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山西省朔州市工商局聯合食藥監、公安等部門， 一舉端掉一個利用保健品欺詐中老年人的窩點。 涉事嫌疑人怎麼也沒想到， 台下那個聽了他兩天“健康講座”的老頭， 竟是朔州市工商局副局長。
執法人員查處時， 在台下臥底的郝如翔換上執法制服走上講臺， 向老人們揭發騙局。
因為郝如翔的“臥底”， 當地這個保健品推銷騙局中的假“專家”身份被拆穿， 受騙老人們的錢財當場得以退還，
可“臥底”的郝如翔卻因此而走紅， 並受到網友點贊。 究其原因， 與其說是郝如翔曾“先後多次‘臥底’， 共打掉類似團夥10餘個”所取得的執法成果， 不若說是作為一名工商局副局長的郝如翔並沒有對近乎司空見慣的保健品會銷見怪不怪或假裝看不見， 而是以身作則， 以實際行動避免了更多老人被騙， 這種表現呼應了公眾對一名公職人員應有之擔當的期許。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郝如翔的回應更是讓人直觀的感受到某種“初心”和堅定的角色意識：（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受到這麼大的關注。 只是覺得作為一個工商人員，
“那麼多老人上當受騙， 我心裡確實感到慚愧， 我自然要去偵查。 ”
儘管這並不是一個缺乏“官員懺悔”故事的時代， 可當這樣的話語從一名常年“臥底”的局長口中說出， 無疑顯得真誠， 並具有觸動人心的力量。
而結合現實， 這句話， 還可以也應該替換成更多的句式：
“那麼多廉價藥消失， 我心裡確實感到慚愧”
“那麼多孩子在幼稚園受到傷害， 我心裡確實感到慚愧”
“那麼多被污染的土地上還在生產著鎘大米， 我心裡確實感到慚愧”
……
當然， 這種基於公共立場的“慚愧心理”， 不是一般意義上公關表態的萬能敷衍句式， 而是源自一種本能的角色自省， 是一種必要的恥感。 一旦這種恥感喪失， 特別是公職人員和公共部門缺乏恥感意識的驅動， 也就意味著所謂的履職、負責， 異化為一種機械的應對， 甚至走向失職、尸位素餐。
社會轉型期， 談到某個問題， 一旦超越對個案的剖析， 就很容易上升到對“深層次問題”的探討。 談問題， 追根溯源是必要的， 但這種慣性的思維模式或是話語泥淖， 也往往不自覺的隱含著某種邏輯陷阱， 要向宏大命題要解藥， 那個案中的當事人、責任人似乎也就可理所當然的將責任的缺失和過錯當成是“逼不得已”和“身不由己”。 而這種現象的出現，本身是集體恥感意識缺乏的結果，反過來又繼續阻礙著恥感意識的生成。於是，“壞事情”變多了，反倒成了“蝨子多了不怕癢”，尋找“合理化”的避責藉口取代盡責、擔當，成為相關責任者的應對之道。
確實，當前很多社會問題都有著系統性原因，需要制度性修正，才能達到根治之效。但並不意味著即時的責任擔當可以隱身，更不意味著直接責任者對可見的傷害可以心安理得。畢竟，任何系統和制度的優化，都是從啟動個體和部門的擔當意識開始的，都離不開個人恥感意識的推動。
因此，“那麼多老人上當受騙，我心裡確實感到慚愧，我自然要去偵查”，這樣的責任擔當和恥感意識，不應該僅僅是一名工商局副局長的個人覺悟。
圖片來源於網路
而這種現象的出現，本身是集體恥感意識缺乏的結果，反過來又繼續阻礙著恥感意識的生成。於是，“壞事情”變多了，反倒成了“蝨子多了不怕癢”，尋找“合理化”的避責藉口取代盡責、擔當，成為相關責任者的應對之道。確實，當前很多社會問題都有著系統性原因，需要制度性修正，才能達到根治之效。但並不意味著即時的責任擔當可以隱身，更不意味著直接責任者對可見的傷害可以心安理得。畢竟，任何系統和制度的優化，都是從啟動個體和部門的擔當意識開始的，都離不開個人恥感意識的推動。
因此，“那麼多老人上當受騙，我心裡確實感到慚愧，我自然要去偵查”，這樣的責任擔當和恥感意識，不應該僅僅是一名工商局副局長的個人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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