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30日的吳曉波年終秀上， 我們將發佈《2017新中產白皮書》， 由場景實驗室創始人、造物學出品人吳聲老師為大家詳細解讀新中產的愛與怕， 以及這個時代給新中產的機會與約束。
文/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前些天， 小巴派了幾個分身到京滬深三地， 花了一天時間， 訪談了數十位新中產人士。
按照計畫， 我們有一份準備好的提綱， 為每一個獨立接受採訪的人45分鐘， 不過聊起來， 受訪人的話匣子一開， 往往就有擋不住的趨勢， 2/3左右的訪談超過了1個小時， 最長的一位足足談了105分鐘， 超過預計的一倍還多。
大家興致最濃的議題， 包括消費、買房、家庭、父母、子女教育、階層流動性等。 小巴回來琢磨了一下， 這幾個問題， 除了消費之外， 在廣義上用一個詞就可以概括——“拼爹”。
在過去幾年裡， 你一定在某個地方看到過“拼爹”這個詞， 而且大概率會把它當做一個偏負面的詞彙。
而在我們的訪談中， 新中產的“拼爹”則有了另外一種方式。
訪談前， 小巴曾經線上上向新中產發過一份問卷， 其中有兩個相關的問題。
Q1：“你認為現在社會階層的流動正在固化嗎？”
選擇不同意或者不太同意的， 是13.6%
選擇同意或者基本同意的， 是62%
Q2： “你覺得自己向上突破階層是可能的嗎？”
同意或者基本同意的， 是52.2%
而不同意或者不太同意的， 則是25.4%
由於經濟狂飆突進的終結和高企的房價， 中產群體顯然意識到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正在弱化， 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相信自己的家庭能夠實現向上的突破。 他們絕大部分都是通過知識改變命運， 同時也是最願意為教育付費的群體。
這種情況， 最直觀的反映就是新中產對於下一代教育的重視。 小巴訪談的每一個有孩子的家庭， 在支出上， 無一例外， 子女都是大項，
怎麼花錢的？典型的是這樣的：
在吃穿用度上， 我們家孩子花錢其實不多， 大消費是孩子教育上的投資。 最大頭的就是上個（補習）班， 就得上萬了；還有小孩買的樂高（積木）， 大幾千就出去了；再比如給小孩做一個什麼測評， 一套A4紙， 又是大幾千塊錢花出去了。
而問到為什麼要對孩子投入這麼大的時候， 小巴聽到的答案並不是“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這樣直白的解釋， 而更接近于一種心理補償機制：
偶爾會感到一些身邊其他家長群裡有攀比啊、競爭啊什麼的壓力， 小孩子自己也在比較的， 有的時候也有一些被迫的子女消費。 但主要還是覺得， 孩子小時候基礎學得扎實一點， 以後長大了選擇權多一點， 想做什麼都可以。 像我們這一輩人吧， 感覺從小到大懵懵懂懂過來了， 在學習、職業上也沒得到太多指導， 很多事情後來發現走了很多彎路， 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少一點這樣的情況。 小孩子在學， 我自己也在保持學習， 以後還可以有一些東西教給他。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中產階級焦慮一大源頭不在於自己，而在於下一代，原因就在於知識、能力等軟實力不可繼承。
中國人對於拼爹這回事情，提出過很精闢的總結：“道德傳家，十代以上，耕讀傳家次之，詩書傳家次之，富貴傳家，不過三代。”
翻譯我們今天的話來說，正確的三觀重要性第一，知行合一的能力第二，具有稀缺性的知識第三，財富和權力陪添末位。如果不能有效地轉化成前三種要素，那麼一個家族的富貴則很有可能三世而斬，“富不過三代”的說法大概就是這樣來的。
不過，知識和能力雖然不能直接繼承，但它們還是可以培養的。
前段時間中國平安發佈了一份《國民焦慮報告》，裡面的資料顯示，學歷的高低對於焦慮感有很大的影響。
在男性中，學歷越高，焦慮感越低，男博士焦慮值最低；在女性中也差不多，唯一的區別在於女碩士最低，女博士要比女碩士高上那麼一點。除了女博士大概有“恨嫁”這個特別因素之外，學歷的高低基本上決定了焦慮感的高低。
一個人學歷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由學習方法和能力決定的。最會學習的人在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比其他人在焦慮感上要低一些。
這些80後新中產家長們嘴上說“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少一點這樣的情況”，心裡大概能夠回憶起50、60後父母向他們告誡過的“我們沒太多文化，你要好好學習，以後別和我一樣”。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家長們對於子女教育的狂熱和焦慮感，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投影到下一代身上的一種超越自我的補償心理。
生於1897，見證了整個美國中產階層崛起的文豪威廉姆斯·福克納，面對那個與今日中國同樣喧嘩與騷動的新中產時代，是這樣感歎和告誡世人的：“別自尋煩惱地想要比你同時代的人或是先輩們出色了，有本事，就試著比你自己更出色吧。”
今天聽起來，也十分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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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中產階級焦慮一大源頭不在於自己，而在於下一代，原因就在於知識、能力等軟實力不可繼承。
中國人對於拼爹這回事情，提出過很精闢的總結：“道德傳家，十代以上，耕讀傳家次之，詩書傳家次之，富貴傳家，不過三代。”
翻譯我們今天的話來說，正確的三觀重要性第一，知行合一的能力第二，具有稀缺性的知識第三，財富和權力陪添末位。如果不能有效地轉化成前三種要素，那麼一個家族的富貴則很有可能三世而斬，“富不過三代”的說法大概就是這樣來的。
不過，知識和能力雖然不能直接繼承，但它們還是可以培養的。
前段時間中國平安發佈了一份《國民焦慮報告》，裡面的資料顯示，學歷的高低對於焦慮感有很大的影響。
在男性中，學歷越高，焦慮感越低，男博士焦慮值最低；在女性中也差不多，唯一的區別在於女碩士最低，女博士要比女碩士高上那麼一點。除了女博士大概有“恨嫁”這個特別因素之外，學歷的高低基本上決定了焦慮感的高低。
一個人學歷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由學習方法和能力決定的。最會學習的人在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比其他人在焦慮感上要低一些。
這些80後新中產家長們嘴上說“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少一點這樣的情況”，心裡大概能夠回憶起50、60後父母向他們告誡過的“我們沒太多文化，你要好好學習，以後別和我一樣”。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家長們對於子女教育的狂熱和焦慮感，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投影到下一代身上的一種超越自我的補償心理。
生於1897，見證了整個美國中產階層崛起的文豪威廉姆斯·福克納，面對那個與今日中國同樣喧嘩與騷動的新中產時代，是這樣感歎和告誡世人的：“別自尋煩惱地想要比你同時代的人或是先輩們出色了，有本事，就試著比你自己更出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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