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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師， 全國著名特級教師、省級教育模範， 教育部“跨世紀名師工程”向全國推出的首位名師。 于老師1962年從師範學校畢業後， 一直從事小學教育教學， 退休後， 他對自己漫長的小學教書生涯做了深刻的反思。 他說：
我不是悲觀主義者， 不會因為人生快“走到頭”了而歎息。 我常常想的倒是：假如時光倒退十幾年， 不要多， 只十幾年， 再給我一次從一年級帶到六年級的機會， 再讓我教一屆小學生， 把我現在相對的成熟獻給學生， 那該多好哇！
我時常記起江蘇省模範教師王樹堂先生生前對我說的一句話：“年輕的時候不會教，
難道老師也像莊稼一樣， 老了才成熟？難道就像紅薯一樣， 從地裡挖出來， 非得在地窖裡放一段時間才甜， 才軟， 才意味著徹底的成熟？
是的。 退休之後的大反思， 使我基本上明白了教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教語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基本上明白了， 所以我退休後才經常想， 如果時光倒退十幾年， 讓我再教一屆小學生， 該有多好！
于永正老師
如果再教一年級，
絕不會讓小朋友上課尿褲子了
那是1985年12月底的事。 一天上午， 我正在為一年級（1）班上說話、寫話課。 學生正在用心地寫我擺在講桌上的蔬菜、水果， 朱飛飛突然站起來說：“林毅尿褲子了！”
林毅是個文靜秀氣的小女孩， 平時很少言語。 我對她說：“我不是說過嗎？上課有事， 可以舉手報告。 ”她低著頭， 一聲不吭。 天這麼冷， 棉褲尿濕了， 怎麼能行呢！我趕緊請班主任鄧桂霞老師給家長打電話， 送條褲子來。
下課了， 我見鄧老師正在爐子上（那時冬天辦公室裡生爐子取暖）為林毅烤棉褲呢。 當時我心裡還不以為然。
這時， 辦公室裡一位年長的老師對我講起她曾經在報紙上看到的一篇報導。 文中說， 一位教一年級的女老師上課時， 發現一位學生神色不對， 便走到該生跟前， 嘴巴湊到他耳朵上悄悄地問：“想解手嗎？”該生使勁點頭。 女老師一拍他的肩， 他便飛也似地跑出去了。
可是， 好久不見這位小朋友回來，
果不其然， 這位小朋友正為沒帶衛生紙發愁呢！ 我為這位老師的善於體察而吃驚， 為她的善於推理而敬佩！ 聽罷， 我羞愧之極。 我覺得我不配做特級教師。
如果時光老人再給我十幾年的時間， 讓我重教一年級， 上課時我會關注每一位學生， 不再只是關注教案、教學。
豈止是教一年級， 教任何年級都要認真讀每個學生的表情、動作， 從中讀出他們的內心， 並做出正確的判斷， 採取相應的措施。
低年級上課中間的短暫休息， 我不會只是唱唱歌， 活動一下身子， 一定會先問小朋友一句：有需要“那個”的嗎？尤其是在冬天。
我也不會只是那麼“正統”地活動、唱歌，
犯了錯誤的學生進了辦公室，
一定請他坐下
在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 把犯了錯誤的學生“請”到辦公室裡去， 是常有的事。 “請到辦公室”， 是表示該生所犯錯誤已十分嚴重。 當眾這麼“宣佈”， 也想“警示”其他學生。
問題還不在這裡。 問題在犯錯誤的學生到我辦公室的“待遇”：他必須標準地立正站著——腳後跟靠攏， 兩臂下垂， 中指貼在褲子縫上。
如果不“標準”， 我便命令他“站好”， 隨即強制性地“糾正”：比如用腳踢他的腳後跟。 這實際上是體罰。 這種做法， 哪裡有尊重可言！哪裡有平等可言！哪裡有民主可言！
最近讀了張華教授的《論我國課堂教學轉型》，
“今年8月31號， 我兒子上小學了。 第一天是家長開放日， 學校的第一件事是：行為規範。 怎麼坐， 怎麼站， 手放到哪裡， 怎麼走路， 怎麼排隊……老師早已規定得好好的， 而且每一個規定都有相應的獎勵和懲罰作保障。 隨後的任何學習都是這樣。
現在， 我們很多美其名曰‘培養學習習慣’的做法， 就是強化學生不能亂說， 不能亂動， 整齊地聽話……這都是最壞的習慣——沒有比限制兒童的嘴亂說、手亂動更壞的學習習慣了， 這是成人對兒童施加專制的最司空見慣的方式。 ”
他深刻地指出：
