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頁>正文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的人都在跳廣場舞

2008年, 隨著奧運會帶來的運動熱潮, 廣場舞通過新聞媒體的廣泛傳播進入公眾視野。 此前廣場舞一直被公共話語以及社會大眾所遺忘和忽略。 2013年, 廣場舞以極為負面的形象進入社會空間。 “鳴槍放獒”、潑糞事件、噪音污染、搶佔公共空間等社會事件, 使得廣場舞一次又一次地登上地方晚報、都市報的頭條, 製造了一個又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新聞。 據統計, 到2016年底, 國內外更是形成了約1億級的“大媽市場”。 如今, 各級政府公開舉辦大小規模的正式比賽支持廣場舞發展, 一時間廣場舞在全國的興起和大範圍的爭議,

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

當下中國, 廣場舞常被輿論標籤化和汙名化。 廣場舞的存在及其廣泛的社會影響, 從一個側面展現了這個群體的“社群生活”。 考察這種群體的日常生活, 不僅要關注政府對廣場舞的有序管理, 更應該關注這一特殊的社群生活是如何產生的,

進而反思作為一種文化想像的社群生活所產生的重要意義。

在傳統的日常生活中, 晚飯後的閒適時光往往屬於家庭的聚會。 和諧有序, 一派歡騰的廣場舞街景, 如今在城市社區廣場比比皆是。 筆者在調研上海一個廣場舞發現, 離社區三四百米處的十字路口交匯處, 是扇形的社區廣場。 每晚的18:30-20:00(下雨除外), 150人組成的廣場舞群體分成10列斜排著姍姍起舞、動作整齊劃一, 草坪上的大音箱唱著熟悉的曲調:“有一位姑娘呀十呀十七八, 長長的頭髮來眼睛大, 活潑可愛嬌滴滴, 嬌呀嬌滴滴, 烏來山下一朵花……”四周的長椅上、道路邊, 老少三兩, 看舞聽歌, 你來我往嘴裡念叨的是柴米油鹽、有說有笑, 成為夜晚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廣場舞產生的原因實在令人費解。 從廣場舞的日常生活來看, 筆者將廣場舞群體的基本訴求歸結於三點:一是相似的集體生活習性;二是個體化時代的自我情感依賴;三是網路化時代個體的社會交往體驗。

廣場舞是一項具有傳承性的集體活動。 一方面是生活經驗的傳承, 另一方面是舞蹈作為一種表演性文化符號的傳承。 兩者內化於廣場舞者的生活方式中, 成為了一種集體文化氛圍的再現, 一種身份的傳承。 人們在閒暇時光與廣場舞相遇, 對集體活動的渴望隨之喚醒並產生化學反應。

個體化時代的來臨, 雖賦予人們權利與自由自主地塑造“為自己而活”的生活風格, 但這一過程是極為漫長的。 在個體化的時代, 當代人並非原子化的個體, 無法完全依靠自己孤獨的生活, 情感依賴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 家庭一直是個人寄託情感並獲取精神所需的場所。 但當該群體邁入中老年階段, 其家庭結構逐漸式微, 原本的主幹家庭隨成年子女的獨立成家而簡化為夫妻家庭。

家庭原始承載的情感依託、價值訴求等功能隨之弱化, 中老年人群的情感無處安放。 加之逐漸覺醒的個體對生活有了更高要求, 渴望獲得情感表達與價值意義等滿足。 因此, 在家庭場域中無法讓個體獲取的情感依賴, 迫使個體向家庭外尋求“為自己而活”就成了必然選擇。

網路化時代個體面對面的社會交往體驗成為群體渴望的交往形式。 在當下的城市社區, 傳統的熟人關係網絡缺乏, 鄰里關係十分淡漠。 而居委會作為基層組織, 行政力量有限, 管理資源短缺, 無法有力地組織居民活動。 在此背景下, 中老年群體十分渴望面對面的社會交往, 但與年輕一代以網路空間為主要陣地構建關係的交往方式不同, 無法以網路為核心拓展交際圈,對陌生化的現代交往模式不適應,更習慣以人際交情為關係紐帶進行現實中的交往。因此,人們對近距離的社區空間充滿社會交往的想像,並嘗試突破私人領域進入公共空間。

