紅棗醬、棗夾核桃等多種高附加值產品。

今年底, 策勒地產紅棗將第一次貼上廠裡的自有品牌——“托帕”走向市場。

“就是那沙漠邊的村莊, 我的棗全是托帕村民種的。 ”帕爾哈提·艾斯凱爾說, 朋友都嫌名字土, 他卻不以為然, 還給“托帕”賦予了新含義——“農民的紅棗就托給帕爾哈提吧!”

作為“90後”, 帕爾哈提·艾斯凱爾與沙漠間沒有太多故事, 但他聽過不少人與沙漠抗爭的往事。

“希望通過我的努力, 把紅棗賣出更好的價錢, 讓沙漠邊的農民富起來。 ”帕爾哈提·艾斯凱爾說, 這是他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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