“我國教學危機的根源是專制教學。 我們把教學當作一個專制的過程， 集體對個人， 上一代對下一代， 上位者對下位者的專制的過程。 而且我們每一個人，不自覺地在做一個專制者和接受專制者，這是我最擔心的。”
幾十年了，我不就是這麼做的嗎？運用“動物園教育學”——以獎勵作誘因，以懲罰作威脅來“訓練”學生，是泯滅人性的教育！
假如我回過頭來再從事教育，我會視學生為朋友，我甚至不會稱他們為“孩子”——叫他們孩子，那意味著我是長者，“平等”就不存在了。
低年級的學生稱“小朋友”，高年級的學生稱“同學”，同學同學，我們是一同來學習的，是平等的。他們犯了錯誤，我可能還會請他們到辦公室裡談談，但是我會為他搬一把椅子，放在我的身邊，請他坐下，我甚至還會為他倒一杯水。
我可能很嚴肅，乃至於嚴厲，但不會再說“你呀，瞎子害眼——沒治了”之類的傷害學生自尊心的話。我會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告訴學生什麼叫尊重、平等、民主。
我不會再愚蠢地把分數
作為衡量學生優劣的唯一標準
四十多年來，教的學生無數，但有幾位學生的臉經常浮現在我的腦海裡。
李健、亓慶紅、劉雲、孫建軍……他們的表情是漠然的，孤獨的，有的甚至帶有哀傷，他們很少言語，早上背著書包默默走進學校，下午放學又默默地回家…… 他們都是被我戴過“差生”帽子的人。
因為他們的學習成績差，要麼數學考不及格，要麼語文考不及格。每次考試後，我都要宣佈分數。念到他們的成績時，我還故意在分數的後面加一個“大”字：“李健——50大分！”
這種話對學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呀！如果說體罰傷及的是皮肉，那麼語言傷害的則是心靈。皮肉受傷有藥醫治，而心靈的創傷卻無藥可醫。
我是他們的老師嗎？我配做他們的老師嗎？ 不知這些學生現在怎麼樣，從事什麼工作，但我相信，在社會上，他們不會差，他們中肯定有人很有出息。
請他們原諒我當年的愚蠢。 現在我明白了，人人都是一個大寫的“人”，人人都有尊嚴、有人格，人人都應該得到尊重。
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人生下來就千差萬別，正因為千差萬別，才有燦爛的世界和多彩的生活。不能單用學習成績來衡量學生，文化成績不是一個人的全部。 可惜，我認識得晚了。
如果我再從事小學教育，我會經常把十個手指頭伸出來告誡自己：這就是你的學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有了這樣的學生觀，我會認真研究每一個學生，知其長短，讓每個學生揚長避短，甚至讓一些人變短為長。
我會讓每個學生喜歡我，愛上學，愛讀書，愛思考。人人盡力了，學到什麼程度就是什麼程度。
東方不亮西方亮，分數實在沒有多大意義。
我希望成為學生的導師，
而不是教師！
退休了，還不斷吃潤喉片，慢性咽炎要伴我終生了。不能怨天尤人，只怪自己四十年來講話太多。
課改以前，講課文裡的字詞的意思，講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課改以來，講課文的人文性，深挖文字背後的蘊含。難怪慢性咽炎久治不愈。語文能力不是講出來的，學習興趣不是講出來的，情感態度更不是講出來的。講，真的作用有限。
現在看來，過去犯傻了。如果我再教小學語文，我會引導學生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讀整本的書。不但多讀，還得多背——在初知大意的基礎上，多背點經典詩文。
因為我明白了，學語文靠的是“童子功”——12歲以前，是人學習語言的最佳期。這期間，人的記憶力最好而理解力弱，一定多背。幼學如漆，小時候背熟的東西一般不會忘記。
我會引導學生在語文實踐中養成讀書讀報和動筆寫作的習慣。因為我明白了，教育說到底，是培養人的習慣，學語文是個慢功，是一輩子的事情。人一生以讀、寫為伴，才會有成就。
“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清顏元語）“導而弗牽”是教學的真諦。教師時代應該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導師時代。
人生是花，語文是根。在我的引導下，每個學生的“根”會長得粗壯、有力。