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城市化建設,廣場這一公共場所開始出現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這恰恰適應了人們對於近距離的公共空間的需求。在娛樂文化、健身效果、社會政策等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廣場舞集健身、交往及娛樂為一體的運動形式便悄然蔓延開來,廣場舞的象徵意義也由此變得更加多元。此時的廣場舞不僅是娛樂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更是人們個體意識崛起的標誌。在時代浪潮的推動之下,眾多相對鬆散的城市個體自發地加入了這樣一種大眾文化的氛圍,私人生活向公共空間拓展,形成獨特的社群生活。

20世紀50、60年代出生的中國女性是廣場舞群體的主要成員,她們中絕大多數在年輕時都有著自己獨立的職業或工作。一方面,退休後原本工作的時間轉為空閒,作為職業女性,她們更重視閒暇時間,不想將閒置時間全部貢獻給家庭;另一方面,正如貝克在《個體化》中所說,“花錢的人是拿主意的人”,錢能給人某種權力和能力,在其所處的環境中得以堅持自己的權利,同樣作為家庭貢獻收入的女性更有權利去塑造家庭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基於以上兩點的共同作用,女性極為自信又自發地外出尋覓能夠塑造自己退休生活的娛樂趣味。廣場舞動作簡單、不受年齡限制、節奏歡快,參與人數眾多,與她們熟悉的集體文化氛圍如出一轍,同時它又打破了中老年人因循守舊的被標籤化的生活方式。類似的生活經歷和觀念裹挾著集體的溫情和由此塑造出的信賴感,使她們遇上廣場舞時感受到了觀念的共鳴——身份的認同及情感的歸屬。廣場舞為當代女性提供了生活的新選擇,她們得以從年輕時無法自我選擇的窘境尋求一定的解脫。通過廣場舞的催化作用,本被中國傳統女性遺忘壓抑的自我觀念得到了再生和優化。

廣場舞賦予了50、60後中國女性一次重返年輕的機會。而這實際上也恰是廣場舞這一符號與舞者在個體心靈以及過往集體生活記憶中的對話。與現代社會中提倡的現代性的消極方面:理性化、個體化、工業主義和去魅不同,廣場舞成功地表達了社群的情感需求、團結、信任和自主的要求。這一社群意味著;(1)團結,亦即一種親密感,一種集體感和相互依賴感;(2)信任,與社會生活的私密和距離相對立;(3)自主,因為社群涉及對個人作為社會存在價值的承認。

但必須強調的是,傳統家庭的核心地位仍未完全消失,廣場舞群體自由跳舞的前提是家庭事務的妥善安排,如果家庭事務尚未處理好,其外在時間往往會被優先佔用,穩定的婚姻與其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在中國傳統社會,女性生來承擔著料理柴米油鹽等家庭細節的責任,天賦的母性為其帶來強烈的家庭責任感,這種責任感敦促人們在投入私人生活之前,必須先安頓處理好家庭的日常事宜。我們發現,當家庭與廣場舞在時間上衝突時,大多數女性都會選擇離開廣場去照料家事。在家庭分工中,仍是家務勞動主要承擔者的廣場舞女性往往更為看重“顧家”的“責任”,“家優先於廣場舞”是女性的基本原則。

然而,當代女性以家庭為生活重心,並不必然是傳統倫理的慣常要求,而更多出自個體的價值選擇。女性參與廣場舞這一行動反映出在履行家庭責任之外,人們對私人時間也有著強烈的支配欲望。廣場舞女性雖仍依附長久以來支撐著其生活方式的家庭,但對私人生活體驗的渴望是不可磨滅的。廣場舞群體始終追求用個人有限的生命來驗證已有的家庭情感,為私人空間留下生活印記,從而進一步豐富業餘生活、感悟生命、追求人生的幸福。這淺嘗輒止般的交互體驗,使人們更易體會到家庭的情感,自我內心訴求以及私人生活的優越性。

