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 是1980年代；那時我們的托兒所與幼稚園， 都是所居住新村辦的， 算當地公共機構。 老師都是本新村人， 大家都認識， 所以日子過得不錯。 有爭執， 也最多是跟家裡鬧幾句：“今天食堂大師傅對我不好， 給我鍋巴吃！”
我爸說， 那些托兒所與幼稚園很早以前就在了——改革開放以前就有。 那會兒幼稚園老師和小學老師一樣， 是新村裡比較受歡迎的職業：大家都覺得老師和善嘛。
那會兒工廠也有幼稚園， 就在家屬宿舍樓旁邊。
後來， 托兒所與幼稚園就慢慢沒有了——也正常， 一切都市場化了嘛， 福利的、非盈利的機構，
到我離開無錫時， 是2002年， 那時幼稚園和托兒所已經很少了。 市場化嘛， 公共福利機構又不掙錢， 當然沒人樂意開。
現在國內大城市， 公立托兒所、幼稚園還是有， 但是實在少， 供不應求。
私立的， 大家又會嫌貴， 而且懷疑品質不好。
——聽起來有點像國內的醫療環境， 對吧？
法國的制度， 似乎普遍是這樣的：
地區官方出資， 鼓勵企業跟社區合作， 辦托兒所， 辦幼稚園。 當然， 附近的公共機構都一股腦上。
法國對孩子們很優待。 體育中心的場地孩子可勁兒玩。 去美術館孩子們不用排隊。 我記得在蓬皮杜中心， 看著幼稚園老師跟孩子們說， “畢卡索這幅畫的色彩， 米羅那幅畫的色彩”， 我真是羡慕之極——我辛辛苦苦才能來看個展， 他們從小坐著就看到了。
哪位說了：怎麼保證孩子們幸福呢？
首先是保證老師。
法國的幼教制度， 1992年後改過幾次。 在法國， 大體上：幼稚園老師和小學老師是可以換崗的（保證靈活性）；只要考到資格證書， 甚至有幼稚園老師當高中教師的例子：當然， 法國的教師資格考試極其嚴格就是了。
又， 法國很鼓勵從其他行業轉來做教師， 因此， 不少精英， 比如前醫生、前工程師， 最後都可以做老師， 甚至幼稚園老師的。
費用呢， 托兒所與幼稚園， 場地費啊之類， 企業出的居多；老師的工資， 普遍是國家出， 砸錢。 而且， 法國幼稚園老師的工資， 在國家公職人員裡地位極高， 所以從社會地位到收入都夠， 哪怕考試嚴格， 也有人樂意去考——您別覺得談錢庸俗。
又， 官方、企業與社區合作辦， 當然要彼此監督。 官方覺得自己出錢養老師， 當然要監督企業是不是靠譜， 幼稚園是不是靠譜。
要說歐洲沒虐童？也不是。 有。
但是看他們的處理方式。
2011年， 里爾有個保姆在家， 看見孩子亂動就打， 打到孩子血腫。 上法庭。 檢方要求判他4個月。 法院則大發神威， 判24個月， 要求被告接受三年考驗， 強迫心理治療， 七年內不得從事與兒童有關的職業。
嚴刑峻法， 判狠一點才行。
至於針對性？歐洲範圍內普遍監督得狠。 2009年德國薩克森有兩個教師， 用膠條封孩子的嘴， 不聽話就用針紮。
德國媒體的反應， 除了追剿這兩個教師外， 還直指監管部門：
你們監管部門是幹嘛的？！
所以說， 官方+企業+社區合作辦幼稚園，
但法國人保證這個辦得好， 靠的是：
——官方積極提倡， 所以托兒所和幼稚園遍佈法國。 全國八成以上的小孩是入託公立託管機構的。
——國家砸錢養老師， 所以水準不會差。
最關鍵的一點：
如上所述， 法國人和德國人也有虐童現象，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呢？一旦發現， 判重刑， 追責監管機構。
如果沒有足夠的監督， 那麼不難想像：
比如， 法國哪個地方機構， 就膽敢既當球員又當裁判， 好好的幼稚園不讓開， 自己開個黑公司開個破機構， 也就可以隨意虐童了——因為不受監管了嘛， 無法無天了嘛， 出了事倒楣的也是黑公司嘛， 自己可以一縮脖子了事， 倒楣的是合作企業和孩子們。
對每個家長而言， 孩子是獨一無二的， 是寶貝， 是家庭的未來。
但對不受監督的權力而言， 個體的孩子就是個數位， 就是個玩意兒， 甚至可以是撈錢的工具。
不給他們點嚴刑峻法的威脅， 不給他們持續嚴格的監督， 放任他們既當球員又當裁判， 自己開規則自己玩， 那就只能指望他們有良心了——這種看運氣的事兒， 聽起來可怕嗎？
那， 沒法子， 不受監督的權力， 就他媽這麼任性妄為。