做導師而不做教師，我恐怕也就不會患慢性咽炎了。
幾十年了，我不就是這麼做的嗎？運用“動物園教育學”——以獎勵作誘因，以懲罰作威脅來“訓練”學生，是泯滅人性的教育！
假如我回過頭來再從事教育，我會視學生為朋友，我甚至不會稱他們為“孩子”——叫他們孩子，那意味著我是長者，“平等”就不存在了。
低年級的學生稱“小朋友”，高年級的學生稱“同學”，同學同學，我們是一同來學習的，是平等的。他們犯了錯誤，我可能還會請他們到辦公室裡談談，但是我會為他搬一把椅子，放在我的身邊，請他坐下，我甚至還會為他倒一杯水。
我可能很嚴肅，乃至於嚴厲，但不會再說“你呀，瞎子害眼——沒治了”之類的傷害學生自尊心的話。我會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告訴學生什麼叫尊重、平等、民主。
我不會再愚蠢地把分數
作為衡量學生優劣的唯一標準
四十多年來，教的學生無數，但有幾位學生的臉經常浮現在我的腦海裡。
李健、亓慶紅、劉雲、孫建軍……他們的表情是漠然的，孤獨的，有的甚至帶有哀傷，他們很少言語，早上背著書包默默走進學校，下午放學又默默地回家…… 他們都是被我戴過“差生”帽子的人。
因為他們的學習成績差，要麼數學考不及格，要麼語文考不及格。每次考試後，我都要宣佈分數。念到他們的成績時，我還故意在分數的後面加一個“大”字：“李健——50大分！”
這種話對學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呀！如果說體罰傷及的是皮肉，那麼語言傷害的則是心靈。皮肉受傷有藥醫治，而心靈的創傷卻無藥可醫。
我是他們的老師嗎？我配做他們的老師嗎？ 不知這些學生現在怎麼樣，從事什麼工作，但我相信，在社會上，他們不會差，他們中肯定有人很有出息。
請他們原諒我當年的愚蠢。 現在我明白了，人人都是一個大寫的“人”，人人都有尊嚴、有人格，人人都應該得到尊重。
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人生下來就千差萬別，正因為千差萬別，才有燦爛的世界和多彩的生活。不能單用學習成績來衡量學生，文化成績不是一個人的全部。 可惜，我認識得晚了。
如果我再從事小學教育，我會經常把十個手指頭伸出來告誡自己：這就是你的學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有了這樣的學生觀，我會認真研究每一個學生，知其長短，讓每個學生揚長避短，甚至讓一些人變短為長。
我會讓每個學生喜歡我，愛上學，愛讀書，愛思考。人人盡力了，學到什麼程度就是什麼程度。
東方不亮西方亮，分數實在沒有多大意義。
我希望成為學生的導師，
而不是教師！
退休了，還不斷吃潤喉片，慢性咽炎要伴我終生了。不能怨天尤人，只怪自己四十年來講話太多。
課改以前，講課文裡的字詞的意思，講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課改以來，講課文的人文性，深挖文字背後的蘊含。難怪慢性咽炎久治不愈。語文能力不是講出來的，學習興趣不是講出來的，情感態度更不是講出來的。講，真的作用有限。
現在看來，過去犯傻了。如果我再教小學語文，我會引導學生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讀整本的書。不但多讀，還得多背——在初知大意的基礎上，多背點經典詩文。
因為我明白了，學語文靠的是“童子功”——12歲以前，是人學習語言的最佳期。這期間，人的記憶力最好而理解力弱，一定多背。幼學如漆，小時候背熟的東西一般不會忘記。
我會引導學生在語文實踐中養成讀書讀報和動筆寫作的習慣。因為我明白了，教育說到底，是培養人的習慣，學語文是個慢功，是一輩子的事情。人一生以讀、寫為伴，才會有成就。
“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清顏元語）“導而弗牽”是教學的真諦。教師時代應該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導師時代。
人生是花，語文是根。在我的引導下，每個學生的“根”會長得粗壯、有力。
做導師而不做教師，我恐怕也就不會患慢性咽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