無法以網路為核心拓展交際圈,對陌生化的現代交往模式不適應,更習慣以人際交情為關係紐帶進行現實中的交往。因此,人們對近距離的社區空間充滿社會交往的想像,並嘗試突破私人領域進入公共空間。

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城市化建設,廣場這一公共場所開始出現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這恰恰適應了人們對於近距離的公共空間的需求。在娛樂文化、健身效果、社會政策等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廣場舞集健身、交往及娛樂為一體的運動形式便悄然蔓延開來,廣場舞的象徵意義也由此變得更加多元。此時的廣場舞不僅是娛樂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更是人們個體意識崛起的標誌。在時代浪潮的推動之下,眾多相對鬆散的城市個體自發地加入了這樣一種大眾文化的氛圍,私人生活向公共空間拓展,形成獨特的社群生活。

20世紀50、60年代出生的中國女性是廣場舞群體的主要成員,她們中絕大多數在年輕時都有著自己獨立的職業或工作。一方面,退休後原本工作的時間轉為空閒,作為職業女性,她們更重視閒暇時間,不想將閒置時間全部貢獻給家庭;另一方面,正如貝克在《個體化》中所說,“花錢的人是拿主意的人”,錢能給人某種權力和能力,在其所處的環境中得以堅持自己的權利,同樣作為家庭貢獻收入的女性更有權利去塑造家庭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基於以上兩點的共同作用,女性極為自信又自發地外出尋覓能夠塑造自己退休生活的娛樂趣味。廣場舞動作簡單、不受年齡限制、節奏歡快,參與人數眾多,與她們熟悉的集體文化氛圍如出一轍,同時它又打破了中老年人因循守舊的被標籤化的生活方式。類似的生活經歷和觀念裹挾著集體的溫情和由此塑造出的信賴感,使她們遇上廣場舞時感受到了觀念的共鳴——身份的認同及情感的歸屬。廣場舞為當代女性提供了生活的新選擇,她們得以從年輕時無法自我選擇的窘境尋求一定的解脫。通過廣場舞的催化作用,本被中國傳統女性遺忘壓抑的自我觀念得到了再生和優化。

廣場舞賦予了50、60後中國女性一次重返年輕的機會。而這實際上也恰是廣場舞這一符號與舞者在個體心靈以及過往集體生活記憶中的對話。與現代社會中提倡的現代性的消極方面:理性化、個體化、工業主義和去魅不同,廣場舞成功地表達了社群的情感需求、團結、信任和自主的要求。這一社群意味著;(1)團結,亦即一種親密感,一種集體感和相互依賴感;(2)信任,與社會生活的私密和距離相對立;(3)自主,因為社群涉及對個人作為社會存在價值的承認。

但必須強調的是,傳統家庭的核心地位仍未完全消失,廣場舞群體自由跳舞的前提是家庭事務的妥善安排,如果家庭事務尚未處理好,其外在時間往往會被優先佔用,穩定的婚姻與其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在中國傳統社會,女性生來承擔著料理柴米油鹽等家庭細節的責任,天賦的母性為其帶來強烈的家庭責任感,這種責任感敦促人們在投入私人生活之前,必須先安頓處理好家庭的日常事宜。我們發現,當家庭與廣場舞在時間上衝突時,大多數女性都會選擇離開廣場去照料家事。在家庭分工中,仍是家務勞動主要承擔者的廣場舞女性往往更為看重“顧家”的“責任”,“家優先於廣場舞”是女性的基本原則。

然而,當代女性以家庭為生活重心,並不必然是傳統倫理的慣常要求,而更多出自個體的價值選擇。女性參與廣場舞這一行動反映出在履行家庭責任之外,人們對私人時間也有著強烈的支配欲望。廣場舞女性雖仍依附長久以來支撐著其生活方式的家庭,但對私人生活體驗的渴望是不可磨滅的。廣場舞群體始終追求用個人有限的生命來驗證已有的家庭情感,為私人空間留下生活印記,從而進一步豐富業餘生活、感悟生命、追求人生的幸福。這淺嘗輒止般的交互體驗,使人們更易體會到家庭的情感,自我內心訴求以及私人生活的優越性。

同類文章
Next Article
喜欢就按个赞吧!!!
点击关闭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